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回忆录中说：
由于高估产、高征购，从1959年秋冬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浮肿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现象。1960年春夏， 情况更加严重。这年2月，省委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共有12.6万人。另据镇江、扬州、徐州、淮阴四专区和南京市不完全统计，农村外流人 口达14.8万余人。到6月份，省卫生厅统计，全省共有89.2万余人次患上了浮肿病和消瘦病。我和省委其他负责同志曾分头下去调查，发现一些地区人口大 量非正常死亡。以情况最严重的宝应县为例。从 1959年冬到1960年4月，该县先后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6.2％。在这些死亡人口中，除一部分属于正常死亡，绝大多数是因为缺粮而饿 死的。解放后多年没有出现的弃婴现象也出现了，而且为数不少。宝应城内拾到的弃婴就有 927名，其中死婴153名。宝应的自然条件在全省属于中等，1959年基本上未发生大的自然灾害。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问题呢？ 1960年春，省委和国家粮食部门分别派工作组去该县作了调查。根据调查材料，我在5月初扬州地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曾作了题为《兴（化）高（邮）宝（应）问题的病症何在》的讲话，指出：宝应出现如此严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虚报产量，征购过头。当发生人口大批死亡、生病、外流的时候，领导上仍然熟视无睹，还在干部中大反“刮低产风”，在群众中大反“瞒产私分”，把群众的口粮、种子都征购一空。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太湖之滨的宜兴和宁镇山区的高淳等县。这些县的县委固然有责任，省委、特别是我要负责任。归根到底，是由于“大跃进”中那套“左”的错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是多么惨痛而又深刻的教训啊！
江渭清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是“左祸”。我们看看各大行政区中各省1957年抓右派的比例与饥荒的程度是否有相关性。从反右到大跃进，领导人的变动，特殊事件的发生（如湖南第一书记周小舟庐山会议被打成反党集团，继任者施行更左的政策），也是影响饥荒的因素。在同一行政大区各省之间比较，是因为行政大区之内各省相差比较小。
表1： 反右与饥荒的相关性（行政大区分组比较）
| 灾前人口 | 非正常死亡 | 比例 | ||||
| 省名 | (万人) | 人口(万人) | ％ | 右派总数 | 右派比例 (万人人口 右派数） |
行政大区 |
| 辽宁 | 1931 | 33 | 1.71 | 21103 | 10.9 | 东北 |
| 黑龙江 | 1564 | 19 | 1.21 | 12594 | 8.1 | 东北 |
| 吉林 | 1281 | 12 | 0.94 | 9271 | 7.2 | 东北 |
| 湖南 | 3652 | 249 | 6.81 | 25909 | 7.1 | 中南 |
| 河南 | 4806 | 294 | 6.12 | 53975 | 11.2 | 中南 |
| 广西 | 2010 | 93 | 4.63 | 10935 | 5.4 | 中南 |
| 湖北 | 3075 | 68 | 2.2 | 32196 | 10.5 | 中南 |
| 广东 | 3839 | 66 | 1.71 | 30842 | 8.0 | 中南 |
| 江西 | 1714 | 18 | 1.06 | 11416 | 6.7 | 中南 |
| 安徽 | 3446 | 633 | 18.37 | 25364 | 7.4 | 华东 |
| 山东 | 5344 | 181 | 3.38 | 31387 | 5.9 | 华东 |
| 江苏 | 4296 | 153 | 2.88 | 13349 | 3.1 | 华东 |
| 福建 | 1548 | 31 | 2.02 | 7223 | 4.7 | 华东 |
| 浙江 | 2570 | 14 | 0.55 | 10705 | 4.2 | 华东 |
| 河北 | 5545 | 61 | 1.1 | 23516 | 4.2 | 华北 |
| 山西 | 1621 | 6 | 0.37 | 9321 | 5.7 | 华北 |
| 甘肃 | 1586 | 102 | 6.45 | 9891 | 6.2 | 西北 |
| 陕西 | 1832 | 19 | 1.02 | 6025 | 3.3 | 西北 |
| 四川 | 7192 | 940 | 13.07 | 40623 | 5.6 | 西南 |
| 贵州 | 1706 | 175 | 10.23 | 6798 | 4.0 | 西南 |
| 云南 | 1918 | 80 | 4.19 | 9641 | 5.0 | 西南 |
