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渊阁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偏执的鲁迅
对于中国的左派而言，有几个人是碰不得的。别说平静地批评他们，即便向他们眨下眼睛也不被允许。其中鲁迅就是一个特大号神人。无他，只因为毛一再对鲁迅大加推崇，鲁迅也就变成中国的一种所谓鲁迅精神了。可是，鲁迅的精神又是一种什么精神呢？
鲁迅精神大约就是他的一些思想吧。其一，是鲁迅贩卖的“吃人论”。在中国的二十四史中，他只发现了两个字：“吃人”。而“吃人论”，是鲁迅对中国文化彻底否定的一个形象注解。
其二，中国人的劣根性论。这是鲁迅彻底中国文化的佐论。他认为，中庸、苟安、妥协、忍让、愚昧、迷信、麻木、无聊、奴性、散漫、懒惰、幸灾乐祸、等级观念、 自欺欺人、安于命运、崇拜权利、精神胜利、欺弱怕强、盲目自大、排斥外来、害怕变革、拟古仿古、逆来顺受、喜欢团圆、“差不多”论、趋同心理、惟上是从、 惟众是从等，都是国人劣根性的表现。
中国人的劣根性，是中国文化给害的。
其三，是全盘西化论。虽然鲁迅并未像其他一些人 明确宣布他是全盘西化论者，但却是一位全盘西化的实践者。既然中国的东西都不行，那就依照西方来改造中国好了。他要年轻人不读中国书，也即在根上断绝炎黄 子孙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 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一句话，外国的东西再怎么烂也是好的。
不仅年轻人不要读中国书，而且汉字也要消灭。鲁迅甚至曾经这样说过：“汉字 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 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代替这种障碍进步的文字。”
至于对孔子的仇恨，则更无以复加了。当时鲁迅一伙人正是把妖魔化孔子，当着推行他们新理念的一种工具。只不知道没有了中国书，没有了汉字，中国还是中国吗？
其四，痛打落水狗论。痛打落水狗论也是反人道主义。鲁迅虽然曾经学过医，可不知为何，在他眼里找不到仁义、慈悲之心。他宣扬的斗争哲学，和后来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完全是一回事。
鲁迅的有名言论是“一个也不宽恕”。因为不需要宽恕，所以即使做错了事也可以心安理得。他在北京教书时，有一天清早，有一位自称“杨树达”的年轻学生，闯进 鲁迅的家里胡闹，还向鲁迅要钱，并声称：“不给钱是不走的！”因为此事，鲁迅便写了一篇杂文《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刊在1924年11月《语丝》周刊 上，对这学生大加嘲讽。别的学生告诉他，那学生真名是杨鄂清，是精神病患者，来找鲁迅时正发病。鲁迅并未像别人所称的那样，对此深感不安，故又写一篇《关 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为自己辩护：“因为我对神经病患者的初发状态没有实见和注意研究过，所以很容易有看错的时候。”
其五，废中医论。 鲁迅废中医论，自是附和1879年俞樾等人废中医论者。这也是鲁迅要埋葬中国文化思维的一个组成部分。鲁迅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骗子。”理据是他 中医曾经“治死”他的父亲，令他终身愤恨。《朝花夕拾·父亲的病》一文中，鲁迅叙述说，父亲患水肿，绍兴的一中用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蟋蟀一对、败鼓皮丸 之类稀奇古怪的中药，终将父亲治死。其实此事只有孤证，也即鲁迅一人自说自话。
当然，鲁迅还有其他一些思想，但要以上述几点备受世人的重 视。如果我们未读几本书或者仅读了些食之不化的书，不知道思考，缺少起码的批判意思，那么，我们必然被鲁迅的这些言论或所谓思想所迷惑。事实上，我们很多 人都曾被鲁迅迷惑过。依照鲁迅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行为方式简单一些，可却也粗暴了一些，鄙陋了一些。
这首先是由于鲁迅的偏执思 维所决定的。鲁迅的思维，是典型的泼妇骂街式的思维模式，非此即彼，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彻底否定。如果当真通读了《二十四史》，只能从中国的历史中看到 “吃人”文化，那就太容易看清历史真相了。事实上，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魏晋的人文发现，大唐文学艺术成就，宋朝建立的君臣共治政体，都无法以“吃 人”二字所概括得了的。
就是鲁迅所鄙视的一些我们的国民性，比如中庸、妥协、忍让、喜欢团圆等，也不完全是有害的。凡事没有妥协，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那才是要命的东西。
