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农历四月初八，周二）是佛祖释迦牟尼诞辰日。有谁知道这一点？很显然，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上海街头那些信奉物质主义的芸芸众生当中，知道这一点的肯定不是大多数。上海是个精神追求极弱的城市。就连香港都把这天定为了公共假日；上海却基本没有注意到这个日子。
但在距上海不到100公里的苏州一家寺院，年轻的苏一法师（化名）凌晨4:30就起床了，急切地开始庆祝这个相当于圣诞节的佛教节日。他和同寺100名僧人在日出前的虔诚诵经刚刚进行了一半，就有一群身穿西服的男士和身穿办公室套装的女士急匆匆地占据了大殿后面他们所待的位置。
这些人几乎完全不符合中国这一地区寺院信徒的典型形象，那些信徒有许多是老年人、女性，而且农村人的比例高于城市人。住在该地附近较为传统的地区的老大妈，有时会租用一辆巴士来场寺院特色游，在一天之内逛五六座当地寺院。
但周二涌入大殿的这群人可不是什么前来旅游的“太太团”（即信奉佛教的大妈组成的团）。他们是中国一家大型保险公司的职员，正在参加一项庆祝释迦摩尼诞辰的公司短途旅行。苏一法师耸了耸肩说：“他们的老板是佛教徒。”他表示，近段时间，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富人和名人开始信奉佛教。
胡润百富榜（Hurun Report，该榜单是一部记录中国富豪的编年史）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内地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顶级富豪自称是佛教徒。《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Global Times)4月指出，如今没有什么事情比自称信奉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更加时髦了。
在这篇题为《汉族青年遭遇世俗挫折后转向藏传佛教》(Young Han Chinese turn to Tibetan Buddhism amid worldly frustration)的文章中，《环球时报》援引北京一名年轻白领的话称：“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藏传佛教。流行歌星在谈，我的朋友们也在谈。它很酷。如果用嘻哈风格来吟唱藏语的祷文，就更酷了！”该报还援引学者的话称，由于很多中国年轻人过着“非常有压力和紧张的”生活，他们正在转向宗教以寻求心灵的平衡。
苏一法师不是藏传佛教徒。他的寺庙属于佛教中的另一派，即净土宗。但他同样是一个很酷的人，并且正在尝试开启一股新潮流。他表示，自己想改变和尚的典型形象——和尚常被看成是一群闷闷不乐、与世隔绝、在感情上受过某种创伤的人。苏一法师代表了中国僧人的新形象。他说，“我是一个开心的和尚”，然后又说，“我想展现一种更加活泼开朗、充满活力的佛教”，使它能够吸引到更多年轻的信徒。苏一法师要了我的手机，来扫我的微信(WeChat)应用中的二维码——微信是中国最受欢迎的聊天应用。他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是《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他就是这种类型的宗教人士。
苏一法师成为一名和尚基本上是出自偶然。少年时的他非常顽皮，于是父亲给了他一个选择：要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么去当和尚。他选择了后者，并称佛教帮助他“找到了自己的本心”（中国人民解放军或许不会把这种追求视作核心使命）。
5月6日那天，有300多名佛教徒来到这家寺庙，举行用玫瑰花水浴佛的仪式，但其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是苏一法师这样的20多岁的青年，而是年届六旬或更加年长的老者。这些人并不代表中国佛教的新形象——当中绝大多数人是老大妈，部分穿着当地渔村传统的蓝色短上衣、戴着绗缝的头巾，只有一名穿着白色厚底高跟鞋和扎眼的粉色超短连衣裙的年轻女子。
这或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5月6日那天是个工作日，任何老板不是佛教徒的人想必都得待在办公室里。此外，浴佛仪式或许并不是中国年轻人想从宗教中得到的东西。虽然苏一法师可以算得上是寺院生活之乐的绝佳广告代言人，但即便是他也表示，自己不是很喜欢这些仪式的形式主义。他的目标是展现更加现代的形象。
没有什么可靠的统计数据表明这种转变目前进展如何。不过，在那支抬着刚刚沐浴过的佛像缓缓走过的队伍的背后，站着一群年轻的佛教徒，身穿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标志性“制服”：抓绒衣加运动裤，牛仔裤加跑鞋。他们是中国的富二代——而且和世界各地的继承人一样，他们渴望的往往不止是金钱。毋庸置疑，中国需要某种东西来舒缓本国中产阶级承受的压力。佛教无疑比苯二氮平类药物（Benzodiazepine，常作镇静催眠药使用）要好。
FT记者 帕提•沃德米尔 译者/马拉
宗教：中国富人的安定剂
最近一项针对中国最富有人群的调查显示，这些人中信教者的比例高达50%，其中三分之一宣称信仰佛教。
