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 4月19日复活节前夜，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发表报道，从位于浙江温州的柳市大教堂——据说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基督教堂——说起，综述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文中引述了我（美国普度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凤岗）的一个观点，即中国将在15年内成为基督徒最为众多的国家。
报道发表后很快被多家国际媒体转载。几天后，中国官方《环球时报》针对我的观点发文，援引国家宗教事务局前局长叶小文先生的话说，“这种预测的方式和方法本身就不科学，明显存在夸大的成分。中国倡导宗教自由，不反对民众信任何宗教，但希望其积极融入社会。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预测多少年后中国有多少人信基督教，根本没有什么意义。”这篇文章得到国内很多媒体包括新华社的转发。
《环球时报》英文版Global Times随即采访了我，我对我的计算方法作了简要解释，但是文章坚守官方定调，即我的预测“夸大”了中国基督徒群体的规模。英国《每日电讯报》对此作了跟踪报道，引发又一轮英文媒体的广泛转发。很多评论认为，中国官方的迅速反击，恰恰说明中国当局对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忧心忡忡，而浙江温州永嘉地区的一个教堂在近日被拆除，则被视作这种忧虑的例证。
虽然我曾犹豫是否解释我对于基督徒在中国发展的推算，但是，媒体的重视已经引起中外很多人的好奇，希望更多了解。有鉴于此，我做三点简要回应。
谁在夸大？
如果要说夸大，我认为，首先是中国官方夸大了基督教对于政权的威胁。叶小文先生曾经在多个场合谈及天主教对于波兰政局变化的决定性影响，借此警告更高决策当局，要严厉限制天主教和基督教。我在做田野调查研究过程中，听到不少基层宗教管理干部援引叶先生的说法，强调必须严厉管制。
其实，基督教对于苏联东欧政局变化的影响，是个可以实事求是研究探讨的课题。但用简单草率的方式推论说，基督教对中国社会也具有同样的威胁，则是危言耸听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波兰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天主教徒，而在中国人口中，天主教徒不足百分之一，加上基督教徒至今也不过百分之五。这样一个少数族群和边缘群体，怎么会对充满自信的政权造成威胁呢？在我看来，对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很多严厉管制是没有必要的，甚至起到了破坏社会稳定的作用。
而且，在宗教信徒数字上，叶小文先生也有夸大的嫌疑。美国的《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 2008年在一篇报道中透露，叶小文曾在内部讲话中宣称中国基督徒已达1.3亿人。当然，对于这样的内部讲话，我们学者难以确证。不过，我在与基层和中层宗教管理干部的交谈中感到，很可能的确有过这样的内部估计，而且这种估计强化了宗教管理干部对于基督教发展的忧心。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对外公布基督徒数字时，却总是尽力压低。公开数字过低，这已是国内外、教内外的共识，甚至连宗教事务系统的官员也承认过低。叶小文先生在中共中央党校的一次对党内高级干部自己人的讲话中承认，宗教管理系统上报的数字不可靠，因为“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在宗教领域是“干部出负数，负数出干部”，也就是说，地方干部在上报宗教信徒人数时倾向于尽量压低，为的是升迁，或者为了少受批评。
《环球时报》的文章引用了一项调查，这是国家宗教事物局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2010年所作的一项大型问卷调查，公开的调查报告说中国目前只有2305万基督教徒。这虽然比稍前官方坚称的1600万高出700多万，但绝大多数国内外学者依然认为这个官方估计过低。更重要的是，这个问卷的数据至今不公开，不让其他学者再分析。对此我们只能存疑。严肃的学术研究应该实事求是，不夸大，不压低。学者需要坚持学术原则，不能跟着官员欺上瞒下。
我是怎样推算的？
那么，我的推算是如何作出的？
对基督教在中国的未来发展，我们可以设想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情景：第一种，中国社会各方面继续沿着目前的走势发展，且宗教政策不发生重大改变；第二种，中国社会继续平稳发展，但宗教政策发生改变，比如对基督教施加更严格管制； 第三种，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比如发生革命，政权更替，甚至内外战争，在那样的情形下，宗教政策则变得无足轻重。
这三种情景多多少少都有一定的可能性。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三种情况都曾出现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宗教政策基本上是既有宽容又有管控；往前看，从1949年开始，当局对各种宗教严格管制、削弱、甚至消灭，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9年，则全面禁止了所有宗教；再往前说，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两次革命和多次内外战争。这三种不同社会情况中基督徒人数的变化，或许可以在对未来作推测时用作参照。
根据权威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在1900年前后，中国有大约10万基督教徒和70万至80万天主教徒；1950年前后，有大约100万基督教徒和300万天主教徒。1982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称，当时有大约300万基督教徒和300万天主教徒。对于这些数字，学界虽然有些争议，但争议不大。
对于晚近的数字，有一些估计很高，比如官方宣称的1亿多基督宗教信徒。为保守起见，我采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1年发表的《全球基督教报告》(Report of Global Christianity)，因为他们的估计比较谨慎并且保守，即2010年时，有5%的中国人是基督宗教信徒，其中包括5800万基督教徒和900万天主教徒。
从基督新教信徒人数来说，如果从1980年前后的300万增长到2010年的5800万看，复合年均增长率是10%多一点。如果从1950年前后的100万开始计算，复合年均增长率是7%。如果从1900年的10万开始计算，复合年均增长率是6%。然后，我们以2010年的5800万为基数，使用这三个不同的增长率，可以推算出未来的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假设，假如中国社会平稳发展，且宗教政策延续1980-2010年的管制程度，基督徒规模保持10%的年增长率。这个增速的迅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力，为保守起见，我宁愿舍弃这种推算。