偏执，让思维简单化，线性化。这也是鲁迅在文革中受到热捧并升格为特大号神人的重要原因。因此，从打倒孔家店开始而消灭中国传统文化，从消灭中国传统文化到 全盘西化，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为中国开错了药方，却成了最具煽动性的“革命思想”。与鲁迅不一样的是胡适等人在发现自己错了之后会自省，而鲁迅却是最 不愿意自省的一个人。于是，在胡适支持整理国故时，鲁迅非常生气。气极了，思维更加偏执，便写了一系列文章批判“整理国故”。后来，鲁迅这种意气用事的思 维，确实让很多人习惯了不去认真思考。于是，中国的古城墙、名人故居、传统风物街及其他文化古迹，说拆就拆，根本不去考虑这样的行动有什么危害，什么恶 果。对一些观点不一致的人物，我们可以用群众运动一棍子将其打死，而不在乎他究竟在说什么，提倡什么。
上世纪，中国80年代开始的“现代化”，当真实现了鲁迅的全盘西化主张。城市不论大小，中国传统建筑基本通过“城市改造”消灭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水泥森林，玻璃马赛克装饰。最令人诟病的西方的环境污染，我们为了经济增长加快引进。结果，全国各地大江小河，全都出现水危机。
不尊重别人，特别是不尊重真正的大师，是鲁迅思维的另一个重要特征。鲁迅极力反对过的人，主要有胡适、梁实秋、陈西滢等人，另外还有顾颉刚、章士钊、周作 人、徐志摩、林语堂、成仿吾、沈从文、李四光、杜衡、吴宓、杨村人、张资平、高长虹等长长的名单。同时，鲁迅也曾与郭沫若、周扬那些“左派”时分时合，纠 缠不清。鲁迅与自己同胞弟弟周作人的交恶，又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由于周作人曾做过汉奸，让人误以为鲁迅站在“正确”的一面。
其实鲁迅反对的，常常只是为反对而反对。在五四开始的时候，鲁迅并不具备最大的影响力。其时，真正的旗手是胡适、陈独秀等人。胡适不断对鲁迅和周作人的推崇，为鲁 迅声名鹊起起了很大作用。1926年5月，鲁迅、周作人兄弟与陈源（西滢）闹起了大矛盾，在《晨报》展开笔战。徐志摩《晨报》副刊的主编，烦了他们的争 吵，劝他们停止。然而双方斗得起劲，劝阻无效。徐志摩自作主张，停上登载双方文章。这时，鲁迅兄弟俩大为光火，不仅继续生陈源的气，也迁怒于徐志摩。胡适 得知此事，做和事佬，给鲁迅和周作人两人写信劝和。可是，鲁迅兄弟俩连胡适也仇恨上了，并从此与胡适绝交。1929年，周作人有些悔悟，主动与胡适和解， 鲁迅却是一竿子撸到底，终生不悟。
胡适在抗战期间，对日本侵略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为了抗日，作为文人他接受民国政府“征调”，以北京大 学文学院长、中国驻美大使等身份到美国为中国抗日进行宣传和游说。美国珍珠港战争之前，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而胡适告诉美国人：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而没有 建设性的和平政策为后盾，绝不能保障列位希望的和平。鲁迅弟弟周作人当汉奸前，胡适也劝过他不要作错误的选择。
可是，这位坚定抗日知识分子，鲁迅曾经的朋友，却受到鲁迅的重大诬蔑。鲁迅的用来攻击胡适是《申报·北平通讯》1933年3月18日刊载一篇文章，胡适回答记者说：日本“只有一个 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经后来考证，胡适这句话，很有可能是新闻记者自己制造的假新闻。即便不是假 的，也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胡适卖国。可鲁迅不管，只要抓住一个话柄，他就要无情攻击。他把这句话简化为“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并由此推论：“胡适博士不愧 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幸好胡适没有落在后来的红卫兵手中，否则就凭鲁迅的这句话，胡适就该千 刀万剐了。
这又要提提胡适对鲁迅的姿态。1936年鲁迅去世后，女作家苏雪林写长信给蔡元培、胡适，对鲁迅猛批了一顿。胡适给苏雪林的回 信却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人们哧然 发现，尽管鲁迅不断攻击胡适，可无论鲁迅生前还是死后，胡适都未说什么鲁迅的坏话。鲁迅与胡适的高下，由此也可立判。
鲁迅的简单化思维令追随他的人很难成为大师，而胡适等人正好相反。比如胡适的弟子就有傅斯年、顾颉刚、俞平伯、罗家伦、毛子水、罗尔纲、吴晗、周汝昌、唐德刚等，他们都成为大师。
有人或以为鲁迅只是文学家，他不可以与胡适那样的大学问家相比。的确，鲁迅的小说、杂文有些特别的味道，这也是他曾被世人推崇的原因。可是，仔细研读鲁迅的文学作品，我们又不得不得出遗憾的结论：鲁迅可以被称为一流的作家，但却不是一位超一流的文学大师。
鲁迅最高的文学成就在于他的小说，《阿Q正传》、《药》、《祝福》等是代表了一个时代，但也留下了永远的硬伤。主题先行，图解自己的政治观念，使鲁迅小说成 为公式化、概念化写作的重要源头之一。因此，《阿Q正传》可以用于政治运动中，却不可以成为很好的小说范本。相反，沈从文的小说，才真正有世界文学大师的 味道。读鲁迅小说，只能看到几根骨头，那与沈从文小说展示的那种精神视野，是完全不一样的。鲁迅的杂文，虽然有不少俏皮话，但却是鲁迅文学成就的一个噩梦。诅咒、谩骂，不断诅咒，继续谩骂，这是鲁迅杂文的基本特征。可是，那些骂文又只是为那个时代所写的。过了几十年，年轻人便无法理解那些骂文的意指。这 使得鲁迅杂文的阅读，成为年轻人痛苦的一件事。文学不具有时代的超越性，就不具有传承性。在鲁迅被抬得很高的时候，一定要青少年读鲁迅的杂文，孩子除了学 到鲁迅的骂语和骂式思维之外，又能学到什么？
