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色力布亚寻找“暴恐分子”
这是个安静的小镇，然而一年之内发生了两次暴恐事件。记者王维博在色力布亚居住、追索两周多，不仅为了寻找暴恐分子在这个小镇精神异变的轨迹，还试图了解埋藏在这日常生活后的某种暴力的隐秘起源。
阿依布拉克被判了八年，原因是参与极端宗教和恐怖活动。因为处在哺乳期，她申请了监外执行。自从2009年与丈夫结婚，5年时间，身体瘦弱的她已为丈夫生下三个孩子。最后一个女儿去年底出生。
她坐在记者面前时，依然像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人，焦虑地念叨着孩子的教育问题，计算着这个残缺的小家庭的生计问题。事实上，阿依布拉克的丈夫名叫艾比布拉·巴拉提——一位在巴楚“4·23”暴恐事件中被击毙的恐怖分子。
乡镇上的暴力
色力布亚，在维语意思是“黄苦豆草”。黄苦豆草是当地沙漠常见的一种植物，黄白色，气微，味苦。不能食用，但可以入药。
虽然距县城160多里，色力布亚却是远近闻名的繁华之地。巴莎公路经过镇上最热闹的中心地段，最好的建筑都沿公路的两边建造，路北是小商品城，有服装、百货等多个贸易区。很像内地县城里的步行街，整个商品城呈回字形，中间甚至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广场。
春耕季节，街上闲逛的人很少，纯粹务农的人在更远的村庄里活动。他们只在需要购买农具或赶巴扎的时候才到镇上来。从上世纪80年代起，色力布亚便有南疆第一镇之称，这里的“星期四巴扎”是南疆三大乡村巴扎之一。
如果不是过去一年内连发了两起恶性恐怖事件，这个地处沙漠边缘的南疆小镇，会按着它自己特有的节奏，在绿洲里生长。
官方的报道中，2013年的4月23日中午，色力布亚镇3名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走访，在一居民家中发现多名可疑人员和管制刀具，遂用电话向上级报告，之后被藏匿于屋内的暴徒控制。接报后，镇派出所民警和社区干部前往处置，先后遭屋内外暴徒砍杀。暴徒将多名民警与当地干部逼入一个房间并点燃房屋焚烧。暴力恐怖案件共造成民警、社区工作人员15人死亡(维吾尔族10人，汉族3人，蒙古族2人)，受伤2人(维吾尔族)。
几天之后的28日，新疆警方破获了这起严重暴力恐怖犯罪案件：以喀斯木·买买提、艾比布拉·巴拉提为首的25名暴恐团伙成员全部归案。其中6名暴徒被击毙，当场抓获8人，另有11名犯罪嫌疑人先后落网，查获20枚爆炸装置，3面“圣战”旗帜，以及大量制爆原料、管制刀具、习武器材和非法宗教宣传品等作案工具。
案件发生之后，色力布亚镇全力维稳，不仅走村入户安抚群众，对牺牲的各族民警、社区工作人员按照民族习俗进行了安葬，追认15名牺牲人员为烈士，还全面加强了社区、巴扎、镇政府、派出所等场所的安保。
然而时隔半年，色力布亚镇派出所再遭袭击。新疆当地媒体低调报道了此事，称11月16日17时30分许，阿布拉艾海提等9名暴徒持刀斧袭击色力布亚镇派出所，致使2名协警牺牲，2名民警受伤。“9名暴徒被当场全部击毙，当地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恐怖分子之家
从监狱出来之后，阿依布拉克直接回到了母亲的家里。她不愿意再回到镇上小商品城背后的那座院子里。这是2009年与艾比卜拉·巴拉提结婚时满怀期待安置的家。而现在，它是“4·23”暴恐事件的“第一现场”。
事实上，这里也确实没法住人了。阿依布拉克的家只剩下一具空架子，院子里所有房屋的屋顶都已坍塌，只剩下几面残垣断壁依稀可辨，地上堆放着救火时抢出来的烧得焦黑的家具。
院子坐北朝南，砖泥混砌的土墙，绿色的铁门，门前一条窄窄的巷子，社区的干部称，案发前，院子的左边是厨房和牲口棚，正北边是四间正屋，右手边是两间边屋。正屋右侧最里面的一间，是当天社区干部和民警集中牺牲的地方，包括镇派出所所长在内的至少9人被逼入这间房子里烧死。
对阿依布拉克来说，这是一起“突然出现”的变故。一开始只是有警察和社区干部以查户口的名义来到家里，这时候家里没有男人，所以没开门。后来丈夫艾比卜拉从外面回来，把身份证拿给他们看，然后工作人员进了房子，把所有的房子都检查了一遍，把家里所有人都叫到院子里，并且说要搜查丈夫哥哥的房子。丈夫说钥匙在外面工地的衣服口袋里，他们要求去把钥匙拿过来。
