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赤脚医生”，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是个熟悉而又遥远的名词。从1968年首次见诸报端到1985年卫生部决定停止使用这个称谓，近20年的岁月里，数百万乡村里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具体实践着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为六亿农民提供着最基础的医疗服务。
中国这种低投入、广覆盖的基础防疫和医疗救助体系，也广受国际肯定，成为世界医疗卫生史上辉煌的一页。
“六·二六”催生赤脚医生
1969 年10月1日，共和国20周年大庆，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纪录片中，有这样一组镜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身着浅灰色中山装，微风拂起他的头发，初秋的阳光刺得他微微眯起了眼睛。一个个训练有素的方队高呼着口号整齐地从城楼下的长安街走过，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当一个特殊的方队进入他的视线时，76岁的毛泽东向前微微倾斜着身躯，频频向这个方队挥手致意。这个队列由近千名肩背药箱、背负斗笠、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年轻农村姑娘组成，队列的前边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5个巨大的汉字，用特制的轮车推着。
这个方队代表的是当时分布在全国的数百万农村医护人员。
196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是欣慰的，他看到了4年前他倡导的赤脚医生运动已成磅礴之势。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有限的医疗资源大都集中在城市，农村医疗和医药匮乏的状况一直是党和国家焦虑的问题。1965年1月，毛泽东和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基层的报告，“很多医疗专家纷纷响应，像著名的胸外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农村送医。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2800人下农村巡诊。”现任卫生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专家指导组组长的李长明说。李长明曾经是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司长。
“然而，医疗队密度再大的穿梭巡医，与居住过度分散的农民的求医渴望相比，仍无异于杯水车薪。治疗周期所造成的暂时性还只是个表面理由，使医生无法居留乡下的深层原因却是致命的，”对中国赤脚医生做过深入研究的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念群说，“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知道这种流动性医疗措施只有雨过地皮湿的效果，农民怎样才能拥有固定的医生？这是他的一块心病。”
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当时，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当这样一组数字被毛泽东知悉后，他发怒了。
李长明曾问过钱信忠，据他转述，毛泽东当时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随后，经短暂培训的农村稍有文化的赤脚医生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服务乡民，构成那个年代一幅幅既温馨又生动的画面。
“赤脚医生”称谓首次出现在1968年
1965 年，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开始实施速成培训，王桂珍成为江镇公社第一批28名卫生员之一。在经过短短4个月的培训后，王桂珍背起药箱，走村串户为村民们看起了病。上海浦东新区卫校退休教师黄钰祥，1953年从苏州医专毕业被分配到江镇公社卫生院，经过两年的乡村医疗实践后，1965年底开始参与培养当地赤脚医生。他成了王桂珍从医的第一位老师。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在全国各县成立人民医院，在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村里设卫生室，构成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同时卫生部着手组织对农村知识青年的医学培训以充实村卫生室，一个“半农半医”的群体由此迅速崛起。
1968 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文章实际是一篇关于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培养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介绍了黄钰祥、王桂珍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同年第三期《红旗》杂志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都全文转载，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王桂珍则被看做“赤脚医生”第一人，她的形象还被印在了1977年上海发行的粮票上。
