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山与福山
知亦难
5月初，王岐山会见了福山。国内官媒未见报道，但一篇谈话实录却通过微博与微信在坊间流传。王岐山独占会见90%谈话时间的“麦霸”作风（刘瑜语）和“像玄学讨论”般的谈话(福山语)引来不少议论，但福山从历史终结论到国家能力论的转变却更令国内思想界侧目，欢呼者有之，不解者有之，质疑者亦有之。
福山不是一般人。二十六年前，柏林墙倒塌前夕，苏联还未解体，他已经预言了西方的胜利，一篇《历史的终结？》成为当代政治思想史上最著名的论文之一，以黑格尔式的历史决定论大胆预言，西方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社会制度演进的终点和最终的政府组织形式 ——“王子和公主从此将过上幸福的生活”。这篇论文让年轻的福山声名鹊起，一跃成为当代西方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和自由民主制度当之无愧的代言人，风头一时无两。
然后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苏东转型并不顺利，9.11恐怖来袭，美国在伊拉克和利比亚推翻了专制政府却留下了满目疮痍，美国的经济也出了大问题，遭遇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与此同时一直没有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中国却逐步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模式”横空出世。历史显然没有终止，也没有停留在1989年，而是一刻不停地来到2015年。
作为一个勤于思考、与时俱进的学者，福山没有原地踏步。他2011年出版《政治秩序的起源》，2014年出版《政治的秩序和政治的衰落》，研究视野从西欧、美国、苏联扩展到希腊、德国、中国、意大利、印度、拉美甚至阿拉伯世界。他提出新的观点，认为现代自由民主国家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国家能力、法治原则和问责制度。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必须找到三者之间的微妙平衡，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国家通过行使权力来维护稳定和秩序，而通过法治原则和问责制度来确保权力用于公共利益。福山并没有收回自己的观点，而是更具体地开出了走向“历史终点”的“药方”。
他同时强调这几个要素的发展应该有先后顺序。他引用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名言：“对于一个好政府来说，执行力是第一位的。它可以使一国免遭别国入侵，它可以保证法律的有效执行。不管一个政府基于怎样的法理基础，如果缺乏执行力，它都是坏政府。” “软弱的管理是糟糕的管理的代名词;假如政府软弱无能，不管它理论上是什么样子，实际上它就是糟糕的政府。”用他的恩师塞缪尔·亨廷顿的话说，“一个政体在限制权力之前，首先必须行使权力。”
基于这样的视角，他在新书中对中国的国家能力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建议中国在加强国家权力的同时，优先发展法治，因为缺乏法治框架的民主对国家和人民都只能是巨大的灾难。他援引欧洲的历史经验指出，历史上对绝对权力的制约并非首先来自民主，而是源于法律。譬如1215年英格兰国王被迫签署自由大宪章，由此逐步确立“国王也在法律之下”的基本原则，而后英国才逐渐发展出有序的民主。而橙色革命和茉莉花革命之后的乱象，也深刻地说明，没有法治，贸然实行民主只能带来内战和混乱。
这样的观点，显然很对中国政府的胃口。而他从历史终结论者到国家能力论者的转变，特别是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赞赏，似乎更具有标志性意义，更能向世人证明中国道路的正确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岐山会见了他，并通过他向世界发出了些“信号”（王岐山语）。
王岐山的第一个信号，有点令人吃惊，但也令人欣慰。他首先表达了对人类基本价值的认同，认为东西方文化虽然在形式有很大差别，但在核心的本质问题其实是一致的。人类文化的最基本的要素其实中国都有。甚至福山讲的国家、法治、问责三要素在中国的历史里都有DNA。
这貌似平淡的表态其实含义深刻。王岐山没有用普世价值这个词，但官方公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却明确包括了富强、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全世界人民都认同的价值观。虽然这些词的含义在中国会有不同，但对基本价值的认同，正是中国持续融入世界的基础。无论中国的道路多么有“中国特色”，中国人也同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印度人、伊拉克人、埃塞俄比亚人一样，有权过上富足、自由、有尊严的生活，而政党执政和政府存在的全部目的，就是要帮助本国人民过上这样的生活。如果连人类最基本的价值都不认同的话，政党再强大，政府能力再强，也没有任何意义。