| 合计 | 63475 | 3246 | 5.11 |
[安徽] 庐山会议后还有一轮党内反右倾。比如饥荒最严重的安徽省，在省委书记张凯帆被打成小彭德怀后，据 不完全统计，遭受株连被批斗、处分的无为籍各级干部就有28741人。于是，张恺帆试图 纠正的“共产风”在无为县又刮了起来，导致形势迅速恶化。张恺帆被批判之后，地方干部的专权和高压越来越严重。由于被判的人太多，以致于无为县监狱爆满， 连仓库里都关满了人。后来政府不得不将那些无处关押的人押往临近的白湖农场（庐江县境内）和普济圩农场关押。在押送路上，老百姓说劳改犯多得象行军队伍一 样。
[湖南] 由于周小舟是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又由于彭德怀、黄克诚原籍湖南，庐山会议前到湖南作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判他们是“湖南帮”、“湖南集团”。所以，中共湖南省委贯彻会议精神:、开展反右倾斗争尤为积极，成为全国的重灾区之一。
湖南是全国反右倾斗争最为浩大、造成后果最为严重的一个省份。在运动中错整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很有见地的好同志，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的民主生活 遭到严 重破坏，其伤害的人数之多，消极影响面之广，均超过此前的各种政治斗争；在经济上使得湖南当时刚刚开始纠“左”的工作遭到批判与否定，导致“左”倾错误更 加变本加厉地泛滥起来，本来已经有所收敛的高指标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和共产风又重新泛滥起来。
“继续跃进”本是在全省国民经济已经步履艰难的情况下启动的，经过一年的强制推进，终于使国民经济处于无法再继续运行下去的地步。到了1960年秋 冬，不 仅生产建设难以为继，而且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极度困难，全省出现普遍性的粮荒、油荒、肉荒。城镇居民口粮标准一降再降，每人每月只有18斤口粮。在农村，农 民年人均口粮只有350斤稲谷，比1957年减少近4个月的口粮，约有三分之一的地区缺少粮食，并且缺粮的时间较长。由于生活难以为继，人们常以野菜、树 皮、草根、糠壳充饥。全省水肿病、妇科病、小儿营养不良的病人急剧增加，外流渡荒和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急剧增多。1960年全省人口3569.37万，比 1959年实际人口3691.95万减少122.58万，1961年又减少61.39万。（湖南发改委发展档案）
结论: 各省按人口比例抓右派的多少，与同一行政大区内各省的饥荒程度，有高度的相关性。
[1] 各省非正常死亡数据摘自《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
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
[2] 各省右派总数摘自《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关于右派分子摘帽子工作的报告（1959年12月30日）》附表
详见：《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关于右派分子摘帽子工作的报告（1960.1.6）》
四川饥饿时间最长与这里不停顿地反右倾有关。
1959年8月17日，历时46天的庐山会议结束。全国开展了“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运动。李井泉对反右倾是很积极的，就在庐山会议之前，他也是坚决反右的。庐山会议之后，有了毛泽东的令箭，他的劲头更大了。
1959年8月30日上午，李井泉向四川省的干部传达了庐山会议。他在传达报告中提出了“一个粉碎”，“四个保卫”，即“坚决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他重申了“三面红旗”的伟大意义，他说：
公社化运动是伟大的运动，是几亿农民、首先是贫苦农民搞起来的，大办钢铁是几千万劳动大军。这样巨大的群众运动在革命史上也是少有的。中国革命有革命战争运动，有民主革命运动，如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运动，但这些运动的范围窄一些，时间也是分段的，而不像大办钢铁、公社化规模那么大，范围那么宽，时间那么集中。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本来巴黎公社是失败的）是革命的创举，是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它意味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最后方向。按照这一看法，中国的公社化、大办钢铁更不得了。公社化意味着大跃进，可以超过以往的速度，不仅可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超过社会主义国家的速度。这是了不起的大事，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大事。按照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应当是钦佩不已，赞扬不已，应当是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马克思都赞成了，难道我们这成功的经验就不应该赞成吗？
