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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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赤脚穿木拖板的姑娘居然是反革命

(2020-08-12 08:59:39) 下一个

一个赤脚穿木拖板的姑娘居然是反革

前几天写了篇关于地主的女儿,回忆一个乡下姑娘的文章。

写到乡下姑娘,我又想到另一个我在乡下遇到的姑娘。

这个姑娘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我看见她的时候,她是现行反革命。

上次文章里说了,文革一开始,天下本无事,我却被扣上与地主女儿勾勾搭搭的帽子,那么在文革热火朝天的时候,如果扣上与这个反革命姑娘勾勾搭搭的帽子,那要吓死人了。

 

1968年后,上海的企事业单位都在搞 ‘五七干校’。什么‘五七干校’,其实就是造反派想出新花样,用来折磨知识分子。在农村联系个公社大队,然后单位里的知识分子都要轮流下去,关在乡下做体力劳动的活。

轮到我去,已经是1970年夏天了。

去的地方离上海市区不远。我记得,乘公共汽车到高桥,然后再乘去顾路的郊区长途汽车,五、六站就到了。

这公社的名字是忘记了,因为当时也没有在意这个东西。

‘五七干校’也有一套折磨人的规矩,但是到1970年已经形同虚设。因为文革已经閙了四年,大家都已经看穿文革的一套套把戏,所以带队的干部对我们也都比较客气了。

记得当时的劳动是安排在所谓‘五七干校’包干的蔬菜地里。蔬菜地的劳动,体力上说是比较轻松的,就是每天在田里磨个四、五小时。

空余时间,我们一些人就经常坐在食堂聊天,往往是吃饭时间未到就早早到食堂了。

当时我们在食堂里能够遇到的人,不是我们自己人,就是在食堂吃饭的公社干部,还有一些公社办的小工厂的工人。普通社员是不会来食堂的。

在食堂吃饭的这些公社干部,其实连要不要每天刷牙也没有搞清楚,却开口闭口夺权、专政,所以我们之间也无话可说。工厂的工人倒是朴朴实实,他们只是来吃饭,与我们也没有交流。

二、三天下来,我却在食堂注意到了一个年轻姑娘。

姑娘看上去二十不到,一米六五身材,虽然瘦瘦的,但是看得出是结结实实,瓜子脸大眼睛,不能够说人见人爱,模样至少是讨人喜欢的。

每天七点吃早饭、十一点半吃午饭、晚上六点吃晚饭的三个时间她都是准时到食堂,手里总是拿个大号的搪瓷碗和一把铝调羮。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这姑娘每次来都是赤脚穿个木拖板,而这里的乡下人却很少有穿木拖板的。

只看见她到窗口买饭菜,让食堂里的人把饭菜统统倒在搪瓷碗里后就匆匆走了,不看见她与任何人打招呼或者交谈。

她每天来三次,没几天,我就发现一个规律,一天,早上来穿的是一件淡绿色的短袖衬衫,红短裤,中午来是穿厚厚实实的工作服,晚上来穿一件粉红色的长袖衬衫,白长裤。隔一天,早上来穿的是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绿短裤,中午还是穿厚厚实实的工作服,晚上来穿一件碎花的长袖衬衫,兰颜色的长裤。

如此,一天翻一天,看了二个礼拜,她的衣服好像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在轮回。大家都说姑娘爱美,那为什么不再换换呢。我终于想明白了,这姑娘没有其他的衣服了。

还有让我奇怪的,每到星期天食堂吃饭的人很少了,干部和一些工厂的人都回家了,只有我们不能够回家的人还在食堂吃饭,这个姑娘居然每个星期天也准时到食堂吃饭。让我想不明白,怎么她也是不回家的。