还有重要的一点，鲁迅绝不是别人所以为的那样，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硬汉子。鲁迅骂过国民党，骂 过与国民党政权妥协的知识分子，可后来人检视鲁迅全集，却未见到他对国民党的头子蒋介石有过直接的不敬之语。鲁迅所选择的攻击对象是没有多大权势的知识分 子和笼统的政治组织“国民党”，而不是当权派。相反，被鲁迅宣布为国民党“走狗”的胡适，却是敢指着鼻子骂老蒋的：“如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 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1929年）在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中，胡适又说：“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 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于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梦见 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
台湾作家李敖颇有些看不起鲁迅，是他经过大量考证，发现鲁迅一边领着国民党的薪 水，一边其实是不痛不痒地骂着国民党。李敖通过他的证据证明，鲁迅在1928年-1931年这四年之间，每个月向国民党的政府领薪水。那期间，他一年竟得 490黄金。李敖还揭露说， 1932年陈独秀因为“反日反国民党”，被国民党逮捕，蔡元培、胡适、章士钊等人主动展开营救，但另一个老朋友鲁迅不但不参加营救，反而以何干之的笔名， 在《申报》上讽刺陈独秀是《红楼梦》中的焦大。
鲁迅不是硬汉子，但较会讨巧。在与左联联合时，很快产生了矛盾。当时左联组织的文人有一些 不过是投机分子，鲁迅与他们一会吵一会和，道不清说不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是很欣赏左联这个组织封他作精神领袖那种感觉。又因为有了左联的这个关 系，使得鲁迅后来被封圣有了合法的基础。
鲁迅的偏执，必然演变为文化的坠落。
如今，中国的一些全盘西化信徒，仍是以鲁迅 为其精神导引的。尽管胡适、陈独秀等人都曾是这一主张的有力推动者，但惟有鲁迅变成一个特殊的无需自省的西化符号，所以对中国文化的损害也最甚。除了与文 革那种反文化的运动结合之外，鲁迅最大的反文化“贡献”就是为中国培养出更多的“左奴”。左奴与极左派不同，他们自觉地承认了极左思想的绝对权威而不允许 自己和别人对极左思想有任何怀疑。而在大多数左奴眼里，文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我们可以为现代化而现代化，可以轻易地毁灭民族的一切而没有任何惋 惜。
很多人看到中国的毁灭是古建筑、风俗、民间艺术、中医正在走向灭绝，却未从人伦方面予以高度的警惕。没有了民族性，即没有了人性，没 有了任何禁忌或敬畏，于是，中国变成了无道德、无信仰、无根性的精神荒漠化社会。这样，任何不可想象的邪恶，都可以随时在我们身边出现。若再进一步，这地 球那个曾经补称为中国的东西，将不复存在。
中国的一个重要精神问题，是不仅要把鲁迅拉下神坛，而是要将鲁迅所代表的寻种偏执思维予以根除。然而，这是很难的。一方面，这是因为左奴已经有了很大的社会群体，一方面，文化的坠落使得中国再难创造善于自省的社会环境。
当然，中国也不是绝然无望的。只要真正的大师，能够自由地发声，他们的思想，能够被自由地传播。
可惜鲁迅没有认识上帝，否则他会很容易学会原谅他人，学会认识到自己也有不足需要被原谅！也会知道假冒伪善在上帝那里不仅没有市场，而且结局很惨！
回复 '无知无为' 的评论 :
西化。叛逆祖宗、叛变文化是西方人的传统，西方人崇拜叛逆者、热爱叛徒（耶稣）。就这一点而言，孙中山毛泽东也是典型的文化叛徒。不要信口齿黄说我反共产党，我并没有说反共产党，取决于什么共产党、做什么，取决于个人的品德言行。
更不要照搬那些死无对证的垃圾文章，你要是有点脑袋，试一试反驳我的逻辑论证？
是不是很有预见性地描述了今天的争论？
若论中国的脊梁，有三位当之无愧：司马迁，曹雪芹，鲁迅。
只有他们才始终保持了独立的思维。
鲁迅不是个文学大师，他是个孤独的思想者。
http://ent.sina.com.cn 2006年10月17日10:12 南方都市报
鲁迅逝世70周年纪念系列□吴中杰
当年曾经作为抗日救亡运动伟大旗帜的鲁迅，今日却被人指斥为反对抗日的亲日分子，这实在有点荒唐。
鲁迅是20世纪30年代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面旗帜，但是到70年后的今天，在某些人的
口头笔下，却成为反对抗日的亲日分子。有人说他从未写过抗日的文章，有人说他与日本人的关系过于密切，等等。说这话的，最初还只是个别的“愤青”和“愤老”，后来逐渐流传开来，成为一种时论。这真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了。
因此，就鲁迅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关系问题进行辨析，并非多余之事。
认识日本军国主义本质