“艾比布拉把钥匙拿来了，突然派出所的人过来了，让男人手抱头面对墙站着，开始搜身。就在这时，其他人都回来了。然后就听到了枪声，我们女的吓得全都钻到房子里，事情就发生了，房子着火以后，我们便抱着孩子跑到外面去了。”
这与警方后来的调查相符，4月23日当天，艾比布拉·巴拉提借机溜出向团伙头目喀斯木·买买提等人报信，随后，喀斯木·买买提带领热合曼·吾甫尔等人手持砍刀冲入院内，袭击了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
警方后来经过侦查认定，喀斯木·买买提为团伙的主要头目。2012年9月以来，艾比布拉·巴拉提、买买提明·巴拉提、买买提明·马合木提等人经常参加喀斯木·买买提组织的地下讲经班，观看宣传宗教极端和暴恐内容的音视频。
2013年3月，喀斯木·买买提纠集了团伙成员筹备暴恐活动经费，制造了8把大刀和爆炸装置、头套、遥控器等，预谋夏天到喀什市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干大事”。4·23当天，民警和社区干部的出现，他们认为事情已败露，所以提前动了手。
阿依布拉克告诉记者，案发人员中，艾比布拉·巴拉提是她的丈夫，买买提明·巴拉提是丈夫的哥哥，而喀斯木·买买提是她丈夫的哥哥的“连襟”，买买提·马合木提是买买提明的表弟，其他参与者都是“朋友”关系。
“事件发生后，我也非常痛心，我们也是人啊，当时我抱着孩子躲进了房间，确实非常非常地害怕。”阿依布拉克说。在出事之前，她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一些外乡人和他的家人们，确实经常聚集在一起看一些音频资料。
“平时我都是带孩子，我们家庭收入刚刚够我们的日常开销，我对我的生活非常满意，因为我喜欢简朴的生活。”阿依布拉克这样描述她案发前的生活。
而现在这一切生活都被打乱了。
案发后，阿依布拉克没有再回到镇上的家，那里已家徒四壁，绿色的铁门上刀痕清晰，大火甚至殃及了周边四户居民的房子，不仅是房屋损毁严重，邻居们也备受惊扰。
对她来说，她已经来不及去理解丈夫和他的朋友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她最在意的依然是实实在在地生活。最担心的是孩子们的将来，她的大女儿三岁半，二儿子两岁半，最小的女儿才五个月。“我担心孩子们的将来，希望他们能成长为有用的人才，但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她说。
对吾甫尔来说，“4·23”也像是平空出现的震撼弹。
这位身材魁梧，留着黑色大胡子的维吾尔族老汉，是“4·23”恐怖事件主要参与者之一热合曼·吾甫尔的父亲。儿子热合曼·吾甫尔2013年被判处死刑。
吾甫尔说，他们与阿依布拉克一家并无亲戚关系。他一直在追索儿子变化的痕迹，“当时我们家有杏园，我儿子跟着我卖水果，也学会包装水果，他们就请儿子过去帮忙，因此才认识。”
至于这些孩子之间的关系到什么地步，直到案发前，吾甫尔都不了解。甚至连4·23当天发生的事情，他也是后来才弄明白。
吾甫尔在镇政府旁边开一个水果店。当天他正在开门面房收拾东西，看到对面集贸市场后面有火光，一开始还以是两家发生矛盾，没在意。随后有警察通知紧急疏散，他连东西都没收就回了家。
一开始听人说，有一个卖水果的孩子也在里面，吾甫尔还不太相信，再后来有人告诉他确实是他的孩子参与了，而且受了伤。老人这才着急，托人四处打听，但都没有准确的消息，有人说在医院，也有人说已经死了。
“七十天之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孩子还活着，被判了死刑。”吾甫尔说。
吾甫尔一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已经结婚，热合曼是老二，案发时只有23岁，尚未结婚，此外还有一个最小的儿子。热合曼初中毕业后一直跟着父亲在镇上做水果生意，偶尔也自己出去进货，贩一些本地没有的水果回来。
