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学士

国远家离已卅年,蹉跎岁月过云烟。书生漫道无一用,经纬书斋自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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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总裁的炼狱——民国饥荒年之人相食

(2016-02-04 14:15:02) 下一个

来源:四月网

作者:一路高飞、XUXUHUI、天之羽等                    

    



1930年到1936年,是四川近代历史上天灾人祸频繁、民不聊生的年代。旱灾、水灾、雹灾、虫灾、匪灾连年 不断。水旱灾严重的1934年,饥民靠野草、树叶、树根、白泥(俗称观音土)苟延残喘。1936年,四川迎来了更大的饥荒。大量饥民涌向市镇乞食,饿死街 头巷尾。更令国人震惊的,是四川频频传来惨绝人寰、饥民吃-人-肉的可怕消息。               
        1936年四川有的地区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通江麻柳坪有一妇女因生活艰难,携其六七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向他处逃荒。不料走不 远时该妇倒毙道旁,她的两个女儿饥极,就在她娘身上啮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饥。饿极小儿啃食母亲尸肉的残酷情景,令人咋舌。饥民吃死-人-肉已是见惯不惊,更可怕 的是杀活人及小孩充饥的事。桐木洞有一对贫民夫妇迫于饥饿,将他们的3岁女儿杀了充饥,以延旦夕之命。据当时的《赈务旬刊》记载:“涪陵饥民、丰都饥 民,烹子充饥,杀食胞弟。苍溪饥民,阆中饥民惨食子女,烧食小孩。”
               
        饥荒使人性泯灭、变态,令人发指的人吃人的悲剧层出不穷。旺苍县余家沟有个秦老头,他两个儿子饿死后,秦老幺把儿子身上的肉割下来吃了,但最后他还是饿死 了。木门文昌宫叫孟利生的人,全家3人,他母亲和妹妹都被饿死,他饿得没法,母亲刚死,即将她的一对乳房割下,先煮了一个在铁罐里,然后出来又哭又说: “我妈死了,身上的肉被人割了。”街上的人去看,果然被割得血迹淋漓,问他铁罐里煮的啥?他说:“牛脑髓!”打开一看,一个人奶煮得乱糟糟的,再从他筲箕 里一看还有一只奶。普济鱼池湾杨传兴全家5人,妻子和儿媳都被饿死,只剩下一个几岁的孙女。一天晚上,杨传兴饥饿难熬,用刀把孙女砍死吃了肉,在砍的时 候被邻居听到那女子直叫:“莫砍我,我长大给你拣柴呀!”

 

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 “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然而,国民政府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征不减。事实证明,一旦政府采取种种有力的赈灾措施,灾民得到救济,死亡人数便迅速减少。

在这次大饥荒中,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TheodoreH.White)在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拯救无数生灵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河南官员掩盖真相 1943年灾区气候依然干旱,灾情进一步恶化。这时,灾区的情况开始外传,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却遭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消息传出后,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白修德决定亲赴灾区一探虚实。月底,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他还是深受震动。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从沙土堆中刨出尸体来啃的照片。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他走访了一些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

1942年,就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行到了关键的时刻,全国人民一致对外抗战,后方的支援尤为重要,但当时河南爆发了大饥荒,死亡人数达300万之多! 1942年,豫北、东、南30多个县占河南总面积三分之一的区域已被日军占领,剩余的豫中、豫西尚在国民政府管辖区域内。日本的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多的灾难,残酷的30万人的南京大屠杀给百姓带来了许多隐形的重伤。1942年,黄河决堤泛滥,这让我们记住了洪水,记住了蒋介石,更记住了日本。国民党总统蒋介石的“以水代兵”之法让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所属44县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黄河水淹没,我们暂不考虑此次洪水对日军的影响,应该考虑的是89万河南百姓。黄河水退后,形成了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了沙滩,黄泛区很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大批流向国统区,加重了国统区人民的粮食负担。此后黄河水连年泛滥、决口。大水之后,撂荒的土地又发生了蝗灾。庄稼被啃个精光,眼看着仅存的一点庄稼被毁,百姓有苦难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河南有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驻防,而这几十万人的粮草补充,全靠自己省内解决。从1937年到1942年,五年半的时间,河南兵粮的贡献都是全国第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数额,使河南的民力物力财力已经枯竭,许多农民破产逃亡。其实就是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也只能靠野菜和一些杂粮度日,更谈不上任何储藏。当时的百姓家都吃不上饭,许多百姓就被活活饿死。1942年河南全省遭灾,百姓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当时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甚至完全绝收,一场特大的饥荒就爆发了,这决不是偶然。