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鲁迅其实是认识得比别人要早。他早年留学日本，正值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情绪高涨，侵略气焰逼人，鲁迅当时就有所警觉，多方提请国人注意。据当年弘文学院的同学沈瓞民在《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一文中说：
我正要动身回国的时候，鲁迅和陈师曾……二学长，邀我到东京日比谷公园啜茗吃果子……。那时日俄战争开始，广濑武夫沉船封锁旅顺。日本政客中州进午提出“日本统治满洲说”；户水宽人又发出“天授日本”的谬论，认为“根据诸学理，应由日本占领满洲”；有贺长雄又发出“满洲委任统治权”的妄说；种种侵略谬论，在报纸上广为鼓吹。而我国有一小撮的留日学生，却还在同情日本、崇拜日本。鲁迅对日本的侵略野心，非常愤怒。他同时指出，蔡鹤卿(元培)和何阆仙(琪)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竟也袒日而抑俄，这事太无远见。鲁迅说：日本军阀野心勃勃，包藏祸心，而且日本和俄国邻接，若沙俄失败后，日本独霸东亚，中国人受殃更毒。于是他向蔡、何提出三点意见：(一)持论不可袒日；(二)不可以“同文同种”、口是心非的论调，欺骗国人；(三)要劝国人对国际时事认真研究。原书没有抄录，大意是这样的。我到上海，即交给蔡、何两君。后来《俄事警闻》采纳鲁迅的意见，持论有所转变。求学时代的鲁迅，已认清沙俄和日本都是帝国主义，都是侵略中国的敌人；当时具有这样的卓见，是令人敬佩的。陈师曾受到鲁迅的鼓励，也写了六封信，其中一封给其父散原老人的，主要指出日本包藏祸心等语，由我分投；诸人阅后，皆有戚容，沉默不语。……当时国人，痛恨沙俄，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看法，尚未能一致。像鲁迅这样抱有远见者，寥寥无几……
从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鲁迅对中日关系及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之清楚。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许多大事件，都与日本有关。例如：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激发起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凡尔赛和约”条款中承认了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所取得的特权；而三·一八惨案发生时的游行请愿活动，则是为了抗议日舰炮击大沽口而引起的。在这些问题上，鲁迅的爱国立场都很分明。而到得1931年，日本开始对华全面入侵之后，鲁迅的抗议和抨击就更多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鲁迅就在《文艺新闻》上发表答记者问，谴责日本的侵略。次年的一二·八战事，就发生在鲁迅的身边，一家人突陷火线之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脱险之后，他即与茅盾、叶圣陶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报上的标题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压迫中国民众，反日反帝。”文中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暴行，同时也反对中国政府的对日妥协。
九·一八事变因中国军队的不抵抗，而丢失了整个东北，一二·八战事又以中国政府的妥协而告终。但日本军国主义并不因此而止步，接着而来的，是攻占山海关，进军热河，威逼华北。在这种形势下，鲁迅从1932年初开始，就陆续写了许多文章，为爱国的学生辩护，抨击蒋政权的不抵抗主义。
无情揭露当权者既行政策
中国的学生，一向是爱国运动的先锋，九·一八事变之后，就有学生代表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抗日，但却被指责“为反动派所利用”，受到残酷的镇压，有些学生被打死扔入河内，却说是“自行失足落水而死”；到得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并向关内进军，北平危急，学校只好提前放假，却受到教育部和舆论的指责。鲁迅一连写了《逃的辩护》、《崇实》、《论“赴难”和“逃难”》、《学生和玉佛》等文章，为学生辩护。当时政府机构正组织故宫、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处将古物南迁，鲁迅即将此二事加以比照，认为将北平的古物迁移而不准大学生逃难，实在不合理。这不能理解为鲁迅反对保护古物，他是不满于对大学生的不合理要求：既不准他们爱国请愿，又不准他们逃难。于是以此为话题，明确反对以“战略关系”和“诱敌深入”为借口，而放弃北平。他说：“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不幸而言中，这批古物在战后也就没有回到北平，而是随着蒋政权迁到台湾去了。