在中国各地，许多古代宗教场所正在重建，变成道教或佛教胜地。就连中国共产党似乎也不再希望看到中华民族继续信奉无神论。与其说宗教是大众的精神鸦片，不如说它是中产阶级的安定剂：资本主义让中国富起来了，如今它正在让中国变得有信仰。
去江西农村时，我偶然碰到当地正在修建一座新寺庙——这种偶遇在中国经常发生。中国各地都在兴建寺庙，这被认为有利于发展旅游业（也有利于保持政治稳定）。这座寺庙建在道教（中国的主要宗教之一）灵宝派祖山——阁皂山上。
这项工程耗资7亿元人民币（合1.11亿美元），占地200亩（合13公顷），由一位拥有道观管理学MBA的道长主持。我不经意地走进工程所在地，当时正在举办一项仪式，一名穿着蓝袍的道人手持一份印刷精美的投资简介（介绍该寺庙工程）匆匆赶出来，告诉我工程款项来自信徒和“投资者”的捐助。宗教与现金流管理艺术水乳交融：在阁皂山，人们甚至不屑于假装把信仰和生意分开。
阁皂山过去的主要寺庙名叫“大万寿崇真宫”。早在中共破除四旧之前，这座庙宇就已多次被夷平。但在中国，大多数前往宗教场所朝拜的香客都异常坦率地表示，他们崇拜的是钱，不是德。大多数人祈求的是现世的健康和财富，只要是号称能让人发财、长寿的神坛，他们都愿意朝拜。而尽管中国在官方口径上仍然信奉无神论，但地方政府正花费数十亿元人民币，以保证有充足的场所供民众朝拜。
过去15年间，中国道观数量增加了两倍以上，达到5000座。每个地方，只要有山，只要有哪怕那么一点点信仰佛教的历史，就在大举投资发展宗教旅游业。中共的想法似乎终于与历史上几乎所有执政集团达成了一致：宗教能赚钱，还能让民众闭嘴——有什么理由讨厌它呢？
基督教资本主义
对不起卡尔•马克思，不过，促使中国出现宗教复兴的主要因素，是拥有太多钱的富人信教求心安，而不是底层民众寻求麻醉剂、以缓解贫穷带来的痛苦。
中国富人百科全书——胡润百富(Hurun Report)的创始人表示，他很惊讶地发现，最近对中国拥有600万元人民币以上个人资产的富人的调查显示，这些人中有30%信仰佛教，7%信仰基督教，3%信仰伊斯兰教。
中国一些最著名的富豪纷纷宣称自己有宗教信仰，包括房地产开发商、SOHO中国(Soho China)的张欣（巴哈伊教徒），玖龙纸业(Nine Dragons Paper)董事长、屡次荣登中国女首富之位的张茵（佛教徒），体操项目奥运冠军、中国最著名运动品牌创始人李宁（佛教徒）。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2010年位列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首富的王健林，2011年承诺拿出10亿元人民币重建南京一座佛寺。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中国的企业家之都温州，据说多达三分之一的商界人士是基督徒——在不带任何“解放神学”色彩的前提下，中国共产主义对基督教采取宽容的态度。资本主义令中国的所有宗教都实现了奇迹般的发展，但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基督教。
没有人知道中国有多少基督徒——估计的数字从2000万到1亿不等，但不难看出，有朝一日中国大陆可能成为世界上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地方。也没有人知道中国有多少佛教徒或道教徒——有人估计佛教徒有3亿。对一个直到几十年前还禁止人民信仰宗教的国家而言，如今的情况跟过去是倒过来了。可以肯定，中国还会兴建许多崭新的古庙。
用iPad修行
《上海日报》(Shanghai Daily)报道，一所新的佛学院将利用iPad等现代辅助工具传授佛学知识。显然，这种做法是为了“挑战人们对佛教徒的刻板印象”——禁欲主义。谁见过手持投资简介、会玩iPad、抛弃禁欲主义的僧侣？如果这也算信教，谁还需要无神论？
FT记者 帕提•沃德米尔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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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仅仅是介绍社会现象，并非是对宗教的评判。
是因原作者在文中提到了马克思，并借用了马所谓“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为题目。所以在下面的评论里进行了补充说明。
对读书多少有看法之前，还是先把原文多读几遍。
毛泽东也不会只有这一句，也应该再找一找放在评论上
马克思曾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指出：“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不受警察干涉。”
马克思对于宗教有着多方面的看法，他一方面认为宗教让人民对禧年抱有虚假的幻想，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是人民对实际困苦的一种抗议。
这原话是马克思说的。
马克思在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写道：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全文详见：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4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