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力群，老革命,高岗遗孀。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９日,李力群老人在说明写《高岗生命中的最后五年》的出发点时写到: 我已经是87岁的老人，我亲身经历和目睹了我们党历史上，追求真理、实现理想的勇气；艰苦卓绝、不怕牺牲的奋斗；中国人民永垂史册的胜利；和惊心动魄的党内斗争。作为高岗的遗孀和老共产党员，在暮年，我有责任写出50多年前高岗同志从建国初期到去世这一段的真实情况，好对历史、对党，以及对我们的晚辈有个交代。也是我对英年早逝亲人深深的怀念。
本博分两部分转发,是为历史的部分记录。
高岗生命中的最后五年
李力群
（五）1953年12月15日—12月24日
1953年，是什么原因使毛主席突然改变了对高岗的信任，急于要解决高岗的问题呢？
1953年12月15日，主席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主席讲：我要带秀才们去南方写“宪法”。我走后，中央由谁主持？是由少奇主持，还是轮流主持？周恩来提出还是由少奇主持；刘少奇说：还是轮流吧；朱老总当场表示同意，说：“轮流好”；高岗表示同意轮流；邓小平同意由少奇主持，陈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陈云表态同意由少奇主持。主席最后说：“你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下，以后再定。”
会议结束后，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从主席家到停车场，在等车的时候，高岗对邓小平讲：主席去南方后，中央的工作轮流主持比较好。邓小平说：还是少奇主持好。高岗又说：总理主持好一些。邓小平说：总理事务性工作多，还是由少奇主持好（当时高岗的警卫员也在场）。
另一件事，是高岗没有坐自己的车，而是搭陈云的车去了陈云家，到陈云家后，高岗问陈云：“你怎么在会议上又是另一个态度？我高岗对你陈云是真心实意地交换意见，将主席给我说的话都告诉你，你也表示同意主席的意见。今天，你在会议上跟着同意由少奇主持。你跟我是怎么说的，你也同意轮流嘛！你说这样可以体现集体领导，避免片面和错误。可你到会议上就变了，你和我讲的话都忘了吗？你还让我在主席面前给你说好话，你让我怎么交待！”陈云讲：“我怎么知道老毛是怎么想的。”两个人争的不欢而散。高岗回到家中显得非常激动，他对我说：“主席从1942年开始就对陈云不信任，说他是老牌机会主义，关键时候，他就拉稀（生病），我还老给他在主席面前说好话。”
从现在的文献记载看，邓小平和陈云同志1953年12月15日主席召集的会议后，都向主席报告过高岗的情况。使主席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会议，解决党内团结的问题。
1953年12月24日，在毛主席离京前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建议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的团结问题。主席说：“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毛主席还讲了一句话：“东郊民巷8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谁都知道这是说的高岗。主席讲完这番话，当天夜里就离京去了杭州。
那么邓小平和陈云都向主席报告了什么话，使毛主席在短短的十天时间里，突然改变了对高岗的态度呢？我认真阅读了邓小平同志1980年3月19日在接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找到了一些答案。邓小平讲到：高岗对西南，他采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少奇同志……陈云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主席反映、引起毛主席的注意。这证实了邓小平向主席报告的时间和主席对高岗的态度转变的时间是在12月15日到24日之间发生的，这是其一；邓小平向主席报告的内容该是：“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也得到彭德怀同志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候六个大区，他得到四个大区的支持”
邓小平在主席离京之前对主席的这番”忠言”无异于醍醐灌顶：军队高级将领支持高岗，六个大区有四个大区支持高岗。使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毛泽东12月24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突然提出中央“有两个司令部”而使党内政治空气陡然紧张起来。1954年4月，在高岗问题座谈会期间，中央政治局还做出决定，撤销了各大行政区党政机构，使事态更加严峻，连罗荣桓同志的住处都派部队监控起来了。四中全会后，解决党内的团结问题已经演变成政治事件。
我这样提出问题是有依据的。高岗到中央后，与邓小平的直接对话仅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53年2月，邓小平主动来高岗家中与高岗商谈农村经济政策问题，两个人谈得很融洽。
第二次，就是1953年12月15日会议后，高岗在停车场与邓小平就“轮流”问题交流了一下意见，高岗从来没有为“拉拢西南局”与邓小平有过其它“正式谈判”。双方也没有时间谈到刘少奇的历史地位这样重大的题材。1980年3月19日在接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内容是邓小平自己所说的，即高岗与邓小平“正式谈判”，邓小平向主席“反映”，“引起主席的注意”，时间应该是对得上的。另外，主席在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他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他们的，这也证明主席对高岗态度转变的时间。
