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没有结果的集体创作（2）

 

4  亲访张羽花

     听了杨世富的介绍以后，我们四个人决定亲自下到张羽花所在的生产队，找张羽花面谈一次。因为在毛时代搞文艺创作，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下到基层，去和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去体验劳动人民的生活，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否则就无法反映工农兵的思想感情。

     由于我们四个是省里派来的文艺工作者，创作歌剧是一项政治任务，所以县领导就派了一辆吉普车，把我们送到张羽花所在的生产队。在杨世富带领下，我们找到张羽花的住处。

    当时贵州农村农民住的房屋，包括大队和小队干部，都是低矮陈旧，一般都是土墙，房顶盖茅草，走进屋内，光线很暗，许多人家还把猪养在屋里。所以，屋里不仅凌乱不堪，而且有的还气味难闻。城里人来到农民家，首先感到农民的生活条件太差，和城里人相比，有天壤之别。看到贵州农村农民的生活环境，不免使人联想到上千年前古代农村，再看看他们穿的衣服，他们用的餐具，从早到晚的辛苦劳作，心中就会感到非常难受。心想，共产党搞革命，说是解放劳苦大众，但建国以后这么多年，广大农村仍然贫穷落后，广大农民仍然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他们的苦日子何时才能到头？

     将近中午，我们看到张羽花夫妻带着三个孩子从地里回来吃午饭，张羽花夫妻个子都不高，都穿着黑布长衫，头上裹着黑色头巾。他们夫妻的实际年龄也就三十出头，但看起来都要苍老一些。三个孩子穿得也很单薄。显然，张羽花一家人，都是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据杨世富讲，他们第一次来大队调查情况，还是春节前，正是寒冬腊月，当时三个孩子没有裤子穿，缩在屋里的床上，是省里来到调查组看到张羽花的三个孩子太可怜，回到贵阳以后，才找了几件小孩穿的旧衣裤寄来，张羽花的孩子才穿上裤子。

      周毅、吴桐琪和我都是北京来的，我们和张羽花交谈，向她提了几个问题，由于我们讲普通话，张羽花听不明白。张宗孝是贵州人，也是苗寨长大，他把我们的问题翻译成张羽花能听懂的贵州方言，然后又把张羽花的回答翻译给我们听。杨世富虽然比我们三个北方人好些，但和张羽花夫妇交流，也感到吃力。

      总之，张羽花的事迹完全如杨世富所说，她作为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对什么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可以说一点也不懂，问她是包产到户好？还是集体干好？她说只要干部不倒鬼，当然是包产到户好。她的回答虽然让我们失望，但她说得是心里话。

      由于张羽花夫妻午饭后还要下地干活，我们只能简单做些交流。我们5个人加上司机，离开张羽花所在的村寨，赶回去吃午饭。

 

5   讨论歌剧创作

      午休以后，我们就目前掌握的有关张羽花的情况，在招待所的住处进行了讨论。

周毅是导演，小组会由他主持。他说，根据局领导指示，我们已经来到基层，基本了解到张羽花事迹的大概情况。大家研究一下，看下一步工作如何开展？

      张宗孝是学音乐的，他头脑灵活，性格热情。他第一个发言说，事情已经清楚，下一步是不是讨论歌剧创作问题？

       周毅瞅瞅我和吴桐琪，吴桐琪双目看着我，示意让我讲。我也不客气，就说，张羽花的事迹我们基本掌握，但事情很明显，她并不是反对农村单干，而是反对农村干部弄虚作假，以权谋私。所以，把她的事迹作为题材写歌剧 ，肯定就要脱离现实的实际情况，完全靠我们进行虚构。