黄钰祥说，这是在农民中自行叫起来的，因为南方的农村都是水田，种水稻的，只能赤脚下水田，所以赤脚就是劳动的意思，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
赤脚医生的兴起是与当时在全国普遍开展的农村合作医疗密不可分的，赤脚医生是合作医疗的忠实实践者。新中国合作医疗的典型是一个叫覃祥官的人在鄂西长阳土家山寨创造的，1966年8月1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挂牌了。覃祥官主动辞去公社卫生所的“铁饭碗”，在大队卫生室当起了记工分、吃农村口粮的“赤脚医生”。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留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看病吃药就不要钱了。覃祥官首创的看病吃药不花钱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于毛泽东亲笔批示和《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该制度在全国90％以上的农村推广，惠及亿万农民。
发行量仅次于“毛选”的《赤脚医生手册》
1969年出版的《赤脚医生手册》，图文并茂，简直就是一个“全科医疗医药”宝典，从常见的咳嗽、呕吐到复杂的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从灭蚊、灭蝇的防病知识到核武、生化武器的防护；从针灸、草药到常用西药，无所不有。
68 岁的退休教授金滔告诉记者：“《赤脚医生手册》不仅是农村医生的读物，那时候，城市居民几乎家家都有这样一本书，很方便。当时孩子小，经常犯些小毛病，习惯从手册里找对策，像积食了怎样捏脊；出水痘了怎么办；得了口疮用什么药，都是从手册里学的。看，这本书都被我翻烂了。”金滔手里这本厚厚的《赤脚医生手册》书页泛黄，有些撕裂的书页被仔细地粘合起来。
1969年，黄钰祥所在的江镇公社卫生院接受了一个特殊的任务，编写一本适合南方地区使用的赤脚医生实用教材。除了对赤脚医生定期进行轮训外，大量简单通俗的医学读物成为提高他们医术的有效手段，黄钰祥当初的讲义自然而然地被视为教材的蓝本。半年后的1970年6月，《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使用)》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50万册，一抢而空，后来数次加印，最后印了 118万册。
教材给赤脚医生们提供了最浅显的入门方法，此后，南北方不同版本的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不断改进、再版。1969年，由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出版，这本深紫色塑料皮封面的手册，立刻成为风靡全国的畅销书，各地的赤脚医生几乎人手一册。它不按照传统的做法，先讲解剖学、生理学、生化学、药理学，而是以问题为中心，清晰明了、简单易行、务求实效，成为医学教育成功的案例。
可以想象的是，在当时每一位赤脚医生的手里，都有这样的一本宝书，他们在出诊回来的路上，在收工休息的空隙，完成着边学边干的特殊使命。今天，当这些发黄的书籍隔着几十年的岁月斑驳出现时，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当年他们的主人爱不释手的神情，似乎可以回到那个人人身边有医生的旧日乡村。
在长达30年岁月里，《赤脚医生手册》不仅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为解决几亿人的医疗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一直是中国人的全民健康指导手册，它的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选集》。
《赤脚医生手册》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英国、美国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其进行了翻译，先后被翻译的文字达50多种，在全世界发行，时至今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书店里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脚医生手册》。
“养得起、用得动、留得住”
1975年4月3日，16岁的姜桂玲初中毕业，经过全村社员推选，参加了房山县周口店公社的赤脚医生培训三个月后，姜桂玲背着药箱回到了良各庄村，成为村里唯一一名赤脚医生。
一个16岁的孩子，会看病吗？“全仗着胆子大。”姜桂玲说。因为胆子大，第一个病人就让她树起了在乡亲们间的威信，“那是个老太太，爱喝酒，还有高血压，一天中午，酒后上厕所，晕倒了，房山农村的厕所都是石头垒的，晕倒时，她的下巴磕在了石头上，一条4厘米长的口子血流不止，家人来喊我，我去一看吓坏了，说不敢做，光拿药是止不住的，建议她去公社卫生院，老太太说，去卫生院还不流血流死。我赶紧翻书，看这种情况如何处置，拿出缝合工具，壮着胆子赶紧干了起来，像缝衣服，也不管针脚大小，出了一头汗，但缝合后血就止住了。”
老太太看血止住了，逢人就说，桂玲这丫头是个干医生的料，才学了几天就能缝伤口。
赤脚医生首先是农民，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靠生产队的工分生活，所以养得起；赤脚医生就生活在村民中间，可以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状况，加上良好的人脉关系，因而用得动；赤脚医生户口在村里，家眷在村里，社会关系在村里，不会像巡回医疗队那样来去匆匆，是留得住的医生。