但是蒋介石对1942年的河南大灾却不管不问,他不想百姓,只顾自己的利益。1943年3月底,当美国记者白修德向蒋介石汇报灾情时,他说不知道。其实,他早知道,只是不想负责任。1942年8~9月河南刚开始有灾时,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他就召开了紧急的“前方军粮会议”,采取了一些措施。他一方面减少河南的征粮数额,另一方面决定把西安方面的储粮运往河南以备军队之用。但蒋介石采取这些非常措施,只是为了解决河南军队的粮食问题,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救灾措施,只是减免了很少的征粮数额而已,置灾民于不顾。 1942年10月,这时冬季来了,天气变冷,灾民很多都逃亡了,百姓的死亡率也迅速上升。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是实施救灾工作的最重要时刻,此时也可以阻止灾情的蔓延,但是事实却相反。10月上旬,河南省赈济会推选代表到重庆,请求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征粮数额,蒋介石不但不见他们,而且还不让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10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张继、张厉生等到河南勘灾,他们实地进行考察,也承认河南灾情真的很严重。10月29日,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也对河南的灾民的遭遇表示同情,并要求采取措施。然而,多方的呼吁,并没有引起蒋介石政府对河南灾情的重视,救灾的延误加深了百姓的苦难。

国统区300万民众活活饿死了,1942年的河南大灾也结束了。除了极少数尽职的中外记者为这场大灾留下的片断记录外,它在历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竟然如此地被人忽视甚至遗忘,这是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新闻的结果。生命的流逝让我们不禁为之感叹,不过正是由于这些宝贵的片段记录,才让我们深深地记住了这次灾荒,并值得后人深深地思考。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白修德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绝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第195页。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因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

白修德之功
面对这种情况,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情势如此严峻才能挽救灾区无数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实情告诉世人。洛阳电报局是他归途中经过的第一个电报局,他立即就将电稿发出。他清楚,“按照规定,这篇报道和任何新闻报道一样,应当发回重庆,由我在宣传部的老同事进行检查,这样,他们肯定会把这篇报道扣压下来的。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那么严格,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有关规定,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直接发往纽约了。于是,消息首先在《时代》杂志上传开了--这家杂志在整个美国是最同情中国人的事业的”。

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顿时大怒,认为有损中国政府形象,由于她与《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HenryR.Luce)是老朋友,所以强烈要求卢斯将白修德解职,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卢斯拒绝。[美]白修德:《探索历史》,第120页。消息登出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作法大为不满,甚至感到非常愤怒。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因为“一夜之间我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发出去”。宋庆龄得知这种情况,一再对蒋介石说事关数百万人性命,坚持要蒋见白修德。在宋庆龄的坚持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见面时,蒋介石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坚决否认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况。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尸体的相片,蒋看到这些相片,表情极其尴尬,问他在何处拍下这些相片,而后要他提供完整的报告,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后来的事实说明,一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灾民的死亡便迅速减少。

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一位一直在灾区的传教士的一封来信,信中感激地写道: 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在我看来,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总之,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发挥更大的影响……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心情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

民国时期的中国大饥荒的资料

本帖最后由 天之羽 于 2011-11-2 15:27 编辑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对民国时期的这些大饥荒,不少历史学家和政府官员们更愿意强调天灾而不是人祸的一面。研究的人好象也不是很多。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比现在非洲人的平均寿命高5岁。到1979年,中国人均寿命是68岁,比当时的印度人高14岁。(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 “Passage to China”,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17608)




  下面是参考的部分资料。




  资料1:





  “1920--1921年,发生在华北四省区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直隶的800万饥民几乎只有一半活下来,妻儿被卖,数百万人闯关东,饶阳境内一片荒芜。1850-1932年,华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于饥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杀死女婴的情况恶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几次大饥荒愈演愈烈。1939年华北地区的霍乱流行夺去了2万人的生命。1943年,旱灾加上日本人抢劫粮食,导致整个华北地区数百万人饿死……”




  ——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场大灾变前的反思--重申“灾变论”》http://www.chinaeweekly.com/viewarticle_gb.aspx?vID=664)




  资料2:




  “这是一个看过新旧中国的人,这是一个冷眼看世界的人,这是一个看着毛从夺权到掌权的人,这是一个以新闻自由为信条的人,是他把毛和红军介绍给世界,还是他在新中国建立后十次访华,毛对他无所不谈,就连文革中如日中天的林也远不及他,四个伟大讨嫌也是对他说的,如果问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外国人能对毛说三道四,唯一的人选就是他。他对对于苦难的中国人民怀有极其特殊的感情,以致于死还要埋葬在他们身边。一位朋友介绍给我,他笔下写过大饥荒和饿死上千万的事,建议我推荐给网上饥饿的人们。非常遗憾的是,时间是1930而不是1960,这段史实只能用来讨伐国民党,而不是象民运那样讨伐GCD。”(杨志《斯诺笔下的大饥荒和饿死上千万》)