“平时喜欢与镇上的小伙子一起玩，喜欢手机上网，偶尔也去玩玩电子游戏。”在吾甫尔看来，孩子们只要不抽烟不喝酒，为人老实，尊敬老人，他很少管他们。
热合曼被执行死刑的日子是今年2月11日。此前的2月4日，喀什地区和巴楚县的官员曾来镇上找到吾甫尔，安慰了他一番。
“执行死刑的时候，去见了儿子一面。”吾甫尔说。孩子前前后后怎么参与进去的，他并不知情。
执行当天，吾甫尔为儿子在清真寺做了一个简单的仪式，“葬礼很简单，只有五个人参加，也没举行三天、头七这些穆斯林传统仪式。”
儿子去世后，吾甫尔关了原先的水果店，在镇十字路口以北的路边摆了一个水果摊。每天按时出摊，也按时去镇上的清真寺做礼拜，老人说，每次做完礼拜，他都会为去世的儿子祈祷。
寻找答案
“4·23”事件之后，青年阿卜杜拉有了一个明确的界定：“两群人员”。
极端的思考和情绪是怎么进入并且统治一个人的?这个问题，不仅暴恐分子的亲人阿依布拉克和吾甫尔无法回答，对在新疆工作的社区人员来说，更是一个一直无法得到答案又急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4·23”事件之后，当地重点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确认的一个工作办法是，管理关心好“两群人员”。
按照工作人员的标准，青年阿卜杜拉就是一名“两群人员”。按当地维稳官员的解释，两群人员指的是特殊人群和重点人员。
阿卜杜拉被纳入这一体系是在2012年，因为想考经文学院，他曾拷过一些解经的视频在电脑里。另外，他有一个住在20村的表弟，因为家里被查出有地下讲经和地下习武点被捕。
现在阿卜杜拉不仅经常要参加学习班，还要定期与村治安民警联系，“学习班有时在镇上，有时在村里，都是讲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的内容”。
“4·23”事件发生后，派出所警察和村治安民警先后到家里来关心，和他交流想法。
这样的工作面向全镇范围内的100多名“重点人员”。自从发生暴恐事件之后，当地政府所能想到的办法，是尽可能地与这些重点人员保持好联系。其中出台的一个政策，就是重点人员以及流动人口实行流入流出地“两头抓、双向管”：重点人员外出需要先在社区登记，并办理“居民便民卡”，一张淡黄色的跟身份证差不多大的卡片。凭卡到流入地派出所备案，回来后还要将卡交回。
社区书记谢武中来自湖南，2013年4月24日，也就是“4·23”事件第二天，他被调到第三社区任支部书记，此前他一直在第一社区工作。
“三社区的书记、主任，治保主任以及主要社区干部都牺牲了。”谢武中说，县里从县委办、政协、党校以及周边其他乡镇调整了7名干部，加上新招进一批工作人员，组建了一个17人新的社区管理班子。
谢武中负责的第三社区包括巴莎公路以北约0.5平方公里的范围，这是当地维稳的重点地区，本地居民加上出租房，外乡流动人口共约300户。谢武中将社区的主要力量分成三个组，一组负责重点人员和特殊群体，另一组负责商贸城里的重点部位、出租房，第三组专门负责社区的宗教人士。
重点是管理好“两群人员”，还要严厉打击当地的“三非”活动(即非法宗教活动，非法宗教宣传品，非法宗教网络传播)。谢武中称，当地由于宗教氛围较浓，仅三社区就有五个清真寺。对于宗教人士的管理也是重点，对信教群众的引导哪些对，哪些不对，“这些都要跟他们交流谈心，掌握他们的动向”。
重点部位是指一些广场市场银行学校等。谢武中要求出租房签责任书，租户要登记备案，并且要定期入户走访。重点人员则每天见面谈话。
至今，以自治区一位副检察长带队的“服务群众、集中整治”的工作组仍驻扎在色力布亚镇上。工作组一共40多人，由自治区与当地政府共同组织，包括畜牧厅、教育厅、人事厅、司法厅等各单位人员。主要工作是配合地方政府维稳工作，工作组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分别负责第三社区、第四社区，剩下的则分成4个小组进驻全镇的重点村。
“受挫”的青年
虽然“重点人员”的身份给阿卜杜拉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但大部分时间他都表现很安静，他定期理发，穿当地年轻人爱穿的廉价西服，一脚蹬的尖头皮鞋，不像长辈那样喜欢穿皮靴，并在皮靴外面套上胶鞋。他平时都在村子里待着，偶尔陪老婆孩子去隔壁镇上看望岳父母。