接着，他讲“一大二公”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说：
人民公社运动是如何来的呢？是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不能不采取的一种生产关系的变化。至于小社变大社，我们原来就有大社的，如张泗洲的社一千多户，现在一乡一社两千多户，这是大跃进以来必然要做的。大跃进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办起了食堂，这样一天可以多劳动一、两小时，可以腾出一部分劳动力。公共食堂办了，猪在社员家里就不好喂，就要入社，交食堂喂。猪入社了，自留地就不需要了。所谓一大二公就从此而来。……这些是为了生产发展而采取的措施，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不是凭主观愿望所采取的。至于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的问题，这是合乎广大贫雇农、首先是30％劳动力少儿女多的贫雇农的要求而采取的措施。这一部分贫苦农民是半无产阶级，全国有1.5亿，全省有2000万人。有这样的阶级基础才办起来的。既然符合多数农民的要求，首先是30％贫苦农民的要求，我们党就应当领导这个运动。……我党北戴河会议、武昌会议后下心领导这个运动是正确的。不领导这个运动还要出乱子。不信，解散了试试看。今年解散了，明年还会办起来。
李井泉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十分信任的人。他的这些话可能反映了当时高层的认识。现在看来，这些看法有着很重的主观色彩。历史已经证明，这种认识是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李井泉这个报告透露了“三面红旗”以外的事情。李说：彭是高饶联盟的漏网分子。张闻天也给高饶联盟当过军师。彭也承认自己是高饶联盟的忠实成员。与其说是高饶联盟，不如说是高、饶、彭联盟。高岗在东北，彭德怀在朝鲜掌握志愿军，他们两人相互利用。彭德怀先后同人谈过党内有人反对党。说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要篡党，他们的后台是刘少奇同志。并说从主席到重庆谈判就开始了。这显然是诬蔑，为的是想达到推翻刘少奇同志的目的。高、彭、黄对刘少奇同志是不满意的。彭德怀到处散布说刘少奇是篡党的后台，完全同高岗讲的有个圈圈是一样的。
几年以后的“文革”证明，李井泉讲不是空穴来风。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被弄成了一个“叛徒集团”捆在一起被打倒了。从这里可以隐约地看到，反高饶联盟、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这三次斗争之间，从人事上看，有着某种内在联系。毛泽东在这三次斗争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周恩来在这三次斗争中都扮演了神秘的角色。
1959年9月7日，金牛坝地委书记会，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在会上的讲话，一再强调“坚决贯彻总路线，坚决继续搞大跃进，真正向着人民公社万岁这个方向来搞。”为此，要坚决整顿干部中的右倾思想。他说，现在已经不是左的问题，右的方面大有猖狂进攻之势。他解释毛主席分析1959年形势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说，右派分子把“问题不少”理解为刮“共产风”，认为我们没有纠正；实际上，“问题不少”是指右倾抬头，右倾活动，有猖狂进攻之势。现在的问题不是刮“共产风”，不是“一平二调三提款”，是右倾问题。李大章说，右派分子说反左比反右难，实际上反右要搞深搞透也不容易（李井泉插话：反右是阶级斗争，这个东西是阶级影响问题，不大容易啊！）。李大章在报告最后强调，现在我们主要搞反右，反右是立场问题，是阶级问题。