       周毅把目光移向吴桐琪，吴桐琪说，重起炉灶，进行虚构，难度比较大。讲了这样两句，吴桐琪就不再讲什么。

      周毅说，看来，现实生活提供给我们的题材，并不理想。我们下一步进入歌剧创作的构思阶段，只能多多依靠艺术虚构。如果需要什么生活素材，需要深入基层调研，我们再下去了解情况。目前，如何写好这部歌剧，对我们四个人来说，肯定是个艰巨的任务。好在建国以来有几部歌剧可以参照学习，如《白毛女》、《刘胡兰》、《洪湖赤卫队》、《红珊瑚》、《江姐》等等，大家都熟悉；另外，我们也要借鉴江青同志亲自搞出的八个样板戏的经验。

      周毅还说，我们从现在起，四个人都要考虑剧本的创作问题，对情节、人物和场景进行构思设计。主题自然是表现农民坚持集体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英雄事迹。现实生活中的张羽花，当然不能要求她具有多高觉悟；但在作品中，那就一定把她塑造成一个有觉悟的女社员。看大家是否同意？

      我说，既然女主角是个普通社员，那么，她的觉悟从何而来？

     张宗孝说，这好办——就写她是个共产党员，喜欢读书看报，长期接受党的教育；或者就写她是农村的妇女主任，也可以写她是党支部副书记，而且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样，她作为农村一个有觉悟的典型，自然就合情合理。

    看来张宗孝的确头脑灵活，我听了很受启发。我又问，那么作为反派人物的党支部书记，他为什么要主张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

     张宗孝笑了，他说这也好办，就写他是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本不是真正的贫下中农。

     周毅面带笑容瞅着我，意思似乎说，你是专门学习戏剧创作的，怎么连人家学音乐的都不如？他说，关于艺术创作，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要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所以，不能拘泥于生活原型，要大胆进行虚构。看来，周毅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掌握，也值得我学习。

     我对周毅说，你在毕业前的一年实习里，曾经下到剧团参加过拍戏，文革初期你在歌舞团排过芭蕾舞剧《白毛女》，应该说是有一些实践经验。对于我来说，毕业以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集体艺术创作。

     我过去学的那一套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显然是已经陈旧落后，这个原则就是文艺作品必须按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反映生活。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主持制定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里，把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批判为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所以，这次参加这个创作小组，对我来说，应该是个学习机会。

    吴桐琪一言不发。张宗孝说，我们都是在周扬文艺黑线统治时期学的艺术，经过文化大革命，只要我们思想认识上注意不断清除文艺黑线的流毒，我们就会创作出类似江青搞的样板戏那样的作品。所以，你应该树立信心，鼓足干劲，不要有畏难情绪。你看吴桐琪，已经开始写歌词，说着，他拿出一张纸，给大家念了以下几句：“秋风阵阵松涛响，喜看稻谷满地黄。集体经济大发展，农民心中喜洋洋。”念完问我们，怎么样？

    周毅很高兴，说不错，很有诗意。

    显然，对目前的歌剧创作，从题材内容，到具体情节和人物设计，我是一点把握都没有。而周毅、张宗孝的热情和信心，吴桐琪的具体行动，说明他们三个人都已经进入创作状态。

    晚上入睡前，我不免想到，我在五七干校进行工作分配时，之所以选择当教师，而不去文艺团体搞创作，是已经认识到在中国搞艺术创作不仅危险，而且困难重重。所谓危险，是建国以来翻来覆去的运动，今天的香花，明天就可以打成毒草；所谓困难重重，就在于文艺创作要为政治服务，任何外行领导都可以对艺术创作指手画脚，弄得你无所适从。记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他曾经写道，即使是犯人，你让他垒墙，垒起来，你再让他推倒重来，这样重复三次，他的精神也会崩溃。这么多年，凡是从事戏剧创作的人，面临的都类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犯人垒墙，我觉得这不是艺术创作，而是精神折磨。所以，我选择当教师，然后选择当编辑。

    现在，临时抽来搞歌剧创作，想到文革初期江青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盘否定，想到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美学对我的深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创作信心和创作热情，如何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