阿卜杜拉的家在15村，在镇政府的西北方向，从加油站斜对面的一条公路下去，约七八公里便到了。与南疆的大部分农村地区一样，这里的村庄除了一个维吾尔语名字，还有一个阿拉伯数字的编号。以色力布亚镇为例，全镇共有4个社区，19个村，除了维吾尔语名字以外，社区和村庄都有一个数字编号。
通村的公路正在修，尘土飞扬。大部分时间，阿卜杜拉就骑着他那辆二手豪爵牌摩托车在尘土里钻来钻去。
15村的维吾尔语名叫拜什吐甫，意为“五棵树”。全村400多户，分为 6个小队，每组约70户，阿卜杜拉家在3小队，一共80户，当地人至今还习惯于把镇政府叫做“公社”，相应把每个村叫大队，小组则为生产队。某种程度上，人们还没有从那个早已远去的年代中走出来。
3小队与他同龄的二十几岁年轻人大约有二十多人，由于宗教氛围浓厚，村里喜欢为孩子起出自经文中的名字，意在希望孩子能继承圣者的品德。阿卜杜拉的名字就取自先知穆罕默德的父亲之名。
与阿卜杜拉同龄的青年中，大部分都读过小学，但能读到高中毕业的，只有阿卜杜拉一人。其余的初中毕业便回家，有一多半选择跟父母务农，少数开始学木匠、铁匠等传统手艺。
阿卜杜拉家里有5口人，阿是老大，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妹妹出嫁了，弟弟有些智障，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
阿卜杜拉的小学在村里小学度过，初中三年在镇上的色力布亚中学，当时镇上的初中辍学严重，一个年级初一进校时有13个班，到初三毕业整个年级就剩下9个班。阿卜杜拉想报考伊斯兰经学院，所以坚持念到了高中，因为报考经学院要求高中毕业。
2008年阿卜杜拉高中毕业后报考了伊斯兰经学院，结果没考上。当年全疆只招20个人，喀什地区只有8个名额，但报名的有300多。阿卜杜拉说，报考经学院要先由镇上推荐，集中到喀什，经过筛选后只有少数人有资格参加最后的考试。很多人托关系找人，他也托了很多人，结果还是没考上。
第二年当地没招，等到2012年他想要再报考，就出事了。
从正在修的公路到达15村，还有约500米的土路要走，长期的干旱，路上积起一层厚厚的溏土。每个村庄似乎都有这样一条土路与外面保持单线联系，其余的路只通向村里人自家。
色力布亚镇是一个传统绿洲农耕社会与商业社会结合的地区，全镇现有耕地10.5万亩，农业人口人均耕地2.5亩。时至今日，村子里的人基本靠农业维持生计，而镇上则是远近闻名的商品集散地。
15村的耕地并不算多，平均每口人约3亩地。当地的传统一般是结婚以后就分家。但1998年以后，村里没有再分地，没有新增土地，各家的孩子结婚后都只好从父母的地里匀出一些来种。
阿卜杜拉的地就在进村土路的左边，土路的两边是高高的杨树，夹在这样高大的植物之间，时间一下子会慢许多。在这里，抽象的美学并不存在，村民每天的劳作，一日三餐，都带有生存意味。
4月初正是准备种棉花的季节，阿卜杜拉的父母在地里忙着备耕。旁边的小麦地，去年秋天种的麦子已长到小腿肚，绿色的麦畦中间每隔三五米栽一棵核桃树，核桃要五年才挂果，阿卜杜拉说，这种套种的方法也是新式的，为了增加一些土地收入。
土地的肥力有限，每年的收成还要受气候和水的限制。每年3月份都有几场大风经过色力布亚镇，但今年风刮得晚，过年之后也一直没有下雨。
没有雨水，浇地只有依靠附近的水渠，或者干脆用拖拉机去叶尔羌河运水。
阿卜杜拉已经与父母分开，但住的院子与父母只隔一条小路。爷爷去世后，阿卜杜拉在爷爷的宅基地上盖了两间房，算是安了家。
院子不大，院墙也是木条扎成，正屋是两间夹板房，左边三间是政府前两年开始推行的抗震安居房，砖混结构，但至今没能完工。
乡村穆斯林
在15村的村民们眼中，他们可以直接信仰真主，同时也生活在此地当下。他们只是大地的佃农而不是大地的主人，因此在大地上必须轻声行走。这些世居的村民一辈子进一扇门，睡一张床，在一个屋顶下御寒和纳凉，时间过得不快不慢。
这种过客意识，造就了村里人谦卑的性格，也造就简朴与至善的生活原则。村民的家里简陋但很干净，即使黄泥的院子，也扫得一尘不染，孩子们光脚在地上走来走去，不必担心被玻璃塑料铁钉之类扎伤。正屋一般都是砖铺的地面，进门便是一面巨大的炕，墙上一般不挂任何图像，大炕靠里的三面墙贴着半米多高的花纹粗布，这样坐在炕上靠着墙壁，就不会弄脏墙壁或者衣服。
