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疲劳》是一部十分滑稽但却非常严肃的作品。这部初版于2006年的长篇小说以人畜身份交替变换的视角描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一个北方农村的动荡与变革。在这部据说只花了43天就写成的50万字的小说里，莫言充分施展他那怪异的、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以饱满奔放的语言展示了一个叫做高密县东北乡的人民所经历的土改、镇反、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直至改革开放半个世纪以来惊心动魄光怪陆离的生活场面，讲述了一个地主乡绅西门闹的幽灵五十年来在故乡出没、盘桓、穿越的离奇故事。尽管作家使用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使西门闹的六次轮回转世充满了滑稽和荒诞，但字里行间还是掩饰不住作者对主人公悲惨命运的同情，以及对那个不肯屈服、不能安歇的灵魂的敬意。莫言一方面通过驴牛猪狗猴以及大头婴儿的眼睛和嘴巴描述故事情节，见证人间历史，另一方面又变换叙事角度，让另一个重要人物蓝解放亲自讲述，“使故事向现实靠拢”，力图将完整的生活真相呈现给读者。西门闹的轮回转世重返人间横跨半个世纪，贯穿整篇故事，他的抗争控诉既荒诞，又庄严，屡遭劫难却不改信念，显示对人间正义的执著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正是根植于西门闹心里不灭的良心迫使他的灵魂不得安宁死不瞑目，即使成了死鬼，即使脱胎换骨变成了动物也要挣扎着去人间讨个说法。小说一开篇就是一个阎王殿过堂的场景，死去已经两年的西门闹在阴曹地府受尽酷刑，依然大叫“冤枉”。他之所以能够大义凌然无所畏惧地斥责阎王，就是因为他的心中存有一种正义的信念。“平生没有做过亏心事的”自我评价是他在地狱审判中不屈不挠，敢于抗争，从而挣得一个硬汉子名声的精神法宝。他坚信像他这样一个“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乐善好施，善良正直的大好人”是清白的，无罪的。他经受住了地狱中最痛苦最歹毒的折磨“油炸”，甚至不满足于鬼卒们对他的暗中钦佩，不满足于做一个地狱世界的英雄，而是强烈要求阎王放他生还，让他回到人间“当面问问那些人，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从阴曹地府发出的这声质问无疑是整部小说的楔子。死亡虽然可以夺去一个人的生命，但却夺不去讨还正义的灵魂。
令人不无惊讶的是，地狱中的阎王对西门闹的抗争似乎也无能为力，甚至对他的冤屈还怀有一丝同情。中国人的语言中，阎王原本就面目狰狞，凶神恶煞，是恐怖、死亡的象征，跟良心、是非、正义本不搭界。孰料在了解了西门闹的案情后阎王竟然“目光躲躲闪闪，不敢与我对视”，甚至坦诚地说，“知道你是冤枉的。世界上许多人该死，但却不死；许多人不该死，去偏偏死了。这是本殿也无法改变的现实。” 作为阴间主宰的阎王在西门闹锲而不舍的控诉下居然失去了以往的威风，对人间的不公不平居然也有抱怨。这一刻，读者欣慰地发现，其实阎王也是有良心的。他答应放西门闹生还，让他先后变成一头驴、一头牛、一只猪、一只狗、一只猴子来到人间，以体现他的同情。他本以为这个在阴间呆了两年的冤屈鬼对他的法外开恩会感激涕零，没想到西门闹一巴掌打翻了端给他的遗忘汤，愤然骂道：“不，我要把一切烦恼痛苦和仇恨牢记在心，否则我重返人间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尽管阎王能够主宰阴间的一切，但也阻挡不了 冤魂带着仇恨获得重生的意志。
就这样，西门闹怀着使命和希望，忍受着难以想象的屈辱变成一头驴又回到了东北乡，和他的亲人、仇人、邻居们生活在一起，共同体验见证着人间的新生活。第一个十年结束之际，驴被饥饿的村民们残杀分食，又转世为牛。牛主人的儿子抵抗不住单干的压力，带着牛入了社，牛拒绝耕生产队的地又被活活打死。牛再转世为猪。这时的东北乡已经是人民公社的一统天下，猪已经没有独立生存的空间，于是委身于集体的猪圈，成了生产队里的宠儿。在度过了最荒诞的七十年代的撒欢岁月后，猪又进入下一轮回，变成一只更有灵性、与人更为接近的狗。灵魂的连续转世伴随着人间的进步似乎使这个乡绅地主的仇恨渐渐消失，躁动不安的灵魂几乎要安息了。然而阎王仍有一丝警惕。他从狗的眼睛里看出“还有一些仇恨的残渣在闪烁”，于是不肯让这个怀有仇恨的灵魂转世为人。在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阎王让狗再一次转世为灵长类的猴，为期两年，希望在他回到人间之前将仇恨发泄干净，重新做人。