邓小平的这次讲话中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他说：“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这些话客观地描述了当时党内的不同意见和斗争都是由毛主席来指挥的。
陈云到主席那里报告高岗的问题，应该是在主席听过邓小平的报告后，让陈云来，听听陈云的意见。陈云向主席承认他与高岗交流过中央人选，并向主席透露，高岗不同意设总书记，提出多设几个副主席，说：“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当。”主席听过以后，勃然大怒，让陈云立即去杭州找林彪谈话，并说：林彪不与高岗决裂，我就与林彪决裂！陈云感到事情严重了，很快转变了态度。
四中全会结束后，马上就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陈云在高岗座谈会上首先发言，把他与高岗之间酝酿中央副主席人选的意见公开化，并作为指责高岗阴谋篡党夺权的根据，是高岗没有想到的。高岗对陈云的做法感到极大愤怒。尤其是陈云把他们两个人之间交流的意见统统指责为高岗说的，以洗清自己，使高岗突然失去了真实感。
2月16日，陈云来到家里和高岗谈话，这次两个人彻底谈崩了。陈云要高岗承认“你一个，我一个”是高岗说的，高岗质问陈云，“你一个，我一个”明明是你说的，为什么你要说是我说的，你是在出卖我。高岗连“主席说你鹰鼻子，会看形势，我高岗还不相信，上了你的当”这种话都说出来了。两个人吵得脸红脖子粗的，气氛很紧张，陈云走时，高岗也不去送他，是我和秘书赵家梁送他下的楼。
毛主席没有参加四中全会，但是，他后来多次谈过高岗的问题。这些谈话有批评的，也有反思的，各个历史时期都不同，使人捉摸不定。但是有一件事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高岗的感情，就是在高岗去世的当天，主席就打来电话到家里，要求中央对高岗要“善殓厚葬，用上等棺木”，指示中组部“对高岗的子女，由组织上抚养”，这是周总理在事情现场（东郊民巷8号）接的电话，并当着大家的面宣布的，当时在京的中央领导除刘少奇、彭真等外，基本都在现场。
1977年，我去医院看望吴冷西同志。吴冷西讲：“东北日报”在东北局的领导下，执行的路线、政策是正确的，培养了许多干部派遣到全国。不能因为上层的斗争，形势有变化就说东北局的一切都是错误的，这是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品德所不允许的。现在一些社会上的报刊、读物出现许多造谣、诬陷，写出一些下流的、极不道德的文章来诬陷高岗，是对我们共产党的形象的极大损害。东北解放初期的历史对于我们共产党建党建政的历史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啊。吴冷西同志还对我说：“听说毛主席回到北戴河，知道高岗死了，非常生气，对周恩来大发脾气，说：“你们把高岗问题处理的复杂化，扩大化了。你们不同意他在中央工作，他可以到地方去工作。听说高岗的检讨送上来，也无人与他谈话，听听他的意见，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吗？”。吴冷西告诉我，他曾经问过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你可以找叶子龙问问当时的情况。（胡、田当时已经去世）
后来，我去看望叶子龙同志，向他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叶子龙对我说：“主席接到高岗死讯后，一直不相信，反复打电话给总理和罗瑞卿，让派人抢救，心情非常不好。后来总理来北戴河向主席汇报情况时，主席生气地对总理说：多大的事情啊，让你们搞得这么复杂！我让你们告诉高岗，要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让他回陕北工作，当地委书记也可以，他会愿意去的，你们为什么不去对他说！总理说：后来高岗的专案是由邓小平和杨尚昆管着，我没过问，我有责任，主席说：党内死人了，总不是好事。苏联党死人，我们党也死人，你们快处理好，此事要向苏联通报吧。
一个曾经被毛主席称为”可以管20年”的高岗，在进京不到二年时间里，就被党内政治斗争的漩涡淹没。
（六）1953年，与高岗”阴谋分裂党”有关的四件事
在中央说明高岗“阴谋分裂党”的主要事实中，把高岗“四处活动”，“造谣”等作为主要罪状。其主要的根据是1953年发生的与高岗有关的党和国家的四件事情：一件是全国财经会议；一件是高岗代表中央去苏联听取苏共关于”贝利亚事件”的通报；一件是中央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一件是高岗去南方休假期间。这些事情都发生在1953年，也是党内对毛主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反应最强烈的时期，这是“高饶反党集团”一案发生的大背景。让我们把这四件事情放在这个大背景下看看历史的真实情况。
一、1953年财经会议期间
1953年6月13日，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开始是对吴波同志工作的意见，又是税收制度问题，对周总理有意见。毛主席对周恩来也有意见，说税收制度这个大问题没有向毛主席报告和说明，毛主席生气，都对着周总理。这时外交部的同志和军队有一些将领出来替总理说话，认为总理的事情太多，党内党外的事情都是总理来处理。税收制度的变革不是总理之过。这样一来，矛头转向了薄一波和刘少奇。