村民们的生活几乎与农作物分不开，他们喜欢用土墙或高树作为院墙，在庭院的空地上开辟菜园，菜园栽种最多的是杏树和葡萄，被誉为丝绸之路上三大圣果的葡萄、石榴、无花果在这里十分常见。
家家都在屋檐下建凉棚，上面搭着竹席，条件好的砖瓦砌成。凉棚之下，有供歇息或午休的土炕，上面铺着毛毡，有的干脆是一些木板床，田间劳作回来，在炕上铺一张餐布，上面放几块馕和一盘水果，或者喝上一碗自制的酸牛奶，都是解渴养胃的好食品。
主食为面食，早餐多吃馕，喝白开水或茶水;中餐多为拉面，晚餐多吃揪面或汤面条;抓饭一般招待客人时才吃，有时，农忙时节一日三餐都可能吃馕。吃的较多的蔬菜为西红柿、辣椒、土豆，冬天只有土豆和白菜。当地不产大米，小麦和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条件好的还有后院，用于种菜、种果树、储藏地窖等。一切以实用与和谐为准，穆斯林相信，克制而简朴地生活，真主会喜欢并降福于己。
当地人几乎不用表，对时间的判断一半来自生物钟的感知，一半来自每天五次的礼拜时间。两类公共空间让虔诚的村民眷恋，一是清真寺和麻扎，另一类是公共晒场、小巷拐角处、大树底下和镇上巴扎。前者提供了人神对话的神秘空间，后者让人们在穆斯林彼此“兄弟般”的交往中找到某种身份的认同。
每天五次礼拜是必不可少的功课。村民们相信日常礼拜能够帮助他们纪念真主并防止行错作恶。礼拜也会助长谦卑与平等的意识，礼拜还让他们超越了日常的俗务。
这种礼拜代代相传。阿卜杜拉很小的时候，父亲做礼拜，他就在旁边跟着做，现在他的儿子有两岁了，他做礼拜时，孩子也经常跟着他模仿着做。
除此以外，天课、斋戒和朝觐都是伊斯兰的善功，是村民们常修的功课。
“村里原来有6个清真寺，现在只剩下3个在用。”村民说，2013年地震时塌了三所，村民们想要重盖，按当地的风俗，老百姓不会在清真寺的地基上面盖房子，于是仍有人在原先倒塌的地方围着席子做礼拜。
村里的清真寺都不大，多的能容纳100多人，少则几十人。一般一间正房，一个礼拜殿，外面有一个小院，种些枣树。
天课也是村民常做的，在阿卜杜拉的记忆中，小时候，各家经常送东西给清真寺，现在则大多在清真寺开伙，一种可做十几人几十人饭的大锅，有钱人常在寺里做一大锅抓饭，供村民做礼拜时免费食用。平常也有人不定期做油饼抓饭送过去，都算是天课的功修。
斋月时村民们喜欢轮流在清真做饭，有时争先恐后，一般都选在星期四，当地人认为星期四是一个吉祥的日子，上坟追悼亡灵也都选这一天。伊斯兰教强调信众要兄弟般团结，斋月里可以各自念经，但鼓励人们一起念经，“两个人比一个人念好，几家子一块念比各家单独念好。”阿卜杜拉说。以前斋月里念经活动经常轮流在各家集体念经，古兰经分为30卷，每天朗诵一卷，30天把古兰经正好念一遍，念完一遍正好开斋。“后来宗教管理规范化，都改在清真寺一起念经”。
小镇喧嚣
同样相对于克制而简朴的乡村，镇上的生活要喧嚣很多，也复杂得多。
色力布亚镇政府的一份材料中说，清末，这里是一个只有二十多户人的小村庄。民国27年时为色力布亚庄。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成立色力布亚区，下辖8个乡。1958年改为色力布亚人民公社。1984年才改为色力布亚镇。
据最新的统计，色力布亚全镇总面积280平方公里，辖19个行政村、4个社区，镇城总户11907户，总人口5.1万人，其中农业户籍4万人，非农业户籍1.1万人。
“刚刚改革开放，色力布亚镇与内地几乎同步，很多内地有的服装鞋帽镇上都有。镇上的巴扎甚至被称作香港巴扎。”巴楚县文联主席买买提明·艾麦提说。
80年代，老街上不仅有歌舞厅、酒吧，还有一个电影院，电影院虽然是露天的，但每天爆满。放的是《冰山上的来客》《铁道游击队》这些热门电影，有时汉语还没有翻译成维吾尔语，买买提明在镇中学教汉语的父亲便举着喇叭站在银幕下，电影放一句，父亲现场翻译一句，人们看得津津有味儿。
曾经有一段时间，色力布亚镇甚至成了南疆有名的贩毒猖獗地区，自治区公安厅一位从事过“缉毒”工作的官员称，90年代全疆贩毒严重的地区是伊犁，后来是巴楚，甚至在云南成立了巴楚帮，而巴楚最严重的就是色力布亚镇。当时有很多人靠贩毒发财，他们回来后在镇上盖楼开门面，由此拉拢了亲友老乡，形成了贩毒家族化。
