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专访部队大院子弟（多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纷纷在北京建立总部大院，从此，一种很特殊的“部队大院文化”在这里产生、延续，这些大院的子弟们在“大院文化”的洗礼下，也成为一个极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或直接继承前辈的革命传统，参军接过父辈们的枪，或走进他们并不十分熟悉的公众社会环境，把军人色彩浓厚、不同于地方文化的大院文化带入到了大院的院墙之外……
今天，我们专访三个各具特色的大院后代，看看在他们这里，“八一军旗”的荣耀是怎样一代一代传下去的。
他们是（上图）：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王海的女儿王小华；
原空军司令部科研部副部长朱宝鎏之子朱江滨；
原海军司令部海军通讯总站主任王效忠之子王武方。
文中的两位被采访者：前排左1和左2。(本博主添加的图片)
“八一军旗”下的北京大院后代
作者：胡志强文/图
北京西三环中路以北到复兴路一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总部指挥机关“大院”聚集地，从这个地区向东沿长安街不远，是中央军委大楼，毫无疑问，北京这些部队大院所在区域是中国国防事业的核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并在北京建都，新中国国防建设迅即在这里开始，1950年前后在当时的翠路附近，各军、兵种司指机构在大片农田里划地建设，时间不长，全军各地、各类精英从部队和地方云集北京，走进一个个大院，开始履行新中国国防建设的宏大使命。
对外人来说，这些大院是神圣和神秘的，而对大院里的军人家庭及后代来说，因为生于斯、长于斯，在他们的心里，大院是无所谓神秘感的“故乡”，它的神圣是那面八一军旗和父辈将校呢材质的旧军装。大院的孩子们早期大多和父母一起来自五湖四海，所以，比院外的人更早地知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个道理，可他们身上“大院子弟”的印记挥之难去，将近70年之后的今天，大院子弟已经从第一代到了第二代、第三代，那种在“大院文化”背景下生成的人格特质，依然让他们不同于院外的人。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有几部以这种北京大院文化为背景的影视作品给观众印象深刻，比如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小说《动物凶猛》），电视剧《血色浪漫》（改编自都梁同名小说）。
现在，让我们离开银幕、银屏，走进三个北京部队大院后代和他们父辈的真实生活。
女伞兵王小华——原空军司令员王海女儿
因为父亲王海当时在南京军区空军工作，1960年王小华出生在杭州。她的哥哥出生在上海，弟弟出生在南京，都是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到处走。1969年，父亲进京到空军司令部任职军训部第二部长，一家人随行住进了空军大院。此后，父亲的工作又调任广州空军司令员，家人再未辗转跟随。
现在王小华已经当了姥姥。16岁时因为上学早所以高中毕业身高1.68米的她，按照飞行员的身体标准体检合格，参军到了八一跳伞队当了一名女伞兵，几年后，在部队学医成了广空部队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直到1996年以少校军衔转业。转业后，她走进大学校园学习外语，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现在，为了不闲得慌，她在一个朋友的公司里帮忙，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来照顾年迈的父母，陪伴在他们的身边。
