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高等学校搬迁
文革中，全国绝大多数高等学校不但经历了造反、夺权、武斗、清队等种种磨难，还经历了搬迁、改制、合并、撤销等折腾过程，损失极大。
一．
搬迁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备战。文革前，对战争危险作了相当严重的估计，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
1964年，越战逐步升级，苏联也在中苏边境陈兵，战争危险迫近我国。在毛泽东坚持下，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从解决“吃穿用”更变为“吃穿用”和三线建设并重。8月，美国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三五”的指导思想再次改变，确立了三线建设为主的决策。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其中提到：“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就是在此时决定在三线建设分校，准备在战时全校搬迁，如同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大。1964年10月，高教部通知北大清华这一决定（刘冰,《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当时北京大学已经开始建设位于北京十三陵地区的新校址，但是在中央决策后，立即到三线选址，决定在陕西汉中建立分校。1965年3月，教育部批准了北大汉中分校的建筑计划任务书，工程代号653，于文革中的1969年10月搬迁，将与国防工程有关的技术物理系、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无线电电子学系搬至汉中分校，在此滞留十年之久，文革后迁回北京。
清华大学则于四川绵阳建立分校，称651工程，原计划迁5个系，后只将无线电电子学系迁去。1966年11月，头一批700多师生和家属迁往绵阳工地，实际上是参加建校劳动。1971年12月，分校大体建成，无线电电子学系其余部分搬去。
清华北大两分校是1965年教育部“四大工程”之二。其余两项还有上海的华东化工学院决定在四川自贡创建四川分院，称652工程。1979年，该校改为四川化工学院，大部分教师撤回。
此外，1965年5月，南京大学决定在湖南桃源县创建中南分校，称654工程，预计1967年招生。工程完成了一部分而中缀。
除以上四大工程外，位于河北省唐山市的唐山铁道学院在文革前已在四川峨嵋开始建校。文革开始时，部分学生和老师在峨嵋参加建校劳动。文革中，大部分学生返回唐山，部分留在峨嵋，在两处搞文化大革命。1971年全校搬迁峨嵋，称西南交通大学。现在这一学校搬到成都郊区。在搬迁过程中，学校教职工都是携家带口和全部家当连同蜂窝煤炉及蜂窝煤木柴一起搬去的，有人还特地购了水缸。千里运输途中，从汽车到火车再到汽车都是自己装卸的。搬去不久，蜂窝煤就用光了，于是开始自制蜂窝煤。
建于1947年的大连医学院于1965年整体搬迁贵州遵义，改称遵义医学院。
文革前就已决策并开始建设三线校址的这些学校的搬迁，在文革初期实际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69年中苏关系全面恶化，发生边界武装冲突，战争危险迫在眉睫之时，才开始紧急搬迁。
二．
1969年3月2日，中苏间在珍宝岛发生激烈武装冲突。此后，边界形势严重恶化。３月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毛泽东说：“要准备打仗”。各地军民举行游行示威等抗议活动。9月11日，周恩来和苏联总理柯西金举行“机场会谈”，随后于10月20日中苏开始进行边界问题谈判。中共中央认为此时是苏联以谈判未掩护，可能发动进攻的最危险时机，所以从10月中旬，全军进入一级战备，一些机关事业单位和大专院校开始从北京和其它大城市撤离，中央领导疏散外地。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通知》说：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加强对中央各部门所属高等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领导”，决定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进入1970年以后，情况稍为缓和，但学校撤离仍在继续进行。1969-1970年是高等学校集中搬迁的时期。
虽然这一时期学校的搬迁是在战争阴影下进行的，但搬迁的原因仍是多种多样的。首先，许多学校的搬迁是作为文革“斗批改”的一部分而进行的。
1968年9月7日，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在庆祝全国（除台湾）省市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的社论中指出：“全国山河一片红……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改的阶段。”此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了斗批改问题。当然，所谓斗批改，重点在“改”上。而“教育革命”是“改”的重要内容。