当时掌握的信息，巴楚帮在昆明垄断毒品生意十几年，很多犯罪都与巴楚帮有关系，最多时整个巴楚帮约有300至400人。
涉毒人员多的问题至今仍困扰当地政府，色力布亚镇政府的一份材料称，“一直以来，贩毒涉毒人员较多，涉嫌外流贩毒人员280名，被上级确定为毒品重点整治区域。”
色力布亚镇最世俗化的90年代，对阿卜杜拉充满吸引力。虽然距离镇上十几里路，但读小学的他经常骑自行车跑到镇上逛巴扎。
当时镇子上基本上都是平房，阿卜杜拉说。现在小商品城的地方原先只是一块大场地，人们在空地上搭着篷子做生意，全镇的主要商铺都在巴莎公路两边，不像现在十字路口的南北街上也都是商铺。
阿卜杜拉最喜欢一种叫都瓦甫的酸奶冰渣，这是一种由酸奶、冰渣、糖汁混合而成的饮料，记忆中好吃的不仅有冰淇淋，还有各种抹砂糖的馕。
卖都瓦甫的小摊上还有一部黑白电视机，当时《西游记》风靡全疆，花两毛钱买一碗冰渣，可以坐一个下午，人不多时，老板也不过来催。
有时也去镇上的清真寺，特别是每年封斋期间，每晚太阳落山以后，清真寺门口都会摆出免费的水果和一些切好的馕。封斋的人念完经，出来吃点馕，再吃一点水果，就算开了斋。
镇上与农村往往互相有亲戚，逛巴扎往往跟亲戚家的孩子一起。乡村一般每天下午第四次礼拜之后吃晚饭，每到这时候，在镇上流连的阿卜杜拉便开始往家赶。
初中时，阿卜杜拉开始骑自行车早出晚归。当时课程虽然很紧，但是经常和同学们一起逃课，逃课的孩子在镇上往往一待就是一个下午，靠打台球消磨时光。
色力布亚经济发展的第二次高峰是在2005年以后，原先巴扎的地方建起了小商品城。至2013年，在农贸集市里的固定经营户就有800多户，流动摊贩470多户。
经营户数量不断膨胀，当地也不断改造，扩大农贸市场，直到现在还停不下来。每逢巴扎日，绵延1公里长巴扎上吃穿用等应有尽有，附近乡镇，相隔几十公里、上百公里，甚至几百公里外的麦盖提、伽师、和田等地的人们都来赶巴扎，多时八九万人，最多时一天超过10万人。
直到2013年，色力布亚的市场还在扩张。镇政府在原先的巴扎以西又划出150亩地扩建市场，将木材、牲畜、蔬菜瓜果等市场搬了进去。
从世俗到宗教
在社区书记谢武中负责的诸多维稳工作中，除“两群人员”外，要留意的宗教内容也特别详细。
“念尼卡，非法婚姻，强行禁止他人抽烟喝酒，禁止别人装婚车，死人不许哭，反传统，如果他们限制别人这些，我们就会管。”
这暗示着当地的宗教信仰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与南疆其他地方一样，色力布亚最近几年不仅宗教气氛渐浓，也出现了诸如瓦哈比等“保守”思潮。
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年轻人进清真寺的越来越多，同时街上年轻女孩蒙面纱，男孩留大胡子现象也增多。
买买提明是土生土长的色力布亚人。在他看来，1980年代和1990年代是色力布亚最世俗化的一段时期，文革时期，当地的宗教信仰被打乱， 80年代赶上改革开放，本就宗教氛围不浓的城镇居民热衷于世俗生活，加上宗教人才的断档，讲经学经的热情并不高。
彼时，色力布亚设镇不久，小城镇建设搞得如火如荼，不仅是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还是全国民族团结先进集体。相当一部分人到内地大城市经商。“当时小镇上不仅有南北疆来的商人，更有常年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经商的商人风尘仆仆地把内地产品连同生活潮流一起带到这里”。
在当地人的印象中，80年代色力布亚人穿着很时髦，女人都是上了年纪才戴面纱，但现在十七八岁的年轻姑娘也开始蒙面纱，有的甚至全黑罩袍裹住全身，只露出眼睛。
在吾甫尔看来，虽然上头规定党员、干部以及十八岁以下不准进入清真寺，但是事实上民间的信仰没有减弱，进清真寺的人反而增加了。
“事实上大家以前也做，只是不限于在清真寺里，有时候三五个人，在商店里，在家里，可以就地做礼拜。现在除了在家里以外，只有在清真寺才可以，看起来进清真寺的人比以前多了。”吾甫尔说。
色力布亚镇的学区主任阿布力克木·巴拉提1975年出生，他的父亲1986年在色力布亚中学教书，后来，全家在第二社区盖了房子，落了户。
