逍遥人生
行至水穷处 坐起看云时
中年，是人生最沉重、最难熬的阶段。
相较于我那位潇洒从容的大哥同学，我的第一位顶头上司凯文（化名），却没能熬过这段至暗时光。最终他选择了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刚毕业那年，幸运地从上千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拿到了图像经理的职位。
其实当时我对面试并没有抱多大希望，没想到两个月后，竟然收到了总监凯文的电话留言，通知我报到时间。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职位是他一手“创造”出来的。公司原本既无预算也无编制，是他坚持设立了这个岗位。
那时公司旗下有几十本杂志，他手下统领着生产部和编辑部，正推动一项雄心勃勃的变革：将整个出版流程全面电脑化，彻底替代手工剪贴的老工艺。他担心我被其他公司抢走，干脆抢在前头先把我“收”进来。等我正式入职后，他才带着我一起采购设备。制定计划培训团队。
面试时我没有提出任何薪资要求，只说了一句：“我想要的是一个机会。”也许正是这份姿态打动了他。
我的作品集内容涵盖了平面广告设计，以及杂志、报纸的排版，测试时几款主流软件也都操作娴熟。我还特意提到，自己家里配了一台苹果电脑。那是我花了三千美元买下的。我爸爸常说：“谋生工具是必备的。技艺精湛是谋生之道。＂那时候我一边打工，一边上学，通勤时间长，最直接的解决方案，就是拥有自己的电脑。这样做作业、练习软件都不必再奔波去学校。
虽然我说话英文带着口音，但外形得体、衣着讲究，再加上自信的态度和自然的谈吐，面试时我敢说、敢笑，甚至敢开玩笑，几乎和每位面试官都聊得投缘。公司权衡再三后觉得，与其花钱送岀去培训原有员工，不如直接请一个技术成熟的人来带队。而我刚好就是他们觉得那个合适的人选。
就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职场经验的“菜鸟”，成为了生产部图像经理，职位直接汇报给凯文。还带起了一群“徒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室。
我们团队配合默契，很快完成了数字化转型，每年为公司节省大量成本。我的那些“徒弟”中，全部年纪比我大，有的都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了。在美国，不少人一辈子只做一份工作。但改革来了，有的职位被直接取消，有的被新岗位和新人替代。等我离职时，整个团队几乎已是清一色的年轻人。
凯文对我们的成果非常满意，但也开始担心我被其他公司挖走，他有跟我说过，像我这样的技术在别人的公司薪酬至少要翻倍。他多次向高层争取为我加薪。每次批下来的额度总低于他的预期，他每次都是急冲冲一早闯进我办公室，看完我的支票就黑着脸跑去找人理论。后来我对他说：“凯文，算了吧。你给了我这个机会，我已经很感激了。我喜欢我们的团队，不会离开。”他听完，长舒了一口气。
凯文曾说，我们的改革方案每年能为公司节省至少几百万美元。每年年末，除了年会，还有一笔小奖金，我们会一起聚餐庆祝。我怀孕那年，公司为我举办了一场盛大的 baby shower，还悄悄邀请我先生出席，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那段时间，凯文在公司风头正盛，事业如日中天，甚至变得有些狂傲。那年他还不到四十岁。
直到1999年夏天的一天下班前，我突然被人事部叫去办公室，一位陌生女士也在座。她们问了我一些关于凯文的问题，是否知晓他有收受贿赂或徇私舞弊的行为。我答道：“我不知道。我只负责技术工作，从不涉足采购或人事。”
事实上，我们的设备采购和系统维护合作方确实是凯文的老熟人。而在大型公司里，这样的“关系户”并不稀奇。比如我的助理杰夫，就是他亲手安插进来的。凯文和杰夫是私立中学和艺术学院一路走来的老同学，还一起组过乐队，经常在曼哈顿夜总会上演出。杰夫曾说，他们那时风光无限，经常受富豪之邀演出，一场下来能赚几十万美元。手头宽裕时，他就环游世界，最爱去法国，在巴黎有一套小公寓，在曼哈顿也买了一套一房一厅。
凯文的太太我只见过一次，温柔端庄，长长的脖子带着赫本般的优雅气质。她长年在家相夫教子，极少在外露面。住在东区的一套三卧公寓里。杰夫常去他家串门，有时候凯文上班还会顺手带来太太做的三明治给他。
杰夫的办公桌就在我办公室门口。怀孕时，我常常关门休息，他替我看门。有时候我早退，他会在下班后替我把垃圾桶拿出来放到门口，这样没人知道我提前离开了。
那天我从人事部回来，脸色铁很难看。杰夫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知道凯文刚去南美，说是去看那两块准备退休建房的地。我停顿了一下说：“你最好立刻去找他太太，叫凯文立刻回来，公司可能要出事了。”
第二天一早，我刚进办公室，凯文就站在我的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