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之都
没有个性是我的个性。
作者：Wind Capital
十三
1978年的冬天是一个不寻常的冬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华主席下台了。教室前面的华主席像摘下来了。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难道主席还能换吗？蒋丽丽说他爸很高兴，我更不理解了，他爸是很好的一个人啊。
学校分了一些大米和油，张老师找了一辆三轮车，要自己弄回家。她不会骑三轮车，让我和丽丽一起帮她推回家。张老师住的是楼房，在二楼。当我们三个人气喘吁吁地把面和油都弄上二楼时，吴叔叔开着吉普车回来了。我纳闷儿张老师为什么不让她爱人搬呢。吴叔叔也是这么想的，他责备张老师不该让孩子帮忙。张老师说：“那你就把他们送回家吧”。丽丽说她家很近，不用送。
吴叔叔就用吉普车送我一个人。红小兵改成少先队之后，红小兵校外辅导员已经跟着改叫少先队校外辅导员了，还是那些人，他还是最风趣的校外辅导员。当我在家属院门口下车时，麻杆儿刚好看到了。我觉得我的运气很好，坐吉普车这么威风的事，以后跟别人吹，怎么能没有证人呢？我说吉普车里开车的是吴叔叔的时候，麻杆儿更惊奇了。不过吴叔叔在路上的谈话让我不舒服，他除了有一搭没一搭地问我张老师的音乐课以外，还问我认识不认识毛人儿，我说认识，已经好久不见了。
杨老师往班里拿了一张日报，上面有红英的照片，她被评为市优秀少先队员。在事迹介绍里，包括获全市作文优秀奖和拾金不昧。她捡到一块上海牌手表，交给了学校。那个时候全市正在展开好人好事评比。刘志强说她有可能是拿自己家的手表上交的，他还说方立中捡的十块钱有可能是拿自己家的钱。我第一次觉得刘志强说得很对。我天天低着头走路，怎么什么都捡不到。不过我还是替红英感到高兴，她是一个上进的人，照片上了报纸，是她个人努力的结果。
1979年元旦，中国和美国建交了。我爸很不理解，就这么和美帝国主义讲和了？中国不炮轰金门岛了，我爸也不理解，难道不解放台湾了？丽丽说他爸又很高兴，我都不知道她爸是不是好人了。
丽丽假期请我到她家去。他家是配有厕所的单元房，除了两间卧室，还有一个小客厅。客厅里有两个单人沙发。我第一次坐沙发。趁丽丽不注意的时候，我双手扶着沙发扶手，身体使劲坐了坐，很有弹性，很好玩。沙发旁有个书架，都是科技和外文书。
丽丽从阳台拿进来橘子、苹果和梨请我吃。我看到阳台有成箱的水果，对她家冬天能有象我老家夏天那么多水果感到好奇，她说她拿水果当饭吃，他爸特意从外贸单位给她买的。她剥了橘子请我吃，我只吃了一瓣。她也不再推让，自己吃起来，还问：“男生都不爱吃水果，是吧？”我点点头。我没有说我爱吃香蕉。丽丽说过她不吃这里的黑香蕉。
跟丽丽在一起，感觉很舒服。她听人说话很认真，从不抢话，虽然不像红英那样热情，但也不对别人有要求。
丽丽请我看她的小影集。里面大都是她的演出照片，还有从报纸剪下来的照片。她都是在合唱演出的后排。我很不解：“你唱得那么好，怎么在后排？”
她说：“在合唱团里，我真的唱得一般。我爸妈觉得以后要把精力放在读书上。”
我指了指书架，说：“没有你能看的书。”
丽丽笑了，说：“是啊。我本来就不喜欢读书。我爸想培养我的看书习惯，就带我去书店，还帮我挑书。我就故意说他挑的书不好，不买。他知道我耍赖，不生气，也不强迫我。”
我羡慕地说：“你爸对你真好。”
“是啊，我也觉得做得不好。我现在已经不太喜欢唱歌了，只想好好读书，象你一样。”丽丽的夸赞让我心里很受用。
“你有没有戴毛主席像章的葵花朵朵向太阳的照片？”我觉得象丽丽这样的大城市来的女孩子应该很爱照相。