“ 中国乡村中传统的‘医患关系’表现为治疗过程的‘拟家庭化’，就是说，整个诊疗过程应该是在一种亲情、人情网络中完成，医生用日常生活语言解释病情，病家的参与和与之互动的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治愈疾病本身，甚至有可能占据更大的比重。”杨念群这样解释乡村医生面对的医患关系。
村民对赤脚医生十分尊重，医生在村里的地位很高，甚至要超过村干部，那时候，谁家来了客人请赤脚医生去作陪，客人和主人都会觉得是很荣耀的。这样的尊敬并非敬畏，是一种值得托付的信赖。
“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就是这些一边荷锄扶犁一边治病救人的赤脚医生，承载着中国农村最基础的医疗工作。
赤脚医生两件宝：一根银针、一把草药
“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于元堂说的这个顺口溜是广大赤脚医生的真实写照。“那时候，银针和草药是我们的两件宝。离我们村27里远的水泉子村有一位叫石富强的人，患了面瘫，他有个亲戚是我们村的，就住到亲戚家，我用针灸配合草药，一个疗程7天就治好了。”
“拿起银针，对着书，就往自己身上扎，有些是要害穴位，这样才能找到感觉。”姜桂玲16岁参加培训就是从往自己身上扎银针开始的。最经济的针灸技术成了学员最为追捧的医疗手段，几乎没有一个赤脚医生不会这种技术，也没有一个学员没在自己身上实验过。
除此之外，赤脚医生另一个更繁重的任务，就是挖草药、制土药。
为什么？因为当时赤脚医生药箱里的药品实在是匮乏，“红汞碘酒阿司匹林”是当时赤脚医生的别名，在他们的药箱里，除了一般的止疼、消炎针剂，剩下的就是红汞、碘酒、阿司匹林了。
这样的现状逼得赤脚医生不得不去向大自然寻药。
全民动员式的采药运动，使得普通群众也知道了草药能治什么毛病。
除了这些，赤脚医生还肩负着当地农民的卫生防疫保健工作。在当时传染病肆虐的情况下，为村民免费注射麻疹疫苗、小儿麻痹疫苗、卡介疫苗，担负全村公共卫生防疫工作，成为赤脚医生最主要的工作。
杨念群在总结赤脚医生广受农民欢迎的原因时说，首先，以中医、草药为主要治疗手段的赤脚医生更适合农村的实际，西医是城市模式，是静态的，且远离乡村，越是专业化、制度化离百姓就越远；其次是一个成本问题，西医成本太高，包括陈志潜的“定县模式”仍是西医，他排斥中医，因而无法推广，一根银针，一把草药，甚至民间土法土方，几乎没有什么成本；最后，更重要的是赤脚医生与患者的医患关系更像是乡间淳朴的亲戚宗族关系，这就维系了一种良好的人脉，人情的回报比利益的回报更重要。
国际视野中的赤脚医生
1972年，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真实记录了当时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的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
1974年，世界卫生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做了15分钟的发言，她亲身感受到了人们对中国赤脚医生的关注和喜爱。
1976 年9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黄钰祥和覃祥官一起参加了会议，他们分别就怎样培养赤脚医生和怎样开展合作医疗问题进行了大会发言，别人只发言10分钟，10分钟之内，执行主席锤子一敲，就必须停止发言。而那天覃祥官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的身份，用半天时间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紧接着，又以两小时的时间，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长和记者的提问。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那些金发碧眼的洋人赞叹不已。他们伸出拇指对覃祥官说:“你们中国农村人口这么多，居然能够做到看病吃药不花钱，真是人间奇迹啊！”
那是个封闭的时代，但是中国赤脚医生还是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直至今天，国际视野中的中国赤脚医生还是个被充分肯定的名词，世卫组织专家张开宁说，病人最需要服务的时候，赤脚医生会及时出现，即使这个服务不是最佳的，甚至还有错误，但它是温情的，赤脚医生是全球医疗卫生史上值得称道的一段历史，国际上无论左中右的人士，无论懂医的不懂医的，一听到“Barefoot Doctors”这个词，眼睛就发亮。
覃祥官大会发言的这一天，是公元1976年9月9日，就在他在国际讲坛上展现中国赤脚医生风采的时候，倡导赤脚医生运动的毛泽东在北京逝世。远在马尼拉的覃祥官、黄钰祥参加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追悼会。
赤脚医生的黄昏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赤脚医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里淡出，尽管这种淡出是渐渐发生的。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中国农村土地的再分配终于使得赤脚医生成为夕阳职业，属于集体的土地分给了各家各户。公社时期，生产队长统一安排全村农民的劳动。劳动安排是村里一件敏感、极易引起矛盾的事情。土地分到了家庭，主人就必须制定种植计划，选择作物，配置劳力，购买生产资料，考虑产品出路，农业经营单位缩小到了家庭的规模。
“‘工分计酬’方式的瓦解，使赤脚医生体制遭受了沉重打击。赤脚医生服务村民的动力，固然有邻里乡情这些朴素的感情因素在，但赤脚医生的服务精神和回报心理更多的是因为其医疗行为被有意区别于一般的劳动形态，无形中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评价。这种评价隐含着自古以来对郎中的尊重，这种尊重本身就是把治病救人的技艺视为高于田间劳作的职业，因此在乡间，赤脚医生可以拿到壮劳力的工分，这是个不小的优势，但是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这种优势荡然无存，反而在田野里劳作的个体劳动者的身影成了赤脚医生羡慕的对象，务农的诱惑开始难以抵挡。”杨念群说。
