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电影《芙蓉镇》结尾那句撕心裂肺的“运动啦“一直萦绕在耳边，没想到最近回国，行业协会一个电话，竟让我发现政治运动又悄然回到了中国人身边。这场运动，围绕加强党的领导，谁也别想逃脱。
行业协会通过电话和邮件紧急通知，要召开临时代表大会，修订协会的章程。我心中暗想什么事情需要这么急，收到议程一看，竟然是要在我们这个民间的行业协会章程中加入党的领导，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 协会的宗旨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团结和带领会员忠于宪法和法律，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本会接受中国共产党上海市行业委员会的领导，组织开展本行业党的建设工作。
- 个人会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应当履行党员义务，享有党员权利，自觉接受党组织的监督；符合设立党组织条件的团体会员应当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加强党的建设。
我吓了一跳。真有必要这样改吗？真的要“支部建在连上”，彻底贯彻习思想、坚持党领导一切吗？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关于“党政分开”、“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都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吗？
那一刻，我感觉被今年三月份面临修宪提案的人大代表灵魂附体。怎么办？不同意，你敢投反对票吗？老大哥在上面看着，甚至连弃权票都有可能被秋后算账，更别说反对票了。我脑补了一下投反对票的悲壮情景：在大家齐刷刷的举手赞成之后，主持人问：有人反对吗？此时我颤抖着举起手，轻声喊道：“我反对!”，大家的眼光刷得一下都转向我，我勇敢地要求发言，但被主持人制止。同行们从我身边走过，或支持、或担心、或意味深长地拍拍我的肩膀，而我坐在那里，脑子一片空白。
那一刻，在众人复杂目光中，我应该会想到因上万言书被打倒的彭德怀、被四人帮割破喉管的张志新、还有开除刘少奇党籍时唯一没有投赞成票的陈少敏。同宪法修正案一样，协会的章程修订案最终一定会以高票通过，而我的反对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让自己陷入困境。几天之后，协会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会找我谈话，要求我交待情况，供出幕后黑手，我的公司会得到特别的关注，工商局、税务局、社保局等部门会调查公司的各种问题，最后我的公司会因为偷漏税或其他经济问题而被吊销营业执照，而我个人可能会吊销执业资格，甚至被判刑入狱。
我坚持了真实的自己，创造了个人的历史，但会被历史的逆流吞没，就像当年的富农、右派、走资派和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到的受害者。下到普通百姓，上到文化名人和政府高官，无论是储安平、老舍、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我似乎感受到了他们被打倒时的孤立无援，被运动吞噬时的悲愤绝望。
因为我们的制度不允许你反对，不保护你反对的权利，秋后算账、打击报复就是反对者的下场。那一刻，我突然惊悚地意识到，在党强大的控制之下，掌握最高权力的伟大领袖，如果想要自上而下搞一场运动，比如清除不听话的干部、收拾富有的私营业主、或者剥夺独立思考的年轻人的高考权利，底层的官员和百姓是没有反抗余地的。即使在改革开放40年之后的今天，如果运动来临，无人能够幸免，也无人可以逃脱。
我突然认识到，为什么从反右到大跃进、从庐山会议到文化大革命，无人能够阻挡伟大领袖一场接一场的搞运动。因为在这个制度下，党领导一切，最高领袖控制了党，就控制了一切。即使是高层干部、人大代表，举手表决而不是秘密投票，反对领袖就是自我暴露；自我暴露就只能等着秋后算账，没有宪法和法律保障，也没有媒体仗义执言，被孤立、被打倒只是时间问题，冤假错案将不可避免地按照领导的意志大行其道。
也许有人会说我危言耸听、杞人忧天，但六四之后，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中国一再推迟政治体制改革，总有一天要为此付出代价。当新的领导人决心追随当年的人民领袖，毅然抛弃基本的党政分工、权力制衡，挣脱最起码的任期限制，1978年以后建立起来的脆弱的宪法惯例被打破，对最高权力一点点最低限度的制约也不再存在。各种党内小组取代了正常的政府决策部门，党领导的监察委员会超越了公检法的分工和制衡，本来就没有放开的媒体和言论管控日益严苛，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日子里，从国之重器根本大法的修订，到小小行业协会章程的修改，党的机器把领袖的意志贯彻到中国每个角落，也让人感到了政治运动不再遥远的凛凛寒意。
所谓运动，这些形式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