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五、逛县城和坐茶馆
由于干校离贵阳太远，周末假日，大家便纷纷进城逛街和喝茶。湄潭县离我们黄龙坝干校大约有十里路，步行要一个小时左右。
一天，周日早饭后，我跟着魏然一伙，踏上进城的大道。我们走的大路，虽然是黔北横贯东西的一条交通要道，从遵义到铜仁的来往车辆的必经之路，但当时贵州属于贫困落后地区，城市和交通建设都很差，所以，这样一条重要的公路干线，仍然是很狭窄的土路。天气好，汽车来往，往往都扬起一片黄尘。
到了湄潭县，只见县城大街两旁也是破败陈旧的平房和两层小楼房，这些房屋要么是木质结构，要么是砖木结构，都是几十年的老房子，印象中几乎没有看到有新建的房子。县城的主要大街也是土路。听说赶场天，大街上要热闹些，平日都是冷冷清清。
我们那天到湄潭县城，并不是赶场天，大街上显得比较冷清，来往的人也稀稀落落。我们这些从干校进县城的人，从衣着打扮来看，就知道是省城来的。我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有人想吃碗面，换换口味，就进了面馆；有人想买日用品，就去了百货公司；我跟着魏然、刘瑞亭、吴保安等人进了一家茶馆，大家说，去歇歇脚，喝杯茶。
贵州的湄潭茶虽然没有像雷山茶那么出名，不是贡品，但在贵州也有些名气。另外，在贵州的县份上，好像只有湄潭县像四川一些县城一样，有人经营茶馆生意。
茶馆里陈设很简单，都是没有漆过的木质茶几和沙发，也有木方桌和长条凳。我们走进茶馆，里几乎没什么人，估计赶场天或到下午生意会好些。
入座后，老板给每个人面前放上一个带盖子的陶瓷茶杯，里面已经放好了湄潭清茶，然后提一个盛有正在冒气的大开水壶，往每个茶杯里倒滚烫的开水。一两分钟后，就可以打开茶杯盖子，啜饮湄潭绿茶了。
湄潭茶喝进口，有一种绿茶特有的苦涩清香，细细品味，还有点回甜。一杯茶水喝到只剩半杯的样子，老板就会继续给你加滚烫的开水。这种湄潭绿茶可以冲泡三四次，茶水的味道仍然可口。
端起茶杯，大家开始闲聊。
省歌舞团副团长吴保安说，这次我回贵阳，听说黔剧团团长张德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了。
在座不知道这个消息的人都有些吃惊，忙问是什么原因？
吴保安说，听说他在和几个审查对象一起读报学习时，把“打倒刘少奇”读错了，矛头指向了伟大领袖。掌权的造反派知道以后，除了“走资派”的帽子以外，又给他戴上一顶新帽子——“现行反革命分子”。
魏然说，张德贤也是个部队干部，老革命，下到地方以后，平日循规蹈矩，是个老实人。又说，大概是人老眼花，一时恍惚，发生了口误……。没想到，平日开会，老魏一言不发，到茶馆，他反倒敢讲这种心里话了。
省京剧团副团长刘瑞亭说，我和张德贤接触几次，觉得他身上一直保持着农民的善良和质朴，对人非常友好诚恳。
显然，无论在什么时候，一个好人落难，总是有人同情的。
有人说，省群众艺术馆的殷树诚，是六四年四川美术学院分来的大学生，运动初期是红卫兵，造反很积极，正在他造别人反的时候，有人举报说，他屋里用报纸糊墙，报上有一张毛主席的头像，是头朝下，结果也被揪出来，打成“现行反革命”。
闲聊中，有人又提到一个花边新闻。他说，陈维荣掌权后，省京的某女演员经常去找他。
刘瑞亭说，陈维荣在省京乐队里打鼓，人长得不错，小伙子为人也不错，造反派起来以后，由于他出身好，父亲在旧社会是裁缝，他人缘也好，就被造反派推举为头头。一来二去，他竟成了省文化系统的一把手。在文化大革命前，虽然小伙子一表人才，却没有女朋友，掌权以后，人们就刮目相看了，有些女人也就主动找上门去……
吴保安问刘瑞亭，听说老去找陈维荣的那个女演员，已经嫁给一个部队干部了？
刘瑞亭说，是呵。这个女孩子长得不错，戏也演得不错，在团里算是台柱子。大概结婚后，夫妻长期分居，有些熬不住；也许是夫妻感情淡了……要是在过去，肯定是作风问题。
提到陈维荣和这位女演员，我也有印象。一次，我去陈维荣的办公室，看到一个身材苗条，年轻漂亮的女子坐在办公室里的椅子上。这个女子两只眼睛非常迷人，我当时以为陈维荣和她是恋爱关系，没想到竟然是这种情况。
魏然说，陈维荣可能要犯错误，人家可是军婚呵……
不出魏然所料，两年后，他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那是在全国进入军队支左阶段，兰张（兰亦农和张荣森）两位军级领导率部队从广西进驻贵州，在军代表全面夺权以后，开展“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掌权的造反派纷纷倒台靠边站，接受审查。陈维荣作为省文化系统造反派领导班子里的一把手，也落到被审查的境地，在找不到他的其它问题的情况下，就抓住他和那位女演员的关系，以破坏军婚罪，判了他三年刑……