王小华现在依然身段很好，55岁了看上去还是很精干的样子。她比记者早了20分钟来到约定的采访地点梅地亚中心大堂，站在记者面前的王小华后背背了一个简单的双肩背。她说今天正好有空，采访完以后就可以回家陪父母了。“你父母的身体怎样”记者问。她回答：“母亲稍差一些，父亲身体很好，90岁了还是十分健硕，他该是又一个百岁老人。”
记者告诉她，王海司令员是我们这代人儿时接受教育就知道的大英雄，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个大英雄名叫张积慧。没想到她拿出了为记者准备的几张老照片，笑笑说：“这就是我父亲和张积慧当年的合影”。
志愿军战斗英雄王海（右），张积慧（左）。
这很出乎记者的意料。她说，类似照片家里还有很多。记者说，在你们家里，它们是老照片，可对于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来说，它们是珍贵的历史资料。王海和张积慧都是当年抗美援朝战争中最著名的战斗英雄，至今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里，还陈列着王海当年驾驶的功勋战机，机头部位绘制了9颗五角星，4颗实心，5颗空心，表示当年王海一个人击落4架美军战机，击伤5架。当年他率领年轻的中国空军“王海大队”与号称世界王牌的美国空军激战80余次，击落、击伤美机29架，荣立集体一等功；他本人因战功卓著，先后荣立二等功、一等功、特等功，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所在大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
王小华给记者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王海与加布里埃尔对话”的故事。
1984年7月份，王海当时是空军副司令员，随同国防部长张爱萍带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突然有一天美国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通过武官提出来点名要见王海。他感到很突然。向张部长报告获得同意后，他想，“加布里埃尔要见我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没有这个安排呀！”在驻美大使馆空军武官张伟仪的陪同下，王海到了五角大楼加布里埃尔办公室。在加布里埃尔办公室他看见桌子上摆了好多飞机模型。王海是飞行员出身，也十分喜欢飞机模型。他一看，模型里有F-86。这种F-86飞机，是当年中国空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对手。当年上级通报美国空军情况时说，在朝鲜战场上，美国空军装备F-86的，只有两个大队，一个是第51大队，一个是第4大队，51大队的飞机在两个翅膀上喷两条黄线，第4大队的飞机没有这两条黄线。王海就跟加布里埃尔讲：喷黄线的F-86是你们美国空军第51大队。当时加布里埃尔很吃惊，他说你怎么知道？王海说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经常遇到就是喷黄线的F-86。他就问王海：你认为喷黄线的和没有喷黄线的谁的技术好？王海说：还是喷黄线的技术好，没有喷黄线的第4大队不行。加布里埃尔一听就很自豪地笑起来了，说：我就是51大队的，在朝鲜战场上，我是51大队的中队长。这样他们就非常随便地谈起来了，谈得很热烈。后来王海想，他为什么要见我呢？因为他参加过朝鲜战争，在空中跟我们交过手，却没有到中国来过，更没有见过中国的飞行员，我是中国空军的副司令，我去了他肯定知道，他想见一见我，大概是想看看中国飞行员是什么样的人吧！
接下来的访问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各军兵种的将领在五角大楼一个会议室里，和中国军事访问团交换意见。张爱萍给他们介绍王海说，这是我们空军的副司令王海。加布里埃尔马上起身向王海致敬。在场的美国将领们非常奇怪这个一贯绅士气十足的空军参谋长今天为何会这样，就问他原因，他说：“我们认识，我们交过手，我就是被他打下来的。”王海很客观地说：“我不敢肯定就是我把你打下来的啊。”但他补充了一句话：“你们再侵略我，我还把你们打下来，我还是这个姿态。”这个时候，张爱萍说：“这叫‘不打不成交’！”