1959年的8月到9月，四川省委在成、渝两市召开整整一个月的省委扩大会（中共四川省委第一届第11次扩大会议），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第一阶段在成都开，第二阶段在重庆开。会议一开头搞了一个“政治测验”：到会的1300多名市、地、州干部在不了解任何背景、不传达毛主席讲话的情况下，先阅读彭德怀的意见书，张闻天的发言和《李云仲意见书》，然后人人必须表态。一些政治上受到信任的领导干部被打了招呼，所以他们作了旗帜鲜明的表态，一些警觉性较强的干部含糊其辞。对三个文件表示支持的只是少数正直而又未得到内部消息的人。大家表完态后，才放毛泽东讲话录音，传达中央决议。在会议中共揭发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严重右倾动摇的、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共61人（其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动摇的共49人）。会上选择了8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重点批判。他们是：邓自力（沪州地委书记）、陈怀堂（沪州地委副书记）、张戟（省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陈星（重庆钢铁公司代总经理）、杜石生（重庆望江机械厂厂长）、高毅（宜宾造纸厂党委副书记）、夏戎（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张家义（成都军区11团政委）。
作为军区团政委的张家义是怎样成为省级的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呢？这是他一次回乡探亲招来的横祸。第11次会上每位代表得到了一份由李井泉批示的参考文件：“张家义的材料”上说：“原11团少校政委张家义在七、八月份休假回家（江苏铜山），给军区干部部写回两封信，其中对当地农村工作发泄了极为不满的情绪。”这是两封什么样的信呢？
七月十九日张写给干部部王三科同志的信
王科长请转牛部长：
我十二号从成都动身，十七日到家，一路未出什么问题。到家后困难重重，没饭吃，有钱买不到，吃了几顿草子菜叶对我教育不少，也逼得我很难在家多住。
老百姓情绪很不好，对生产没信心，对领导抵触很大（说毛主席共产党好，下边干部不好）。除了一些生活较好，吃得饱饭外，余皆挨饿。现在正处于农忙，每日大人10两，小孩6两到半斤。绝大部分的人都饿得面黄肌瘦，骨枯如柴，走不动路。我们这个村七百人口，在五六两个月分（那时日食4两）因病无粮而死、饿死、上吊、投水自杀了三十余人。医生看病在处方上都是建议领导上给病号增加几两粮食，这样救活了十几个人。
我家人口较多，父母都在，弟兄六人，除已分居多年的二叔被饿死外，全家20余口均平安无事。我到家后都哭哭啼啼，尤其父母哭闹，要求把他们带到外边来。二老有钱，但是买不到东西，我一个月给的三、四十元钱花不掉，因此，曾几度想吊死。我如果不带走他们有饿死吊死的可能。这种情况使我在思想上很不平静，埋怨地方干部领导无法（这都是思想活动没说出）。
上述等等情况，使我想把我的父母及四弟（因我四弟太好，他一分粮不吃，给老人吃，使他饿得不像样子），带往成都过一段时间。因为寄的钱到家不起作用，买不到东西。
上述请求可否，请速来信告诉我。如果可以，请给迁户口的证明。不能去也告诉我，不会闹问题，这种困难不是我的家庭一家之事，可以想通。
我所说的上述情况，是真的，没有扩大之处。
我家乡的生产我了解了一下，使人可怕，能够做活的很少，20多条牛死的只剩一条小牛，土地荒芜面积很大，很危险。
此致
敬礼
张家义
7月19日
八月六日张写给干部部王三科的信
王科长同志请转牛部长同志：
部里来信，我于八月三日收到，四日离家返成都，原准备八月七、八日即可至成都，因路上买票困难，恐十五日左右才能回去。带父母问题遵照部里来信指示办，请勿念。
从来信中可以看得出，感到我对当前农村问题认识不足，甚至存在极其严重的问题。这样及时的关心和提出的批评，使我非常感激。但是，我的家乡所存在的问题也应该认为是严重的，否则，这个极其严重的问题由我的思想不好来负责，那么真有些吃罪不起了。说实在的，上次去信的主要目的，是请求带我父母去成都，作为反映几个村庄甚至于一个乡的情况，的确太片面了。但是那些情况是有的，是存在的。如果和四川、陕西、河南等省政治情绪、生活、生产情况以及干劲和干群关系等作比较，我家乡比上述地区差远了。什么原因我一下子也说不出来。
我认为那个地区马上就会好转了，因为引起了上级的注意，现在又进行整社了，处分了不少干部，撤职停职的（乡以下干部）也不少。据说也有法办的。以此来大力发动群众（那里的群众非常落后）。
我到家后把我了解的情况，以对党负责的精神，向乡党委和县委某一干部作了汇报，他们都认为对整社有很大帮助，然后也参加了整社活动。动员群众积肥、生产，并亲身到地里作些有关生产活动，和耕作区的干部交谈整社、生产情况。由于参加一些活动对我教育很大，总的感觉是这样的：学习有关人民公社文件时，对于其优越性这方面领会较深，但由于客观问题（干部作风、生活不好、不能多劳多得、党的方针政策群众领会不深）的影响，公社中存在严重的困难（家乡那里，不是全国）和建设公社的复杂性了解不够，这次探亲解决了；关于紧缩开支、厉行节约比听几次报告还解决问题；党的政策不能被群众所掌握，以及干部脱离群众的危险性；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在那里都需要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个体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斗争的激烈，是过去未所预料到的，群众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根深蒂固等等问题的认识提高了不少。我认为这是我极其主要的方面，否则也不全面。事情多，见面再说，不对请批评。
此致
敬礼
张家义
八月六日于郑州市