第二种假设，假如中国社会平稳发展，但是宗教政策收紧，严厉打击基督教，甚至再次试图禁止基督教，恢复文革前后的极左路线。但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很难想像这种严厉政策能在全国各地全面且长久执行，最多也就是像过去60多年那样翻来覆去。我们采用1950年以来7%的年增长率，那么，中国基督教徒到2020年将达到1.1409亿，到2030年将增至2.2444亿。
第三种假设，假如中国社会发生革命和战争，陷入动荡，犹如20世纪上半叶的情景。即使那样，我们采用1900年以来的6％的年增长率，基督徒的规模依然会很大。
在这三种未来景观中，我以中庸保守的立场采用第二种。这种前景意味着中国基督教徒人数将在2025年前后超过美国基督新教信徒人数，在2032年超过美国基督徒总数。上面提到的皮欧《全球基督教报告》估计，2010年时美国约有1.6亿基督新教信徒，2.47亿所有基督徒（包括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和其他基督教徒）。近来的宗教社会科学研究表明，美国基督徒人数和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都在呈现缓慢下降趋势，我们姑且假定在未来几十年维持现有人数。总而言之，根据我的推算，在2030年前后，中国将极有可能成为世界上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国家。
当然，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些变量，使得模型更加精致。比如，限制教堂数量是否会限制信徒增长？应该不会，因为文革期间没有教堂开放，基督徒人数却增长了3倍；过去逾30年教堂数量一直严重短缺，基督徒人数却保持了10%的年增长率。
那么，中国传统的儒道佛等宗教的发展是否会抑制基督教？我认为效果不大，因为传统宗教被商业和权力侵蚀严重，而基督教对于这类侵蚀的抵抗力相对较强；传统宗教在教义和组织制度上还处在现代化转型中，而基督教的教义和教会组织已经经历了现代化的洗礼，与现代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有天然的契合性。其实，基督教与传统宗教的直接竞争尚为有限，目前主要的竞争发生在所有宗教与无神论或非宗教之间。只要共产党不放弃无神论，这一点就不会改变。
根据人口学家的推算，中国总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顶峰，接近14亿，届时，采用上述中庸保守的推算，基督徒将占中国总人口的16％。当然，基督徒人口有可能在某个百分点上停止进一步增长，只是我们很难预料将会在什么比例上停下来。我们可以用几个华人社会作为参照。基督徒占台湾人口的约5%，香港人口的10-15%，新加坡人口的约18%，美国华人人口的约30%。这几个华人社会中的基督徒比例都在增长中，尽管速度有所不同。中国大陆与其他几个华人社会最大的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在65年的统治期间，系统清理了各种传统文化，从而极大地削减了皈依基督教的文化和心理障碍。因此，中国基督徒发展是否会超过韩国，逼近美国呢？基督徒已超过韩国人口的30％-40%以上，占美国人口的80%。
到2030年只剩下15年的时间了。目前年增长10%的发展惯性，至少会延续一段时间。而且，我的上述推算还没把中国的天主教徒人数包括在内。如果包括天主教徒的话，到2030年中国成为世界上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国家，这几乎是确定无疑的。
意义何在？
这种推算是否有意义？相信读者会得出自己的结论，并不是官员说有意义就有意义，官员说没意义就没意义。
对于基督徒在中国的迅速增长，相信绝大多数人尚未意识到。诚实地说，在半年前我作出初步推算后，自己也相当讶异。在过去半年中我反复思考，反复检验，与一些学者切磋探讨，最后不得不得不接受这个极具可能性的前景。
其实，我们不必过多纠缠于数字本身，而是应该看到大势所趋。我认为，更值得引起重视的是，由于缺少对于基督徒人数快速增长的认识，人们对这种快速增长也就缺乏心理准备，可以说有些措手不及。很多基督徒对此缺乏准备，只专注于教会生活和传播福音，而缺少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心，缺少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很多官员对此缺乏准备，仍然在盲目地管控，甚至错误地以为可以采取某些极端手段阻止基督教的发展。很多学者对此也缺乏准备，对基督教快速成长和政府管控造成的各种社会后果探讨不足。
基督徒人数和人口比例的提高，不可避免地将对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社会风气、社区生活、民主法制等诸多方面带来重大影响，这些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阐述。但最终的影响取决于多重因素的互动。基督教在古代罗马帝国兴起过程中，也曾遭受强力镇压，但是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方式逐渐赢得人心，越来越多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皈依了基督教。公元303年罗马开始了规模最大的“大迫害”，但是，10年之后，罗马皇帝在米兰颁布敕令，给予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个宗教自由。最后，连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也顺应潮流，皈依了基督教，从而影响了欧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同样，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成长，目前也遇到政府的激烈反应和强力打压。但是，如果基督徒的增长已经是大势所趋，我们是否会很快看到米兰敕令式的转折时刻呢？
无论如何，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成长，不仅会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
作者：美国普度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杨凤岗 FT 2014.5.4
正如在前一篇博客后面的回复评论里引用了马导对宗教的论述那样：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说其是压迫，不如说其是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