她说：“都有的，那是很小时候的照片。多次搬家，已经找不到了。听我妈说，我们家过去书也很多，尤其是外国名著。文革一开始，我爸都偷着烧了。”
坐了丽丽家的沙发以后，我觉着家里的椅子有点硬，就跟我爸建议给椅子配上坐垫。我爸说：“吃饱了撑的，你换洗啊？”
过年以后，对越自卫反击战打起来了。麻杆儿他姐有两个同学上前线了。孔校长给高年级的每个班都讲了他知道的抗美援越的故事。越南人忘恩负义，该打。
麻杆儿他姐的同学，有一个牺牲在越南，另一个光荣凯旋。市里组织了老师和学生参加欢迎对越自卫反击战英雄归来的仪式。那天下着小雨，我和上千的同学们穿着雨衣，站在城市广场上，手里拿着假花，不停地呼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丽丽那天没有参加，一到这种杂七杂八的事情，她总有理由请假。在欢迎仪式的演出中，我又看到了楚红英。她在露天舞台上唱了一首电影《上甘岭》插曲《一条大河波浪宽》。红英在台上没有穿雨衣。她的个子长高了，比后面合唱团的同学高不少。雨虽然不大，她唱完的时候，浑身还是淋湿了，裙子贴在了身上。她从台上看台下，一定是五颜六色的雨衣和假花。她肯定看不见我。但是看得见或者看不见，有什么关系呢。我突然觉得很失落，这些曾经跟我咫尺之近的人，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只是碰巧遇到了一起，在特定的时间。
张老师越来越少见到笑容。学校已经有流言说她被她爱人打，因为她跟北京的一个二流子好上了。丽丽对这个二流子很好奇，问我是不是认识，这是她少见的对一个人感兴趣。我说认识，毛人儿不是二流子。
1979年春天，街头和以往不一样。天气好像比以往暖和，女人们的衣裳颜色越来越大胆，可以跟开放的花媲美。男人和女人的头发都比过去留得长了，裤子裹屁股也越来越紧了。高仓健的墨镜、长头发和喇叭裤在街头随处可见。
有一天放学后，丽丽问我能不能陪她回家？说有个不认识的坏孩子拦截他。我叫方立中跟我一起，他耍滑头，不去。钱进不在，他已经可以随意旷课了，反正他也考不及格。我只好自己陪丽丽。果然在路上，有个比我们大的男孩子拦截她。那小子比我高半头，穿着尼龙衫，我很害怕，可是也不能跑，就让丽丽快走。丽丽绕着跑了，我和尼龙衫撕扯在一起。他把我按在地上，给了我脸上几拳，打的我的耳朵嗡嗡直响。亏得有路过的大人过来呵斥，尼龙衫跑了。我回去照了照镜子，脸没有破，有点肿。爸妈没看出来，我也没说。
挨了打，自然去找大一点的孩子报仇。麻杆儿是我唯一的大哥，我对义气的所有理解都来自于麻杆儿。夏天时，为了表示义气，我经常邀请他跟我一起喝我给我爸打的生啤。麻杆儿答应帮我。
当尼龙衫还在那个地方拦截丽丽时，麻杆儿带着他的一个哥们儿给他一通狠揍，打得他鼠窜了。按照麻杆儿哥们儿的要求，我给他们买了两包大重九和一瓶刘伶醉。尼龙衫也没有再去拦截丽丽，我以为这件事情过去了。麻杆儿后来找我，说他的哥们儿挨打了，尼龙衫他哥是黑道儿上有名的四喜。四喜现在带着人四处找他。有一次差点被堵上，要不是他跑得快，肯定被揍惨了。
麻杆儿让我找吴副所长。我说好使吗？他说吴副所长名头儿响，震得住这些人。我觉得他说的是真的，我们学校周围多乱啊，校园非常安全。可是怎么找吴叔叔呢？通过张老师吗？我觉得不好，还是去派出所找他好，人民警察总不能看着人民挨揍吧。
放学以后，我在建设路派出所外堵到了吴叔叔。他对我的请求答应得很爽快，我觉得事后应该送他两盒大重九。他问我能不能帮他一个忙，我有点受宠若惊，我能帮警察叔叔什么忙呢？他说如果看见毛人儿，就告诉他。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吴所长叫我把麻杆儿找来，说没我什么事儿了。
过了几天，黑道儿头子四喜被抓的新闻就上了报纸。然而社会上流传的是另一个地下版本。至于麻杆儿，他从没有提过这件事儿。