所以，古物、学生云云，只是做文章的一个题材，实际上是要通过这些具体的事例，来抨击蒋政权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有名无实”的反驳》中就说得很明白。作者先摘录了《申报》特约通信《战区见闻录》中所记前线一位排长的话，其中说：“不抵抗将军下台，上峰易人，我士兵莫不额手相庆……结果心与愿背。不幸而生为中国人！尤不幸而生为有名无实之抗日军人！”然后加以反驳道：“这排长的天真，正好证明未经‘教训’的愚劣人民，不足与言政治。”“他以为不抵抗将军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这是不懂逻辑：将军是一个人，而不抵抗是一种主义，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而在《文章与题目》中，则矛头直指“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一个题目，做来做去，文章是要做完的，如果再要出新花样，那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
譬如近来最主要的题目，是“安内与攘外”罢，做的也着实不少了。有说安内必先攘外的，有说安内同时攘外的，有说不攘外无以安内的，有说攘外即所以安内的，有说安内即所以攘外的，有说安内急于攘外的。
做到这里，文章似乎已经无可翻腾了，看起来，大约总可以算是做到绝顶。
所以再要出新花样，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用现在最流行的谥法来说，就是大有“汉奸”的嫌疑。为什么呢？就因为新花样的文章，只剩下了“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了。
这三种意思，做起文章来，虽然实在希奇，但事实却有的。
这是对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深刻的揭露。正因为鲁迅敢于无情地揭露当权者所坚决奉行而不敢直言的既行政策，所以他受到了更严重的压迫。
分清日本人民与侵略者
鲁迅一面坚决主张抗日，反对当权者的不抵抗主义，但又不同于一般仇日者的心理。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之后，有些人表示要断绝与日本人的交往，其爱国热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视野终欠开阔。鲁迅则将日本民间的友好人士与军国主义侵略者严格地区别开来，所以，即使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他仍常与日本民间友好人士交往。最明显的是与内山完造的关系。完造是内山书店的老板，鲁迅因买书而与之相识，后来成为可信赖的朋友。鲁迅因受当局的迫害，家庭地址不便公开，因此常借内山书店会客，托书店接收信件，而且在危急时候，还请内山帮忙避难，如：1930年3月，鲁迅受到“秘密通缉”，曾到魏盛里内山完造家中暂避；1931年1月，柔石被捕，因从他的口袋中搜出鲁迅的出版合同，而同时要逮捕鲁迅，鲁迅在内山完造协助下移居日人开设之花园庄旅舍；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中，鲁迅全家突陷于战火之中，也是内山完造把他们接至书店中，后又送至英租界内山分店，等等。所以，鲁迅对于内山完造是信任的，同时也接受内山所介绍的日本友人的访问。当时，就有造谣文人在小报上撰文道：“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际上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又说他“尤其与左联有缘。记得郭沫若由汉逃沪，即匿内山书店楼上，后又代为买船票渡日。茅盾在风声紧急时，亦以内山书店为惟一避难所。然则该书店之作用究何在者？盖中国之有共匪，日本之利也”。这些文章，鲁迅就摘录在《伪自由书·后记》中，并加以批驳。其中谈到他对内山的看法：“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鲁迅将日本人民和日本侵略者加以区别的思想，在《题三义塔》一诗中得到升华。诗云：“奔霆飞熛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在1933年6月21日日记中，对此诗的写作背景有所记载：“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答遐请云。”本诗一开始就谴责日本侵略者用炸弹和炮火对中国人民的残杀，对中国民居的破坏；接着赞扬西村博士在败井颓垣中救出饿鸽的慈善之心和为羽化之鸽造塔的友好情意；再则期望中日两国和平斗士能真诚团结，共同抗击侵略者所掀起的逆流；最后展望未来，希望在目前的劫难过去之后，中日之间兄弟的情谊仍旧存在，两国人民重逢相见，一笑之间把往日的仇恨置之度外。
此诗高瞻远瞩，思想深邃，却不料被有些人拿来当作鲁迅亲日的论据。这种评论，不但不顾及全人，而且连全篇意思也不顾及。有人说，至少在那时谈“相逢一笑泯恩仇”，尚非其时也。其实，鲁迅何尝不知道在日本侵略者气焰正盛时，不可能“相逢一笑”，但他认为，将来一定是会“泯恩仇”的。1935年鲁迅在《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里说：“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新近的报章上，虽然又在竭力地说着‘亲善’呀，‘提携’呀，到得明年，也不知道又将说些什么话，但总而言之，现在却不是这时候。”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人，对于敌人，他死也不肯宽恕；但是他又是一个张扬理性的人，不主张无原则的复仇，反对对敌人的孩子也进行打击。这层意思，在许多杂文里多有阐述。