文学家喜欢用魔幻的、以动物拟人的手法再现人的生活由来已久，莫言的山东老乡蒲松龄就是一位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阅读《生死疲劳》之所以产生强烈震撼，就在于作家敢于直面现实，用批判的笔触再现了血腥的土改运动的历史，塑造了一个被冤杀的、善良正直的、五十年来幽灵不散的地主乡绅西门闹不屈不挠地向人间讨说法求正义的奋斗历程。诚然，五十年来生活已变化，社会已进步，大部分错误也已得到纠正，但土改似乎仍是一个禁忌话题。即使在大规模平凡冤假错案的八十年代，各级法院也接到明确指示，一律不得受理有关土改问题的申诉。西门闹已经死去多年，不安的灵魂一再转世连阎王都有些厌烦，他的回到人间重新做人的愿望看起来还有些渺茫。或许作家不忍心让他的主人公永远在畜道轮回，在小说终了之后又增加了一个结局，让他最终转世成为一个婴儿。这个婴儿就是西门闹的化身，有着“极强的记忆力和天才的语言能力”。就在作家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结束全篇故事时，已经五岁的大头婴儿蓝千岁却“摆开一副阅读长篇小说的架势”，准备重新讲述他的故事，再一次把读者拉回到1950年1月1日。。。。。。
1949年12月，董时进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他六十年前对中国土地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分析，神奇地概括几十年的折腾之后，终于被政府和学者认识了的问题。
董的观点简单明了：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应当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
他认为，当时共产党的文件和政要的讲话，都引用莫须有的调查，认定不到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经过多次重复而被误认为事实的虚言，令董愤愤不已。他指出，根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在16省，163个县，175万多户农户中举行的调查结果，35.6%的农户拥有五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五至十亩，13%农户拥有十至15亩，一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这一调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农村的考察近似。如今可查的数据，包括土改时期的调查，都证明了董的观点。
董时进强调，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过三代"。地主不是一个阶级，"有恒产"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个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这和存款，买股票是同样道理。拥有土地不是犯罪，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他给毛的上书中，举了进城女佣和黄包车夫蓄钱置地的例子。
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宁愿租出土地，自己有劳力和经营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自耕农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土改后，分到土地者高涨的情绪，过了一段时期就会低落，因为他们耕种所得，都要上缴国家，没有发家致富成为富农地主的可能。董时进主张用技术手段改进农业，例如推广良种，兴修水利，放干冬水田，提高复种指数，推广美国式的农场，实现机械化、化学化。
地主富农是农村的先进生产力，必须爱护而非打倒;他们的财产和土地不可侵犯，他们应当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残酷地斗争。中国的优秀人才，许多来自地富家庭。地主中有为富不仁的，但只是少数，这对海外读者，不过是常识;然而在国内，地主就是黄世仁那样的大坏蛋，至今仍然是从小学开始灌输的观念。
他对今后中国的去向十分悲观，对农民的前景尤为绝望，说："将来生产出来的东西，可是要尽量缴归政府，自家能够保留的，最多只够养活性命，再多是不成的。换句话说，土改政策，不外是要将富人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等夺过来交给农民，叫他们利用这些工具去替政府生产。这和给牛一个犁和几块地，叫牠去耕，是没有分别的。牛得到犁和田有何好处呢?贫民为了报答政府的赐赏，除了为政府生产外，遇必要时还要去为政府打战。总而言之，共产党是要用富人的钱和物，用贫民的力和命，去帮他们打天下" 。