财经会议开始，高岗并没有参加，他不负责中央财经工作，当时正忙着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来毛主席知道高岗没有参加会议，就要高岗参加会议发言。高岗让秘书赵家梁、马洪、梅行拟了发言稿，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对发言稿进行了修改后，高岗才在会上发言（发言稿目前还未解密，应该存在中央档案馆）。高岗的发言应该主要是阐述毛主席的意见。薄一波听说高岗要发言，便亲自到东交民巷8号找高岗。高岗知道薄一波的来意，即将毛主席修改过的发言稿给薄一波看了，薄一波看后头上直出汗，就走了。听说，在财经会议上大家发言很激烈，尤其是李先念和谭震林的发言提到薄一波被捕的问题；又有人说，党权、财权、政权都不在毛主席手里：党权是安子文（私自草拟八大政治局名单）；政权是彭真，财权是薄一波。“三权”是当时会议上最热烈的话题。财经会议期间有一天晚上，财经会议期间有一天晚上，毛主席找了高岗和张明远同志谈话说：“谭震林和有的同志对我说，党权、财权、政权都不在我手里，你们说说是真是假？”张明远没吭声，高岗说：“不会吧？”毛主席后来还是对党内“分散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高岗曾经对我说过：“财经会议时，是主席让我作个发言，我的发言实际上是保护周总理的。新税制是薄一波搞的嘛！总理事务性工作太多，能够把主席的事应付了就不容易了。屁股坐到资本家一边的人党内大有人在，薄一波自己搞的新税制，就得让他承担责任。会议期间，陈毅来跟我说过。后来陶铸，李先念来开会，说要见林彪，拉我一起去，说军队的同志对新税法意见大，要我多做解释工作，总理不容易，不可能面面俱到。我跟林彪说，给军队的同志做些工作，不要再给总理加压力了。后来，我的发言写好后交主席，主席作了修改，批薄是重了一些。主席问我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告诉主席是党内问题，主席说：“那就按党内问题处理吧。”高岗并没有把财经会议上对薄一波的批判作为政治问题，而是作为党内思想问题来对待的。在历史上，高岗从没陷害过同志，从来就是争论清楚了，继续共同工作，不会玩政治伎俩。对薄一波也是一样，在主席那里保了薄一波。后来，对薄一波也没有作什么组织处理。这与四中全会后处理高岗问题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
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说高岗在中央财经会议上的发言中“批薄射刘”，并把它说成是高岗分裂党的活动。高岗在讲话中引用了部分刘少奇讲的话，这是事实，高岗在讲话中还对刘少奇作了不点名的批评，但是，这应该也是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在财经会议上讲：“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这是对全党错误倾向的“敲打”。在四中全会上，刘少奇对他本人从1945年到1952年的一些言行作了检讨，这说明高岗当时对刘少奇的意见不全是错误的，有的是正确的，这是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与搞阴谋诡计，分裂党完全是两码事！除非现在有人“阴谋”想翻党史的案。
二、东交民巷车水马龙
财经会议期间，大约在6月中旬，苏共中央发来急电，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位负责人去莫斯科，说有紧急事情通报，没有说明是什么事情。中共中央决定派高岗前往苏联，陪同的有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和毛主席的翻译师哲同志。苏共正式通报中共的事件就是“贝利亚事件”。高岗回来后，向中央汇报了情况，并上交了苏共提供的全部有关文件和材料。从斯大林去世，马林科夫接班，到赫鲁晓夫上台，出现“贝利亚”事件，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大事，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很大的，也加重了财经工作会议的政治气氛。
之前，高岗没有参加财经会议，他不负责中央财经工作，是由陈云同志负责的（好像还在外地修养）。高岗从苏联回来后，毛主席让他参加财经会议并讲话。当时，各地的领导干部基本都集聚在北京开会，我记得曾有许多同志到家里来打听苏联方面的消息，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汽车也很多，公安部门还专门派了警察疏导车辆。这应该是当时“车水马龙”的真实写照。这些情况肯定会传到毛主席的耳朵里，成为高岗搞“分裂”的“口实”。毛主席在12月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用一句“东交民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非常形象地给高岗定了“罪”。
三、中央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期间
中央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是在1953年8月20日通知，9月10日正式召开，10月27日结束，会议历时47天。东北局决定由郭峰同志（东北局组织部长）带队参加会议。10月14日，东北局副书记张秀山在会议上发言，对组织工作谈了五点意见。这次会议后来被有些人说成是高岗、饶漱石“这边打一枪，那边打一炮”的有组织的分裂党的活动。高岗并没有参加这次组织工作会议，但是，有两件事确与高岗有关。一件事，是会议上提出安子文私拟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的事，说：“名单有薄（薄一波）无林（林彪）”，引起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愤怒不满。毛主席发现了这件事，非常生气，对安子文进行了严肃地批评，说：安子文胆子太大了！
这件事怎么又与高岗牵连上了呢？
1953年夏天，毛主席办公室来电话，说机要秘书马上过来给高岗送一个文件，由高岗亲自看过后送回。毛主席没有通过高岗的秘书转文件而是直接将文件送高岗看，说明这份文件十分重要。