看来，四川坐茶馆这种风俗习惯，还真是人们进行交流的一种好方式——边喝茶边聊天，陌生人通过聊天彼此之间增进了了解；听别人闲谈，获取了社会信息，也增长了知识……。在湄潭五七干校期间，大家没什么娱乐活动，逛县城采购，坐茶馆喝茶聊天，就是我们单调的干校生活中大家感兴趣的一种周末活动。
六、一次难忘的谈话
那是在进入秋初的时候，一天晚饭后，我和魏然迎着晚霞，一起在野外散步。
那天他好像心情不错，说话也不像平日那样谨慎。他说，你们分来这批大学生里，看得出来，你和你的同学刘同奇不一样，他很世故，城府也深，能见风转舵，所以，人家就有工作，你就进了干校；不过，你比较单纯，有上进心，也喜欢思考，这是你的优点。在和你接触中，我知道你想搞文艺创作，有自己的志向。
我说，学的专业和分配的工作都是文字创作。我心想，我从小就喜欢阅读文学作品，逐渐对作家的光环产生了向往之情，从而走上这条道路。
魏然瞅了我一眼，说一个年轻人有追求，应该说很可贵。但是，你的致命弱点是对社会了解太肤浅了，这可能是你今后人生路上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说，我是个农家子弟，父母也没什么文化，在学校里，只懂得钻图书馆，对人情世故一直不屑一顾，成了一个书呆子。所以，希望你多帮助，多指点……
魏然说，在我们这个社会，你知道搞文艺创作意味着什么吗？
我瞅着魏然，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他说，写出一篇作品，或者一个剧本，成功以后固然非常风光，可以名利双收；但是，你知道，也意味着风险，非常大的风险。延安整风期间，北大才子王实味的遭遇你知道吧？
我说，了解一些。五七年反右运动，出版了一本小书，题目叫《再批判》。前面是批判文章，附录里面有王实味、丁玲、艾青、肖军等文艺工作者在延安写的东西，其中就有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
魏然问，王实味这篇文章你读过吧？有什么问题？
我说，印象中，好像王实味写前方将士在流血，延安却歌舞升平，搞大灶小灶中灶，等级森严等等，对延安这些现象进行了针砭批评。
魏然问，结果如何？
我说，受到批判，后来王实味被杀害。
魏然补充说，王实味在北大读书期间，二十岁出头就发表文章，还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非常有才气。后来投奔革命到了延安，1942年延安整风，因为发表了《野百合花》受到批判，他又不肯认错写检查，结果死得很惨，那年他仅仅41岁。
停了一会，魏然又问我，还有，吴晗你也知道吧？
我说，知道。他是北京副市长，明史专家，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革初期遭批斗。
魏然问，他为什么写《海瑞罢官》？
我说，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以后，发现全国上下，各级干部都不敢讲真话，对上都是唯唯诺诺，不敢给上级提意见，因此提出向明朝的海瑞学习——要像海瑞那样，敢于犯上提意见。
是呵，老魏说，毛主席还说，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说着瞅着我笑起来。你说王实味和吴晗是不是太天真？
我心里已经知道魏然的意思。
魏然又说，再拿咱们省文化局创作室的俞百巍来说，头几年他响应党的号召，说是拿出我们省有地方特色的剧目，争取参加全国汇演，他满腔热情写了黔剧剧本《奢香夫人》，说主题是歌颂民族团结。写出剧本以后，运动一来，说他写的《奢香夫人》是给彝族的奴隶主树碑立传，成了一大罪状。把他揪出来，还说他是“阶级异己分子”……
我知道魏然说的风险是什么了，但未来我不搞文艺创作，搞什么呢？
魏然见我陷入沉默之中，知道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进一步说，你把王实味、吴晗和眼前的俞百巍这些人的遭遇联系起来，就知道文艺创作的道路不是像你所想的那么好走……。
停了一会，魏然又说，还有一些问题，可能你也不太了解——就是你费尽心思写出一个剧本，过审查过关，也让你日子不好过。他说，你把剧本写出来以后，先打印若干份给各级领导和剧团导演看。这些人看了以后，开座谈会，进行讨论，提意见。这个领导是这个意见，那个领导是那个意见，这些人是从党的方针政策的角度来审查把关；导演又从专业的角度提出看法……有时候许多意见是对立的，弄得你无所适从。如果把剧本搬上舞台，试演以后，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往往也是意见一大堆。而运动一来，也难保没问题。
