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之都
没有个性是我的个性。
作者：Wind Capital
六
作为一名新生，我非常渴望在新学校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同学们当中。当学校的鼓号队排练时，鼓号的巨响吸引了全校同学们的围观。队员们穿着蓝裤子、白褂子，系着红领巾，操着各种鼓和号。最威风的是领头儿的指挥，拿着一根顶端有五角星的指挥棒，鼓点的节奏跟着他的指挥棒。鼓声带着锣声，脚下的地都震动。我最喜欢号声，让人想起电影里最振奋人心的冲锋号。刘志强是大鼓鼓手，据说四年级以后会担任指挥。楚红英也是鼓号队的，她是敲小鼓的。连钱进都是拍小镲的。我为自己不是其中一员而感到深深自卑。我问杨老师怎么加入鼓号队，她说不再招收三年级的老生。我明白了，我以为自己是新生，其实已经是老生了。
我的学号是最后一名，我坐在最后一排，也没有机会加入鼓号队。我的境遇在新学校糟糕透了。同学们一定看不起我，楚红英也许也看不起我。
学校请红小兵辅导员们给同学们做报告。五个辅导员中， 建设路派出所副所长吴国栋的报告最吸引人，他是音乐老师张雅馨的爱人。他比那些支部书记、劳动模范讲得有趣多了，同学们喜欢听他讲抓坏人的细节。他还勉励我们革命接班人要学好各项本领，准备接革命的班。他让我们叫他吴叔叔。吴叔叔讲话的时候，孔校长大概看到孩子们很喜欢这个辅导员，也格外殷勤，不断给吴叔叔倒水。每倒一次，吴叔叔都起身欠一下屁股，谦让一下。
吴叔叔的讲话鼓舞了我。电影里的好人都是在受到革命鼓舞之后，才有了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决心。尽管新学校对我不好，我也不能自暴自弃。学号最后一名，坐最后一排，不能入鼓号队，我也是革命接班人。在全国大干快上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时候，我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上。
我爸给了我一台小收音机。这个东西比农村的大喇叭有趣多了。《小喇叭》和《星星火炬》是我最喜欢的栏目。即使收听已经听过的重播，我也不会厌烦。从收音机里，民间传说、古代典故、外国故事如井喷般播向了如饥似渴的孩子们。这些东西在前几年还是不让播的，现在听来居然比革命故事还有意思。
学校不远有个新华书店。我最喜欢小人书柜台，小人书的种类越来越多。书都在玻璃柜台里，不让孩子翻，买也不让翻。口袋里买小人书的零花钱总是有数的，同学之间互通有无，是一条大家自觉遵守的规则，用最少的钱，看最多的书。
我们这些孩子真是幸福啊，国家向着四个现代化奋进，食品店里的食物越来越丰富，精神食粮也越来越丰富。知识营养吸收得太多，不知不觉间，我九岁的脑瓜儿里竟然孕育了创作的种子。
《冀南日报》发起了“小记者写冀南” 的活动。红小兵校外辅导员倪大策是日报的编辑，来学校辅导怎样写新闻。他勉励同学们要多多动笔，拿笔作为武器，象鲁迅一样。
倪编辑的辅导强烈地催发了我脑瓜儿里的创作种子。我不知道鲁迅怎么样拿笔作为武器，却觉得笔攥在手里，有拽着我的手在纸上移动的架势。我利用一下午的时间完成了我人生投向报刊出版社的第一份稿件。
主人公王奶奶是一个孤寡老人，但是她是一个有知识的孤寡老人，她不但身体有被照顾的需要，精神也有被照顾的需要。王奶奶关心国家大事，爱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河北日报》和《冀南日报》等，但是这些报纸只有在机关单位才能看到。邻居们组成了帮助小组，分工负责，把单位看完的报纸拿给王奶奶看。于是王奶奶每天足不出户，就可以关心国家大事。其实，家属院里的李奶奶是故事原型，但是李奶奶已经成为了一个专属称呼——李玉和的母亲，所以我改为了王奶奶。李奶奶确实识字，但是并不关心国家大事，她最爱看的是小人书，尤其是电影小人书，经常找我借。捎带着借我爸拿回家的报纸，关心一下国家大事。我爸有把公家报纸拿回家看的习惯。
