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一个月惊心动魄的等待后，中国经历了又一次“海外紧急疏散演练”；上一次是2011年春天的利比亚撤侨事件。
周三（7月2日），99名陕西省施工企业人员在多日辗转伊拉克和阿联酋等国后抵达广州。在近一个月惊心动魄的等待后，中国经历了又一次“海外紧急疏散演练”。上一次是2011年春天的利比亚撤侨事件。
根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透露的数字，目前中国在伊拉克大约有1万多名劳工。近期从伊拉克撤出的中国劳工，多为在该国北部地区的工作人员，而大部分中国工人目前在伊拉克南部较安全的地区。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中国成为了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繁荣石油产业的最大受益者。虽然利润率并不大，但中国目前每年向伊拉克投资约20亿美元，以确保伊拉克的石油能够源源不断地运往高需求的中国。在这些中国资本中，国有能源企业中石油是伊拉克最大的投资者。
目前，伊拉克每天有约150万桶的石油进入中国，相当于伊拉克石油出口量的一半。“中国在伊拉克的石油工作不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而是为了确保本国的供应。”美国华盛顿国防大学（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中东问题专家丹尼斯·纳塔丽（Denise Natali）对BBC记者说。
然而，日益增加的数字背后，却是一个让中国企业与中国政府都面临的难题：在诸如伊拉克这样危机潜伏的地区，一旦爆发冲突，中国该如何保障自己的投资利益和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
风险评估与协调能力
在利比亚的撤侨事件中，中方还得到了希腊政府的帮助；当时，中国劳工在辗转雅典后，方得以回国。
伊拉克危机爆发后，德国立刻要求其在伊拉克的1,000公民撤离。在逊尼派圣战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简称ISIS)攻占北部城市拜伊吉后，德国的西门子公司也进行了人员的撤离工作。6月15日，媒体报道称已有50名工人通过伊拉克军用直升机等到达巴格达，其余人员也在此前后相继离开。
6月16日，行业网络出版刊物《伊拉克石油报道》（Iraq Oil Report）报道称，在ISIS攻占北部城市后，连在南部运作的石油公司BP和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都已经撤离了部分或者全部外国工人。
在中国，关于伊拉克华工被困的消息最于6月17日见诸报端。但到了6月24日，中国媒体又报道称，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在6月20日试图撤退时并未成功。这则消息离中国劳工最终回国相距一周左右。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研究员欧柏仁（Oliver Brauner）说： “一个问题是当地中国劳工的数量：相比西门子公司的50人，中国公司要撤离1300人。”
“但这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在伊拉克的中国公司与大使馆对风险评估和相互协调的能力。”
据BBC记者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中国劳工在至少11个国家遭到挟持或其它人身威胁。2012年1月31日，25名中国工人在埃及西纳半岛被绑架；此前不久，29名中国电力工程公司的劳工在苏丹被挟持。此外，中国劳工还分别在喀麦隆、哥伦比亚、埃及、伊拉克、尼日尔共和国、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等国遭到危险。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目前仍在伊拉克东部米桑油田工作的中海油员工对记者说：“实际作业的劳工们对当地的安全局势很是担心。但只要危机不蔓延至家门口，工作还要继续。”
这位中海油员工在上周六（6月28日）对记者表示，在ISIS攻占北部城市后，中海油内部确实有过关于紧急疏散工人的讨论，但目前他们尚未接到正式通知。
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潘睿凡（Raffaello Pantucci）在接受BBC采访时说：“尽管这些公司都十分担忧劳工的安全，但他们的风险门槛仍然很高。从伊拉克局势的演变来看，中国方面之前并没有想到局势会变得那么糟糕。”
当然，并非伊拉克所有的地区都面临着ISIS的威胁。在该国南部，也是伊拉克80%石油生产和中国石油公司的投资集中地，该国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认为，ISIS进攻的可能性很小。
“中国企业多在伊拉克南部投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伊拉克前财长阿里·阿拉维（Ali Allawi）对记者表示。
这一说法得到了华盛顿国防大学丹尼斯·纳塔丽的赞同。
“从目前的迹象来看，伊拉克政府是有能力保护南部地区的。无论如何，伊拉克政府会倾其全力保障他们的‘经济命脉’。”
纳塔丽说，对中国公司来说，他们也不会轻易离开这么一个重要的石油来源国。
谁来保护？
尽管雇主是根本上为员工负责主体，但近年来的撤侨事件也暴露出中国外交系统在处理类似事件时危机评估能力之薄弱。
类似撤侨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在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期间，中国从利比亚的撤侨事件成了国际媒体的头条新闻。这不仅是因为涉及劳工数量巨大（约有3.6万人），还因解放军首次参与其中，以及中途辗转波折。
在利比亚的撤侨事件中，中方还得到了希腊政府的帮助。当时，中国劳工在辗转雅典后，方得以回国。中国官方通讯社中新社报道称，6月21日，到访希腊的中国总理李克强“感谢3年前中方从利比亚紧急撤侨时，希腊政府和克里特省政府第一时间伸出援手，省长亲自赴港口迎接首批中国公民。”
但问题是，究竟是谁应为类似的撤离行动负责？以伊拉克为例，中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的中国雇员人数仅为10人左右；而截至2013年中期，已有10000至15000名中国公民常驻伊拉克。
“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国外交部不一定知道上述这些公司遭遇的问题，”美国华盛顿詹姆斯顿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中国项目研究员彼得·马蒂斯（Peter Mattis）对记者说，中国的外交人员曾在一些公开与非公开场合抱怨，许多在危险地区作业的中国企业，在工作开始前并不与使馆沟通，以至于往往在事发后才“临时抱佛脚”。
“如果中国企业在危机爆发后才向大使馆求助，很可能企业自身并没有做过危机计划，也不对自己的员工负责。这就把责任推到了使馆人员身上，而他们的日常工作更多的是经营政府与政府间关系。”
马蒂斯表示，在实际操作中，中国企业的性质也决定了他们的做事方式。比如，由于在危险地区投资的中国企业通常只需承担较小的民事责任，因此和西方企业（比如德国西门子，英国石油公司）相比，他们通常会工作到最后一刻。“到了那时，他们也无法在战乱纷飞的地方安排当地交通。”
不过，尽管雇佣劳工的公司是根本上为员工负责的主体，这次伊拉克的撤侨行动与三年前利比亚的事件，也暴露出中国外交系统在处理类似事件时危机评估能力之薄弱。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欧柏仁说：“我希望中国能够在像伊拉克这样的脆弱国家与冲突地区，继续拓展其领事保护和危机评估的能力。”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企业与中央政府需要在这方面花费更多的外交与财政资源。”
BBC 记者 欧阳诚 2014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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