麻杆儿和他哥们儿在化工厂废水沟旁的野地里遇到了四喜和他的三个兄弟。四个大人打俩半大孩子，打惨了。有人从化工厂里面看见，就告诉了厂保卫科。派出所吴副所长正在厂保卫科公干，就翻墙过去制止。这时候，四个人还在围着倒在地上的麻杆儿和他哥们儿猛打。吴副所长让他们住手，然后就报了自己的名儿。四喜被震住了，虽然吴副所长没穿警服。四喜想带三个兄弟走，吴副所长说：“把两个孩子打成这样，就这么走吗？”四喜说：“那怎么办，我已经打了。”吴副所长说：“你怎么打得他们，让他们打回来。”四喜就笑了，说：“让他们打我吧。”说着把脸伸了过去。吴副所长示意麻杆儿和他哥们儿扇他。麻杆儿没敢动，他哥们儿扇了一个耳光，很轻。四喜说：“你看见了？两清了啊。”转身就招呼人走。吴副所长说：“别走，刚才那是给俩孩子一个公平。你的故意伤害罪还没说清楚。”四喜怒了，说：“你别当我怕你。”吴所长说：“你还想跟我比划吗？”四喜的钢丝锁就招呼过来了，吴副所长一侧身，一拉一扭一推，就把四喜按在地下。膝盖压住后背，就给拷上了。四喜的三个兄弟想上，他掏出了枪，指着三个人说：“谁动，就打死谁！说清楚事儿，可以走。”那三个兄弟说他们跟四喜根本就不是一伙的，吴副所长说：“你们怎么能证明？”其中一个人上去就给了四喜一脚，另两个人也抢着上脚。吴所长不说停，三个人的脚不停地踢。吴副所长看差不多了，让他们住脚，语重心长地叮嘱他们：“以后好好找个工作，滚蛋吧。”
十四
北方的春天其实非常短。到了五月，天儿就热了。广播里每天都是给人平反昭雪的消息，似乎一切都要跟过去反着来。市里新盖的百货大楼开门了，售货员比过去热情多了。学校北面的基督教堂也开门了，我看见李奶奶经常去。原来她是信教的，她都不知道我曾经在报纸上把她写成革命积极分子。李奶奶煞有介事地说女人是上帝从男人身上摘了一根肋骨变出来的，笑死人了。
有一天放学后，有人在学校外等张老师，被我看到了。他的头发很长，戴着墨镜，很像毛人儿。我想起答应吴叔叔的条件，就往派出所走，心里不踏实。到了派出所门口，我觉得还是不告诉吴叔叔好，就走了。
张老师在闹离婚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校园。人人都掌握几条她见不得人的事儿。凡是跟她近距离接触的男人，都难逃谣言的磨爪，即使是象孔校长这样有口皆碑的学校领导。张老师并不害怕谣言，她甚至不再遮掩脖子和手臂处的伤痕，给人们更多的证据和想象。
吴叔叔开车时看到我，下车问我：“你前两天是不是见到过毛人儿？”我说：“没有啊。毛人儿在北京当老师，现在不是假期。”我觉得我的回答还不算心虚。那天见到那个长头发的人戴着墨镜，不一定是毛人儿。
蒋丽丽更不爱唱歌了。即使唱合唱，她也只是勉强张张嘴。张老师的心思也好像不在课堂上，每堂课都是凑凑和和的样子。也许音乐课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反正电台里有了《每周一歌》，想学新歌的同学听广播就行了。我那个时候又坚定了争当三好学生的决心，认真学习。我开始练习钢笔书法，因为我意识到字写得好看了，语文能考高分。我甚至拿了班里的钥匙，负责开关教室的门。这本来是方立中独占的好事儿，我跟杨老师求了好久，才得到了这个为同学服务的机会。
我发现丽丽每天到校很早。她说她爸妈起床都很早，走得也早。她在家里每天是最后一个出门的。如果我不急着去开教室门的话，我会站在毛主席塑像下面等丽丽。那个时候，每天清晨都是好天气。她从东面走来，东方朝霞满天。我抬头仰望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脸上都是晨光。我能看到毛主席嘴角的微笑，看起来他对我们这一代共产主义接班人还是很满意的。
