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世事纷纷无穷无尽,而人的记忆极其有限。作家的责任之一,便是将自己的亲历的和别人的经历,自己的领悟和别人的述说,形诸笔墨,使许多历史的波涛不至完全湮灭。这波涛或大如海啸,或如钱江大潮,或如小溪的浪花。有的人经历了许多,却未必领悟了多少;或既经历了又领悟了,又可能拙于笔墨;或也善于笔墨,又忙于生活而无暇写出。我自以为属于最后一类,因此时常觉得有责任在年老忆衰之前,写下一些曾经亲历的故事和感悟,或许能使将来的史学家们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发现一些小小的佐证。】
我生长于重庆,虽离开多年,但时时关心着故乡之事。因为重庆最近发生的政治事件,使其成了媒体的焦点,唱红打黑的是非之论,豪强帮闲的利益之争,遍及网上。更有自以为是地代表重庆人者,借公论而发私情,忘乎所以,似乎已不知今夕是何年。70年后出生的许多年轻人对文革的认识,恐怕连纸上谈兵的程度也没有。所以我今不惜笔墨,以亲身之历,希望给年轻的后生们提供一点关于文革的感性认识。失实或不足之处,还望年长的先生们不吝赐教。
文革初始,我正上小学二年级。因年龄小,所以有幸未能深入卷入其中,但也因年龄不至太小,或许较成年人更能清晰地记下许多事情和心情。文革中的重庆武斗便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一页。重庆武斗的激烈,在文革中居全国之首。重庆人每谈及此,似乎还有些骄傲。其激烈的原因之一,是重庆人嫉恶如仇的刚烈性格,原因之二,是重庆有几个大的兵工厂。我家所在的厂,是生产军用钢材的,相邻的重庆嘉陵厂是生产步枪和子弹的,重庆空压厂是生产坦克的。小时候常常听到有规律的、隐约的枪声,据说是嘉陵厂在测试枪械和子弹。武斗初期是弹弓、匕首、钢钎之类,后来主要是手枪、步枪。迫击炮、高射炮甚至装甲车都在街上出现过,但好像大多是示威性的,并未用于实战。
文革后期,重庆人指责寻衅闹事者有一个口头禅:“现在又不是七、八月份了,你这么凶干嘛?”所谓“七、八月份”,是指重庆武斗最为惨烈的1967年的七、八月。我家是一幢三层楼的公寓楼房,而周围全是低矮的平房,所以很容易成为枪击的目标。记得有一颗子弹,从邻居家的窗户而入,穿过一个壁橱和一堵墙,最后落入炒菜的锅中。二楼公共阳台的水泥档板也被打了一个洞。后来这个洞被用来勾住一个铁环,我们便可以在一楼打篮球了。许多年来,楼房的红砖墙上留下了不少弹痕,这使我自然联想到“他老人家”的诗句,“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那时我们一家和许多人一起,到处避难。我们曾在母亲的同事家住过,因为他们的楼房不是孤立的一幢,而且似乎更坚固安全些。在武斗最惨烈的时候,全家到了母亲同事的农村亲戚家,躲到乡下去了。
作为那时的孩子,我们的玩具之一,便是子弹壳或是与子弹相关的东西。记得高射炮弹壳的底部有一颗钢珠,可以用来安在陀螺的底部。有的弹壳底部还有剩余的火药,可以刮下来像焰火一样的燃烧,也可以用于自制的土枪。能干的大孩子甚至可以将未用过的子弹的弹头和弹壳分开,再倒出里面的火药。那时有很多“三忠于四无限”标语,而我家周围街道旁的这些标语,有很多都是把大大小小的弹壳打入土中,再漆上各种颜色。
子弹经常在空中射来射去,晚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家楼房的外墙全是红砖,看上去还算坚固,但间隔房间之间的墙是一种所谓“夹壁墙”,外面是石灰,里面是木架和竹片。这样的墙很容易被子弹击穿。不知是谁发现棉被其实很能缓冲子弹的冲击,所以很多家里都把被子挂在窗户和床之间的墙或大柜上。有时听见枪声激烈,父亲会叫我蹲在公共走廊的柱子后面。当枪声就在家的附近时,声音极其清脆响亮,刚开始能感觉到一种死亡的恐惧,后来便慢慢适应了。
一天半夜,我突然在梦中惊醒,只见窗外火光冲天,是对面不远山坡上的一幢宿舍大楼起火,好像烧了一晚上,听说死了一些人。到了第二天白天,与其他伙伴上山去看烧过的宿舍,见断墙残壁上挂着一些长长的黑东西,让我联想到人的肠子。还有一次,离家稍远处但可望见的一幢楼房,遭到了另一个造反派的攻击。那时还是武斗初期,尚未用枪的阶段。战斗是投掷砖块,也有自制的大型弹弓。进攻一方最后出动了消防车,使用高压水枪冲击楼顶上的守卫者。不时有双方的喇叭对叫。听说守卫方的广播员战斗到了最后,和冲上来的进攻者一起抱着从楼上摔了下去。