上图：王海讲述抗美援朝战斗故事。
王海回忆说，加布里埃尔是被我们志愿军空军打下来的，这毫无疑问。但当时打他的时候，我们有四架战机开炮，到底是谁打下他来的现在也没有办法考证了。
王小华和家人随着父亲搬家进过好几个部队大院，最终落脚在北京的空军大院，这个搬家的过程，像是英雄父亲对孩子们施教的另一种方式。军人保家卫国，那个“家”好像总是离自己的家很远，王小华好像很少见到父亲在家。1969年，他们全家随父亲到了北京空军大院，那时王小华9岁，她记得家里总是没人，送蜂窝煤的来了，不能送到楼下，都是她这个不到10岁的小女孩把煤一块块地先摆放到一块木板上，再端着它爬上二楼堆放好，就为了省请人搬煤的钱。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时任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的父亲和前线总指挥许世友搭档，担任副总指挥，前指设在广西南宁，春节到了，他们一家人获准到南宁陪父亲过了一个简单的春节。那时，王小华也正在广空的医院工作，是外科医生，到了离前线20几公里远的地方轮战，她已经写好请战术要求上前线。记者问她：“如果你真的被批准到前线去，你父亲会同意吗？”她十分肯定地说：“肯定同意，父亲决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是逃兵！”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岗位上离休的父亲最常对她讲的话简单质朴至极：“好好工作，尊敬领导，团结同事。”就是这12个字，让王小华和哥哥弟弟一起，在部队的大院里成长、进步。
上图：王小华（后排中）与八一跳伞队的战友合影。
16岁高中毕业当兵后，王小华因为身高优势，在八一跳伞队成了排头兵，每次结组跳伞，第一个出机舱的都是她，这，让她很自豪，觉得自己没有给父辈丢脸。1977年在邯郸，王小华参加了为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所做的跳伞表演，表演前集训，一群17、8岁的小兵三个月没洗澡，大人们一抹他们的胳膊就脏得掉泥条，可她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完全忘记了那时父亲已经是广州军区的空军司令员。还是那一年，跳伞队在湖北又接到了到孝感的表演任务。部队集结后在凌晨3点出发，没想到黎明前的黑暗里，大雾弥漫，村路难辨。一群天性未减的小兵，挤坐在军车的车厢里睡眼惺惺强打着精神，王小华一个人平躺着身子望着暗夜想数出星星。前一晚部队刚刚组织战士们看了一部外国电影，里面拿破仑利用大雾战胜了对手。王小华看着大雾对小战友说：“咱们今天就在大雾里了，要战胜谁啊？”突然就听到“硄！”地一声巨响。紧接着就听到他们的汽车紧急制动的声音，车身歪到了一旁。这条路他们走过，知道路旁的排水沟很深。没见到星星却被一声巨响突然惊吓的王小华立刻在心里说，要是掉进沟里，就见不到妈妈了。赶紧下车之后他们才知道撞了一辆公共汽车。好几个队员受了轻伤，只有王小华没出任何事。他们互相照顾着等待后面的军车，但没有等到。好不容易等来了一辆小汽车，车上下来一位干部模样的人，一看他们出了车祸，就对他们说，后面还有一辆和你们一样的车，那些人也都穿着飞行服，也撞车了比你们还惨。这下跳伞队的领导着急了！但那时候的通讯条件很差，还不到17岁的王小华自己就离开军车，到路的前方去截车寻找外援，她还很幸运地遇到了一辆吉普车，便拉上队长坐人家的车原路返回去查看那辆车的情况，到了现场才知道这辆车的损失更大，人员受伤情况更严重。队长只好搭车到处去找电话向上级空十五军报告。了解了情况的上级指挥机关派了直升机来，他们则把白色的备份伞打开做成地标引导米八直升机降落，运走了伤员。这次事故中王小华因为表现勇敢机智，得到了部队的嘉奖表扬。
