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4、初识毛泽东
李志绥在没有亲眼见到毛之前，像所有50年代善良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对毛是充满崇拜之情：“在我的心目中，毛主席是一位传奇式的革命领导人，是一位历史创造者。”(第047页)
1954年4月25日下午，根据组织安排，李医生第一次在中南海毛的住处见到毛，毛和他随便聊天拉家常，从李志绥的学生时代参加过复兴社谈到延安整风时许世友事件，毛亲口告诉李志绥，你学生时代参加复兴社算不上什么问题。毛还问李志绥读过哲学书没有，李告诉毛，他读过毛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毛对李志绥的印象不错，他认为：“哲学要读一点，不读恐怕医生也当不好。”接着，还请李医生陪他一起用餐，很是热情。而李志绥对毛的印象是：“我发现毛既凝重又诙谐，很健谈，很善于让人讲出自己的思想，眼睛里不时闪出智慧的火花，似乎有时有玩世不恭的影子。”（第067页）又说，“毛的眼神充满智慧，他的眼神，而非言辞，使人感到和蔼可亲。我打心底佩服他，我觉得我是跟一位伟人坐在一起。”（第063页）
这次谈话以后，汪东兴告诉李医生，说毛愿意接受他做自己的保健医生。这时李医生感到十分激动、兴奋和骄傲，他写道：“我的整个世界赫然开朗，天地都为我欢唱，我不再是一个无名小卒。1949年我刚回国去见（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时，他是坐着接见我的。今天他站着，几乎是奉承般地迎接我。我后来也发现，很多高级领导人突然变得很愿意接近我，对我很客气。”（第071页）寥寥几笔，李医生把自己当时的心态真实表现出来，也把中共官场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冷暖展示出来。
5、初识中共体制
从50年代初期开始，李志绥作为一个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的知识分子，一个专业技术人员，他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中共体制内存在的问题。54年开展的“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重点是打击留在大陆的国民党的党、政、军、警人员，同时对体制内的每个人和普通老百姓都进行拉网式审查，自然也包括中共中央所属的各个机关工作人员。建国后，中共的五大领袖及毛夫人江青，都配有私人保健养生，书中写：“在警卫局长汪东兴的指挥棒下，将一些保健医生打成‘反党分子’。原来是几年了这些保健养生不满意脱离医生临床工作，单纯只给一个人做些照料生活的所谓保健，凑在一起时，不免讲些不满意的话，甚至发牢骚。”对于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来说，希望到医院去多接触病人，多些实践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这应该是一个有上进心的医生非常合情合理的愿望。结果，在“镇反”运动中，这种愿望就成了一条罪状，每天下午和晚饭后，就对这些表达过这种心愿的保健医生开“批判斗争会”，而且一开就是四五个小时，弄得大家精疲力竭。最滑稽可笑的是，江青的保健医生徐涛，仅仅因为窗帘拉慢一些，就构成“有意损伤江的眼睛”；另外，明明按江青的要求，室内温度保持在摄氏26度，温度计也显示是摄氏26度，江感到冷，就说徐医生“有意在精神上折磨江。”要他承认“有意反对江青，反对共产党”……。
在这种情况下，书中写：“一贯在政治风暴中我总是三缄其口，但此次批斗大会上，我被迫加入攻击的行列，来保全自己和家人。我无法指控那些医生反党，我只说他们不应该发牢骚……”。（第058页）书中还提到，在50年代的“三反运动”中，“我大哥、堂哥都受到波及。他们是我的亲人，我清楚他们是无辜的，但我不敢站出来为他们辩护。”当年的确是这样，党组织要批斗哪个人，你就必须表态，所谓站稳立场，否则你就是同情被批斗对象，就是感情问题和立场问题。所以，李医生痛心疾首地反思：“在我正式为毛工作前，我就已经违背良心，无法言行合一。”（第059页）现实生活告诉我们，一个有正义感和讲良心的知识分子，才会有这种自责。另外，李医生还提到妻子的老师复旦大学张今铎先生，当年曾经兴高采烈地对李医生说：“中国现在有了希望，应该回去参加建设。”结果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改造，20多年后平反，他已经是一个两眼失明，生活不能自理的的龙钟老人。（第037页）
所以，李医生这些所见所闻使他明白，在这种体制内：“在工作中，只能绝对服从，不能丝毫违背上级的旨意，如果不谨慎而触犯上级的意志、威望，都会被无情的‘整’，也就是被镇压。采取的方式，是‘群众的’制裁办法。群众呢，他们是被指定参加这一行动，甚至他们在会上的发言，都是早经安排好的。”
李医生还进一步指出：“这点对于自由知识分子的心灵，所造成的痛苦是难以比拟的，在‘为人民服务’、‘一切服从党的需要’的钢铁纪律下，保全自己的唯一途径，是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在一片颂扬声中，所有的生机都被斵丧了。违背良心的言论，违背良心的行动，成了准则。而更糟的是，唯有这种办法，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进而一步步爬上去。”（第60页）
当年我正在北京读书，党团组织的要求是“服从组织分配”、“做党的驯服工具”，否则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李医生所写的这些情况，笔者深有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