机要秘书把文件交给高岗后，站在高岗办公室门口等候，高岗看完文件，机要秘书立即取走，并交待高岗说：“主席说：此事你一人知道就行了”。据高岗的秘书赵家樑回忆，高岗对他讲是安子文拟定的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名单中有谁高岗没有说。据高岗后来对我讲，名单中有薄一波，没有林彪，也没有朱老总。这个名单高岗只跟陈云谈过。至于怎么传出去的，高岗并不知道。这个名单当时在党内流传很广。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追问是谁将名单传出去的，证明毛主席并不是仅仅跟高岗说过此事。高岗不敢说是他告诉陈云的，其他人也没敢承认。毛主席生气地说：“一个中组部的副部长怎么敢私自拟八大政治局委员的名单，胆子也太大了。”直接点了安子文的名。
后来，党内议论纷纷、谣言四起，说是安子文拟的名单，找高岗商量，高岗认为问题严重，将名单交给毛主席，引起毛主席的愤怒，致使饶漱石在会议上利用“名单”斗安子文，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以此作为高饶联盟的依据，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第二件事，是张秀山在中央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被认为是高岗与饶漱石结盟分裂党的事实。
张秀山当时任东北局副书记。组织工作会议期间，他正在北京开粮食工作会议。先是安子文，后来刘少奇都找到张秀山，让他在会议上发言，介绍东北的组织工作经验。张秀山与高岗商量，高岗不同意张秀山去发言，理由是东北的经验比较特殊，解放的早，工作也做得早，党内有不同意见，提的都是一些大问题，不要提了。张秀山就没有同意刘少奇、安子文的邀请。后来是毛主席把张秀山找去，让他在会议上讲讲。张秀山准备好发言稿，送给主席看，主席支持张秀山去讲，张秀山才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张秀山的发言对“发展富农党员”、“党员可以剥削”的做法提出了意见，使当时党内对组织工作的两种不同意见公开化了，引起了很大争论。这一事件，无论从组织上，还是从行为上，都不能被扣上“阴谋诡计”、“阴谋分裂党”的罪名。
四、高岗去南方休假，见了林彪、 陶铸等人，被定为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高岗是在53年9月底开始休养。在中央批准他休养时，他一直准备带着孩子全家去大连休息。是毛主席坚持让他到南方走走，做些调查研究，顺便代他去看望一下林彪，高岗才改变了去大连休养的计划。我因为觉得路途太远，时间又长，没有陪他南行，他只带了小女儿跟着他。毛主席找他谈了些什么，有何交待，他没有说。但是从表情上看，他很高兴。他对我说：“主席让我去南方看望林彪同志，又能见到老首长了，很长时间没见他了”。高岗到杭州见到林彪，应该会向他介绍到中央发生的一些事情，也会交流一下即将召开的八大领导层的人选问题。作为林彪当时在党内的地位，高岗与他交流党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主席想要听一下林彪的意见，不能算为“非组织行为”，与“分裂党”更沾不上边。
纵观高岗的历史，他一没贪污，二没陷害同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从来不隐藏自己的政治观点，在其工作的任何地区和岗位上从没有出现过结党营私的行为，从不计较权力地位（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创建根据地时，都是服从中央和地方中央局的安排，从基层工作开始的），真心拥护毛主席的领导。1955年，在中央全会上以“搞阴谋诡计”“阴谋分裂党”的罪名给高岗盖棺定论是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阴谋”一词本身就有虚拟假想的成分，在法律上更不能作“有罪”的依据。
（七）高岗两次自杀的前后情况
一、第一次为什么要开枪
1954年2月10日四中全会结束，第二天就召开高岗座谈会。这一切都是已经准备好的，但是没有任何人给高岗打过招呼。会议一上来就开始揭发高岗的问题，高岗没有任何准备，而且根本不给高岗任何答辩的机会。高岗回到家中，情绪非常激动，不断地说：这是诬陷，这是造谣！他们不让我说话，逼我承认反党，我能反党吗？他们才是反党，反对毛主席呢！他们不就是要逼死我吗？弼时同志等着我呢！这些人太卑鄙了，我上了他们的当了。
16日，陈云不知为什么来到家中，高岗与陈云在办公室争论的面红耳赤，说了许多难听的话。陈云走时，高岗也不像过去高高兴兴地去送他，是我和秘书送陈云下的楼。他俩曾经是同生共死的亲密战友搞得不欢而散。陈云走后，高岗彻夜未睡，一直自己在楼上小客厅写东西，不许任何人打扰。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秘书赵家樑、董文彬、警卫员白俊杰，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中央是不是出事了，高岗从来没有这样沮丧过呀！秘书让我去习仲勋家问问情况。
17日，我一大早就赶到西直门南草场胡同习仲勋家。习仲勋正独自一人坐在卧室外的一个房间里。我告诉习仲勋，高岗昨天开完座谈会后，回到家一夜不睡，情绪非常坏，一直激动的胡说。习仲勋听了之后，还未开口，眼泪就流了出来，说：“我也不明白，这次座谈会气势汹汹的对着高岗，从来没见过总理这样过。第一个发言的是陈云。他把过去给高岗说的话，出的点子，通通说成是高岗对他陈云说的，高岗站起来反驳，总理不准高岗讲话。接着就是刘亚楼、陈正人的揭发，都说了莫须有的事实。刘亚楼造谣，说高岗如何与苏联人谈了三天三夜，将中央领导内部的事告诉苏联人，高岗回答说：我连俄文都不懂，谈个屁！场下的人哈哈大笑。陈正人说在杭州时，高岗对他说了许多对刘少奇的不满，其实都是陈正人自己的意见，他对刘少奇不让他当组织部长早就牢骚满腹，还到处散布刘少奇的坏话……。”习仲勋说：“这次对待高岗好像1934年郭洪涛对待我们一样的凶狠，不知道还要整谁呢？要死就死在一起吧！根本不像是对待同志式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哪有实事求是的，都是在扣帽子！高岗的个性太刚烈，他怎么能受得了这样对待他呢。”习仲勋叫我马上回家，以免高岗发生意外。我知道了情况，才真正感到事情严重了，急忙坐汽车回到东郊民巷8号。一走进大院，警卫员焦洪亮就对我说：首长向我要了枪，说他要去打靶。我听后就大步小步往楼上跑，到各个房间找高岗。我在楼上的储藏室找到高岗，将他拉到小餐厅坐下，我看见他的脸色发青发白，就拉住他的手，问：“你干嘛了？”