在“教育革命”中，除下放大学毕业生去解放军农场进行“再教育”以外，就是“大学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一些学校就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设计未来大学的蓝图。
在这一道路上走得最早的可能是同济大学。他们在探索“办学方向”中于1967年和设计、施工单位一起办了一个“五七公社”，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同济大学教育改革的初步设想》予以肯定。1969年9月，“五七公社”迁往皖南山区，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育，并于次年招收一批工农兵学员。1971年“五七公社”迁回上海。
北京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蓝本，提出建设“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设想。基地首选河南南阳，其次是江西，计划1971年做到粮食自给，并完成教学、科研、校办厂的重要基建任务，在二、三年中完成整个基地筹建工作，并把学校逐步迁到基地。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进行了这样的基地建设。1969年，清华大学在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建立清华大学试验农场，2000多教职工来此劳动。10月，北京大学在此建立江西分校。两校共6000余人在此地度过了两年多的流放生活。它们之所以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就结束了这场噩梦，据说是因为有人写信向周恩来反映意见，说不要再派人来此轮训了，以免更多人感染上血吸虫病。
这种下放基地类似于党政机关办的“五七干校”，但包含更多的内涵，即期望承担更丰富的功能，而不仅是轮训锻炼干部，实际上除了参加农业劳动外还收了一届工农兵学员。它和搬迁这个概念的区别，是不明确原来的校址是否保留，但是至少北大清华是保留了，所以在两三年以后得以迁回北京。
在安徽省，“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秋酝酿一个缩小‘三大差别’、改造上层建筑的‘宏伟’计划，即大规模的‘下迁’计划。先是大专院校广大师生，在工宣队、军宣队带领下，浩浩荡荡离开城市，步行几百里到工矿农村搞‘斗、批、改’。学校食堂的炊具、实验室的仪器、图书资料等，一卡车一卡车地拉到农村驻地，打算长期安家落户。教职工多数是举家搬迁。到1969年初，全省大专院校1.3万师生全部搬迁到工矿、农村，与贫下中农或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携手批判资产阶级。”（侯永主编，《当代安徽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1969年12月,原有14所院校保留6所，撤并8所。
在江西省，“复课闹革命”以后，将全省13所大专院校关掉8所，其余5所合并搬迁至边远山区：江西师范学院、江西大学、江西教育学院合并成江西井冈山大学，迁至井冈山区拿山公社。江西医学院、江西中医学院合并成江西医科大学，迁至吉安县青原山公社。原校舍均被工厂部队占用。（危仁晸主编，《当代江西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此处，“下放”或“下迁”和“搬迁”概念已经没什么区别了。除此两概念以外，还有一个“战备疏散”的概念。在1969年10月的战云密布的情况下，许多地方和学校领导领会的是这一意思，即临时找一个地方躲避一下。例如辽宁省革委会此时做出《关于大专院校办在农村的决定》，并安排辽宁大学到北镇县高山子劳改农场办学。全校师生员工于1969年12月和1970年1月，分两批搬迁到高山子劳改农场，在此劳动。1970年8月迁回沈阳。
当时并没有任何正式文件要求所有大学战备疏散，在1970年的《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中，并没有相应明确规定。但是在当时战争恐怖的环境下，许多学校从战备疏散变成了正式搬迁。由于过程的仓促和混乱，其演变过程至今不明，成为历史悬案。在这其中，“以革命的名义”起了不小的作用。例如中国科技大学先是选定安徽安庆，匆忙中搬去900人，发现根本没有居住条件，于是四位革委会常委急忙返回学校告知下一批暂别去了。这一行动被安徽省驻校宣传队定为“四常委回京反革命事件”。在这种高压环境下，谁敢对这一搬迁置喙？
北京电力学院在1969年10月“战略搬迁”时，领导意识到以后还要搬回北京，所以把搬迁地点尽量选择接近北京，先在邯郸地区安家，1879年又迁至更接近北京的保定，称华北电力学院。但是学校本校始终未能迁回北京，只在北京开办了分校。
三．
高等学校在文革中的搬迁、合并、撤销的另一原因是对高等教育的取消主义和实用主义。1970年4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估计”指出，建国17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和17年培养的学生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学校成为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这“两个估计”对建国十七年来的教育工作成绩作了全面否定。