“道理很简单，土地是自己的，一大家人就靠这些土地的产出维持生活，没有工分，赤脚医生首先考虑的是生计问题，他必须放下药箱，拿起锄头。”李长明说。
赤脚医生报酬的急剧下降，也使得这些曾比大队干部更体面的群体在心理上形成了落差，即使普通村民对赤脚医生的乡土感情和道德评价并没因此降低，但报酬上的不平等仍难维持赤脚医生的尊严。
“ 赤脚医生队伍的解体除了本来就是农民的他们重操旧业、回家种地外，更大的一部分是知青返城，”李长明说，“赤脚医生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高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知识青年下乡，这些有文化有见识的青年有许多成为了赤脚医生，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知青返城现象，1977年恢复高考，他们又成为第一批考生，大量知识青年赤脚医生的流失，加速了整个队伍解体的步伐。”
1985年初，卫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原来的赤脚医生要进行考核，合格的将被认定为乡村医生，取得从医资格后可以继续行医。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至此“赤脚医生”的历史也就结束了。
但是，赤脚医生制度这个涵盖数亿人口，行之有效的服务体系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从1965年到1980年，中国约有90％以上的生产大队实行合作医疗，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在这个网络下，有51 万正规医生、146万赤脚医生、236万生产队卫生员和63万农村接生员。
即使现在，许多昔日的赤脚医生经过再培训，“穿上了鞋”，在新农村合作医疗框架下，又成为乡村医疗服务的主要力量。
“赤脚医生”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是，田间地头那个深棕色的药箱，拉着家常在炕头看病的情景，已成为对于那个年代的一段温暖记忆。
中国这种低投入、广覆盖的基础防疫和医疗救助体系，也广受国际肯定，成为世界医疗卫生史上辉煌的一页。
“六·二六”催生赤脚医生
1969 年10月1日，共和国20周年大庆，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纪录片中，有这样一组镜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身着浅灰色中山装，微风拂起他的头发，初秋的阳光刺得他微微眯起了眼睛。一个个训练有素的方队高呼着口号整齐地从城楼下的长安街走过，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当一个特殊的方队进入他的视线时，76岁的毛泽东向前微微倾斜着身躯，频频向这个方队挥手致意。这个队列由近千名肩背药箱、背负斗笠、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年轻农村姑娘组成，队列的前边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5个巨大的汉字，用特制的轮车推着。
这个方队代表的是当时分布在全国的数百万农村医护人员。
196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是欣慰的，他看到了4年前他倡导的赤脚医生运动已成磅礴之势。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有限的医疗资源大都集中在城市，农村医疗和医药匮乏的状况一直是党和国家焦虑的问题。1965年1月，毛泽东和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基层的报告，“很多医疗专家纷纷响应，像著名的胸外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农村送医。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2800人下农村巡诊。”现任卫生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专家指导组组长的李长明说。李长明曾经是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司长。
“然而，医疗队密度再大的穿梭巡医，与居住过度分散的农民的求医渴望相比，仍无异于杯水车薪。治疗周期所造成的暂时性还只是个表面理由，使医生无法居留乡下的深层原因却是致命的，”对中国赤脚医生做过深入研究的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念群说，“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知道这种流动性医疗措施只有雨过地皮湿的效果，农民怎样才能拥有固定的医生？这是他的一块心病。”
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当时，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当这样一组数字被毛泽东知悉后，他发怒了。
李长明曾问过钱信忠，据他转述，毛泽东当时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随后，经短暂培训的农村稍有文化的赤脚医生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服务乡民，构成那个年代一幅幅既温馨又生动的画面。