我看见他的手摸裤子口袋，拔出枪就要往自己头上开枪，我紧紧地拉住他的手。哭着喊：“你不能这样啊！”这时他的大儿子高毅急忙跑上楼，看见他手里的枪，就将他的胳膊使劲往上推，高岗还是扳动了枪击，子弹打到天花板上（高岗开枪，现在回忆起来，只能说是一种愤怒的宣泄。否则，以我和高毅的力量是无法阻止他自杀的）。这时，秘书都赶上楼来，高岗也已恢复了平静。高岗让机要秘书董文彬将他写的两封信烧了。不多时，安志文来到家中，与高岗说了几句话，就去向中央汇报了。周恩来很快过来，批评了高岗莽撞的行为，说：中央要严肃处理这件事情。高岗的表情非常平淡。后来听说周总理让赵家樑追忆出来高岗写的信的内容。一封是写给毛主席的信，信里边写了毛主席对高岗的私人谈话，承认把这些谈话对陈云、林彪、罗荣桓讲了。他写到，党内对刘少奇的意见不是他一个人的，在东北局时，陈云、林彪、王鹤寿、何凯丰、陈正人等人都对刘少奇有意见。信封上的名字却是写给刘少奇的（应该是让刘少奇转给毛主席）。写给周总理的信、是拜托总理看在他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能照顾他几个孩子，是一封托孤的信。听说写给总理的信很凄惨、有感情。
高岗开枪后，中央成立了”高岗管教组”，相当于专案组。高岗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
二、绝望，使他第二次服药自杀
据高岗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高岗被管教初期，是由周恩来亲自过问的。总理几乎天天要问高岗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稳定高岗的情绪。周总理出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后，由邓小平管了2个月，然后是由杨尚昆接着管。邓小平、杨尚昆接管后，根本是不闻不问，有事汇报，无事连问都不问。各种消息都对高岗封锁。高岗经常让我出去了解情况。4月，当他得知东北高干会议揪出许多同志时，高岗真是心痛心急，无法入睡。高岗经常唠叨：“这些同志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为东北的发展建设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啊！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反党、反毛主席了呢？这些罪行都由我来承担吧！”他在四月份抓紧写完《我的反省》，违心地承认“实际上企图夺取党的最高领导权位”。《反省》交给中央后，他焦急地等待中央派人找他谈话。
大约是在54年7月下旬的一天，天气已经很热。杨尚昆打来电话，让我去他那里谈话。我去了中南海杨尚昆的住处，我记得是在外屋谈的。我当时已经怀孕5个月，身体有明显症状。杨尚昆问：“你身体怎么样？”
我说：“身体不方便，更觉很累。”
杨尚昆明知故问地说：“你怀孕了？”又说：“你要到医院住，去做个手术，不然将来生孩子还麻烦。你还要去上班嘛！你要离开高岗！”
我说：“高岗求我不要把孩子打掉，现在做手术也晚了。”
杨尚昆说：“我准备给他换个地方，你就不要跟他去了。”我心里一惊，赶快问：“你要把他换到什么地方？”
杨尚昆说：“还未定，可能在公主坟吧，你就不要跟他去了。”
听到杨尚昆说的话，我紧张极了，感到高岗要大祸临头了。谁都知道杨尚昆说的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我胆战心惊，饮泣吞声地对杨尚昆说：“我会服从组织上对高岗的处理。”
回到家后，我心里难过极了，我感觉到中央已经准备要对高岗下最后手段了，或者被枪毙，或者被关进监狱。我怎么对高岗说啊？这是生离死别啊！赵家樑追问我杨尚昆找我谈了些什么，我告诉他：杨尚昆让我把孩子打掉。赵家樑说：“杨的意思就是让你和高岗离婚。你不要和他再在一起了！”我生气地对他说：“我是他妻子，我们在一起是正当的，你们管不着！”我心里想：高岗对不起我，我们还有几个孩子，我要把他们抚养成人，高岗现在处境这样为难，我怎么能提出离开他？总有一天，中央会给高岗一个说法吧，他给中国革命作了多大贡献呢！
晚上，我把杨尚昆对我说的话告诉了高岗，高岗露出绝望的神情，他流着泪，对我说：“我是被冤枉了，我对不起你，有一天你能见到主席，一定要帮我说清楚。”
8月17日，高岗在惊恐不安中，服用过多的安眠药不幸离开人世。
值得一提的是，在高岗被管教的8个月时间里，除了高岗第一次开枪，总理来过一次外，中央没有任何人前来与高岗谈话。高岗交完《我的反省》后，多次让秘书打电话，请求中央与他谈话，焦灼地等待中央对他的安排，然而，没有得到任何音信。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的政治生命如此脆弱，真让人感到心寒啊！
天空无痕，鸟已飞过。高岗在1954年8月17日离开了人世。54年过去，也就是转眼瞬间的事情。高岗没有给我和我们的子女留下任何财产，只有屈辱和别人的白眼。但是，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所作的事情，却如历史的丰碑，永存世间！
李力群
2007年10月9日
注释：
①《张明远回忆录》。
②参见高岗在东北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东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建议的报告。
③1950年6月，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报告。
④毛主席对这份报告极为重视，他看后对周恩来说，高岗的报告，你看过没有？要加批语下发。毛主席说：“高岗不错，像个干社会主义的男子汉大将军，不像那些小脚女人走路，老是埋怨别人走快了。”“这是个有份量的报告，有材料、有分析，观点、方针都正确，又没有片面性。”17日毛主席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批示：“此件请阅，阅后请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办公厅将中央通报、高岗的报告及其三个附件《东北局关于农村工作会议决议》、《高岗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和《东北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印成小册子，作为党内文件，发各级组织学习、贯彻。