从这两信中还可以看出，张家义是一个善良而真诚的人，他的组织观念还是很强的。然而，就是这两封信，使这位团政委成为四川省八个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一。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荒唐，但是合乎当时的政治斗争逻辑的。
中共四川省委第一届第11次会议，除了揭露出来了61个各种“分子”、批判了8个重点人物之外，还通过了两个决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的决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泸州地区以邓自力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
中共中央对《四川省委关于第一届第11次会议（扩大）情况的报告》十分重视。1959年10月13日批转全国（中共中央文件，中发[59]807号），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在我们队伍里只是少数，但是他们不仅会在他们所主管的工作范围内妨碍总路线的执行，而且他们的思想在适合其发展的气候下，会像病菌一样向外扩张、传染。为了贯彻执行总路线，为了教育干部和群众，为了教育和改造有右倾错误的同志，都必须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一切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要像对待病菌那样，从一切角落里加以扫除。
这个按语中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比作“病菌”，而且一连用了三个“一切”，可见其态度的严厉和坚决，文件下达之后，全国的反右倾斗争升级。中共四川省委第11次会议之后，全省各级党委都召开了相应的会议，全省的反右倾斗争热烈展开。
在农民正在大量饿死的农村，是怎样反右倾的呢？早在9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中就作了安排。这个文件指出了农村右倾思想的表现：1，在农业生产上，他们把增产计划指标定得越来越低；2，在粮食问题上，他们少报产量，瞒产私分，有粮闹粮。既不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又要尽量扩大销售指标；3，在公共食堂上，他们不主张积极办好食堂，甚至下令解散食堂；4，利用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制造混乱，以达到他们解散食堂、瓦解公社、退回单干的目的。文件说，“上述这些右倾思想和行为，是当前农村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倾向，也是实现各项任务的主要障碍。”“这些右倾思想和行为，是有它的阶级基础的。实质上是党内一小部分不坚定分子在生产、粮食、食堂、抗灾等斗争中的动摇，是一部分出身富裕家庭和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比较深的分子，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不满的反映，并且有的就是来自敌对势力的破坏。”“为了保证增产，节约粮食，战胜灾荒，必须系统地彻底地揭露批判和克服右倾思想。……从9月起，在全省各地主要是在农村展开一次反对右倾思想的大辩论。”“同时整顿基层组织，……撤换那些极少数右倾分子……”
从这里列出的右倾的几项表现中可以看出，文件制定者还是主张高指标、高征购，还是要保住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保住吃大锅饭的公共食堂。而这些都提到了“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这些正是大饥荒的根源。他们不仅不改弦更张想办法缓解饥饿，实际上还在继续制造饥饿。
指导思想既定，就在农村开展大辩论、大批判。“通过这次辩论，使右倾分子更加孤立，使不坚定分子坚定起来，使右倾思想失掉市场”。我已经在本书其它处作过介绍，大辩论、大批判不是文字和口头游戏，而是拳脚相加、捆绑吊打，而是眼泪加鲜血。
郫县红光公社红光管区的反右倾运动，由县委农工部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一手操办，全面彻底，人人过关。把一些不爱开会的，开会迟到的，不爱劳动的，说秧子栽密了的，做活不合规格要求的，报产量低了的，说落后话的人都作为右倾分子来反，专门开管理区大会把这些干部和社员处以刑罚……其刑罚有罚站、跪竹片、跪瓦渣、跪拌桶边边、跪高板凳、捆、打、淹水、皮鞋踢、送特别队等十多种。特别队就是劳改队，有的地方称劳训队，是公社、管理区建立的准监狱机构。管理区以上的干部一句话就可以将社员送去劳改。转业军人杨心田反右倾时给工作组的干部提了意见，就被毒打了两次。杨当时爬着回去，后害怕斗争逃跑。杨在外逃期间因没有吃的，患了严重的肿病。成都市公安局将杨作为流窜犯捉到送回来。工作组便派两人将杨从床上拉到大会，叫杨站到五个重叠起来的板凳上斗争，斗争后没几日就死在厕所边上。
