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之都
没有个性是我的个性。
作者：Wind Capital
一
我在老家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毛主席逝世了。在柳林堡小学，也许整个柳林堡村，也许整个梨园公社，我是最难过的人，因为我的理想破灭了。我的理想是给毛主席当警卫员。
理想是长在童心里的秘密，它只在我的梦里出现过。长大后，我当上了毛主席的警卫员。在他老人家通宵达旦干革命工作的时候，我背着枪在门口站岗。我戴着南方人那种头巾裹成的漂亮头盖，后面拖着能遮住后脑勺的屁帘儿，这种裹头的式样比我姥娘家——河北滹沱河男人那种武工队的老土式样好看多了。裤脚打进紧绷的裹腿里，武装带刹在腰间，腰间别着手枪，手枪上系着红绸子，就像电影《枫树湾》里的赵海山。赵海山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时，一定也给毛主席当过警卫员，要不然他怎么能进步那么大，从一个不识字的农民成长为了不起的委员长。当朝霞映红我毫无倦意的脸庞，毛主席从屋里走出来，左手叉腰，右手夹烟，用湖南话亲切地问我：“小鬼，瞌睡了吧？”。
当班主任卫爱英在班上带着哭腔宣布毛主席逝世的噩耗时，水泥课桌后面的农村孩子们被这一突如其来的巨大新闻震住了。教室里没有交头接耳，出奇的安静。黑板上方毛主席的面容依然庄重，目光依然慈祥。我的心里感觉很难相信，比铁墩儿说他爸爸跟毛主席握过手还难以相信，直到第二天，学校举行了毛主席追悼会。 九月上旬末的下午是秋老虎横行的时候，天闷热，老师和学生站了一操场。
哀乐响起，学校的尹校长就开始哭了，他是在学校开会时引用毛主席语录最多的人。尹校长是柳林堡少有的高中毕业生，他能将报纸上艰深的政治理论用柳林堡的土话生动形象地讲给学生。比如，他曾经在会上说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不能草鸡。（草鸡是是认怂的意思。）
毛主席带走了一个七岁男孩儿的理想。作为一名刚刚加入组织的红小兵，我的心里充满了失落。失去了理想，我感觉自己跟铁墩儿、长果儿、杨花儿、槐花儿这些群众同学没有什么区别。
在尹校长的带领下，一些老师和学生不再压抑悲痛的心情，操场上飘满了阵阵抽咽声。我的失落在抽咽声中不断累积，终于变成了难过。我能感到大颗大颗的眼泪滑出眼眶，滴到我的崭新的红领巾上。铁墩儿、长果儿、杨花儿、槐花儿这些人只是哭丧着脸，都没有哭。这些没有理想的人，毛主席的逝世不会让他们掉一滴泪。杨花儿家的兔子死了，槐花儿还哭半天呢，她俩是双生儿。我变成了跟他们一样没有理想的人了，想到这里，我已经开始抽泣。
操场上哭声越来越大。我又想到了自己的身世：在我还没断奶的时候，苏修妄图侵略中国，城市人口疏散，我被父母从冀南市送到石家庄乡下姥娘家，跟父母长期分离。要不是毛主席，说不定他们早侵略中国了，我连姥娘家都待不了。如果苏联人占领了中国，中国人都得起苏联名字，铁墩儿就得叫铁墩儿斯基，槐花儿就得叫槐花儿娃。想到这些，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嚎啕大哭。卫老师把我搂到她的胸前，她一定是看我哭得太可怜了。这使我更加伤心。
那天傍黑时，我一个人去了村北的河边。这是从西边来的滹沱河，夏天暴涨的河水已经慢慢退去。很久以前这条河常年水流饱满，传说刘秀在这里沾滹沱河的光而逃过了王莽的追杀，后来因为上游修了水库，只有夏天会发水。河上有座大铁桥，火车经过时，隆隆作响，整个村子都能听到。我知道向北的火车是开往北京的，北京是首都，所以这座铁桥很重要。老人们说铁桥一直都重要，日本鬼子侵略时，还在桥南头修了炮楼，枪眼儿还在。
桥上正在过一列货车。每节底座上的东西都被厚厚的帆布盖着，一头翘得很高，很像是大炮，就跟电影《铁道卫士》里演的一样。我想那一定是大炮，解放军的大炮，拉往北京的，为了防御苏修和美帝的侵略。他们知道毛主席去世，一定会趁火打劫的。我的后背和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傍黑有点凉。我坐的旁边就有一个大坑，据说是头几年架设高射炮时留下的。河边也许又该架高射炮了，保卫铁桥。
我在河边一直坐到太阳落到桥下，又落下河。当夕阳在西面消隐的时候，我第一次思考了死亡这个沉重的词。原来人都要死的，无论伟人还是普通人。人死了，世界上再发生什么，跟死去的人就没有关系了。