为了要打听这个姑娘,我开始打起笑脸与来食堂吃饭的公社干部打交道聊家常。

一天与一个干部正在随便聊天,这姑娘来食堂了,抓这机会我问这干部,这姑娘是哪里的。

可能这干部也少人讲话,他居然不厌其烦地把他知道的这姑娘的事情都讲给我听了。

这姑娘每天到食堂吃饭,原来她就在食堂附近的公社办的一个砖窑厂里工作。

干部的下一句话,让我大吃一惊。

这姑娘是在厂里监督劳动,扣上的是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干部告诉我,这姑娘的家在高桥镇上,父亲因为为国民党做过事,曾经被扣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后来帽子摘了,在一个小学当老师。文革一开始就受到批斗,冲击很厉害。这姑娘认为文革的做法是不对的,就在同学朋友里讲了一些‘反动言论’,被人揭发就闯祸了。

这干部说,这姑娘幸好事情发生已经是在‘严打’之后,如在‘严打’中是枪毙了。镇革命委员会算是宽大处理,给她定个反革命嫌疑分子,送农村监督劳动,一个月回家一次还不许过夜。

就这样,她到公社的砖窑厂劳动。砖窑厂的厂长看她是高中毕业,又是女的,就叫她统计砖窑厂出砖情况和记录工人的出勤。因为是‘监督劳动’,所以她很少开口与人交流。

因为砖窑厂烧砖,地面往往是烫的,所以厂里的人都穿个木拖板。

了解了这个姑娘的情况,我再看到这姑娘,我又是一种眼光了。

日子在过去,要接近这姑娘却是无门。可以说,平时我们很会找机会与姑娘们联络,献殷勤。但是,这个姑娘在人面前,一直是冷冰冰,要嗒三是无从下手。

终于机会来了。

食堂里每天晚上给大家看的电视机坏了。

文革中,没有了文化知识的交流,我就是搞装修无线电消磨时间,也练出一套技术本领。

幸好下来时万用表和电烙铁都带着,修电视机是个好差事,可以不去田里劳动,还可以回市区去买另件。

这样消磨了三天时间,把食堂电视机修理好。

这一来传开去,周围就有人请我帮忙修理无线电。

终于有一天,砖窑厂的人找我帮他们修理一下办公室里的一只无线电,说送过来让我修。

我说,无线电搬来搬去不方便,千万别搬来,我到你们办公室去修。

这样,我走进了砖窑厂的一间平房的办公室。要紧的是这个姑娘就坐在这办公室。

修好办公室的无线电,又有厂里的人拿来家里的无线电要我修,好像是忙得不亦乐乎。

砖窑厂厂长拿来个当时是时髦的半导体收音机,说吵声越来越大,要我找找毛病。

我要找的毛病是,怎样修通与这姑娘沟通联络的线路。这厂长应该是线路中的一条线。

这样,我与这位,真正是浦东乡下人的厂长成了好朋友。

就这样,我可以天天有事没事都去砖窑厂办公室坐坐。

逐渐与这姑娘的沟通也在深入。我看到她每天做的表格,铅笔划的线,钢笔的字,每个字都是一笔一划端端正正。

不过,至今我没有忘记的是她反复多次对我说;‘你千万当心,不要自找麻烦。’

二个多月时间过去了,我们的‘五七干校’学习要毕业了,去砖窑厂是最后一次了。

我说留个通讯联络地址,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她拒绝了。她还是用这句话作为大家告别的临别赠言;‘你千万当心,不要自找麻烦。’

现在想来,这姑娘还有一样东西留给了我。

一天吃早饭,我一摸口袋,每天吃饭用的调羮没有了。正好这姑娘来了,我说你帮我在你们办公室看看,调羮是不是掉在那里。吃午饭时,她来了,说,你的没找到,我还有,送一个给你。她给了我一只铝制的调羮。

许多年,上海的许多旧东西都扔了,这调羮我没有扔,还在上海家里,也是一个纪念。

 

这么多年过去了。

当年的年轻姑娘,现在应该是大妈了。

朋友说,改革开放,说不定那天,你在纽约的路上会遇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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