据万县地委龙宝工作组9月20日报告，龙宝公社在反右倾中对干部和群众进行了排队，在全社党员和生产队以上干部234人当中，坚决拥护总路线的占42.3％，在个别问题上有右倾情绪的占44.9％，右倾思想严重的占10.3％，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占2.5％。通过排队确立了“依靠谁、团结谁，批判教育谁”的阶级路线。辩论前对骨干队伍进行了组织和训练。因此，在辩论会上，右倾思想严重的人“理屈词穷，不得不承认公社和食堂的优越性”。全公社受到批判的干部和社员100人。然后，进行组织整顿，“保证了贫雇农和促进派占领导优势”。
在反右倾斗争中，各地报上来挖出多少瞒产私分粮食的好消息。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1959年12月18日向中央办公厅的报告：据万县统计，在公社扩大干部会议上，自动交待瞒产私分粮食达740多万斤。自贡市区双塘等8个公社自报出隐瞒粮食620多万斤，占总产量8％。巴县各人民公社在扩大干部会上批判的76人当中，彻底低头认罪的有71人，占93.2％。这个报告说，“大批判带来了大跃进”，巴县各人民公社扩大干部会议上，共收到保证书决心书2344份，竞赛挑战应战书1260份。会后生产上“一跃再跃”。邛崃县采取大兵团作战，改造冬水田40万亩。事后证明，这些数字有的是政治起哄，有的是虚假的。这些隐瞒的粮食是子虚乌有的，但由此增加了粮食征购的任务。
除了农村以外，工厂、学校也开展了批右倾斗争。1959年11月7日，在重庆潘家坪召开的市、地委书记会上，李井泉进一步扩大斗争面。他自问自答地说：“机关那些非党群众要不要搞？总而言之是要搞的。职工群众需不需要搞？新工人把农民的观点都带到工厂里来了，工人队伍中也不纯洁，也需要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进行改造。学校看来也要反右，但中央讲，不搞拔白旗，不搞大规模的反右斗争。有些人实际就是右派，但不戴右派帽子，只批思想。”
为了把暗藏的右倾份子挖出来，主持运动者还千方百计动员大家“鸣放”，以“引蛇出洞”，把1957年对付“右派”的一套搬到党内来。温江专区各县反右倾运动的五级干部会议编发的大批简报，记录了这种坑人的手段是如何进行的。郫县报告，他们将运动分为四个阶段进行，一、大鸣大放，畅所欲言；二、组织先进队伍，进行大会发言，肯定成绩，树立正面典型；三、大会重点批判，小会自觉检查，问题严重的右倾分子，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分；四、学习省、地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安排当前工作，定入库、生产计划，大抓晚秋作物。
需要指出的是，四川省反右倾不只是在1959年。从1958年到1962年的整个饥荒年代，是不断地批右倾的，不过没有1959年那么集中罢了。
在反右倾斗争中，四川省多少人挨了整？下面列举一些官方数字：
截至1959年11月20日，全省省、地、县三级机关干部共有197015人，在反右倾斗争的运动中，参加运动人数为127694人，共有9425人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其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973人，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有6452人。重点批判对象占干部总数的4.78％，占参加运动干部数的7.38％。这组数据不包括成都市非党干部数和泸州、凉山各县的数字。
见表3-3。
说明：1，本表数字是各地截至11月20日的统计，还不是最后的定案数字；2，地专机关干部总数中缺成都市的非党员干部数；3，县级机关中缺泸州、凉山各县数字；4，表中三类即“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四类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1959年11月21日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数字与上表数中，省级机关的数字与上表一致，地、县两级数字略有差别：地专机关：共有干部51248人，其中，严重右倾的1332人，占干部总数的2.59％；右倾机会主义分子524人，占干部总数的1.02％；两类合计1856人，占干部总数的3.62％。县级机关（缺两个专区县人数）：共有干部116840人，其中严重右倾的4076人，占干部总数的3.48％；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081人，占干部总数的1.78％，两类合计6157人，占干部总数的5.26％。