“赤脚医生”称谓首次出现在1968年
1965 年，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开始实施速成培训，王桂珍成为江镇公社第一批28名卫生员之一。在经过短短4个月的培训后，王桂珍背起药箱，走村串户为村民们看起了病。上海浦东新区卫校退休教师黄钰祥，1953年从苏州医专毕业被分配到江镇公社卫生院，经过两年的乡村医疗实践后，1965年底开始参与培养当地赤脚医生。他成了王桂珍从医的第一位老师。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在全国各县成立人民医院，在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村里设卫生室，构成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同时卫生部着手组织对农村知识青年的医学培训以充实村卫生室，一个“半农半医”的群体由此迅速崛起。
1968 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文章实际是一篇关于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培养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介绍了黄钰祥、王桂珍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同年第三期《红旗》杂志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都全文转载，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王桂珍则被看做“赤脚医生”第一人，她的形象还被印在了1977年上海发行的粮票上。
黄钰祥说，这是在农民中自行叫起来的，因为南方的农村都是水田，种水稻的，只能赤脚下水田，所以赤脚就是劳动的意思，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
赤脚医生的兴起是与当时在全国普遍开展的农村合作医疗密不可分的，赤脚医生是合作医疗的忠实实践者。新中国合作医疗的典型是一个叫覃祥官的人在鄂西长阳土家山寨创造的，1966年8月1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挂牌了。覃祥官主动辞去公社卫生所的“铁饭碗”，在大队卫生室当起了记工分、吃农村口粮的“赤脚医生”。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留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看病吃药就不要钱了。覃祥官首创的看病吃药不花钱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于毛泽东亲笔批示和《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该制度在全国90％以上的农村推广，惠及亿万农民。
发行量仅次于“毛选”的《赤脚医生手册》
1969年出版的《赤脚医生手册》，图文并茂，简直就是一个“全科医疗医药”宝典，从常见的咳嗽、呕吐到复杂的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从灭蚊、灭蝇的防病知识到核武、生化武器的防护；从针灸、草药到常用西药，无所不有。
68 岁的退休教授金滔告诉记者：“《赤脚医生手册》不仅是农村医生的读物，那时候，城市居民几乎家家都有这样一本书，很方便。当时孩子小，经常犯些小毛病，习惯从手册里找对策，像积食了怎样捏脊；出水痘了怎么办；得了口疮用什么药，都是从手册里学的。看，这本书都被我翻烂了。”金滔手里这本厚厚的《赤脚医生手册》书页泛黄，有些撕裂的书页被仔细地粘合起来。
1969年，黄钰祥所在的江镇公社卫生院接受了一个特殊的任务，编写一本适合南方地区使用的赤脚医生实用教材。除了对赤脚医生定期进行轮训外，大量简单通俗的医学读物成为提高他们医术的有效手段，黄钰祥当初的讲义自然而然地被视为教材的蓝本。半年后的1970年6月，《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使用)》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50万册，一抢而空，后来数次加印，最后印了 118万册。
教材给赤脚医生们提供了最浅显的入门方法，此后，南北方不同版本的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不断改进、再版。1969年，由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出版，这本深紫色塑料皮封面的手册，立刻成为风靡全国的畅销书，各地的赤脚医生几乎人手一册。它不按照传统的做法，先讲解剖学、生理学、生化学、药理学，而是以问题为中心，清晰明了、简单易行、务求实效，成为医学教育成功的案例。
可以想象的是，在当时每一位赤脚医生的手里，都有这样的一本宝书，他们在出诊回来的路上，在收工休息的空隙，完成着边学边干的特殊使命。今天，当这些发黄的书籍隔着几十年的岁月斑驳出现时，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当年他们的主人爱不释手的神情，似乎可以回到那个人人身边有医生的旧日乡村。
在长达30年岁月里，《赤脚医生手册》不仅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为解决几亿人的医疗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一直是中国人的全民健康指导手册，它的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选集》。
