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干校生活散记（上）

五七干校生活散记（上）

 

一、黄龙坝“五七干校”
      1968年六七月份，我进了省“五七干校”，地点是在贵州湄潭县虾子区一个叫黄龙坝的地方。人们说，贵州地无三里平，其实，在黔北遵义地区、铜仁地区和黔东南地区，还是县有不少平坦的坝子，一马平川，方圆几十里内没有大山，适宜种植庄稼。湄潭的虾子区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不过，这里是以种茶为主，其它农作物较少。

     何为“五七干校”？当代人可能不太了解；就是我们这些当年进过“五七干校”的人，对于它的来历，也很模糊，只知道是文化大革命中办的一种农场，让党政机关和一些事业单位的干部到那里去劳动锻炼和改造思想。至于一般老百姓，则把“五七干校”看成是犯错误干部去的地方。
      网上介绍，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里提到要办一种大学校，让进这种学校的学员不光是参加生产劳动，而且还要把生产劳动与学习军事，学习政治，学习文化，批判资产阶联系起来。这封信被称为“五七指示”。
1968年5月，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全国各省市已经基本完成造反派夺权的任务，党政机关中那些没有被选到新政权工作班子的干部，怎么安排？于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农场，把500多名原省直机关干部放到那里去劳动锻炼和改造思想。同年《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为题进行了报道，并在配发的编者按中传达了毛的“最新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于是，全国各地就纷纷办起了“五七干校”。那些在文革中被夺权和无法安排工作的党政机关干部，还有一些科研、高校和文化艺术单位的专家学者，统统被送进“五七干校”。直到林彪事件发生和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些干校才陆续撤销。
      具体到贵州省当时办了几个“五七干校”，笔者不太清楚。反正省委、市委和省政府、市政府的党政机关的干部加起来有数千人，连同一些科研、高校和文化艺术单位的专家学者进“五七干校”的干部，人数自然相当庞大。
我们这批到黄龙坝的干校学员，是以原省文化局的干部为主体，其中包括省属一些剧团的领导干部，如省京剧团的副团长刘瑞亭和省歌舞团的副团长吴保安等。整个学员大约有四五十人，被称为省五七干校一大队四连。其中还包括文革中被揪出的“走资派”及一些审查对象。
        四连的学员都是男性，住在离公路很近的一个类似大工棚里。在这个大工棚里，中间是过道，而过道两边就是用木板搭起来供学员睡觉的大通铺。就是说，四五十人晚上像民工一样，一个挨着一个睡在这个大工棚的大通铺上。至于每天的三餐，也像民工和部队战士一样，由食堂供应大锅饭菜。而省文化局机关被揪出来的几个“走资派”和审查的人，则被安排在附近一间小屋单独居住，与我们这些学员互相隔离，只有在吃饭的时间，大家才在一个木桶里盛饭，一个盆里舀菜。

二、“早请示”和“晚汇报”
       五七干校四连安顿好以后，干校的生活就正式开始了。当时我们自称是“五七战士”，每天早晨也像部队战士一样，听到连值班员一吹哨子，大家就迅速起床，把被子叠好，然后每个人拿上洗脸盆、毛巾、牙膏、牙刷，到附近一个自流井去洗漱。这个自流井有清水从地下涌出来，然后顺着一个人工修筑的小水渠向东流去。几十号人站在水渠边漱口洗脸，也算方便。
大家洗漱完毕，回到住地，就开始在住地大工棚前集合。大工棚前是块很大的空地，类似一个小广场，可以容纳成百甚至上千人。大家集合站好，开始“早请示”。所谓“早请示”，就是大家站好队，面向北京方向——那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住的地方，我们要向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表忠心。首先是集体高唱革命歌曲。
       第一首《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忽而咳幺，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歌词通俗质朴，曲调庄重严肃，一下子把大家带进一种神圣的气氛之中。
       接着，大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这首革命歌曲情绪高昂，振奋人心，把毛泽东思想比作不落的太阳，自然给人印象深刻。
     第三首是《学习雷锋，好榜样》：“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
      几首革命歌曲唱完以后，在连值班员带领下，大家手挥“小红书”——文革期间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高喊“祝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大统帅、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四五十人满脸严肃，一本正经地齐声歌唱和高声呐喊，打破了农村早晨的寂静。好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离农民住地较远，这个“早请示”活动，也就没什么人来观看。
早请示活动结束，大家开始吃早餐。
      在晚饭前，进行“晚汇报”。如同“早请示”一样，也是整个队伍面向首都北京，所唱的革命歌曲和“早请示”唱的那几首大同小异，有时略有变化，如三首中，有时换成《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有时也唱《打靶归来.》：“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 ，胸前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等等
总之，唱的这些革命歌曲的曲调要么庄严，表现出对领袖的热爱；要么雄壮，表现出革命者的豪情；要么欢快，表现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就是文革期间官方提倡的时代精神，也就是当代所说的“主旋律”和“正能量”。
文革结束以后，大家提起当年的“早请示”和“晚汇报”，有的说，无非是开心好玩；有的说，就当作是自娱自乐吧；也有人说，很无聊……实际上，应该说这是搞个人崇拜和神化毛的一种洗脑仪式。
      多年以后，我来到加拿大，参加基督教教会“查经小组”的《圣经》学习活动，以及教会组织的礼拜活动。无论是一二十人的小组学习，还是上百人的礼拜活动，每次活动开始，也都是先唱圣歌。在钢琴伴奏下，大家齐声合唱赞美上帝的圣歌。这些圣歌的歌词和曲调，也是一下子能把大家带进一种庄严神圣的气氛之中。如一首叫《金色的黎明》的圣歌：“清早起来看，红日出东方。雄壮像勇士，美好如新郎。天高飞鸟过，地阔野花香。照我勤工作，天父有恩光。”这里就把上帝天父比作红太阳。还有一首赞美上帝耶稣的歌：“感谢上帝，你为我而死。为了爱我们，你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你把我们由黑暗引向光明，让我睁开了眼睛。……”显然，文革中的“早请示”和“晚汇报”，实质上就是一种宗教的敬拜活动。
       另外，在干校期间，提出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应该不过夜。因此，我们曾经在一个人们已经入睡的夜里，把中央广播电台广播的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新指示，连夜去传达给农民。
深更半夜，我们排成队，敲锣打鼓，去敲农民家的门，农民本来干了一天活，正在熟睡中，听到锣鼓声和敲门声，他们从熟睡中醒来，穿上衣裤，好半天他们才睡眼惺忪开了门。领队人高声说道，特大喜讯，我们伟大领袖和伟大统帅发表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听我们宣读毛的最新指示以后，从面部表情来看，他们似乎感到如坠五里雾中，很是莫名其妙。事后我想，这些睡梦中的农民夜里无端被骚扰，他们一定很反感。他们会不会想，这些五七干校的干部白天不劳动，睡足了觉，是不是夜里发神经病？还是吃饱了撑的？