只要当兵就有可能遇到危险，无论占时还是平时。王小华同样如此。一次在邯郸训练时，她就经历了打开备份伞的危险。当时她第一个离机跳了下去，却忽然发现自己没有正常减速，抬头一看，呀，主降落伞怎么是一个长条啊？那时她已经有了50几次的跳伞经历，主伞没有正常打开，她心想：“完了，这回见不到妈妈了！”她赶紧把手伸向备份伞拉环，备份伞打开了，随后主伞也打开了。那次只有她是主伞和备份伞双伞降落，地面上的老百姓很清楚地看到了她的主伞没有打开，非常紧张。她降落到了一片麦田里，落地后好几个农村妇女跑过来拉着她的手放下悬着的心说：“还是个女娃啊！”17岁的她又躲过了一劫。她们跳伞时的最高速度可达70公尺/每秒，还要做出旋转、翻滚动作。很奇怪的是，王小华第一次跳伞时也没有绝大害怕。
谈到从空军司令员职务上退下来的上将父亲“英雄王海”，王小华说，小时候自己还真不知道父亲有多伟大，好像是5、6岁的时候，认识一些字的她指着家里一本转帧精美的《志愿军英雄传》画册里父亲的照片问哥哥：“这是爸爸吗？爸爸还是抗美援朝的英雄啊？”哥哥告诉她是真的，这以后她才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那么的伟大。王小华对记者说：“现在那么多明星什么的，我看哪一个都没有我父亲帅。”
文革期间，王海在杭州被斗得厉害，就因为他强调军训不能放松，还说“江青就一个演员，她的专机来杭州为什么我们要停止训练净空？”后来是空军上层为了保护他这个战斗英雄，把他调到了北京。
王小华的父亲王海今年已经整整90高龄，身体依然健硕，她说：“父亲能活百岁！”因为都是军人的父亲母亲的言传身教，王小华至今信奉一个做人的原则：“说话必须算数。”
王小华说，当年自己其实是想当一名女飞行员，假如那个愿望能实现的话，说不定现在自己还可能走进中国女航天员的行列了。在张廷发任空军司令员，王海任副司令员的时候，她曾经求父亲“跟张廷发叔叔说说让我当飞行员呗？”父亲说：“那可不行，你有什么本事就干什么事。”王小华说，小时候自己拆解自行车、和面蒸馒头干家务。她知道包括自己的哥哥弟弟在内好几任空军司令员的孩子，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在做事，不知道什么是撒娇。他们没有现在很多“官二代”身上的坏毛病。八一跳伞队的经历和父、母亲老军人的职业养成，让她至今做任何事情还是严谨、守时。她还会像母亲一样，用废弃的降落伞材料在家为双胞胎女儿做衣服，说起这些事情，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中国空军司令员的后代。
当了18年兵之后，王小华以空军少校军衔转业到了地方，大院生活中，小学时期的生活在她的记忆中最深刻，和小学同学的感情也最深。她的哥哥在波音公司从事芯片方面的工作，弟弟做的是软件专业，都很出色，他们的孩子也都毕业于哈佛等名校，个个出色。她自己的两个孩子在国外已经研究生毕业。她说，他们家的传统就是孩子们的事都要自己做主，家长不管。
朱江滨——原空军司令部科研部副部长朱宝鎏之子
1958年出生在哈尔滨空军一航校的朱江滨说：“我很另类。”另类的朱江滨在哈尔滨出生满月之后，就被母亲抱在怀里不远千里进了北京空军大院，他家应该算是在大院生活时间最长的少部分人家之一。自己祖籍是广东，出生在哈尔滨，在北京长大；大学毕业工作、落户的地方是山西，由此朱江滨说，很难定性自己是哪里人了。作为典型的大院后代，朱江滨认为大院子弟一般很低调，不争不抢，可是出了大院总觉得不是很接地气。现在朱江滨在航空行业工程师的岗位上已经退休，他的弟弟也和他一样读了大学的航空专业，都是很规矩地接了父亲的班，只是兄弟二人都没有当兵，在地方航空工业企业工作。他是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在海淀温泉地区插队时考上西北大学航空专业的，毕业后就分到了山西，至今没有回北京，成了“纯正的”有山西户口的山西人。
这也是绝大多数大院孩子的特点——地域性的归属感不强，大家共同认可的就是“大院人”。
他的父亲叫朱宝鎏，是1949年从上海交大入伍到空军航空专家。
1949年建国后，中国建立海、空军，相比海军来说，空军需要的的知识分子更多，到空军的知识分子一部分来自当年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一部分是就是建国后国内著名大学大学的大学生。