《赤脚医生手册》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英国、美国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其进行了翻译，先后被翻译的文字达50多种，在全世界发行，时至今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书店里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脚医生手册》。
“养得起、用得动、留得住”
1975年4月3日，16岁的姜桂玲初中毕业，经过全村社员推选，参加了房山县周口店公社的赤脚医生培训三个月后，姜桂玲背着药箱回到了良各庄村，成为村里唯一一名赤脚医生。
一个16岁的孩子，会看病吗？“全仗着胆子大。”姜桂玲说。因为胆子大，第一个病人就让她树起了在乡亲们间的威信，“那是个老太太，爱喝酒，还有高血压，一天中午，酒后上厕所，晕倒了，房山农村的厕所都是石头垒的，晕倒时，她的下巴磕在了石头上，一条4厘米长的口子血流不止，家人来喊我，我去一看吓坏了，说不敢做，光拿药是止不住的，建议她去公社卫生院，老太太说，去卫生院还不流血流死。我赶紧翻书，看这种情况如何处置，拿出缝合工具，壮着胆子赶紧干了起来，像缝衣服，也不管针脚大小，出了一头汗，但缝合后血就止住了。”
老太太看血止住了，逢人就说，桂玲这丫头是个干医生的料，才学了几天就能缝伤口。
赤脚医生首先是农民，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靠生产队的工分生活，所以养得起；赤脚医生就生活在村民中间，可以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状况，加上良好的人脉关系，因而用得动；赤脚医生户口在村里，家眷在村里，社会关系在村里，不会像巡回医疗队那样来去匆匆，是留得住的医生。
“ 中国乡村中传统的‘医患关系’表现为治疗过程的‘拟家庭化’，就是说，整个诊疗过程应该是在一种亲情、人情网络中完成，医生用日常生活语言解释病情，病家的参与和与之互动的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治愈疾病本身，甚至有可能占据更大的比重。”杨念群这样解释乡村医生面对的医患关系。
村民对赤脚医生十分尊重，医生在村里的地位很高，甚至要超过村干部，那时候，谁家来了客人请赤脚医生去作陪，客人和主人都会觉得是很荣耀的。这样的尊敬并非敬畏，是一种值得托付的信赖。
“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就是这些一边荷锄扶犁一边治病救人的赤脚医生，承载着中国农村最基础的医疗工作。
赤脚医生两件宝：一根银针、一把草药
“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于元堂说的这个顺口溜是广大赤脚医生的真实写照。“那时候，银针和草药是我们的两件宝。离我们村27里远的水泉子村有一位叫石富强的人，患了面瘫，他有个亲戚是我们村的，就住到亲戚家，我用针灸配合草药，一个疗程7天就治好了。”
“拿起银针，对着书，就往自己身上扎，有些是要害穴位，这样才能找到感觉。”姜桂玲16岁参加培训就是从往自己身上扎银针开始的。最经济的针灸技术成了学员最为追捧的医疗手段，几乎没有一个赤脚医生不会这种技术，也没有一个学员没在自己身上实验过。
除此之外，赤脚医生另一个更繁重的任务，就是挖草药、制土药。
为什么？因为当时赤脚医生药箱里的药品实在是匮乏，“红汞碘酒阿司匹林”是当时赤脚医生的别名，在他们的药箱里，除了一般的止疼、消炎针剂，剩下的就是红汞、碘酒、阿司匹林了。
这样的现状逼得赤脚医生不得不去向大自然寻药。
全民动员式的采药运动，使得普通群众也知道了草药能治什么毛病。
除了这些，赤脚医生还肩负着当地农民的卫生防疫保健工作。在当时传染病肆虐的情况下，为村民免费注射麻疹疫苗、小儿麻痹疫苗、卡介疫苗，担负全村公共卫生防疫工作，成为赤脚医生最主要的工作。
杨念群在总结赤脚医生广受农民欢迎的原因时说，首先，以中医、草药为主要治疗手段的赤脚医生更适合农村的实际，西医是城市模式，是静态的，且远离乡村，越是专业化、制度化离百姓就越远；其次是一个成本问题，西医成本太高，包括陈志潜的“定县模式”仍是西医，他排斥中医，因而无法推广，一根银针，一把草药，甚至民间土法土方，几乎没有什么成本；最后，更重要的是赤脚医生与患者的医患关系更像是乡间淳朴的亲戚宗族关系，这就维系了一种良好的人脉，人情的回报比利益的回报更重要。
国际视野中的赤脚医生
1972年，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真实记录了当时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的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
1974年，世界卫生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做了15分钟的发言，她亲身感受到了人们对中国赤脚医生的关注和喜爱。
1976 年9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黄钰祥和覃祥官一起参加了会议，他们分别就怎样培养赤脚医生和怎样开展合作医疗问题进行了大会发言，别人只发言10分钟，10分钟之内，执行主席锤子一敲，就必须停止发言。而那天覃祥官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的身份，用半天时间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紧接着，又以两小时的时间，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长和记者的提问。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那些金发碧眼的洋人赞叹不已。他们伸出拇指对覃祥官说:“你们中国农村人口这么多，居然能够做到看病吃药不花钱，真是人间奇迹啊！”