坚决拥护抗日统一战线
到得30年代中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书桌了。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鲁迅高度赞扬这场学生运动和支持学生爱国行动的百姓，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题未定”草(九)》)这时，左翼文学阵营内部的矛盾表面化了，不久就出现了两个口号之争。两个口号之争不是双方矛盾的起因，而是长期矛盾所导致的爆发点。鲁迅鉴于以往的经验，不愿再参加他们的协会，因而受到攻击，说他“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之故”。对此，鲁迅非常愤怒，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作出回应，表明他拥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坚定立场，并说：“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
事实上，鲁迅是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面旗帜。他的葬礼，就是一次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动员。救国会代表上海民众在鲁迅灵柩上覆盖了“民族魂”大旗。而负责组织鲁迅葬礼的救国会，却成为实行不抵抗政策的蒋政权的眼中钉。据说，1936年11月发生的七君子事件，就是因为救国会组织鲁迅葬礼而引起的。楚图南在纪念胡愈之的文章《与人肝胆照，见义轻风浪》中说：“1936年，他和全国各界救国会一些领导人一起，通过组织鲁迅先生的葬礼，发动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正是这一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于同年11月22日深夜悍然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仆、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七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
然而，当年曾经作为抗日救亡运动伟大旗帜的鲁迅，今日却被人指斥为反对抗日的亲日分子，这实在有点荒唐。然而，此种怪事却也并非孤例，那位在中国革命史上有过巨大影响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在革命成功之后，不也被人编入“落伍者”之列，要写他的“丑史”吗？鲁迅当年写过一篇杂文《“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对此事加以讽刺，却不料他自己身后也被卷入这个怪圈。鲁迅在该文的结末处感慨道：“后烈实在前进得快，二十五年前的事，就已经茫然了，可谓美史也已。”看来，鲁迅的感慨，至今也还没有过时。
◎吴中杰，复旦大学教授，现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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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知道名望，名望只代表接受他的粉丝量，而粉丝就是蠢民，名望越大害人越多，这是事实。耶稣、毛泽东就是再好不过的例子
"上世纪，中国80年代开始的“现代化”，当真实现了鲁迅的全盘西化主张。城市不论大小，中国传统建筑基本通过“城市改造”消灭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水泥森林，玻璃马赛克装饰。最令人诟病的西方的环境污染，我们为了经济增长加快引进。结果，全国各地大江小河，全都出现水危机。"
这说法,太可笑了.
无可理喻的偏执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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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鲁迅的学术专著：
汉文学史纲要，古籍序跋集，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在没有寻求上帝帮助的人中，人能达到鲁迅这种境界是上品的人，人没有多少是十分完美的，大部分人五分，有7、8分完美的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