                      三、学习“老三篇”
   所谓“老三篇”是指毛选中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学习“老三篇”，如同“早请示”和“晚汇报”一样，也是上级领导给五七干校学员规定的必修课。
     每天早饭后，几个所谓“走资派”和审查对象都去茶园劳动，我们这些所谓“五七战士”的任务不是劳动，而是集中学习“老三篇”。
干校没有教室和课堂，学习地点就是大家睡觉的大工棚门前，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马扎小凳上。如果遇到雨天，大家就坐在工棚里的木板床上。当时几乎人人都有一部毛选的精装袖珍合订本，这种袖珍合订本比一般书要小，但所用的纸张非常薄，能够把毛选四卷的内容全部收进去，印刷和装订质量也非常高。这种合订本用的是红色塑料封皮，十分精美，而且可以放在上衣口袋里携带。当时为了搞个人崇拜，在国家经济状况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印制毛泽东著作方面却不惜血本，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学习方法是先集体阅读 ，大家打开毛选翻到老三篇，齐声朗读。集体朗读结束以后，主持大家学习的京剧团副团长刘瑞亭就询问，谁来背诵？按领导要求，老三篇不仅天天读，而且要求每个人都会背。能把老三篇背下来，就算完成任务。四连的五七战士都是文化人，多数人背功都没问题，经过一段时间，陆陆续续有将近一半人能够当众把老三篇背下来。
      我当时想，学习老三篇的目的，是让我们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学习张思德为人民服务及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人生观，学习愚公那种坚忍不拔的实干精神。但在学习方法上应该理论联系实际，针对文章中一些感到不太清楚的地方，进行讨论，这样才会印象深刻。现在这种和尚念经式的集体朗读和死记硬背，莫非不是一种形式主义和走过场吗？ 
       具体来说，在学习《纪念白求恩》一文时，我就遇到这样一些问题：第一，“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我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后来我读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时，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另外，有学者指出，人性中的自私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第二，“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一回事吗？二者的含义显然不是一回事。第三，文章中要求我们要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什么是“一个纯粹的人”？
       还有，在《为人民服务》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可是，在1957年一些高校右派的发言材料中，我看其中很多高校师生不是为个人得失而是为人民的利益仗义执言，为什么把他们都打成右派？另外，1959年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信提意见，他也不是为个人说话，而是为了改进工作，为什么把彭德怀和支持他意见的人都打成“反党集团”？
另外，在《愚公移山》里，愚公为什么不采用绕山修路的办法？而非要挖山不止？并且用子子孙孙若干代人的精力来干这件事？智叟的意见难道没有可取之处？……
       面对这些问题，我当时很想找人进行交流。但心里也清楚，在当时的环境中，如果提出这些问题，弄不好就会说你怀疑毛泽东思想，是为右派和彭德怀反党集团翻案，甚至打成“现行反革命”……所以，这些问题一直埋在心里。

 

注：据网上胡星斗 2015-07-09 《沽名钓誉的毛泽东选集真相》一文中称：“1992年初，胡乔木在重病期间，曾对来探望的杨尚昆、乔石、温家宝提出︰关于毛泽东著作，党内一直有分歧，应当做出全面审核，哪些是毛泽东亲自著作的，哪些是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哪些是中央其他同志著作的，哪些是在编辑过程中被牵强地肯定下来的。 胡乔木提出︰毛泽东著作中三篇名作（俗称《老三篇》）——《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为人民服务》，甚至毛泽东诗词中最有代表性的《沁园春雪》，即那首“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并要求恢复用他胡乔木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