除了省、地、县三级机关以外，全省区级机关党员干部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905人（不完全），占区级干部总数的3.46％；公社党委书记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1030人（不完全），占干部总数的7.18％；厂矿企业党员干部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人数为1204人，占党员干部总数的2.84％，非党员干部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999人；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党员干部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的人数为384人，占党员干部总数的3.99％，占参加运动党员干部总数的4.84％，非党员干部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162人。
公社以下干部受批判的人数没有全省的统计数字，但个案统计数字表明，受批判的比例比县以上大得多。1962年10月13日中央工作组情况简报写道：合川县1959、1960、1961年三年间，由于反右倾扩大到基层，整风整社、反瞒产私分等运动，共处理了干部5184人，占全县干部总数25283人的20.5％，其中公社以下干部17716人，处理了4699人，占26.5％。各级干部处理面是：公社级：党委书记占60％；党委副书记占35.7％；正副社长占36.7％；一般干部占28.6％。大队级：正副书记占57.2％；正副大队长占38.7％；一般干部占31.6％。生产队级：正副队长占24.8％，一般干部占11.8％。江北县兴隆区自1958年到1962年，全区大队一级的干部328人当中，受过大会批判斗争和各种处分的占40％；在454名生产队长中，受过大会批判斗争和各种处分的占51％。
以上数字是枯燥的，但每一个数字后面却是血淋淋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是无情的摧残折磨和成千上万的家破人亡。
1961年9月，四川省委又根据中共中央有关精神，对在1959年反右倾以来被错整的人给予“甄别”。对致死、致残、自杀的干部和社员，区别情况经济上给予轻微的补偿，政治上给予安抚。但对在运动中自杀的干部不予抚恤，被开除了党籍、团籍的，不再恢复党籍团籍，并应指出自杀行为是错误的。
四川省的反右倾并没有结束。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重庆市团委的干部在讨论“七千人大会”精神时，联系四川省实际，谈到四川省饿死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的廖伯康认为，中央可能不知道。主持团市委工作的副书记于克书提议向中央写一封信，反映四川省的情况，其他几位团市委副书记都同意。于克书以“一个共产党员”的署名写了一封匿名信，为了避免查出笔迹，找打字员用打字机打出来。
1962年6月，共青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廖伯康、于克书到北京出席会议。会上，他们向胡耀邦汇报了四川的情况。胡耀邦和他们二人的谈话被整成简报送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于是，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书记约廖、于二人谈话。他们向杨尚昆作报三个半小时的汇报。杨尚昆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邓小平得知情况后主持会议，派人到四川调查。李井泉得知这些情况后，利用八届十中全会抓阶级斗争的机会施行报复。1962年4月23日－5月8日，重庆市召开第二十次全委扩大会。按照李井泉的旨意，揪出了“萧、李、廖”反党集团。萧是萧泽宽，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分管共青团工作；李是李止舟，时任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廖就是廖伯康。省委认定他们是四川省刮“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的代表。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
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在把湖南省委关于湖南整社试点的经验发给你们〔1〕。中央认为这个经验很好。
湖南的试点经验十分清楚地表明，目前在农村中正在进行着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十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中央在十月十二日批发的河南省委批判省委候补委员、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等同志的材料，使同志们看到党内高级干部中那些反对人民公社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的思想是直接反映富裕中农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的。