1952年1月10日，高岗在东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关于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的报告。报告中说：“在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问题上，同样存在着右的观点，这主要表现在对人民民主专政下经过土地改革后的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的认识错误。有的同志认为，在土地改革后，在经济发展中，既然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让其自发和分化好了，用不着去组织农民的生产互助，更用不着去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了”。“这种说法的实质何在？这是否定了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这是要工人阶级放弃对农民的领导，这是对于农村中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表示软弱，表示投降”。
1953年10月到11月，中央召开第三次互助合作的会议期间，毛主席对农村工作部提出批评：“群居终日，言不及意，好行小惠，难矣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毛主席说：“纲举目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题，就是纲。“对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页：29
⑤1951年12月13日凌晨，毛主席给各大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的电报“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的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
⑥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5月15日，以政务院名义发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经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决定将政务院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领导。5月19日，毛主席要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检查1952年8月1日至1953年5月5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他看过的，以其结果向他报告。强调指出：“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这无疑是对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的严厉指责。
⑦1948年，赵德尊代表东北局向刘少奇汇报东北土改情况时，受到刘少奇的严厉批评。刘少奇对东北局《七七会议》不满，说：你们不要落井下石，对会议总结东北解放战争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彭真很有意见。
⑧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p321-中共党史出版社。
⑨《毛主席文集》第六卷p?304，1953年11月4日，毛主席谈到：“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主席还提到：“要打破新区，一定要慢的观念，东北其实不是老区……”肯定了东北是执行了党的总路线。
⑩毛在与杨尚昆谈话时曾对高岗一事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对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的谈论曾发生错觉？在中共党内的最高层，由谁与高岗“谈论”过“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能使高岗“发生错觉”呢？想必这就是避免“主回”的谜底。
毛主席于1月22日致电刘少奇，再次重申：“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
《杨尚昆日记》披露：1月28日******对七届四中全会方针的谈话：
谈话的方针：
听他说，避免“对质”。
按决议精神“自我检讨”。
对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
应作检讨，一次不好，二次可说；这次不好，以后还可说。
全会方针：
照主指示，只作正面说明，说话人不要太多，开两天。
不对任何同志展开具体批评，高（岗）之目的在于“过关”。先打招呼是可以达到“和平会议”的。
邓小平同志1980年3月19日，在接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
邓小平同志1980年3月19日在接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
【0】高岗到中央后，与邓小平的直接对话仅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53年2月，邓小平主动来高岗家中与高岗商谈农村经济政策问题【注15?1】。两个谈得很融洽。第二次，就是1953年12月15日会议后，高岗在停车场与邓小平就“轮流”问题交流了一下意见。高岗没有为“拉拢西南局”与邓小平有过其他的“正式谈判”。
