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8月18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以社论形式撰写的《别了，司徒雷登》 一文，抨击美国对华政策，讥讽中国国内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
在这一年的6月30日，毛泽东已经公开宣布了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同时，毛泽东解释说，这一政策并不排除和美国建立经济和外交关系。两天前的六月二十八日，滞留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的学生，现南京军管会成员黄华，代表毛泽东和周恩来向他发出了访问北平的邀请。然而，司徒雷登的访问计划最终为美国总统杜鲁门阻止。
中共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工作——而不仅仅是和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始于延安整风时期的1944年初。这年夏天，美国的Dixie Mission访问延安。使团的美国外交，新闻界人士对延安和中共领袖充满好感，而中共也认为罗斯福是美国政府中的进步力量。
挪威学者安立文在《冷战与革命: 美苏冲突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中指出，毛泽东在1944年至1945年间，对于发展和美国的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兴趣，但早在1944年12月，美国已经中止了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的谈判。事实上，1945年的七大上，中共一方面表现出力图摆脱苏联控制的独立倾向，一方面赞扬了美国对中国的帮助。这一时期中共的整个国内政策导向也都趋向缓和，试图推行温和，而非激烈斗争的“新民主主义”政策。
笔者以为，笑蜀搜集出版的中共1941年-1946年间亲民主言论，即《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其实应该在这一中（共）美外交的大背景下来审视，说是化解美国人疑虑的公关-统战工作可以，要说是“庄严承诺”，未免太书生气（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庄严承诺”），也可能是故意反讽。《历史的先声》所收的亲民主和亲美文章止于1946年，正是因为1946年4月，苏联同意让中共接管东北各大城市，中共和苏联开始了事实上的某种结盟关系，6月全面内战爆发，再发这类文章已经不合时宜了。
按来自俄，美，中三国的学者冈察洛夫，刘易斯，薛理泰合著的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一书的研究，1945年的斯大林，对毛泽东是极端不信任的，因为毛泽东在他的眼里表现出严重的，苏联人十分忌讳的亲美倾向，而这正是斯大林暗中扶持高岗的原因（注：当然也是高岗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直到1948年底，斯大林派到毛泽东身边的翻译兼特使科瓦廖夫向斯大林发送的报告中，仍然认为毛泽东是不可信任的人。原因之一，是1948年11初占领沈阳的中共军队向美国驻沈阳总领事Angus Ward 表达了友好和合作的意愿，而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斯大林的意图。当然，莫斯科不相信毛泽东，毛泽东也不相信莫斯科，因为他也一直怀疑斯大林在中共和国民党政府之间搞投机。
另外，苏联以防止美国和日本借道侵苏为借口而始终坚持外蒙古“独立”，以便在中苏之间划出亲苏的缓冲区，以及以担心导致和美国发生冲突而对协助中共攻取台湾采消极态度,也不可能令毛泽东舒服。笔者认为,苏联如果担心因协攻台湾而和美国发生冲突,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不担心因为支持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而和美国发生大战。要知道，美国对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已经非常失望，和蒋介石也有诸多摩擦，而南韩李承晚，却是美国一手扶植的。笔者揣测，斯大林预见到中国作为东方大国必将崛起，因此，避免中国的完全统一符合他的利益。 冈察洛夫等人其实也明确指出，一旦毛泽东成功统一了大陆和台湾，就很可能回过头来找斯大林算帐，要推翻他在1945年和国民党政府签定的关于外蒙独立的协定。
在战后相对乐观的气氛下，中共在1946年2月1日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措辞。“和平民主新阶段”是文革中刘少奇“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之一。但是，这一观点究竟有没有得到毛泽东本人的首肯? 安立文认为，毛泽东本人是最明确地提出这一设想的，依据的原始材料包括《聂荣臻回忆录》。他还认为，毛泽东真心相信中国将能建成一个联合政府；而杨奎松在《毛泽东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则认为，对和平抱过于乐观的态度的人是刘少奇，毛泽东这段时间卧病，很多会议都没有参加，而且，追求和平从逻辑上说违反了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
这里的分歧也许帮助思考另一个问题，即毛泽东和刘少奇在重大决策上的主导权和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真实地位。冈察洛夫等人的研究表明，毛泽东在抗战结束后的几年间，并没有在对外政策上获得绝对的主导权。他需要征询周恩来，刘少奇，乃至高岗和一些民主人士的意见。果真如此，那么很可能“和平民主新阶段”这种理念更多带有刘少奇的色彩，而为毛泽东所接纳，而这种接纳，并不一定完全出于本人的理念，而是被同事说服和当时气氛影响的结果。另外，柯瓦廖夫非常反感主管外交事务的周恩来，认为周恩来过于亲西方。这样看来,毛泽东是被两个温和派所包围和影响的，但当1949年2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就向米高杨表达了把温和的，被苏联人怀疑为不纯正的“新民主主义”改为苏式共产主义模式的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领导人在思考建国以后和西方世界的关系时，一开始就很清醒地把党派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分开看待，而和资本主义西方，特别是美国保持合作是符合未来的国家利益的。因此，迟至1949年4月，周恩来仍然告知柯瓦廖夫关于司徒雷登想和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纯商业关系的提议。柯瓦廖夫明显感觉到毛和周都并不排斥司徒雷登，但是提出了一系列的诘问，显示苏联对中共和美国保持暧昧的强烈不安。
最终，斯大林发来电报，指示中共说美国有把中国一分为三的阴谋，而且中共不应该在美国切断和国民党的关系前和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结论是：如果毛泽东想要建立一个在自己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国，就不应该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回到本文开头，即便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和周恩来仍然没有放弃在6月通过黄华口头邀请司徒雷登访问北平。而司徒雷登在杜鲁门指令下的拒绝，使得毛泽东恼羞成怒，也从此痛下决心，告别了司徒雷登，以及他身后的美国。
接下来不久，毛泽东就将通过参加朝鲜战争这个突如其来的机会，向斯大林证明他不是铁托,他的“一边倒”也不是口号，而是真刀真枪，不允许任何怀疑的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