在阿布力克木看来，年轻人对宗教感兴趣，很大一部分是基于一种逆反心理。“我们维吾尔族的性格很好胜，有很多不让干的，反而很想去试一下。”
另一个原因是当地很多学生初中毕业就回家，一开始都喜欢先去外地闯两年，在外地，手机电脑等消费越来越高，回来后很多家长管不了，听话的能跟着父母种地，但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前，很多家庭子女很多，孩子长大了，分到的地很少，土地上的收入小于消费，入不敷出。于是有人开始偷盗吸毒，即使不学坏的孩子，思想很容易受到冲击而对现实不满。而16岁到22岁这六年，正是年轻人思想最容易变动的阶段。“初中毕业如果能继续读高中留在学校里，一般不会出现偏差，过早走入社会反而容易迷失”。
了解色力布亚历史的人并不赞同“保守”的说法，认为这是一次由世俗回归宗教的过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当地有一个叫安尼瓦尔的维吾尔族人，因为卖酒卖烟，当地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朵子海”(维语意为火狱)。但前几年，安尼瓦尔也开始虔诚信教，当地人改称其为安尼瓦尔阿吉。(人们对宗教虔诚或朝觐回来的人，喜欢在其名字后面加上“阿吉”两字，以示尊重)。
80后的阿卜杜拉同样感受到当地的宗教氛围在改变，村里二十多个同龄人，以前有四五个抽烟，但现在基本上没有抽烟的了。同样，女孩子蒙面纱的在村庄里很普遍，阿卜杜拉的老婆平时就蒙面纱，当地人特别在意蒙面对于女孩贞洁的象征意义，嫁女儿时习惯于把新娘蒙面交给男方。
两代人之间
小镇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大多生于90年代，他们的父辈生于60、70年代。动乱的年代里，父辈们知识有限，宗教思想也淡薄。等到80年代宗教恢复，又遇上了改革开放，宗教氛围还没形成，世俗的洪流便急冲而来。父辈这一代人，成长期没有多少宗教熏陶，年轻时抽烟喝酒，泡舞厅、看电影，到了40岁以后，他们开始操心心灵上的事情，戒烟戒酒，每天按时去清真寺。当父辈们重拾精神，走进清真寺的时候，恰逢年轻一代人成长的时期，于是他们开始在相对虔诚的环境里长大，父母很早给他们埋下了信仰的种子。等到了初中毕业，有了一定知识，他们便不再满足父母对伊斯兰教的一知半解地依随。借助电子时代，互联时代，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发现和认识社会，包括从小就受到熏陶的伊斯兰教育。
随着宗教氛围渐浓，境外的许多思潮同样开始影响镇上的年轻人。变化首先开始于他们与上一代人之间。受原教旨思想影响的年轻人开始质疑老一代人的传统信仰，认为很多老人在民间传教过程中有迷信的成分，很多都不是伊斯兰教的东西，是远古萨满教和佛教遗留下来的，而他们认为正确引导宗教就是他们的责任。
年轻人主张宗教活动是公益性，不收费、不吃饭、不大办婚丧、不哭丧等。这些改变传统做法同样让老一代宗教人士无法接受，因为伊斯兰教早已与当地的传统文化融合，而带有本民族传统的宗教习惯应该得到尊重。
即使是年轻人中间，也有明显的差别。在镇上，年轻人中间做礼拜的是一拨，抽烟喝酒的是一拨，彼此见面会问好，但不深交。
镇上经营烟酒批发的胡小波提供了某种参考，胡小波在色力布亚镇已有30多年，最初做裁缝，后来开了全镇最大一家烟酒批发超市。
“镇上有三家批发超市，两大一小，光两家大超市加起来约有12000瓶，这些酒供应全镇约20家零售商店。平均每个商店一天至少卖出20瓶左右。”胡小波说。
伊斯兰教禁止烟酒，但买酒的除了汉族人以外，维吾尔族人也是一个很大的消费群体。在胡小波的印象中，买酒的维吾尔族人基本上都是世俗的群体，比如干部、大夫、老师等，但也有农民。
“有很多维族农民晚上出来聚在一起喝酒。”胡小波说，最近几年镇上维吾尔族人的餐厅卖酒的变少了，但很多农民晚上喜欢聚在家里喝。超市里七八块钱的高度酒卖得快，显然主要消费群体的收入不高。
暴力迷途
4月的黄昏，色力布亚街上一片零乱，没卖掉的牲畜、手工制品和农产品正被收拾起来，商铺陆续关门。赶集的人渐渐走散，消失在夕阳尘土里。
第五次礼拜之后，夜晚便属于色力布亚镇的年轻人，路灯下面，年轻人聚在一起吃烤肉、切水果、喝麦合姆提饮料，人们互相见面，握手，以手抚胸相互行礼，对小镇来讲，他们这条老街上最具活力的部分，也是最容易迷失的一群人。
