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功成身退，免兔死狗烹下场

   曾国藩功成身退，免兔死狗烹下场

    观曾国藩一生，其为官之道可称大智慧。其核心，就是韬光养晦、深知急流勇退的道理。梁启超先生曾有一句话，评价曾国藩：“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十分精辟。

    湘军是曾国藩一手炮制的，它与清政府的其他军队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皆由政府编练。遇到战事，清廷便调遣将领，统兵出征，事毕，军权缴回。湘军则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都是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由此可见，这支湘军实际上是“兵为将有”，从士兵到营官所有的人都绝对服从于曾国藩一人。这样一支具有浓烈的封建个人隶属关系的军队，包括清政府在内的任何别的团体或个人要调遣它，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湘军克南京。曾国藩旗下，拥兵三十万，已占中国半壁江山。这支湘军是曾国藩一手培育的。湘军士兵皆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都是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担纲。“兵为将有”，乃湘军一大特色。所谓的湘军，其实就是曾国藩的“子弟兵”。此时的曾国藩已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曾国藩已成为满清以来汉族官僚持权最大的官员。此时的曾国藩，足以“功高震主”了。

    他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成立和打仗的时间很长了，难免沾染上旧军队的恶习，且无昔日之生气，奏请将自己一手编练的湘军裁汰遣散。曾国藩想以此来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某人无意拥军，不是个谋私利的野心家，是位忠于清廷的卫士。曾国藩的考虑是很周到的，他在奏折中虽然请求遣散湘军，但对他个人的去留问题却是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说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将有贪权恋栈之疑；如果在奏折中明确请求解职而回归故里，那么会产生多方面的猜疑，既有可能给清廷以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尽忠的印象，同时也有可能被许多湘军将领奉为领袖而招致清廷猜忌。

    曾国藩的部属幕僚，如曾国荃、彭玉麟、赵烈文等人，以及著名的研究“帝王之学”的学者王闿运等，均竭力劝进。有的说，“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有的说，“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有人更直接，直截了当地说：“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其实，说这种话的人，当然是有原因的。早在咸丰帝临死之时，其有遗言，说“克复金陵者王”。但是，慈禧太后管束下的年幼的同治帝，只给了曾国藩一个“一等毅勇候”。而且，同治帝还下诏，要求曾国藩和各级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催命一般要求从速复命。这无异于过河折桥。因此，曾国荃、彭玉麟等人便秘密活动，力劝曾国藩不如反了，坐了天下。他们还约集30余名高级将领深夜请见，要曾国藩“速作决断”。此时的曾国藩，没有说什么话。他只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算是作答。

 

    湘军克南京，朝野表面弹冠相庆，私底下，针对曾国藩的动作多起来了。“尾大不掉”的道理，慈禧当然是知道的。同治四年(1865年)春，起居注官蔡寿祺连上两道奏折，弹劾曾国藩等湘系人物以及恭亲王奕。蔡寿祺历数曾国藩等人“破坏纲纪”等八条“罪状”，应该“择其极恶者立予逮问，置之于法”。慈禧太后很有心计，她不去碰曾国藩，恐生剧变，而是革去了恭亲王奕的议政王及总理衙门差使。这就叫敲山震虎。此外，朝廷之上，也有人主张严厉追究幼天王下落、及太平军将领李秀成之死。李秀成从被捕到被曾国藩处死，只有短短16天。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犯，按常规当然是要递解进京的。况且，李秀成已写下洋洋五万言供词，“心悔莫及”，有“乞降求抚之意”。曾国藩竟然还是将其杀了。其原因是简单的。曾国藩生怕李秀成进京，说出湘军在南京纵兵抢掠之劣迹。

 

    曾国藩是一位熟读四书五经之人。功高招忌，狡兔死、走狗烹。道理人人知道。但是，真正能把握其关键者，少之又少。史书上多少权臣，都因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最终身败名裂。曾国藩在家丁忧之时曾研读《道德经》，并在该书扉页上写过八个字：“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他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他还曾经写下不少对联，以明心志。比如：“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情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等等。他也感叹：“功名之地，自古难居”，“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裁？”“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

 

    因此，功成名就的曾国藩，此时毅然选择了急流勇退。他进南京之后，立即办了三件事。一是盖贡院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八旗兵南来驻防；三是裁撤数万湘军。他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打仗的时间很长了，且“无昔日之生气”，奏请裁汰遣散。曾国藩的意思是清楚的：本人无意拥军。同时，曾国藩在奏折中对他个人去留也只字不提。他深知，此时无论进退，都会产生各方猜忌。但是，他却替他的弟弟曾国荃“专折”奏请开缺回籍养病，朝廷立即“恩准”了。曾国荃急功贪财，恶名远扬。对这个弟弟，曾国藩最不放心。他曾对曾国荃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曾文正公家书·致沅弟季弟》。他还说：“弟若不知自爱，懊怒不已，剥丧元气，则真太愚矣！”

 

    曾国藩还曾题诗一首。既为告诫兄弟，亦为自勉。此诗相当有名。抄录如下：

 

左列钟铭右谤书，

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

万事浮云过太虚。

 

    曾国藩的苦心，也算是“至死不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