  资料3:




  “我们在黎明之前离开西安府,那一度是“金城汤池”的高大的木头城门在我们的军事通行证的魔力面前霍地打了开来,拖着门上的链条铛铛作响。在熹微的晨光中,军用大卡车隆隆驶过飞机场,当时每天都有飞机从那个机场起飞,到红军防线上去侦察和轰炸。





  对于一个中国旅客来说,在这条从西安府北去的大道上,每走一里路都会勾起他对本民族丰富多采的绚烂历史的回忆。中国最近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共产主义运动,竟然选择在这个地方来决定中国的命运,不可不谓恰当。一小时以后,我们摆渡过了渭河,在这个肥沃的渭河流域,孔子的祖先、肤色发黑的野蛮的人发展了他们的稻米文化,形成了今天在中国农村的民间神话里仍是一股力量的一些传说。快到正午的时候,我们到了宗蒲县。大约两千两百年前,那个最先“统一”中国的威赫一时的人物秦始皇就是在这个筑有雉堞的城池附近诞生的。秦始皇第一个把他的国家的古代边境城墙都连结起来,形成了今天仍然是地球上最宏伟的砖石工程----中国的万里长城。




  在那条新修的汽车路上,沿途的罂粟摇摆着肿胀的脑袋,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面经过水冲车压,到处是深沟浅辙,因而我们那部载重六吨的道奇卡车,有时也甚至无法通行。陕西长期以来就以盛产鸦片闻名。几年前西北发生大饥荒,曾有三百万人丧命,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鸦片的种植。当时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上都种上了鸦片,一遇到干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作物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严重短缺。




  摘自斯诺《西行漫记》第四章《通过红色大门》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modern/red_star/xixing1-4.txt>




  资料4:




  “斯诺接到的第一次采访任务是沿着中国8000英里长的铁路线作旅行报道。在连年饥荒的中国北方农村,斯诺第一次看到了饿殍遍野的可怕场面。他在报道中写道:“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这是由当时中华民国的交通部长孙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为了让斯诺写写沿途的风光名胜,以便吸引美国的观光客。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人类灾难,斯诺本该轻松的旅行变得沉重而压抑,他只有一个想法,尽快离开中国。





  回到繁华的上海,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此时,上海正在准备中华民国十七周年的庆典。鲍威尔要斯诺写点文章,以便给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大张旗鼓地宣传一番。在黄浦江畔,斯诺的心情始终无法平静,那些可怕的景象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正是那些闻所未闻而真实存在的死亡景象,使他放弃了原来的幻想,转而为中国的命运而大声疾呼。




  1928年,中国北方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斯诺当即写了《中国五大害》加以报道:“今年,在遥远荒漠的陕西省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紧接着传来了骇人听闻的大饥荒的消息。许多人活活饿死,数以千计的人正陷于绝境,--河南和甘肃的情况也相差无几,深受其害的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但愿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听到这些灾情后,能立即进行捐助,以缓解可怕的苦难。“不久,斯诺再次前往张家口、内蒙等饥荒地区,继续向西方读者报道受灾难民的真实情况,并写下了《拯救二十五万生灵》等长篇通讯,记述了许多令人心悸的场面。六个星期过去了,斯诺并没有离开中国。他发现美国给蒋介石源源不断的援助没有用来救灾,反而大力扩充军备。连年的战乱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民国时期的中国大饥荒就饿殍遍地

有关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的饥荒,网上谈的人很多。好象关注民国时期的大饥荒的人不是很多。其实,民国时期的饥荒可谓家常便饭,无日无之,下面我整理了部分资料,其中包括一些外国记者采访中国大饥荒的一些资料,供网友们参考。

采访过民国时期中国大饥荒的记者很多,其中有美国人斯诺(EdgarSnow)、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英国人哈里森·福曼(Harrison Forman)等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 Stuart)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

民国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解放前上海滩的某一个寒风刺骨的早上,环卫工人一下子清理出300多具饿殍来。有人认为民国时期的战争是导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对。1929年斯诺采访过大饥荒的内蒙古萨拉齐,根本就没有兵燹,却饿殍满地。他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诺的中国》一书(Edgar Snow’sChina,Random House,1981。这本书好象没有中文译本)中提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这本书中有很多斯诺拍摄的骇人的饥民尸体的照片。饿死人不一定非得是战争造成的。民国时期的中国也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战争。战争不能完全解释民国饥荒的成因。另外,在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和平时期,也经常会发生大饥荒的事情。拿印度来说,2004年,印度“最繁荣的城市”孟买就饿死了近一万儿童。2004年的印度3.5亿人没有足够的食物,每天晚上饿着肚子上床睡觉,一半印度儿童营养不良。

手头上资料不多,统计民国时期的大饥荒主要有: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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