朱江滨的父母都是1946年从广东到上海读大学的青年学生，父亲在交大读航空专业，母亲在上海圣约翰医学院读医学，此前，他们毕业于教会中学。他的父亲朱宝鎏的家庭背景在民国时期已经不一般，朱江滨的爷爷是留美医学博士，在孙科时代任广州市卫生局局长，姥爷是留德的商学专业高材生，后担任了民国欧亚航空局的局长，后到了香港任一家航空公司中方副总，他们都是民国时期留美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些背景让这个家庭的文化氛围很西化。对这样的背景，朱江滨定义自己的家庭为军内“另类”，“在父辈这代父母双双走进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他说。其实，在上海的时候，朱江滨的母亲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但他的父亲不知道。朱江滨的父亲是更纯粹的知识分子，只有夹着尾巴做人。1949年11月11日，中国正式建立自己的空军，当年朱宝鎏也从上海交大毕业了，空军到交大选大学生，来人问：“谁的身体好啊？”朱宝鎏站出来说：“我的身体好。”人家就说：“那你就到东北去吧。”很简单地就到了哈尔滨一航校当了教员。
哈尔滨航校是训练飞行员的学校，学员在上飞机之前一定要在理论训练处学飞行理论和飞机结构知识，朱宝鎏教的是飞机构造。当年航校的上课制度按苏联方式，上午一连上6节课，共6小时，每节课之间休息几分钟，下午自习不上课，工作量很大很累。有一次，为赶任务，连续十天要教两个班，下午也上课，每天12节课，3天下来朱宝鎏的嗓子都哑了。可他全不在乎，在航校除了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外，还为学校培养刚参军的中学毕业生当助教，重点教他们大学一、二年级数学、物理及其他有关知识等，这些课还是他一个人讲。为此，1954年空军政治部给他记了二等功。因为在空军一航校教学工作成绩优异，被到哈尔滨挖掘人才的留苏专家卜仁发现，他被选调到了北京空军总部，开始从事军事科研工作。那时，空军大院还未全部建成，新组建的科研部是空军司、政、后之外的独立部门，意义重大。调朱宝鎏的时候，航校不愿意放人，卜仁说，我是上级机关来的，你们只能服从命令。这样，朱宝鎏来到了北京参与筹建空军科研部，担任参谋职务。1955年第一次授衔时，他被授予少校军衔。
朱宝鎏能够在新中国空军的核心部门工作，让他的海外亲戚很意外，也很不理解，那些亲戚都是民国时期留美的高级知识分子。现在近90岁的朱宝鎏回忆自己的从军经历说，参军50多年一共只待过三个单位，即哈尔滨空军第一航空学校、空军科研部（后改为空司科研部）和其直属第八研究所，但借用他几天、几个月以至几年的单位就多了。空军在北京的研究所很多，朱宝鎏可以说是这些研究所的老前辈，现在他是空军指挥学院战略研究部顾问，依然没有彻底退休，不能进干休所。他认为一辈子非常幸运，“最大的幸运不是遇到有严重生命危险的任务时能安然度过，也不是突发心肌梗塞被抢救过来，而是每到一个单位，都有掌握政策很好、高水平的领导，这就为一个刚出校门知识分子的成长和今后工作创造很好的条件。”
了解中国空军科研工作的人没有不知道朱宝鎏的，因为，他是中国空军科研工作的代表人物，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主持工作以后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朱宝鎏是空军的知识分子代表之一，《人民日报》当年专门刊发通讯《蓝天铺路人》，介绍了朱宝鎏的事迹。所以，朱宝鎏在空军科研事业方面，最辉煌的时期始自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他被任命为空军科研部副部长，后来又调到了空八所担任总师，“准离休”时已经76岁了，之所以如此高龄才“准离休”，不能真正离职休养，是因为在空军科研部门，他依然不可或缺。
上图：朱宝鎏（左）与外国飞行员在一起。
进京到了空军大院后，朱家随着朱宝鎏职务的变化，按照规定多次调整住房搬家，朱江滨也在空军大院住了18年后，到1976年高中毕业插队，后参加高考才离开了大院和北京。