现在湖南这个材料可以更清楚地使同志们了解，农村中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干部当中的少数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怎样猖狂地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和党的领导，并且根本反对社会主义。他们的反动口号是：“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于，解放后不如解放前，好像一个倒宝塔，一级比一级差。”他们所坚持的显然是一条反动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早就对党的总路线发动了进攻。他们消极怠工，造谣诬蔑，寻隙挑衅，千方百计地要把人民公社搞垮，把公共食堂搞垮，阻挠和破坏大跃进。对于他们这种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活动，广大的基层干部和贫农、下中农早就不能忍耐了。湖南平江瓮江人民公社新马生产队，早在今年五月间就开过三次辩论会，向富裕中农“不顾大集体，只搞小自由”的资本主义思想作了斗争。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要求广泛展开这场斗争。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重大意义，越来越看得清楚了。中央和地方如果不彻底粉碎彭、黄、张、周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2〕，就不可能顺利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不可能有今年后半年的继续大跃进，在农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进一步巩固，农业的继续大跃进和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也是不可能的。湖南平江瓮江人民公社新马生产队的材料证明，在党领导群众把右倾机会主义的逆流、邪气打下去之后，就立即在政治方面积生产方面出现了一片完全不同的景象，最集中的表现是成年社员中坚决拥护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由原来的百分之七十增加到百分之九十；动摇的，由原来的百分之二十减少到百分之八点五；反对的，由原来的百分之十减少到百分之一点五。社员的积极性大为高涨，蓬蓬勃勃的生产高潮立即起来了。
不要以为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进攻，只会发生在少数地区，而且人数不多，不足为患。事实绝不是这样。反对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虽然只占富裕中农的一部分，可是，他们广泛地散布在广大农民群众中间，他们也参加劳动，他们说话在一部分劳动农民中有市场，他们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样，虽然人数很少，可是，正像湖南农民说的，“一粒老鼠屎，搞坏一锅汤”，危害作用是很大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当着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当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和人民公社化，要最后结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私有制，要彻底挖掉富裕中农和资产阶级的根子的时候，他们就必然要起来坚决抵抗。资本主义私有制就要永远进坟墓了，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起来进行垂死的抵抗。近几月来有大量的事实证明，他们已经起来坚决地抵抗、猖狂地进攻了。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对此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各省市区党委，都应该安排一个适当的时间，以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领导上一手抓政治、一手抓生产，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群众，用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一次整社、整风运动，并且结合着进行整党、整团工作。湖南在生产大队一级整社试点的经验和有关整社的一些政策意见，可供各地参考。
中 央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释
〔1〕 此件本书从略。
〔2〕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