那是个封闭的时代，但是中国赤脚医生还是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直至今天，国际视野中的中国赤脚医生还是个被充分肯定的名词，世卫组织专家张开宁说，病人最需要服务的时候，赤脚医生会及时出现，即使这个服务不是最佳的，甚至还有错误，但它是温情的，赤脚医生是全球医疗卫生史上值得称道的一段历史，国际上无论左中右的人士，无论懂医的不懂医的，一听到“Barefoot Doctors”这个词，眼睛就发亮。
覃祥官大会发言的这一天，是公元1976年9月9日，就在他在国际讲坛上展现中国赤脚医生风采的时候，倡导赤脚医生运动的毛泽东在北京逝世。远在马尼拉的覃祥官、黄钰祥参加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追悼会。
赤脚医生的黄昏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赤脚医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里淡出，尽管这种淡出是渐渐发生的。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中国农村土地的再分配终于使得赤脚医生成为夕阳职业，属于集体的土地分给了各家各户。公社时期，生产队长统一安排全村农民的劳动。劳动安排是村里一件敏感、极易引起矛盾的事情。土地分到了家庭，主人就必须制定种植计划，选择作物，配置劳力，购买生产资料，考虑产品出路，农业经营单位缩小到了家庭的规模。
“‘工分计酬’方式的瓦解，使赤脚医生体制遭受了沉重打击。赤脚医生服务村民的动力，固然有邻里乡情这些朴素的感情因素在，但赤脚医生的服务精神和回报心理更多的是因为其医疗行为被有意区别于一般的劳动形态，无形中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评价。这种评价隐含着自古以来对郎中的尊重，这种尊重本身就是把治病救人的技艺视为高于田间劳作的职业，因此在乡间，赤脚医生可以拿到壮劳力的工分，这是个不小的优势，但是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这种优势荡然无存，反而在田野里劳作的个体劳动者的身影成了赤脚医生羡慕的对象，务农的诱惑开始难以抵挡。”杨念群说。
“道理很简单，土地是自己的，一大家人就靠这些土地的产出维持生活，没有工分，赤脚医生首先考虑的是生计问题，他必须放下药箱，拿起锄头。”李长明说。
赤脚医生报酬的急剧下降，也使得这些曾比大队干部更体面的群体在心理上形成了落差，即使普通村民对赤脚医生的乡土感情和道德评价并没因此降低，但报酬上的不平等仍难维持赤脚医生的尊严。
“ 赤脚医生队伍的解体除了本来就是农民的他们重操旧业、回家种地外，更大的一部分是知青返城，”李长明说，“赤脚医生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高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知识青年下乡，这些有文化有见识的青年有许多成为了赤脚医生，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知青返城现象，1977年恢复高考，他们又成为第一批考生，大量知识青年赤脚医生的流失，加速了整个队伍解体的步伐。”
1985年初，卫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原来的赤脚医生要进行考核，合格的将被认定为乡村医生，取得从医资格后可以继续行医。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至此“赤脚医生”的历史也就结束了。
但是，赤脚医生制度这个涵盖数亿人口，行之有效的服务体系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从1965年到1980年，中国约有90％以上的生产大队实行合作医疗，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在这个网络下，有51 万正规医生、146万赤脚医生、236万生产队卫生员和63万农村接生员。
即使现在，许多昔日的赤脚医生经过再培训，“穿上了鞋”，在新农村合作医疗框架下，又成为乡村医疗服务的主要力量。
“赤脚医生”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是，田间地头那个深棕色的药箱，拉着家常在炕头看病的情景，已成为对于那个年代的一段温暖记忆。
评论
偶尔评论一下
2014-04-07 10: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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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话
在缺医少药的那个年代，赤脚医生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在一些穷乡僻岭的地方依然起重要作用。不过头次听到美国也有这一说？没有医学院毕业的文凭是不能行医的，还会有半路起家的＂赤脚医生＂？
笑薇.
2014-04-06 16: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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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话
赤脚医生为当时的中国贡献不小，并得到联合国表彰。几十年后，美国为了降低医疗成本将此概念借用，在修改之后在美洲大陆上大大发展。赤脚医生在中国消失，却在美国得以发扬。谢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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