相较于“4·23”事件，小镇上的居民对“11·16”案件的细节了解甚少。但这起案件似乎更能引发某种担忧，那就是极端思想的潜行如同混入茫茫人海，根本看不出来。
“11·16”案件中，有一位恐怖分子来自镇上第四社区，但在联合工作组的内部人员看来，这位名叫买买提的18岁年轻人平时很老实，既没有前科，也没有异常举动。
“平时走访也去过他们家的房子，见过那个孩子，根本看不出有啥异样。”工作人员称。走访人员甚至还向邻居打听过男孩的情况，得到的反馈是，孩子没什么极端行为，品德也不错，只是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又娶了一个老婆，家中还有一个弟弟还在上学。
“平时他的活动，就是早上和父亲一起去巴扎，帮父亲做铁匠生意，看门面，晚上回来。”工作组的人说。
买买提的爆发隐秘而突然。2013年10月初的一个星期五，买买提在镇上做完礼拜之后突然失踪了。
一个月之后，当18岁的买买提再次出现在镇上时，已是一个9人恐怖团伙的成员之一。当天，他伙同来自阿瓦提、和田的8名同伙，手舞斧头和砍刀，冲入镇派出所，当场砍死两名协警，砍伤一个民警。
“警方立即出警，当场击毙9名暴徒，前后只有一分钟时间。”一位知情人说。
据后来多方调查，在失踪的一个月里，买买提先后认识了和田和阿克苏州的多名年轻人，一共是9个人，一伙人先在和田地下学经，被灌输了极端的思想后，很快开始策划恐怖活动。
仅仅一个月，极端思想就迅速填占了他的大脑?这让所有人都感到不解。
“一开始有人提出要袭击和田县的一个乡，这时另一个团伙成员说，去年巴楚县发生了4·23事件，死了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要报复。于是他们就回来，拿着刀冲进了镇派出所。”知情人说。
一位从事维稳工作多年的警方人士因工作需要研究过很多非法的录像带和光盘，其内容都是鼓动人们要按照《古兰经》去做。
“一般年轻人如果脑子不清醒，大事大非不明确，很容易就被洗脑。”他说。被洗脑的年轻人思想极端，甚至连父母做的饭都不吃，因为他们认为父母如果不做乃麻孜，做的饭就不清真。
在警方人士看来，利用互联网，现在的年轻人比他们父辈更直接地接收来自伊斯兰教的信息。他们接收传统，也喜欢向传统挑战，一部分人因此变得狂热，甚至把原本温和的伊斯兰教改变成带有暴力色彩的东西。
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些由宗教狂热到极端思想再到暴恐行动的过程几乎不需要任何过渡。上述警方人士介绍，以前警方破获一个案件或一个恐怖团伙，可以提前做工作，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把案件吃透了以后再打击。现在的情况是，警方根本没有“经营”的时间，发现一个打击一个，露头就打。
维吾尔族人喜欢聚集在一起生活，他们的生活离不开清真寺和宗教人士。解决问题的关键或许正在这些宗教的“土壤”上。
当地官员相信，经学院培养出来的伊玛目基本没问题，但是民间的一些宗教人士，通过朝觐或去国外去学习，回来后往往在当地很有影响，一旦说政府的坏话，年轻人听了很容易头脑发热。
“遗产问题，婚姻问题，财产纠纷问题，好多人都跑到这些民间宗教人员那里寻求解决。现在基层知道了这个问题。”驻在镇上的自治区官员表达了对基层工作的担忧。
“工作粗暴现象在内地的基层也有，但是在这个地方就不一样，当地群众不会认为是这个干部素质不行，而是整个基层政府的形象就是这样，遇上思想极端的，很容易形成对立与冲突。”
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显然缺少一个缓冲地带，这包括有影响力的维吾尔族精英和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治理中，这样的中间阶层不可缺少。★
《中国新闻周刊》 记者 王维博 2014-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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