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伯&致命“五雷绵花掌”

      四伯是一个女人，一个穿蓝布衣服的女人，她的脸很白净，低眉垂眼，话不多，但你时刻能看她的脸上写满慈爱和温驯。

    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和身世，就知道她的丈夫在家庭中排行老四，邻居们也称呼他四伯，为这个问题，我问过母亲：“为什么男四伯和女四伯都叫四伯？要是他们俩在一起，我喊四伯，他们知道我喊的是谁？”母亲知道我依恋女四伯，故意摸着我的头说：“那你先不喊名字，走过去扯扯她的衣角再喊”。
       我信了母亲的话，的确也扯着四伯的衣角度过很多灰色却美丽的日子。

       七十年代中期，我父亲母亲正忙着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工作，我们兄妹就在爷爷留给我们的老屋生活，打生下来起，我就没有见过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亲到几百里外找回丧偶的姑妈照顾我们。老屋很大，光是大大小小的房子就有24间，楼上都有阁楼，后面还有一个园子，园子后面就是湘江的支流——湄水河，每年入夏后，这里就是附近孩子们的天堂。每年，姑妈要回家中看儿子、拿口粮，那时，大哥大姐在县一中上学，住校，二哥被父亲或母亲带到单位看管，我和二姐太小，可能是怕我们碍事吧，爸爸妈妈就把我们留在家中，托付给四伯。 

四伯白天给我们看家，天快黑的时候她把大门落锁，把我们带到她家去，四伯家还在离我们家5里外的山冲里，要经过一座小山和两个池塘，她家在山的那面，记忆中，她们家的堂屋很暗，用松枝点燃插在墙壁缝里，晚上我慌得哭鼻子时，四伯便过来把我紧紧地搂在胸前，她的蓝布衣服透着浓厚的茶籽和柴火混合的味道，在四伯的怀里听她含糊地哼着乖乖、可怜之类词句的催眠曲，我很快就入睡了。

第二天早晨起床，看着厚厚的蓝色蚊帐，我和二姐便喊四伯，她总是边答应边脚步轻盈地来到床边，给我们穿上衣服，起床后，看到靠窗的地炉子旁的木盆里冒着热气，四伯用她苍白的手给我们拧毛巾、擦脸，再把水倒在一个木桶里，然后匆匆地走到堂屋的炉灶里，用树枝拨弄一会，两个灰不溜的家伙就冒出来，她用手拍打几下，用手指按一按，小声嘀咕一句：熟了。然后撕开一角，金黄的煨红薯香喷喷冒着热气直逼我们的鼻子和胃。我和二姐开心得不行，吃了红薯，我们就要回家了。
   
    回家的路要走很远，每天都有不同的路线。四伯手里拿着一根削了皮被磨得发旧的棍子，那是赶狗用的，她肩上背着个黑色的布袋。这个布袋每天都紧跟她，是她装米用的，她带着我们从这家走到那家，每到一家，大家都对她非常客气，给她端过来热茶，热茶是湘中最热情的待客方式，四伯一般只喝一小口，然后给我和二姐喝，等水喝完了，她把碗端过来，用小手指把茶叶扒到嘴里眯着眼细细地嚼。这时候，主人会拿出盛满稻米的竹筒，四伯便红着脸把布袋打开：“难为了”。然后十指相合：“阿弥陀佛”。把棍子往胳膊底下一夹，拉着我们姐妹的手低着头倒退几步出门。到下一家的时候，我们姐妹都紧拽着四伯的衣角，这家不是有残疾就是躺在床上呻吟的病人或者还有狂喘的狗，四伯牵着我们：“别怕”，走进堂屋里，她看看病人，扯几句话，临走时，招呼主人把袋子里的米倒给人家，还告诉主人，是哪个屋堂哪个施主给你们的米，再拍干净口袋，像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任务，嘴角荡起难得的笑靥。

有天，四伯带着二姐和我，贴着靠山的小道，走过长长的水库，穿过一个用木柴和藤索绑成的篱笆门，四伯用打狗棍赶走主人家的大黄狗，把前面家里要来的米，从黑布袋里倒出来，放在主人家的竹晒子里，并带着二姐和我，双手合十，念声“阿弥陀佛，”就退到一边，主人的茶端上来了，连我们两个小孩子都有份，但我们没有喝茶，而是溜到主人家的偏房里，我看到一个年轻人扑到在床上，全身像得了痢疾一样发抖，嘴唇发乌，让我刻骨铭心的记忆是，那年轻人的背上，在脊椎处， 有五个手指印，手印有点发青发紫，可能年纪小，还不知道什么叫死亡，所以，我们并不害怕，只是站在那年轻人身边，默默注视着那几个指印……回家的路上，四娘说，这个年轻人很快就会死去了，被人下手太狠，没救了，果然，不久就传来那个年轻人死去的不幸消息。

接近中午的时候，我们回到自己的家，我和二姐在阴凉的屋子里追来赶去，四伯给我们做饭，我们吃完饭央求她讲故事，她却红着脸推辞一番：“不会讲，讲不好”。等我们倚在她怀里反复央求，她便给我们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

四伯总是在我姑妈回来后，仔细将我们姐妹和家里财物一一交代给我姑妈，才松一口气，不管我和二姐怎么扯着她的衣角留她，她总是摸着我们的头：“姑姑回来了，乖，听姑姑的话。” 然后又拿着她的棍子和袋子要走，不过要是我哭着喊着“我要四伯”，姑妈也盛情挽留，她会留下来陪我们一阵，她会到柜子里找出我们兄妹的破衣服缝补，等吃饭的时候，她也只是吃一小碗，基本不吃菜，到了第二天她又回来看我们，即使到了吃饭的时间，她也谎称吃了，然后红着眼睛走了，怎么留也留不住。四伯有一次整一个月没有来我们家，姑妈领我们去看她，反复追问，才得知上次来我们家时，放假回家的大姐乘她不备，抽掉她屁股下的凳子，把她的尾锥骨摔了，一直卧病在床。她反复叮嘱不要告诉我母亲——免得作难孩子。

 四伯还会治病，有一次，我的耳朵发炎，她牵着我手到河边，找来找去，终于在草丛里找到一张蜕掉的蛇皮，拿回家碾成细粉，用温开水调成浆状塞在我耳朵里，一周后，她把药取出来，我的耳朵真好了。

 四伯还有一个名字叫“癫老娘”，但叫她的人，没有半点轻蔑之意。四伯在45岁那年走的，那天下午她在家里的堂屋里扫地，准备敬神，结果一屁股坐在地上，不省人事，晚上8点多，她突然醒了过来，对围着她的家人、邻居清晰地说：“清太祖来接我了”。嘴角又一次荡起难得的笑靥，从容地上路了。

 许多平凡的日子也从容地遛走，我很少回过故乡，更没有到四伯的坟上烧过一柱香、燃一张纸钱，但家里人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会提到四伯。我也常常会想到四伯，怀念那逝去的灰色的却流溢着芳香、温馨的岁月，而记忆里，一定少不了那难忘的一幕：五个青紫的手指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