1971年9月四川省革委召开省教育工作会议，决定将西南农学院、四川农学院、四川林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予以撤销。在没有任何正式文件的情况下，广州著名的暨南大学于1970年2月宣布撤销，全校9个系被分配至其它4个高校，学生被送往农场劳动等待分配。
1970年6月24日，中共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批转的《山东省高等学校布局和专业调整方案》提出，山东大学理科改建为山东科学技术大学，校址设济南市，在平阴县建立农业生产和战备疏散基地。山东农学院将山东大学生物系并入，校址设在泰安。山东大学文科和曲阜师范学院合并，组建山东大学，校址设在曲阜。山东师范学院迁往聊城。山东医学院与山东中医学院合并，组建新的山东医学院，校址迁往泰安地区的楼德镇。青岛医学院迁往惠民地区北镇，下放惠民地区办学。昌潍医学院下放昌潍地区办学。山东煤矿学院迁往肥城矿区，矿校结合办学。撤销山东财经学院。
在这场撤并行动中，首当其冲的是文史类学校。像著名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外交学院都被撤销了。而理工科学校和专业则被赋予实用性的功能，特别在国防方面。例如北京邮电学院被通信兵收编，称北京电信工程学院。而中国科技大学，在1971年也曾一度被安徽省和三机部双重领导。而从山东大学理科组建的山东科技大学，则被要求以任务带学科，负责培养国防工业的科技人员，开展国防科技和基本理论的研究工作，由国防工办管理，
四．
在准备打仗的氛围中，国防院校也遭受很大损失。当时整个部队向战时体制转变，精简机构，缩编人员。但另一指导原则是，解放军本身就是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这大学校了还开办那么多学校，学校套学校干什么？
1969年2月19日，军委办事组发出关于军队院校调整方案的通知。通知所附《军队院校调整方案》称：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军队就是一个大学校，现在的学校应当减少。现将军队院校调整方案报告如下：
一、军队现有学校125所。按学校的性质区分计：指挥、政治学校45所，技术学校65所，飞行学校15所。
二、调整学校的原则：1，指挥、政治、体育、艺术学校一律撤销；2，技术学校：凡是在部队能学到技术，一律在部队培养，高级技术学校基本上保留；3，撤销各军区的步兵学校，陆、海、空军的军、师建立小型教导队，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轮训部队干部。
三、根据调整学校的原则，全军拟保留学校43所，减少83所。保留的学校计：军政大学1所，工程技术学校20所，医务学校6所，兽医学校1所，飞行学校15所。（余汝信，《1969：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和毛泽东》，《强国军事纵横》，2006）
笔者当时正在解放军农场，知道在批判1964年“大比武”以后，部队的主导思想就是极端轻视业务训练，认为打仗主要凭勇敢。
这次裁并影响深远，例如在海军：“在这一场浩劫中，20年来苦心建立起的14所海军院校被砍掉了9所。教师人员流散，校舍、营具、教学场地和教学设备遭到很大破坏和损失。幸免于难的5所院校，其中4所来个大搬家。学制缩短，教学制度废弛，教学质量直线下降，几乎处于停办的状态。海军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而海军学院校成了这个重灾区的重点户。”（刘道生，《刘道生回忆录》，海潮出版社，1992）
文革前，位于哈尔滨的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是和北大清华齐名的重点学校。1969年被要求内迁，1970年正式分迁。学校主体和院机关划归七机部迁往长沙，成立长沙工学院，即现在的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把空军工程系划归三机部，迁往西安，并入西北工业大学。原子工程系划归二机部，迁往重庆，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有关专业合并，组建重庆工业大学。海军工程系划归六机部，留原址组建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至此哈军工正式解体。1973年，重庆工业大学内哈工大部份仍回哈尔滨，哈军工部份合并至长沙。一所名校从此解体。
1970年从哈尔滨迁往长沙时，要求合并专业、精简人员，但是搬迁量仍很大。从7月1日至11月12日，共有10列火车共550个车皮从哈尔滨发往长沙，共运输物资2.5万吨，人员1447户。
像解放军艺术学院这样的学校被撤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该校在文革初期是造反策源地。其群众组织《星火燎原》在全国各地和北京三司、清华井冈山并驾齐驱。该校被解散后，学生们都被发配至“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军区）。
当时采取的另一措施是将三所军医大学“调防”：上海的二军医大调西安，西安的四军医大调重庆，重庆的七军医大调上海，时人称为“推磨”。原因据说是二军医大的《红纵》造反太厉害，所以调他们到比较艰苦的地方去，给点颜色看看。
五．
在地方学校里，遭受最大折腾的是农林类，以及部分工矿类专业院校。因为从极左思潮角度，认为它们应该办在农村或接近工矿的地方。毛泽东又有“农学院办在城市里是碰鬼”的说法。它们在文革中大都经历了不止一次的迁徙.