【注15?1】高岗对农村经济工作的论述主要有：
1?1951年10月14日，高岗给中央写的《关于东北农村互助合作的报告》认为：随着中农已成为农村的多数，以及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互助合作的主导思想，应是反对和防止农民自发倾向，对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要加以积极扶持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形式引向高级形式。各级政府应从各方面给互助组以优待。
2?1952年1月，高岗在东北局作的《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方向问题》的报告中说：“那种让农民自流发展，让农村经过深刻阶级分化之后，再来一次大革命，或者等到将来有了机器，在一个早晨下命令实行集体化的观点，是一种有害的思想”，“如果不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社的道路，而是去积极发展富农经济，则农村政权必然蜕化为富农政权。如果共产党员都去雇工、放高利贷，农村的党必然蜕化成富农党。这就是人民政府和党组织在农村资产阶级进攻面前的完全失败。”（见《人民日报》）
3?当时，中央认为东北地区农村发展互助合作的方向是正确的。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结论》。
邓小平同志1980年3月19日在接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
1962年春天，我正在劳动部上班，人事司通知我立刻回家，说有人找我。我家当时已经搬到新街口新开胡同。一进胡同，就看见停着一辆红旗轿车。从车上下来一个人，是叶群。我见到她又惊、又喜，叶群伸出手来和我握手，并说：“101（原林彪在东北打仗时的代号）从杭州回来，要我来接你及孩子们到毛家湾去，想看看你和孩子们，问问你的情况。”我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带着两个小的孩子随叶群上了汽车，来到西四毛家湾见到林彪。林彪开口问我：“老高怎么死的？”我说：“吃了过多的安眠药。”林彪又问：“高岗的秘书都在你家住吗？听说，刘少奇将安志文也派住在你家，安眠药是谁给高岗的？”我说：“是秘书和安志文每天发给高岗的，不是我管药的。”林彪惋惜地说：高岗死得太可惜了，他可是有功之臣啊。老实说，在东北战场，没有高岗的配合，我打不了胜仗。罗荣桓同志身体不好去苏联治病，东北局改组后，后方一切工作都是高岗来干。他还在下边发动群众搞土改，打土匪，支援前线等等，这是真实的情况。我林彪绝不能昧着良心说高岗是野心家、阴谋家、用反党等罪名置他于死地。林彪告诉我：54年元旦，陈云到杭州见我，说是毛主席让他劝我与高岗切断关系，说高岗有野心，想把刘少奇推到，在外边进行阴谋活动。陈云还说：主席要退到二线，问大家由谁来主持中央工作，高岗提出多设几个副主席，轮流主持中央，高岗跟你说过这件事吗？林彪听陈云讲完，没有搭他的话，忽然问陈云：“你想不想当副主席？”陈云连忙说：“我不配”。林彪说：“那就谁也别当了，就算了。”林彪对我说：“陈云来摸我的底我可不想让他来找我的麻烦！”林彪接着又说：“力群同志，你很年轻到延安参加革命，但你还不了解我们共产党内政治斗争的情况，都是为了个人的权威和利益。刘少奇从华中回来，七大后当上第二把手，就开始搞山头，拉宗派，重用坐过监牢的人，如薄一波、彭真、安子文等人，在党内有很大势力。刘少奇当上党内第二把手，他是否满意了，有没有想法？为什么就开始拉派，天知道。毛主席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不说话，看行动，看表现。党内对刘少奇有意见的人，不是高岗一个人，在东北，我林彪也是一个。意见最多的是王鹤寿、何凯丰、陈云、李富春、陈正人。到北京后，首先是毛主席对刘少奇有意见，对刘少奇不满，从生活作风到工作方面都不满，甚至怀疑刘少奇的历史。这怎么能都推在高岗身上呢？即便对刘少奇有意见，都是政治局委员、副主席，为什么不能提出呢？难道对刘少奇有意见就是反党，就是搞阴谋、有野心？我们共产党没有这个规矩啊！我林彪不能昧良心说话。”
【0】1954年8月17日，高岗去世的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东郊民巷8号召集开会处理高岗的善后事宜，参加会议的有王世泰、刘景范（张鹏图）、张策、王子宜、董纯才、范子文、安志文、马洪、王光伟、倪伟、乌兰夫、刘澜涛、李先念、曾山、张际春、黄克诚、安子文、高克林、张苏，共19人。第二天早上，彭德怀、陈云、邓小平、杨尚昆、薄一波、安子文等，及各工业部的部长都来到东郊民巷8号，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对高岗“要善殓厚葬，用上等棺木”。高岗被安葬在北京西山万安公墓，一直是有碑无文的“无字碑”，文革期间被红卫兵砸成两段。2006年由中央指示才重新修复，被刻上“高岗之墓”的碑文。
新华社社长。曾在延安《解放日报》和东北局《东北日报》工作。
当毛主席得知高岗自杀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也十分痛惜。他仔细地询问道：“人死了吗？”他是希望高岗还活着，像上次那样自杀未遂。当确知高岗已死时，毛主席问：“怎么死的？”工作人员回答说，是吃安眠药死的，还在检查。毛主席听后，沉默良久，说“遗憾，终于留不住他。他这个人，斗争性太强，性格过于刚烈。”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叶子龙说，高岗是自绝于党。毛主席说：“话是那样讲，但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的。”毛还对主席叶子龙说，本想让他（指高岗）还当个省委副书记，去陕北，保留党籍、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工作，他也会愿意的，可是，迟了一步，没来得及讲。如此结局，我觉得遗憾。这事怪我啊！（史料参见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载《党的文献》2001年1、2期合刊）