毛主席的去世并没有给我的同学们的生活带来任何影响。追悼会以后，他们还是照常上课，照常玩耍。铁墩儿还是每天弹玻璃球儿，他的右手拇指的指甲盖儿都弹烂了。长果儿还是每天去打猪草，他家的猪总是比别人家的能吃。杨花儿她爹又弄了两只兔崽子，槐花儿每天忙着伺候它们。对他们的麻木，我感到很不理解。伟大领袖去世了，难道对他们没有丝毫震动吗？他们不担心苏修和美帝侵略吗？他们不担心台湾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吗？他们不担心国内“地富反坏右”分子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
我认为自己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是村里唯一的每天认真听水塔上的大喇叭广播的孩子。当然，大喇叭正对着姥娘家，不听也得听。不听大喇叭的孩子，当然不会有跟我一样的担心。我也跟他们说不着。
柳林堡虽然不大，但是还是大到大人们有自己的世界。他们忙于上工和上班，没有人注意到一个孩子对于时局的担心。只有舅舅似乎看出了小英雄之类小人书已满足不了我的胡思乱想，拿回来几本《华北民兵》打发我。我很喜欢最新的一期，皮儿上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工人民兵队伍，在天安门广场上巡逻。
我的担心找不到解答的人，也没有人可以倾诉。这使得我对柳林堡这个地方深深地失望。尹校长的爹尹老头说石家庄市本来应该叫柳林堡市，通往山西的石太铁路最早是计划从柳林堡修的，据说现在有的山西人还管这条线叫柳太线。柳林堡本来是京汉线和石太线的交叉车站，因为开工那年的水太大，修桥的官儿叫盛宣怀，为了省修桥的钱，就把车站往南移到了一个叫石家庄的村子。说不定，盛宣怀也是对这个地方很失望。
紧接着而来的是一些无法解释的怪现象。小学里时兴起了一种猜拳游戏，石头剪子布，看谁先写完“天下大乱”四个字。长果儿家临街的房子外墙上的宣传标语还没写完，差一个字，写标语的人病了，停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没有“底”。水塔上的大喇叭坏了，很久没有修好，每天听不到新闻了。在一个安静的院子里吃饭，让我很不习惯。家里的大公鸡也越来越怪，胆子越来越大，竟然把头伸到我的碗里抢面条吃。
这些怪事儿让我不安。我不得不每天跑到桥边观察，观察通往北京的铁路上的火车。没有了大喇叭，这是一个七岁的男孩子在柳林堡和北京的唯一联系。火车还在照常走，客车、货车不断，但是河边的大坑里并没有架设高射炮。这使我焦躁。舅舅要拆掉七月份唐山地震时在院子里搭的防震窝棚，我强烈反对。舅舅说：“地震的劲儿过去了。”我说：“说不定还震呢。”屁股上虽然挨了一脚，但是窝棚没拆。
思想上的负担使我变得跟兔子一样沉默寡言，这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姥娘以为我身体不舒服，在面条卤子里多加了鸡蛋。舅舅提前了院子里枣树的打枣时间，并叫我一起打。卫老师带我去邻村小学交流，回来奖励我一个五分钱的图画本，这种本子的纸很硬，最适合叠飞机。槐花儿克服了地主出身的胆怯，频繁地邀请我去她家看兔崽子。连小气的铁墩儿也大方地把他珍藏的《少儿革命歌曲选》借给了我，允许我抄写歌词。可是我的兴趣不在鸡蛋、枣、纸飞机、兔崽子和革命歌曲。
大喇叭用了一个月才被修好，“四人帮”刚好被粉碎了。修好的大喇叭音量更大，播放的音乐更加激昂有力。好多新歌啊，耳朵都感到应接不暇。最振奋人心的一首歌曲，是愤怒声讨万恶的“四人帮”的，歌曲在结尾处高喊“打倒王洪文、打倒张春桥、打倒江青、打倒姚文元”。和着这些合唱的有力节奏，吃饭也得劲儿，能多吃一碗熬菜。
坏人被抓起来了，一切恢复了正常。长果儿家临街的房子那面的宣传标语写完了，写标语的人病好了，补上了“底”字。尹校长就“天下大乱”的猜拳游戏专门开了大会，命令同学们停止写“天下大乱”，改成“天下太平”。大公鸡也老实了，我可以坐在院子里安心地吃面条，在大喇叭里的新闻和新歌的陪伴下。
大喇叭里天天播送揭批“四人帮”的新闻。“四人帮”的滔天罪行证明我的担忧不是多余的。要不是“四人帮”这些坏人给毛主席捣乱，他老人家至少能活一百岁。幸亏华主席继承了毛主席的遗志，及时地粉碎了“四人帮”，国内外反动派都没机会了。我的心也放肚子里了。只是姥娘没有更多的鸡蛋加到卤子里。枣也打完了，一年只有一次。图画本用来叠飞机，已经被撕光了。兔崽子长得很快，大了，只会拼命吃草和拉粑粑，不好玩。少儿革命歌曲还没有抄几首，书就被铁墩儿要回去了。
这一个多月的经事儿，让我把柳林堡的人看透了。外面天大的事情，也不会过他们的心。他们只会举着胳膊喊两句口号，但是内里并不关心毛主席和北京。这个村子本来就是这样，小日本儿打过来的时候，村里的后生，一个参加八路军的也没有。只有尹校长的爹当过地下交通员。村里的孩子还吃日本兵给的糖。这个村子最待见的是丝弦儿戏。我有点儿看不起柳林堡了。幸亏它是我姥娘家，不是我真正的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