当时没能参军的大院子弟，绝大多数都是“背景有问题”人家的孩子。说到大院孩子的分类，朱江滨说，普通干部子弟和“小楼家庭”的子弟还是有区别的，而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那些数量很少的小楼子弟，社会接触面更窄，尽管平时大家都在一起玩游戏。文革中的大院生活一点都不平静。他记得很清楚，那时几乎每天有穿军装的人莫名其妙地离开，不知去向，现在知道那些人都是被牵扯进不同的集团出了问题。林彪事件之后，林立果十分关注的空军科研部们成为重灾区，朱宝鎏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被定为有严重问题的审查对象。1970年林立果要搞一个战斗机垂直起降项目论证，开研讨会的时候，朱宝鎏因为已经靠边站没有参加。会后一次在大院公共浴池洗澡的时候，大家议论：“这个项目确定了，年底就要试飞。”朱宝鎏接了一句话：“够呛啊，来不及！”没想到旁边一个搞后勤的干部听者有心，为了自己有业绩，把他的话上报了领导，朱宝鎏立刻被定性为“对接班人持怀疑态度！”，他的“暴露”也成为空军科研部揭开阶级斗争盖子的第一步。很快，上级决定1971年9月中旬宣布把朱宝鎏揪出来，没想到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朱宝鎏的问题也随之烟消云散。
到了科研部的朱宝鎏曾经边干边提高。在空军开始装备空空导弹后，空军科研部领导找了一本又大又厚的英文导弹入门书让他脱产翻译。几个月过去，在书接近翻译完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朱宝鎏只能停下翻译工作去干别的事，但这次翻译工作为他打开了导弹知识之门，也为后来深入了解航空导弹武器打下了必要的基础。那个时期，他经常会被外派参加入侵飞机残骸研究、参与采购外国飞机谈判和出国考察、跟随空军首长出国参观访问。这些活动又让他学到了大量新知识。
和父亲一样，朱江滨也从小喜欢飞机。他说，我家有一个当时其他家庭不具备的条件，就是有很多国外的航空专业书籍期刊被父亲带回家里来，“那些印刷精美的书刊强烈地吸引我。”那时的朱江滨还是小学生，父亲从中学开始就收集的各国军用飞机资料，丰富了他的业余生活。加上父亲调到空军科研部后，除日常事务性工作外，还为《航空杂志》和科研部编印发行的《科技资料》、《外国空军资料摘译》、《科技通信》等刊物，撰写大量有关外国作战飞机的数据和分析资料，这项工作他做了很长时间。这样的父亲和环境，直接导致朱江滨在恢复高考后坚持报考了大学的航空专业。他的中学同学说，朱江滨非常聪明，中学学历史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能折叠和拉开的册页帮助记忆历史知识，很方便，因为这个小发明他还得到了学校的表扬。
但大院孩子结伙打架的事情朱江滨也躲不开。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开始尝试拿出“北京大爷”的架势来为同学抱不平。一次放学后他站在比自己高很多的一个同学面前说：“不怕你，我就在这儿等你，来吧！”说完跳起来一拳打了过去，没想到人家不接他的拳，而是抬起脚一下子就把他踢到了桌子底下爬不起来了。一瞬间他就明白了：“打架原来是这样的啊！”从此，北京大院里少了一个“北京大爷”，中国西北多了一个航空工业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上图：在军队和地方共同参与国家航空事业建设的朱家全家福。
和父亲相比，朱江滨觉得自己的几十年生活没什么可说的，除了像父亲那样读了航空专业，也做了航空专业的工程师。“离开北京的时间太长了，除了回大院看望父母时还会觉得自己是大院的孩子之外，我的大院情结已经很淡了。”他自己退休之前已经在体制内做到了高级工程师的级别。但那个环境总让他觉得不适应，在那个环境下他没有条件像父亲那样做出一番事业，他选择了知难而退。
大院的孩子因为父母都是各部队各地方的优秀分子，所以基因里总有一些“英雄情结”。朱江滨介绍说，他的同学中有一个叫刘志宏，身高马大，反应灵活。刘志宏的父亲就是小说《烈火金刚》中英雄肖飞的原型，后来担任了空军司令员的王海上将就更不用说了，他的英雄事迹更是在几代中国人的心中永远留存下来了。他和这些民族、国家英雄的后代都是同学，从小玩在一起，那种英雄情结对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他很坚定地学父亲走上了为国家航空事业尽一份力的道路。