死人的事常常在身边发生。二楼的一位颇为开朗的邻居,以前常常听见他打开窗户唱歌,文革开始后不久就自杀了。据说他的妻子是以前资本家的小妾,一位我看上去很和蔼端庄的阿姨。他的死好像是因为他妻子的身份而使他受到了侮辱。有一位同班女同学,住在我家楼下的平房里,她的母亲在外纳凉时被流弹打死。此后她便再也没在班上出现。我们再次见面是我来美国后有一次回国参加同学聚会,这已经是三十多年过去了。另外一位同班女同学,他的哥哥被人杀死,而凶手正是另一位同班男同学的哥哥。那时公检法已被砸烂,杀人者并未受任何法律制裁。这位女同学也从此从班上消失,我再未见过。
那时的社会完全是无政府状态,大街上常有群殴的事发生,“天棒”成了英雄。所谓“天棒”就是打架不要命的年青人。父亲为了我们的安全,尽量不让我们上街,尤其是不让去看露天电影,那种场合几乎没有不打架流血的。但我们有时会到远离厂区的山上去拣山螺蛳来喂鸭子。记得有一次在山上,遇上几个持枪的大人盘问我们,我们递上手中的铁罐,告诉他们我们是拣山螺蛳的。其中一位说,你们的螺蛳我们都要了。这时一位伙伴不知哪来的胆子,居然说了一句,“可是我们也好不容易。”顿时,一位持枪者将枪栓拉得哗哗作响,然后端枪对着我们说道,“你们想找死吗?”我只觉得当时空气都凝固了。当时我们三个孩子站在高处,持枪者处于下面的石板小路上。这时我很自然地想到了革命烈士就义的情景,心想马上就要壮烈牺牲了。不过很快,那几个人笑了起来,说是跟我们小孩开玩笑而已。
1968年,“他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城里的混乱减轻了不少。再到后来的1969年,听到广播里颁布723布告和828命令,是政府关于制止武斗的文件。然后是厂里发布了统一的收缴枪支的命令及其期限。那时厂里已经有军管会,其办公楼就在我的小学附近。记得交枪那日,许多人坐着卡车,带着自己的枪支,向军管会开去,一路上大家朝天放枪,枪声响彻天空和街巷。因为上学要路过军管会的大门,我可以看见里面的操场上推满了各种枪支。后来看见这些枪械被码成几个很高的方垛,然后被点火燃烧。过了几天,我们居然有机会溜了进去,在烧过而变形的枪堆里玩耍。
我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某高校任教。一日晚间,宿舍外的操场上喧闹吵嚷。有同事告诉我,有两个班的学生正在相互对峙,似乎要群殴。我立即冲出到操场上,置身于对峙的两群学生之间,义正言辞地叫双方各派一代表与我谈,很快将或可发生的群殴制止。事后有同事问我,“尔一向文弱,何以如此胆大?”我曰,“此小菜尔,重庆武斗期间所见类似群殴多矣。”重庆人嫉恶如仇的性格,很容易被人利用,所以文革武斗为甚,大家都自以为在为正义而战。但文革结束后,重庆人也是反思文革、反对文革、倡导改革的激进城市,正所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我相信凡想利用重庆人的性格而为己谋私利者,必终将为重庆人所唾弃而自食其果。
(后文革时代“伤痕艺术”创始人高小华的油画作品欣赏:《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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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大的事件,是不可能有全面公认的一致的结论。比如德国的纳粹运动,即使官方已有明确的否定结论,君不见不时有德国的新纳粹的活动?我同意君之言“被利用”要打引号,但这不是对文革中无辜而死的年轻人的“被利用”的否定,而是对现在或将来的年轻人可能“被利用”的一种警醒。
//总结文革经验是一项需要谨慎从事的事业……// 我同意。如果要建立文革历史博物馆,我建议不妨把赞同文革的观点,把文革中的极少数的某些正面事物,也都陈列进去。
~~回复 '郝斯佳' 的评论 : 现在看看文革中在派性武斗中失去生命的年轻人,真的是令人叹惋!
总结文革经验是一项需要谨慎从事的事业,一不小心就会重新陷入一种仇恨与混乱的循环。
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那时是小孩的我,在成都也经历了枪声不断的武斗时期,一闭眼就能回忆起那些抬着游街,被枪弹打得皮肉模糊的尸体,那些人都是正值青春年华,毫无意义死去的哥哥姐姐!
完全同意国外的评论,文革时期是中国的又一次内战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