文章寄出去后，我突然发现写得不妥当，公家的报纸怎么能拿给孤寡老人呢？单位不看了就可以拿回家吗？我并不知道。名字变成铅字的美梦，很快就变成破灭的泡沫。不过，我还心存一丝侥幸。
生活就是这样，惊喜有时会在漫不经心的侥幸中来临。稿件被选中了，作为征文登在报纸上。我的名字印成了铅字。
征文的刊登在学校引起了轰动，印有我名字的那一版报纸贴在学校宣传栏里。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插班生一跃而成为受人关注的小名人。一个年级有五个班，一些其他班的同学主动来认识我，老师们都知道了我。更重要的是，楚红英开始经常跟我聊天。我突然觉得，作文也可以是一项了不起的特长，跟文艺才能和体育才能一样。
刘志强也开始热情起来，不过，我觉得有虚情假意的成分。班里传言，期末考试后，学号将根据考试成绩重排，他也许感到我是一号的有力竞争者。
我的猜测是对的，刘志强果然心怀叵测。一个星期一的早上，下了雨，同学们在热烈地讨论昨晚汽车修配厂放映的电影《长空比翼》。刘志强说志愿军飞行员张雷不可能在撞击俯冲的敌机后跳伞逃生，因为高度太低了。
我觉得他是在愚蠢地挑战革命英雄，就反驳他说：“当然可以了。比如咱们在二楼这么低，雨伞就跟降落伞差不多，难道不能跳吗？”
“当然不能。你敢跳吗？”他在故意激我，以为我不敢。
“跳就跳，你拿雨伞去！”我说。雨伞就跟降落伞差不多，况且二楼也不高。
刘志强迅速跑回教室，拿了一把伞回来。我当然不能含糊，在两位同学的帮助下，跨过了二楼的栏杆，站到了外面，一只手把着栏杆。一只手拿着雨伞。这时，在二楼和楼下围观的人已经很多了，我觉得这不只是一个捍卫志愿军英雄荣誉的挑战，也是我赢得英雄荣誉的机会。
当我低头往下看时，心里后悔了。二楼怎么会这么高呢？下面还是砖地。周围的同学们都在眼巴巴地等待我的表演。我的眼睛环视一圈，我在找那个我希望在她面前成为英雄的女孩子。
“李晓文！别跳！”是楚红英。她扒拉开同学们，挤到我跟前。她的劝阻真及时，我的胆怯有了体面的收场。
这时候，打铃了，同学们一哄而散，都跑进教室。我扔下雨伞，在楚红英的帮助下，狼狈地爬回栏杆内。
从教室门口走到后面的座位是一段艰难的距离。如果我能看见自己的背影，我一定是缩着脖子，佝偻着背。
我本来想趁着个人荣誉的光环跟杨老师提出调换座位，可是在同学们面前的丢脸又使我知趣地打消了勇气。况且，人数还是单数，怎么调换呢？我在心里说服了自己，不给老师添麻烦了。
我甘心在最后一排，我很享受自己一个人一张桌子，不被人注意，直到另一位新生的到来。
七
蒋丽丽来到我的班时，广播里已经开始进行真理标准大讨论了。她的个子比一般女生高很多，留着四边齐，身量走得笔直，皮肤很白，显得头发更黑。这是一个跟北方女孩截然不同的女孩，当她走向教室后面，在我的课桌右面坐下时，全班同学的视线都在跟着她。
蒋丽丽坐在最后一排没有问题，她的个子高，前面的同学挡不住她。但是她坐在我的右面，我的头就不能向右偏了。所以，有时为了躲开前几排同学的脑袋，我只能向左偏得更远。
她的上衣是本地女孩子所没有的，远看是淡黄色，近看是白底，黄色的花纹。她的铅笔盒是一个超大的白色的海绵铅笔盒，里面的钢笔和圆珠笔是粉色的，所有的铅笔都是墨绿色的。
她的脚上是一双黑色的敞口皮鞋。我相信全年级没有学生穿皮鞋。过去我只认为鞋有舒服不舒服和好看不好看的区别，同桌女生脚上的这双皮鞋让我感觉到鞋还有其他的含义。
杨老师对她的介绍打消了大家的疑问，蒋丽丽是从上海转学来的。上海啊，有霓虹灯的地方，怪不得呢。洋气这个词，就是她这个样子吧。她说的普通话跟北方人是不一样的，她讲话不用力气，我却能听得清清楚楚。她讲话慢条斯理，我却有耐心听完。
班里的人数是双数了，我想应该可以调座位了吧。楚红英似乎比我还着急，她建议我去跟老师说。
“来了两个同学了，杨老师会考虑的。”我不太想跟老师去说。我都坐最后一排三个月了，屁股和脑袋每天挪来转去，杨老师应该知道的。
“不一定，谁愿意坐后面呀。冬天后面离炉子远，比前面冷。”楚红英说。她对我真好，现在还不到夏天，就想到了冬天。
“好的。我去说。数学胡老师用冀南话讲课，我坐后面，听着太费劲了。”我也觉得自己该捍卫一下自己的权益。