王武方——原海军司令部海军通讯总站主任王效忠之子
1958年5月7日出生的王武方，经历很有意思。
出生38天的时候，被母亲抱着跟随父亲从河南的海军通讯团到了海军大院，父亲到了海军枢纽部工作，那时海军大院刚投入使用时间不长。从18岁离开海军大院当学生兵开始，到训练10个月后分到舰艇部队，再到最后在2013年55岁从海军政治部正师职大校军衔退休，从军35年，王武方不仅和父亲干的工作很相近，而且在从基层舰队调回北京后，还在大院里分到了父母家临近的房子，成了自己长大的那个单元楼的邻居。这样的经历在大院子弟中并不多见。
王武方的身材很魁梧，从军35年养成的军人姿态已经去不掉了，这也和所有参了军的大院子弟一样。
他的同龄人是这样记忆海军大院的：
海军大院的通信连： 我们那时称为“三分站”；提到大院的一礼堂，我们会联想到后勤学院和那里的桃园；还有大院的维修队，定期给大家换纱窗，还有70年代初“七一小学”的大火，侯俊真能干！大院的澡堂在60-70年代位于32号楼的东侧的锅炉房旁边，对面是个大煤堆，至今我还能记得澡堂内热气奇妙的味道！还有大院的小孩食堂，它位于汽车队和海后小院的丁字路口处；嘟嘟家是1960年迁入海军大院的，小时候住在304楼，家中多数孩子是在海军七一幼儿园、七一小学和七一中学度过的儿童和少年时代。那时候海军大操场的大银幕电影、操场边的双杠单杠、军人服务社里的水果糖、大礼堂的歌剧《红珊瑚》、甚至大树上的知了、树下的蚂蚁窝，想想都是那么亲切。一群和海军一起长大的孩子们，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见证着人民海军的成长，走南闯北了一辈子也脱不了和中国海军的那份情缘。还有和海军结了一辈子情缘的呢，嘟嘟中学时的好友银杏树，生于海军大院，长于海军大院，嫁给海军军官，至今还住在海军大院。
……
王武方和他们的记忆没什么异样，同样是司令部的黄楼巍峨挺拔而且神秘，旁边的灰楼有趣好玩。他的家一度就住在这个作为家属楼的灰楼旁。更特殊的地方是，他的爱人是父亲担任正营职军事主官时，自己副营职下属的女儿，两家结的是儿女亲家。这对儿女亲家背后，父辈的关系是这样的，王武方的爸爸把王武方妈妈的同事介绍给了自己的副营长，这之后两家走得很近，待日后双方有了儿女，就来了个亲上加亲，让王武方娶了那个叔叔家的女儿。到今天，两家的关系依然如故。
上图：海军大院的第二代，王武方一家。
但王武方说，这么近的关系，搞好了是亲上加亲，搞不好的话也伤人匪浅。他讲了另一对大院子弟相似的故事，同样是父母亲之间因工作关系相互介绍成亲，待有儿女后又结了儿女亲家，可后来，年青的一代发生了严重的感情问题，最终离异。孩子的离异造成了父辈们之间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误解，两家的关系完全破裂了。
他不知道父亲是哪所中学毕业的，就知道1947年在天津蓟县的一所中学，据说那个中学是解放军办的一个定向培养学生的学校。解放军的人一锅端把学生全部带到了四野总部通讯部队，在总部林彪和刘亚楼等前指机关首长的身边工作。此后，参加了解放海南岛的战役，胜利后，随抗法援越部队到了越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顾问团的首长身边工作。1954年奠边府大捷之后王武方的父亲从越南回国，1958年到了海军在河南的通讯团，从此与海军通讯专业结了不解之缘，此后，他也和全家一起随着父亲从河南搬进了北京的海军大院。王武方说，父亲是海军通讯兵的早期建设者之一，后来通讯兵大发展，很多阶段都是他的父亲做军事主官负责的。
王武方的父亲到了海军大院以后，先是在枢纽部工作任参谋，后在收信台担任营职台长，再后来到了通信总站担任分站主任、副参谋长、参谋长等。王武方参军后在东海舰队也做起了和父亲一样的通讯兵工作。现在，除了卫星等手段之外，不同波段的无线电联系依然是海军通信部队使用的重要通信手段，这让王武方和父亲的距离一直很近。