那天清晨，在张老师过早地来到学校之前，一切都是正常的。她一般是不会来那么早的，很早在校园里转悠的只有孔校长。反常的是，张老师刚过七点就来了，我也刚好到了学校门口。孔校长已经在学校里转悠，这是正常的。我向张老师行了一个少先队队礼，问了声老师好。她点点头，脸上没有笑容，急匆匆进了学校，象是有什么急事。我在毛主席塑像下面等丽丽，仰头看，毛主席在微笑。从阳光射来的方向，走来了吴叔叔，他没有穿制服。我问了吴叔叔好，他没有表示，问我看见张老师了吗，我指了指里面，说进去了。他没有谢我，急匆匆进了学校，也象是有什么急事。不一会儿，丽丽来了。
我的心情因见到丽丽而兴奋。我想叫她的名字，突然口吃的毛病又犯了，只能张着嘴咽下一口唾沫。丽丽看出来了，她笑了笑，没有说话。我们向教室走去。突然从教学楼办公室的方向传来一声巨响，紧跟着一声女声的尖利嘶叫回荡在校园。张老师从教学楼里跑了出来，衣服很乱。吴叔叔从教学楼里跟了出来。天哪，他的手里拿着一支手枪。张老师向着学校门口跑过来，她向着我和丽丽跑过来。吴叔叔抬起了手里的枪，枪响了，张老师倒了下去。
我想拽着丽丽跑，可是她的脚已经不听使唤了。我使劲把她拉到主席像的基座背面，我们俩蹲下来，我拉住她的手，她的身子缩得很小，把头埋在我的肩膀上。她的手在抖，也许是我的手在抖。吴叔叔走过了毛主席塑像，他看见了我和丽丽。他的脚步没有转向我和丽丽，而是继续走向学校门口。在他的目光看向我和丽丽时，和我无助的目光遭遇，我清楚地看到他向我点点头，象是还了进门问我时欠的那个谢谢。
吴叔叔走出了校门，走进了朝阳里。外面连着几声枪响，紧跟着一片尖叫声。然后一切归于寂静。丽丽这时象是醒过来一样，突然站起来，发疯一样奔向教室。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声音，我怀疑我的耳朵聋了。我悄悄地摸到门口，露出半个头，向外张望。马路上横七竖八地，到处都是丢弃的自行车，还有几辆汽车，没有人。人们都在很远的地方观望。不远处，吴叔叔趴在地上，头上都是血。
那天学校没有上课。丽丽的爸爸来接了她回家。那天清晨第一声枪响打死的是孔校长。有警察来学校调查，杨老师陪我见了警察。我的口吃毛病变得非常严重，几乎是用点头和摇头回答了所有问题。从那以后，我跟警察说话，都会口吃。
听我爸说，后来市里内部下文，通报了吴国栋枪击事件。吴是文革时期提拔上来的干警，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有抵触，并因此跟上级领导本所指导员有矛盾。事发当日一早，吴在单位与值夜班的指导员发生纠纷，趁其不备，用利刃对其行凶。指导员后经抢救，幸免一死。吴以为指导员已死，心态已经疯狂，赶到建设小学，杀死与他长期关系不和的妻子——建设小学的音乐老师张某。校长孔某因偶然在场而遇害。
后来丽丽没有来过学校。她跟着家人回了上海。我终于明白了，朋友带来的友谊和欢乐都是短暂的，只有孤独是自己的。朋友不是季节，过了的季节还会回来，离开的朋友永远不会回来。有一段时间，我变得沉默寡言，我爸觉得我可能还没有从刺激中恢复过来，也不太在意，只是给我买了很多书，大部分都是小说。我能自己看一天书，合上书，脑子里什么也不记。我妈很奇怪我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用看书打发时间。她不知道，我是拿书当朋友的。书是不会抛弃人的朋友。
后来，学校重新铺路。门口拓宽了，加盖了看门的传达室，毛主席塑像也移走了，说是阻碍行车。
每天早晨走进校园，我还是习惯绕开毛主席塑像那个位置，虽然塑像已经不在了。当我回头时，如果是晴朗的天气，还能看见漫天朝霞。
直到小学毕业，我也没有当上三好学生。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