对人类基本价值观的认同是王岐山和福山对话的基础，其实也是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基础。在福山看来，民主自由体制之所以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并不仅仅因为市场经济带来的物质极大丰富，而在于民主自由体制能帮助人类实现终极的价值追求，那就是和平、自由、富足和尊严的生活。只要人类的本性不变，追求的价值不变，无论历史的具体进程多么曲折，无论现在还有多少人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形态和意识形态之下，随着全球化的进程逐步深化，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接受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权力制衡的国家形态，历史终将会终结。这与100多年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其实是一个意思。
如果说二十六年前，福山以《历史的终结？》指出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那么今天他的两部新著作则开出了迈向自由民主国家的新药方，那就是国家、法治和问责三者的辩证统一。如果福山的论点成立，那么今天的中国，就不能再沾沾自喜于国家的强大，而急需加强法治与问责的建设。
幸运的是，执政党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把法治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王岐山的第二个信号，就是要用法治手段来治理腐败，但这个法治是中国特色的法治。在与福山的对话中，王岐山用很大的篇幅讨论长期执政的党自我监督的问题，坦言自我监督、自我净化压力很大，难度很大。甚至提到医学上自己给自己开刀的唯一例子，是俄国西伯利亚的一位外科医生给自己割过阑尾。“这是唯一的病例，说明自我更新、自我净化很难。”
既然自我更新这么难，有没有考虑引入权力制衡和外部监督?王岐山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他斩钉截铁的回答福山，中国的法治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不能搞司法独立，这就是中国的特色。
王岐山的这一表态，相信福山并不认同。福山提供的法治方案是法律至上、三权分立、保护人权意义上的法治；福山所说的问责，主要是通过公正公开的民主选举，促使政党和政治家对人民负责。王岐山显然没有接受这样的方案，而是强调中国特色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一个长期掌握权力的政党和集团，能否完全依靠自我监督、自我净化来避免腐化？世界范围内没有先例，中国漫长的“治乱循环”的历史更说明依靠明君、酷吏、御史大夫和锦衣卫不仅无法根除腐败，反而会滋生更严重的特权和腐败。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化”并不是危言耸听。如果只依靠内部的力量，反腐可能不仅会半途而废，而且会变本加厉。如果要突破怪圈，执政党必须勇于创新、另辟蹊径。
但在创新的问题上，王岐山的所给出的答案并不令人乐观，因为他的第三个信号是要更多地借助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在同福山的谈话中，他反复说到人类文化的最基本的要素其实中国都有，关键是如何把其中好的东西发扬光大。虽然他提到“中华民族要吸收西方文化的好的东西，世界上各民族的优秀的东西都要吸收”，但落脚点其实是强调“优秀的DNA中国文化中就有”。
必须承认，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路径依赖，还是文化认同的角度，从中国的传统和典籍中寻找法治和问责资源，都是一条捷径。但问题是，这条老路上的法治和民主资源足够吗？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在加强中央集权，维持专制统治和社会稳定方面经验很多，但在治理腐败、保护人权、维护人民尊严方面经验很少。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许可以找到关于法治和问责的零星的DNA，但绝对不是主流，无论是王岐山在会谈中提过的老子、孔子、王阳明，还是没提到过的庄子、孟子、黄宗羲，都没有关于民主、法治、自由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拒绝借鉴西方国家已经证明有效的法治和问责制度，仅从中国文化寻找资源会不会是缘木求鱼？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但这一成绩的取得，正是大胆解放思想，从西方引进市场经济的结果，而不是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自信固然重要，但自信不是固步自封，更不是思想僵化。本着对人类基本价值的认同，本着对人民意愿的尊重，执政党在民主和法治建设中，更应该用于突破意识形态的桎梏，回到邓小平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总路线上来，让人民在法治与民主的阳光下，早上过上富足、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
马克思说过，迄今为止，哲学家所做的只是解释世界，但关键是改变这个世界。福山们在解释这个世界，而岐山们在努力改变这个世界。三十年后，如果后人回看这场对话，是福山们该修正自己的观点，还是岐山们会懊悔没有听取智者的进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