大院孩子的人格养成、人生理想往往和家长关系密切，尽管家长不一定插手孩子的教育。王武方从小就喜欢无线电，自己组装电石收音机这些爱好，肯定和父亲在家里一举一动有关。当兵第一年在东海舰队学兵训练团接受军训，10个月之后因学习优秀，王武方就以战士身份站上了讲台，1979年提干后，1981年升为副连职的助教，1984年10月王武方被调到了舰队司令部通讯处。这期间，他因为发明革新荣立过两次三等功。当时，全团使用的24英寸匈牙利黑白电视很容易出故障，每个学员队配一台，那些故障很烦人。部队所在地是农村，修理这些电视时配件很难买到。这时，王武方的本事用上了，部队要他主持建了一栋训练楼，建楼时他把楼内的设备全部联网安装在一起，显示出了自己的业务能力。很自然地，故障电视的修理任务就落到了他的头上，团领导没想到在王武方手里这些故障手到病除，更神奇的是，领导发现王武方一到，简单几下就能排除故障，包括教学用的很多设备，在他手里同样很快就会修理好。“一身本事”让王武方在部队名声大作，屡屡受奖。
在舰队通讯处任参谋职务期间，整个舰队三个军、四个师、五个直属团的通讯设备都是他的职责范围和设备直供单位，其中，一条驱逐舰上列在装备目录上的的设备就有400多台套，需要军事主管异常仔细严禁，王武方必须对常规需求、实时需求随时了如指掌，及时补充拨付到位。
就在他也从舰队调入海军大院工作的时候，他父亲的老战友问他调回海军大院后干什么工作？他说还未确定。这时他的军衔是上尉副营职海军军官，碰巧大院里一辆军车的警灯出了故障，他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问题，见状，父亲的朋友就把他推荐到了政治部的安全部门工作了，他担任了海军政治部安全处第一任处长。从此以后，王武方开始了比父亲还繁忙的军旅生涯。
王武方的父亲在基层部队的时间比他长，一直担任部队的军事主官，所以在业务方面，父亲对他影响非常大。因为父亲一直是海军通信工作的业务尖子，他非常钦佩自己的父亲，他说，直到2008年去世前，父亲的观念一直都很超前。“父亲给我的意见是，必须重视业务能力的培养，必须当尖子！”他回忆，当兵的前9年，没在家过过一个春节。家里的情况是，两个弟弟中的大弟弟也参军了，逢年过节，奶奶就到海军大院去接上孙子回老家去过。他的母亲每天骑自行车从海军大院到现在东四环那边原来的北京内燃机总厂上班，父亲在延庆海军通讯站，春节也不回家，所以，他们家很少有过节团聚的感受。
一次突发事件，让部队为王武方荣记了三等功，那次军校正要开始新兵结束入伍训练后的分列式阅兵，来自部队和地方的首长都坐到了席台上，突然部队停电了。首长万分着急，问王武方：“你有办法吗？”他回答：“有！”他向首长要了一个班年轻力壮的战士，找来一台手摇发电机，把发电机的输出线直接接到了扩音器的放大级电路前，一下子解决了问题。首长决定为王武方记功。
王武方此后还获得了很多荣誉——在20多年的海军安全保卫工作岗位上，2003年，他获得了“全军保卫侦查工作先进个人”称号；2008年，获得海军“从严治军先进个人”称号。由于至今涉及王武方获奖的原因有些还在涉密，所以不便都说出来，他告诉记者，当年北京军博馆藏手枪被盗案就是他参与破获的。20多年，王武方承认自己因为参与了全军很多重特大案件的侦破，所以“有一些成就感”。
王武方和官兵的关系很融洽，这点也像他的父亲。父子两人都很在意下属官兵的生活质量和为他们服务。在大连任军事学院院务部部长的时候，王武方的父亲在春节时经常会替战士站岗，这点在王武方自己下连队的时候也学会了。
现在，退休后的王武方在一家书画艺术品鉴定公司担任技术总监。
我们无暇讲述更多大院里的故事，介绍更多大院里的后人，今天的三个人物，各具特点，大致代表了北京部队大院子弟的一些特征。从这些讲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都是无意识地继承了父辈的传统，甚至延续了父辈的军人使命。他们身上很少一般的市井气息和官宦模样，他们的后代依然在没有祖辈、父辈荫蔽的条件下进行着自己的奋斗——不靠别人，不故意用家庭的特殊背景炫耀自己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大院子弟的所作所为应该在基本人格和理想追求等层面给我们一些启示和启发。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想，能够做到像他们那样普通就可以了，因为这样的“普通”恰恰是最难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