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二）恋爱中的林立果
林立果平日沉默寡言，但在他离世前谈的一场恋爱中，则表露了他内心深处的一些真实思想，也显示出他的人品。根据他的未婚妻张宁的后来回忆，林立果的母亲叶群凭借林彪和她的特殊地位，为林立果在全国范围内大选美女，使林立果可以接触到不少年轻貌美的女子。但林立果对待恋爱婚姻的态度却十分严肃，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就介绍给自己的战友兄弟，绝不随便拈花惹草和胡作非为。最后他看中南京军区歌舞团舞蹈女演员张宁，就小心翼翼接近张宁，对张宁百般迁就，努力取得张宁的好感。本来林彪一家四口对张宁都很看好，但林彪之妻叶群却中途生变，对张宁不太满意，而林立果却对张宁十分痴情，坚持打消张宁的种种顾虑，决心和张宁成婚。说明林立果绝不是一个花花公子和纨绔子弟，对恋爱十分严肃认真，
在林立果与张宁的交谈中，曾经几次涉及到政治方面的问题。据张宁在回忆录中记述，一次是在车上放摇滚乐，张宁非常惊奇，以为耳朵听错，张宁写道：“在当时红透天的文化革命中，听这种音乐即是反动，在基层准被政治收审。”林立果却不顾这些，并且问她：你喜欢吗？张宁点点头。林立果更加得意地说：“那个‘旗手’是‘下里巴人’，懂什么艺术？总有一天，我会让中国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音乐。”林立果在得意忘形中，对当时的所谓文艺革命旗手江青说出大不敬的话，让正在开车的周宇驰非常紧张，赶忙提醒他“莫谈国事”。林立果马上意识到，张宁是从基层上来的女兵，肯定已经被彻底洗脑，才没有进一步发挥。但从他不小心说出的这几句中，我们不难看出，林立果外表腼腆，但内心却桀骜不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对江青搞的那一套是看不上眼的，对她的艺术审美追求，更不以为然，而且透露出决心要改变当时中国的文艺状况的雄心。
另外一次是张宁问林立果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问题，张宁说：“我很认真地问林立果：基层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我团二百多号人有近二百人是‘五•一六’，这也太玄了。”林立果不假思索地道：“我不相信有‘五•一六’”。张宁听了十分不解，说“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毛主席下的指示，你爸爸也说过。你怎么这样说？”林立果只能这样讲：“你刚上来，很多事不懂，以后你就知道。怎么给你解释呢，你知道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名言吗？他说政治斗争是最肮脏的，无实话可言。”
当时张宁说：“我傻愣着，思路完全转不过弯，我再次强烈感到他与很多高干子弟不同，他的思想与我们这一代受着同一教育模式的青年人不同。”看来，张宁凭着年轻女孩的直觉，已经敏锐地感觉到林立果的超凡脱俗和内心的叛逆。接着林立果又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教育正规，潜力很大,却失去自我，没有出息。”（以上见张宁《自己写自己》中“我在林彪家里的日子”一节）显然，林立果作为一个对高层政治斗争情况十分熟悉，并且能够看透毛的统治手法的先知先觉者，他对当时闭关锁国中的年轻人也看得很透，他所谓“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没有出息”，应该是指当时中国年轻人普遍被成功洗脑，对西方社会缺乏了解，许多人失去独立思考能力，像当年义和团那些群氓一样没头没脑，一味地盲从和崇拜独裁者。但他不能直截了当说出自己的想法，只能用张宁能够理解的现实生活中的例子，说“ ‘五•一六’就是最好的例子。”林立果意识到自己和眼前的女友张宁在思想认识上的差距太大，便赶忙结束谈话：“好啦，我看你对我的观点一时不会理解，不说这些了，谈点别的吧。”张宁说：“他的观点我想都不敢想，在基层他应该是进政治大牢的人”，又说“怪不得他父母常说他‘邪端异说’、‘标新立异’……”这说明林立果在林彪和叶群面前，也常常发表一些不同观点，所谓标新立异的‘邪端异说’。
（三）《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产生
如果没有1970年夏末的庐山会议，没有毛泽东和林彪在这次会议上的翻脸，可以预见的是，林立果会在空军部队继续干下去，并且前途无量。
庐山会议上，由于林彪一伙继续强调“天才论”和主张设立国家主席，对“四人帮”一伙中的张春桥进行猛攻，结果违背毛的意志，毛再次发难，写出《我的一点意见》，先是抛出陈伯达，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然后毛把斗争矛头对准林彪一伙，让黄永盛、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不断写检查；同时又在组织上采取一系列措施，所谓“抛石头”（敲打林彪一伙），“掺沙子”（派心腹进军委办事组）和“挖墙脚”（改组北京军区）。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夫妇和林立果感到毛已经开始动手宰割林彪，林立果和叶群为了不像当年高岗、彭德怀和刘少奇那样坐以待毙，便开始谋划寻找出路。于是，林立果在1971年3月份，伙同周宇驰（1935——1971）、于新野（？——1971）和李伟信（1934——）四人，共同研究制定了《紀要》。
说来让人难以置信，参加制定《纪要》的几个年轻军官，都是所谓根正苗红的红二代：周宇驰是空军政治部副主任，从祖父到父亲，三代都是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他本人曾经是原空军司令刘亚楼的秘书，并且为党刊《红旗》杂志写过社论；而于新野的父亲曾任苏北某县县委书记，后到上海电视台任第二台台长职务，据说于新野七八岁就当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于新野1947年参军入伍，擅长写作，在部队搞宣传工作，后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林立果升任副部长以后，任林的秘书；李伟信15岁初中毕业后参军，担任空四军政治部秘书，林立果在上海读小学期间，李被选为其生活秘书，李陪伴林立果20多年，并升任空4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以上四个人多次在上海集会密谋，制定了《纪要》。其内容为：