魏然说，你想，运动初期你刚刚执笔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小报上，而且是代表战斗队写的，人家就鸡蛋里挑骨头，揪住你不放，你如果写了一个剧本，人家不是更有靶子？有时候，有人把剧本中反面人物讲得话，扣在你的头上，说是你内心的真实想法……你说，你找谁去讲理？
魏然这一番话，让我的心情马上低落下来，感到自己的前景的确是非常黯淡，加上自己出身成分不好……
最后，老魏说，那天你提到学习老三篇时产生的几个问题，我就觉得你太天真，缺乏社会经验。人们常说，对一个人，要听其言，观其行；对一个社会也是同样，光看口号标语不行；书上和报上写的有时也和现实不一样，重要的是看这个社会几十年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毛主席不是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你明白吧？
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我对老魏的认识，最初只看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像个将军，就很佩服。接着，又发现他与一般文化局的文化官僚不一样，他平易近人，有人情味，又觉得他十分可亲，很喜欢他。但时间一长，又发现他不太喜欢读书，也很少看报，喜欢到野外寻找奇花异草和怪石，回家一个人搞养花，搞雕塑，弄些假山水放在桌子上玩赏……就觉得他有些奇怪。心想，他这是不是玩物丧志？是不是颓废？显然，我是在用头脑里的一些党文化的教条在评价他。
后来，发现他开会只听别人发言，自己沉默不语。这又使我联想到50年代王蒙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里的一个人物，那个人物叫刘世吾，是区委组织部长。刘世吾工作能力强，有水平，但却看破红尘，因而失去了革命热情。当时的文艺评论家说他是“革命意志衰退”。我又是用这种所谓“无产阶级观点”来看他。
但是，从这次我们个别交谈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魏然又有了新的认识。实际上，魏然并非是“玩物丧志”，也不是“革命意志衰退”；而是体制内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一个有思想深度的人，一个超越了世俗庸人思想境界的人。我想，他虽然是个老党员，部队下来的县团级干部，但他是体制内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对当时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患的左倾幼稚病，能够看得一清二楚。
尾声
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对于已经过去半个世纪的五七干校生活，上面所写的情景和谈话，都历历在目；而对于干校中的体力劳动，似乎印象就十分模糊了。记忆中，我们好像没有像参加四清运动那样累得腰酸背痛。
在干校期间，记得还有一件荒诞的趣事：有人提出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应该不过夜。因此，我们曾经在一个人们已经入睡的晚上，把中央广播电台广播的最高最新指示，连夜去传达给农民。当我们排成队，敲锣打鼓去敲开农民家的门，向已经入睡农民宣读毛主席的指示时，这些睡梦中的农民满脸困惑，我想他们是不是怀疑——这些五七干校的干部是不是神经有毛病？还是吃饱了撑的？
还有，经过两三年的造反夺权武斗，那时全国生产已经不正常，我们的干校生活虽然管吃饱，但吃的菜里油水却越来越少，大家嘴上不说，心里都盼望吃点肉。在这种情况下，魏然几个人发现小河里飘下来一只死猪，他们弄来交给食堂，加工煮一煮，给大家改善一次生活。后来领导知道以后，批评魏然等人违反纪律，说如果是瘟猪，导致大家生病，后果不堪想象。幸运的是，大家吃了死猪肉，没一个人生病。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是，在干校期间，有人私下议论，说湄潭县的县长在大饥荒年代，因虚报浮夸，导致湄潭县大批农民饿死，在追究责任时被枪毙。实际情况如何？笔者找到一篇记述当年贵州大饥荒的史料，附录于后，供读者参考。
入秋以后，我请假探亲，顺便和女朋友旅行结婚，提前离开了黄龙坝五七干校。
2019/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