《毛主席选集》第五卷P92?财经工作会议后，薄一波被撤销财政部长职务，但仍保留了他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
在54年1月7日******单独给刘少奇写的信中，要他也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以求得全局上的政治平衡。
《我的八十五年》—张秀山著，p303?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我的八十五年》—张秀山著，p303?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仔细研究“五虎上将”的所作所为，可以发现他们为什么被整肃的信息。
张秀山：东北局副书记，负责党务工作。由于向毛主席提供了刘少奇在伪满时期自首出狱的档案而首当其冲；
张明远：东北局副书记，主要从理论上阐述了东北地区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和工商业改造的资本经济基础，触犯了刘少奇“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理论而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
赵德尊：东北局委员，黑龙江省省长，因为在河北平山土地会议期间，向刘少奇汇报了彭真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执行了错误路线和土改中的一些问题，而被刘少奇指责为“落井下石”；
郭峰：东北局委员，东北局组织部长，已被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组织部是刘少奇长期主管的部门，当然不能让东北局的组织部长进入这一部门，把郭峰列入高岗反党集团成员是最好的方法；
马洪：一直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高岗调到北京时，马洪被任命为国家计委专职委员，负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工作。马洪是我党自己培养起来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经济理论专家，却由于是高岗的“红人”而遭到打击。
高岗事件还牵扯到许多同志，如陈柏村、李常青（黑龙江省省长）、韩天石、华明（鞍山市委）等等，到庐山会议时，更牵连到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人，后来又牵连到习仲勋、贾拓夫、等人，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没有“伤害什么人”。
这些为东北地区解放和建设做出了贡献的同志，由于在工作中与刘少奇发生了分歧，都在整肃高岗时，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而像林枫由于有刘少奇的关系，王鹤寿由于有周恩来的关系，安志文由于有安子文的关系则都避免了劫难。林枫一直是东北局的副书记，高岗走后，林枫任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东北局出了这样大的反党集团，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这样大的“破坏”，林枫居然没有失察之责。
赵家梁回忆：“1954年4月29日，高岗抄写完‘我的反省’的最后一个字之后，把它送请习仲勋提意见。习仲勋退稿时说：要害问题，只字不提。高岗听到转告意见时，十分激动，以双掌分击太阳穴，狂呼：送走，送走！过了一会，稍微平静，又高喊：写上；写上！当晚，他独坐沙发上，流泪，沉思，深夜才上床。第二天，即四月三十日清晨5点来钟，高岗已坐在沙发上看‘我的反省’稿，在一张白纸上写下：‘实际上企图夺取党的最高领导权位'。后来把这句话加在‘我的反省’的最后部分中。”
杨尚昆还派中央保健室的医生力伯畏（音，女）陪我去协和医院检查，看我是否说真话。是林巧稚给我做的检查。林巧稚对我说：“你生的多，小产的也多，不能做人流。你好好休养，生的时候，我亲自给你接生。”那应该是七月底的一天，总理已经去日内瓦开会去了。
晚上，高岗求我：一定要留下孩子。他对我说：“我受到别人的暗算，这次迫害来的是有准备的，很突然，已经做成了局面
【28?1】，主席也很危难，很可能出现35年被朱理治、郭洪涛整肃那样的事情。我万一有不测，你千万不要离开我们的孩子。什么也不要说，”我心酸地答应高岗：我不会把孩子打掉。
【28?1】《杨尚昆日记》中披露了刘少奇是怎样极力阻止高岗去杭州见主席的：杨尚昆记录了刘少奇的意见：“19日，信送来，交刘（少奇），刘约周（恩来）、陈（云）、小（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谈话。
四个方案：
1?去杭——不好处理。
2?主回——也不好处理。
3?由主指定书记处谈话，组织，目标太重，也不好处理。
4、主指定刘、周与谈，小平可参加，陈（云）不参加为好。
具体提议；如主同意第一方法，则请回高，并告刘周：来信已转，不必来，委托什么人谈。
招呼——可以不发生问题。
准备有人冲，可以避免。
攻势——也不要紧，力求避免主回。
全会完后，请邓（小平）、罗（瑞卿）立即动身，需要10天。20号前读党章，立即看材料，法国、美国。”
毛主席知道刘少奇等人的意见后，于22日由杨尚昆转来信，告诉高岗不用来杭州，有事可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谈。一九四九年东北经济的恢复与建设一九四九年东北经济的恢复与建设。
文章来源: 高岗研究会 http://ggyjh.org.cn/Article/ShowInfo.asp?ID=5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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