杨老师对我的请求没有表态。她说我坐到前排，胡老师还是用冀南话讲课。我不得不拿自己个子矮的生理缺陷作为理由，她说会考虑。目的虽然达到了，但是我觉得很难堪。我个子矮，这不是明摆着吗？考虑是什么意思？全国都在进行真理标准大讨论，她需要跟其他老师讨论一下吗？
我的新同桌不爱说话，但是每天早晨必定跟我问候你好。这种感觉很好，而回应一句你好，让人真正有学校正在大力提倡的“讲文明，懂礼貌”的感觉。她每天早晨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擦自己的桌面，用自己专门带来的一块抹布擦，不像其他同学那样用袖子。擦的时候，非常专心，好像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她只擦自己的一半，我们俩的课桌中间，并没有象其他同学桌面上用粉笔画的分界线，但是她能很准确地找到中线。我觉得她将来能成为一名很好的地质测绘工作者。她的干净桌面使我感到很有压力，不得不跟着加强清洁，以免我的半边显得太脏。
蒋丽丽说她是坐了一天半的火车来的冀南，还得在郑州倒车。这让我觉得上海更远了。毛主席说中国地大物博，真是这样啊。蒋丽丽的插班也使我对这个班有了毛主席说的“五湖四海”的感觉。在蒋丽丽来之前，我这个来自二百多里以外的学生是最远的了，同学们的老家都是周围郊县的。
上音乐课的时候，张老师让蒋丽丽唱歌，她唱了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一张嘴，全班就被震住了，这是一种广播里才能听到的声音。而且，声音转得柔顺，嗓子里象抹了润滑油一样。她唱的时候，窗外的天空在歌声里更蓝了，我看见有蝴蝶飞过。张老师听完后，说：“以后唱独唱吧。”后来大家知道，原来她在上海是上海少儿广播合唱团的。
刘志强的下贱劲头儿上来了，有事没事就往最后一桌跑，腆着脸跟蒋丽丽套近乎。显然楚红英已经不在他的眼里了。除了奉承蒋丽丽的唱歌以外，他对蒋丽丽用的每一样东西都发出赞美。他的赞美也许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很喜欢摸蒋丽丽的铅笔盒、钢笔、橡皮什么的。我觉得这真的很贱啊，因为他不知道，每次在他动完之后，蒋丽丽都会用手绢擦一遍。后来我又发现，任何人动了蒋丽丽的东西，她都会擦一遍。这对我不是事儿，我本来就不碰她的东西，但是她的干净也给了我个人卫生方面的压力。作为她的同桌，我不得不注意洗头、换衣服和清洁手指甲等个人卫生细节。
蒋丽丽与其他同学不一样的地方是每天都带点儿水果，在课间吃，一般是苹果、梨和橘子。有时候看我在跟前，也给我让让。我都是咽口唾沫谢绝。我最爱吃的水果是香蕉，吃起来省事儿，一剥皮就行，吃完手上也不粘。有次我问她为什么不吃香蕉？她说这里的香蕉都不新鲜，都是黑糊糊的。我本来想说黑的也能吃，里面不黑，没说。
楚红英很不喜欢蒋丽丽，尤其是在“六·一儿童节”演出之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蒋丽丽抢了她的文艺风头儿。不过她不是这么说的，她说她讨厌蒋丽丽的装。不爱交朋友，装清高；不爱说话，装深沉；上课回答问题爱拽词儿，装有知识。在知道我争取调换座位碰壁后，楚红英和我一样失望。她对我的关心让我感到温暖。楚红英甚至担心蒋丽丽会影响我的性命。 “你仔细看了没？她的脸多长，颧骨多高，你没听过老话儿吗？这样的女人克男人。”楚红英说。她的知识面挺广的，面相学也懂。
“不克女人吗？”我对红英的知识还有疑问，我觉得蒋丽丽肯定克她。
“不知道克不克女人。反正肯定克男人。你是男人吗？”她用疑问答复了我的疑问。
我当然是男人，所以还是应该听听女人的忠告，况且是老话儿。老的东西都在慢慢回来，前两天跟着我爸看了老调《潘杨讼》。杨六郎很倒霉，演杨六郎的演员也倒霉，雉鸡翎折了。
听了楚红英的话后，再看蒋丽丽，就没那么好看了。脸确实长，颧骨确实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