首先，《纪要》把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展现在国人面前：“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层）幹部實際生活水準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人们）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凡经历过文革年代的人都记得，当时报刊广播的宣传是形势大好，而且是越来越好；但实际情况是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粮食猪肉食用油这些生活基本需要物品，都是定量供应，牛奶白糖鸡蛋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这些家庭用品样样要票；农村里的情况更糟，在贫困地区，农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过着原始人一样的日子……因此，尽管《纪要》透露出的真实情况仅仅是冰山一角，但也可以引起人们的共鸣。
另外，《纪要》中还具体指出：“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当年，无论是上山下乡，进五七干校，工资长期冻结，大家心里有苦说不出，心中疑虑说不清，经《纪要》这么一点拨，人们一下子醒悟过来，认识到事情原来如此！而有反思能力的人，则开始认识到，自己一直是在被愚弄和欺骗。
还有，《纪要》里谈到当时的政治形势：“筆桿子托派集團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馬列主義，為他們私利服務。他們用假革命的詞藻代替馬列主義，用來欺騙和蒙蔽中國人民的思想；當前他們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們的革命對象實際是中國人民，而首當其衝的是軍隊和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还说“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眾叛親離。”“一場政治危機正在醞釀。”……
文中所谓“筆桿子托派集團”，是指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庐山会议后，江青张春桥一伙，受到毛的支持，于是《纪要》提出：“我們要以暴力革命的突變來阻止和平演變式的反革命漸變。”就是说，林立果等明确提出，要搞武装政变。
《纪要》第二个重点是对毛主义的讨伐。60年代，由林彪掀起的对毛的个人崇拜，在文革初期已经达到疯狂的程度，毛再次登上神坛。而《纪要》告诉国人：“我們不否定他在統一中國的歷史作用，正因為如此，我們革命者在歷史上曾給過他應有的地位和支援。但是現在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歷史地走向反面。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而这个當代的秦始皇，“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統治權術，不僅挑動幹部鬥幹部、群眾鬥群眾，而且挑動軍隊鬥軍隊、黨員鬥黨員，是中國武鬥的最大倡導者，他們製造矛盾，製造分裂，以達到他們分而治之、各個擊破，鞏固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的目的。”
睡梦中的国人，看到这里，心中不免恍然大悟。又说，这个当代秦始皇“今天甜言密(蜜)語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階下囚。”“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壓(押)的關壓(押)，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身兒子也被他逼瘋。”又说，“從幾十年的歷史看，究竟有哪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不被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是一個懷疑狂、瘧(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于別人。”《纪要》还指出：“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纪要》还非常明确地指出毛泽东追求的是：“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
这份《纪要》与其说是一份武装政变计划，不如说是一篇讨毛檄文，而且是建国以来历数毛的罪恶最尖锐最无情的一份檄文。这篇檄文一下子撕破了毛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的画皮，露出一个祸国殃民暴君的真实嘴脸。如果《纪要》制定者知道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农民的惨祸，写进《纪要》之中，那么这份讨毛檄文 ，就更加完整有力。
中共高层看到这篇讨毛檄文以后，周恩来和纪登奎等认为《纪要》有损毛的形象，主张秘而不宣；但毛错估了形势，以为全国人民对他的崇拜无法撼动，执意下发基层，结果看了这篇《纪要》，凡是有点头脑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被这篇檄文所触动，内心有了想法，也就是说，从此毛的威信一落千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