这一过程实际上开始于文革之前。例如早在1965年，石油部就在研究北京石油学院迁址厂矿的问题。1966年3-5月，该校2000余名师生分赴大庆和胜利油田建校。1969年10月21日，石油部军管会下达了北京石油学院迁校山东东营的命令。随即全校师生家属在两星期内乘三专列迁往东营。该处现称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区。
北京矿业学院则于1970年迁往四川（现重庆）合川，改名四川矿业学院，文革后的1978年又迁江苏徐州，称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地质学院本拟迁湖南石门县，后于1970年改迁湖北江陵，称湖北地质学院。1972年，该校在武汉设立武汉分院。
1969年10月，林业部军管会决定撤销北京林学院。11月25日，工宣队、军宣队代行革委会职权，开会宣布战备疏散，动员搬迁，但隐瞒撤销决定，实际上是将职工骗出北京。11月28日开始全院师生员工及其家属分批迁往云南，下放到滇南、滇东南、滇西、滇西北各林业局和林场地参加劳动。在下放过程中，得知撤销学校的决定，纷纷向国务院反映，最终国务院于1970年下达不能撤销的决定。于是在1970年4-5月，分散在云南各地的学校人员集中在丽江，在此办学，改名丽江林学院。但由于此处缺乏办学条件，又于1972年3月，全校迁往下关，称云南林业学院。此处选址问题难于解决，职工家属均临时住在白族农户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全校职工家属于1973年迁往昆明市安宁县建校，并开展教学活动。在这几年里，一连串的错误决定使这个学校濒于绝境。但是各种复校的意见都被批判为“复辟”活动。直至1978年底，才决定搬回北京，恢复原校名，现称北京林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校史，1952-2002》，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
北京农业大学在文革中的搬迁过程更为曲折。1969年战备疏散，绝大部分教职工和家属疏散到学校所属河北省涿县农场，还有大批师生下放到河北省武邑县农村劳动。1969年12月，农业部军代表宣布北京农大撤销。1970年，北京校舍大部分被军队占用，涿县农场的大部分也交给38军。1970年5月，国务院决定农大还要办，但此时大部分校舍已被占用，学校进退维谷，国务院指示农大搬往陕西。1970年8月12日，召开搬迁动员大会。次日，先遣队即赴陕西延安地区甘泉县。之后职工及家属开始搬迁。农业部军代表表示，搬迁先迁家属，搬家属先迁户口，以绝后顾之忧。到1970年底，基本安顿下来，并开始教育实践和科研。1971年，根据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一度和延安大学合并。1972年底，通过来陕西视察的王震向国务院反映意见，1973年国务院决定将学校搬到河北，改名华北农业大学，学校随即搬到河北涿县建校，收回大部分原有的农场，在此地办学，但受到地方势力的骚扰，直至1979年迁回北京，结束了十年的颠沛流离生活（《北京农业大学校史，1949-1987》，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5）。
类似于北京林学院的骗局但居然成功了的例子是北京对外贸易学院。1969年10月，根据上级指示，该校迁至河南固始县，然而刚到新址，对外贸易部就宣布该校“就地撤销”，直至1973年复校。
六．
其它一些原因也造成文革中的高校搬迁。例如1967年初，天津划为直辖市。1969年10月，河北省和天津市决定位于天津的河北大学隶属河北省管理。12月河北大学开始迁出天津，理科迁保定（当时将保定定为河北省会），文科迁冀县。1970年6月陈伯达到天津视察，得知河北大学已经开始外迁，他说：“河北大学留在天津不是很好吗，不要搬走了吧？”于是，已先行迁出的师生连同图书资料、仪器设备陆续返回天津。8月底，陈伯达的问题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被揭发，9月，省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下令河北大学仍执行迁出天津的决定。理科照迁保定，文科改迁隆尧县唐庄。11月文科师生也迁至保定。至此，河北大学最终定址于保定。由于文化大革命和学校的几次搬迁，使河北大学实验室及仪器设备遭到严重破坏。到1970年学校最终搬迁到保定后，各类完好无损的仪器设备仅剩5000余台（件），总价值200万元左右，损失达60%以上。（《河北大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从上述北京农业大学的搬迁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学校在短时间内搬迁得如此迅速和彻底，除了政治压力和受到“明天原子弹就扔到头上”的恐吓外，还可能有个利益追求因素。我们注意到，很多学校搬迁或撤销后校址被部队占据。例如农大的校址分别被国防科委、二炮、38军占据。中国科技大学的校址被铁道兵占据。天津的66军占据了天津师范大学的全部校园作为军部。对外经贸大学的校址变成了军乐团，以至于该校复校时只能另寻新址。1970年2月，广州暨南大学被宣布撤销，全校师生在三天内迁出，留下“营房和营具”被东北迁来的军医学院占用。至于被撤销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址被二炮占用，文革后多次交涉，以至激起学潮，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由于当时各学校及主管机构都是军代表主事，他们可能代表这些军事单位的利益。一些学校的校史记述中，实际上暗示了这一点。
这些在文革中经历了搬迁的学校在文革后最终有三种命运。一种是彻底搬去未能返回，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唐山铁道学院（西南交通大学）、河北大学、大连医学院（遵义医学院）。一种是返回原址，如北京农业大学、北京林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北京机械学院。还有一种是未能完全搬回，但在原址建立分校，如北京石油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电力学院（华北电力大学）。
跟帖：
１．沈阳农业大学（原沈阳农学院）搬迁到辽宁最贫困的朝阳，白卷先生张铁生就在那就读。
２．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现在武汉 也是折腾来折腾去的闹了多少年。
祸国殃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