作为农业经济学家，董的思考的角度不囿于经济。"组识贫农和一些无产无业的分子，告诉他们说：'地主和富农都是封建的，他们残酷地剥削了你们，所有使得你们贫穷。现在我们要帮助你们去吧他们的土地房屋占过来，把各种农具，家具，粮食，等等都拿过来。''那些贫民明明知道所谓地主富农并不是什么封建的，明明知道自己的贫穷并不是由于地主富农剥削，然而政府的委员既然对他们这么说，叫他们这么做，而且他们是可以得到利益的，又何乐不为呢。于是他们只好硬把自己的良心窒杀掉，随着政府的委员(工作组)一齐去打抢。这一些贫民即使暂时得到了一点儿物质的好处，可是他们的天良完全被毁灭了。"
他对土改的批判，和数十年后研究思想文化的历史学家余英时等得出一致的结论：将地主的土地，房屋，生产工具及私人物品统统没收，分给贫农和无业游民，令这些收取不义之财者获得暂时的好处，却令他们失却了良知，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颠覆。在没有宗教信仰，缺乏法制基础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是社会整合之基础。颠倒是非，打家劫舍的'土改'，为后来的政治运动奠定基础。
他对随土改而来的乡村悲观预言，包括土改以后就会收回土地搞"社会主义化"，几乎都不幸言中。他祖母曾经是个贫穷的寡妇，善持家，到父亲辈，薄有田产，又极重教育，故而供他外出求学。且看他如果预言未来的农村教育："在过去，比较富裕的人家可以送子弟入学读书，甚至去大都市进大学，所以农村中尚能产知识分子和各项人才。今后这些人家没有了，所有的全是耕种十亩八亩的小贫农，他们的糊口且不易，哪里还能送子弟进学校。如果学校都改成公立吧，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在过去有富人负担，贫寒人家可以豁免，现在要大家平均负担，他们负担得起吗?何况孩子们要捡柴拾粪，帮助杂活，即使有免费的学校，也没有去受教育的时间。农家子弟不能受教育，农人永远不能翻身了"。
他建议政府用赎买的办法，收购大地主的土地，同时成立自耕农基金，扶持自耕农，借给有能力经营土地的农民购买土地，或向政府租赁土地。其实，他如此建言时，知道土改大局已定，于是悲哀地预言说，政权巩固之后，这个政党就会再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农民被整体奴役，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会饿死人，最后，(这位乐观善良的预言家说：)"他们还是会放弃，回到正确的路上来" 。
你的发言证明你既没经历过那段历史，也不了解那段历史。
中共的土改说是暴力土改都是轻的，简直就是屠杀。杀人是目的，分地只是副产品。
比如：49年以后，广东省也和全国各地一样，迅速开展了声势浩大、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开展这场建国后第一个政治大运动中，中南局领导和中央最高领导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华南分局和广东省领导“土改右倾” 、“迷失方向”、“缺乏阶级分析”、“对敌人不够狠”，等等。广东数千名干部受到处分，撤职降级，蒙冤多年。
为何如此？1951年4月，中南局派出工作组来广东检查土改工作，负责人认为广东土改，缺乏农村运动的高潮。因为，“当时的标准是什么呢?就看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就是大规模地杀那些地主，这是一个土改搞得好不好的一个标准。他认为你广东没杀几个地主，他就认为冷冷清清，没有发动群众。”于是，各地开始出现了乱打乱杀。时任中侨委主任的何香凝，专门写信向方方询问，在广东土改过程中，侨眷被罚被打的情况。中南局在对广东土改的评价上与华南分局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中南局认为广东土改缓慢无力，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是因为党组织不纯，干部队伍不纯，许多干部同地主、官僚、国民党、资产阶级华侨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在土改中下不了手，存在严重的右倾问题。中南局土改委员会主任李雪峰对广东的土改工作不满意，多次在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批评广东土改群众发动不够，太右，是“和平土改”。1951年1月和4月，李雪峰等两次来到广州，先后召开了11县土改总结会议和华南分局扩大干部会，对方方的总结提出了批评。
可见那时全国各地都是在大杀特杀地主，不多杀几个地主就不够革命，就是右倾。这些历史的罪孽，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你也在其中。
--同意！这才是活着的人应该做的，也是至今还未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