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文革”拾遗之五：“交枪不打！”

    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部署和亲自指挥的“文革”，大方向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军队没有开展文化大革命，有了军队支撑局面，尽管广西和武汉等地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湖南道县发生系统地屠杀地富反坏右上万人的惨案，湘潭江麓兵工厂的坦克也出来参加武斗，但国家的局势和走向牢牢掌控在毛主席的手中。

    现在毛主席一声令下，两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停止武斗，收缴枪支，实现革命大联合。

    在这之前，中央文革定性“省无联”为反动组织，岳阳有“岳无联”，钱粮湖的“工总”是省地一脉相承的保守派组织，被定性为“钱无联”。在军队刘辉文为首长的支持下，“工总”的组织一夜变成反动组织，其头头都被抓获，五花大绑在层山召开批斗大会，“工联”在农场全面掌权。

    “工总“的头目被批斗拷打一番后，都开除公职下放到生产队劳动改造。“工总”的宣传部长罗介人批斗时被打伤腰部已不能弯腰，他被下放到五分场六队交群众劳动改造，就住在我家隔壁的易建国家里。

    罗介人是五完小的老师，是五完小老师中唯一一个具有大学文聘的老师。“文革”初期，他全家都受到批斗，只是因为他出身地主家庭，他和她的爱人何侃宜老师都有台湾亲戚，是属于有海外关系的人。农场形成造反和保皇两派组织后，罗介人参加了“工总”组织，并是在总部担任制定行动方案的灵魂人物。

    农场的造反组织“工联”是由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八八革命军和洞庭挺进军三大组织联合组成。罗介人分别取这三个组织名字的头一个字，拼在一起称他们为“机八洞”，是“鸡巴洞”的谐音，从此“工联”就被工总的人蔑称为“鸡巴洞”，“工联”的人对罗介人这个狗头军师恨之入骨，开斗争会时当场用木棒把他打昏在批斗台上，他的腰从此废了。

    罗介人在六队劳动改造表现很好，摘棉花时他不能弯腰，就蹲着和跪着干，并不见他有任何怨言，名义上是监督劳动，其实也没人管他，队里的职工待他都还客气，他的行动和生活都有自由。不久，他的爱人和女儿也下放到六队，他们一家住在河边食堂和总务室的旁边。

     当初罗介人就住我隔壁，那时学校已经“复课闹革命”，罗介人人还在，心没死，他对我说他绝不是坏人，他的爱人一定会复职，“工总”也一定会平反。记得当时我成了他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他几乎天天都有申诉和其它联系信件托我在分场邮政箱寄出，一些是寄给中央文革的，还有寄给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

     五分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旧党委靠边站，“工联”一派在军队的支持下全面掌权，残酷镇压“工总”保皇派。五分场的革委会主任是当初揭竿而起拉起造反大旗的王老师。

    王老师教过我小学三年级的语文，记得他讲鲁迅的少年闰土一文时，他借题发挥描述的鲁迅笔下那在夜晚月光笼罩下的西瓜地的诱惑力让我终身没有摆脱对西瓜的钟情。

    王老师处事冷静果断，出手大方，多次数千群众集会的吃饭问题，他大手一挥，就在账单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后来“工总”一派翻案平反后，轮到“工联”失宠，王老师成为文革“三种人”遭到清洗，他当年慷慨签下的账单，苦了他全家，让他还了10年的慷慨债。那是后话。

    王老师对中央收缴枪支弹药的命令执行力度大，他以分场革委会主任的名义组成了收缴枪支办，下设审问组和刑讯等几个小组，刑讯组由四队的代云林几个打人凶狠的人组成，有枪的人进入审问室后，如果乖乖交出枪支，教育训斥一顿后就会让你全身而退，但许多被群众检举揭发的真的没有枪的嫌疑人就没有那么幸运，通常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全身被打得体无完肤。分场的刑讯室内，24小时车轮战术，惨叫声救命声不绝于耳，阴森恐怖，就是当年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再现。

    六队的青年近卫军司令刘雪堂，在东西渠道渡口用“枪”威胁过艄公，被人举报，他被带到分场，交不出枪支，被刑讯队按着坐老虎凳和吊打。皮肉都被皮鞭抽烂了，刘雪堂还是交不出枪来，被打的哭喊着：“我没有枪啊，只有裤裆里有一杆肉枪啊！” 原来他本来就没有枪，当初是图嘴巴快活吹牛惹的祸。

   那个时代，年轻人喜欢把手电筒加一节，变成“三节电”，是一种时髦，就像现在年轻人拥有一个苹果12那样酷炫。六队的胡国湘，也改装了一个“三节电”，他玩“三节电”玩得与别人不一样，神秘兮兮地把它挂在屁股上，用外衣盖着，当好事者看见他屁股上有一个大的隆起物时，就想弄个究竟。胡赶忙回避并严肃地说：“当心走火！当心走火！”

    胡国湘被人举报拥有盒子炮，他被带到分场，审问的人说：“过去我党对待敌人是‘缴枪不杀’，现在对你是交枪不打！想明白点，把枪乖乖地交出来，免受皮肉之苦！”

    胡国湘极忙解释那是个“三节电”，不是枪。审问组的人不容他分说，把他交给了刑讯组，一阵皮鞭乱抽，胡国湘被打的全身没有一块好肉，“冤枉啊！冤枉啊！”，凄厉的哭喊声在悦来河畔的夜空回荡。

   胡国湘被抬回家，我看见他的衣服都被皮鞭打烂了，浑身上下血肉模糊，他的母亲哭着和保健员李福香用棉球酒精给他消毒上药。

   在那些恐怖的日子里，人民谈分场色变，“去分场”成了最不吉利的词语，善良的百姓明哲保身，生怕哪天叫去分场遭受肉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