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探寻历史真相

附录：探寻历史真相

      《一个川剧女演员在文革中的遭遇》（以下简称《遭遇》）一文中，涉及到当代史中一个历史事件和两个历史人物。这个历史事件就是1959年到1961年大饥荒期间四川饿死人的问题；两个历史人物是彭德怀和刘文彩。关于彭德怀的冤案世人已经十分熟悉，不再赘述。在这里笔者想根据网上提供的资讯，分别介绍一下四川的大饥荒和全国知名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情况，看看是谁在处心积虑地在掩盖历史真相和歪曲历史事实。

        第一，关于四川的大饥荒。《遭遇》一文中的四川邛崃县川剧演员张素萱在60年代曾经和同事一起议论过四川饿死人的事情，在文革“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中，贵州省原文化局的娄广华外调回来以后，把张素萱关于四川饿死人的议论列为她的一条重要罪状，性质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发泄对党的不满”。娄广华没有讲张素萱说这种话是造谣，说明同为四川人的娄广华心中是知道四川在大饥荒期间有不少人饿死。按娄广华的逻辑就是，有这种事情，但你张素萱不应讲，讲出来就是犯罪。显然，这是毛泽东时代普遍存在的一个逻辑，下面这份史料，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当时社会的黑暗。

     在维基百科中，有一篇是2011年09月15日登在《文摘周报》上的文章，题目为《1962年廖伯康冒险入京反映四川大饥荒实情》，作者署名为林雪。文章中讲：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入座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天有不测风云。1962年8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8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随后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所有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领导通过一些途经看到了于克书给毛泽东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于是开始了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萧泽宽、李止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止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止舟的时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止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就更无指望了。
      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消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副厂长。重庆团市委的5个副书记被撤了4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到重庆市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真正平反。”

      从以上史料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时代四川大饥荒饿死了上千万农民（另有一个统计数字是940万），在和平年代发生这样惨绝人寰的灾难，难道四川人会无动于衷吗？其次，史料还告诉我们，在共产党内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些关心老百姓疾苦的干部，他们希望中央能够了解民间的严重灾情，冒险向中央反映四川饿死人的真实情况，但这些良知没有泯灭的共产党干部，都先后落难被整，说明毛泽东和四川领导人李井泉狼狈为奸，他们制造了四川的大饥荒，而又千方百计掩盖大饥荒饿死人的真相。

     第二，关于刘文彩的真相。《遭遇》一文中的女演员张素萱在四川邛崃县川剧团工作期间，曾经跟同事讲过，她的一个长辈在刘文彩办的学校读过书。娄广华把张素萱讲的这句话上纲到“为大地主刘文彩涂脂抹粉，美化地主阶级”。那么，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到底是否办过学校？维基百科中是这样介绍刘文彩办教育的：“20世纪40年代开始，巧取豪夺近十年的刘文彩开始济困扶危，创建文彩中学是他晚年最重要的公益活动。他这样做，一是因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想要重塑自身形象；二是因为刘家早年贫穷，刘文彩幼年失学，在精神上怀有强烈自卑，从小羡慕能读书、有学问的人，成年发迹之后一有机会就结交文化名流，极尽礼数。办学可以说是刘文彩终身的‘情结’”。
    另外史料还称“建校所用工程材料、师资、仪器，一概追求一流。全校占地2000亩，相当于半个北大。至今，更名为安仁中学的文彩中学校园环境在四川省仍然首屈一指。刘文彩给教师开的工资是普通中学教师的两倍，首期学生学费全免，以后各期学生，每期学费只有六斗米。”史料还介绍，刘文彩建起学校以后，“全部校产与刘家脱离干系，他还专门把这一声明刻在石碑上立在校园里，以防刘家后裔不认账。”这说明刘文彩在家乡办学是事实，张素萱讲她的亲属长辈在刘文彩所办学校读过书，应该是无罪的。

     还有，毛泽东晚年，为了宣扬阶级仇恨，贯彻他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在四川大邑刘文彩住所搞了一个地主庄园展览馆，里面有‘水牢’‘地牢’‘行刑室’，还请美术家创作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刘文彩描绘成一个人间剥削压迫农民的魔鬼，然后组织国内外广大群众前去参观，接受阶级斗争教育。于是，刘文彩成了中国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成为世人仇恨的对象。

     但真实的刘文彩情况如何？在维基百科中是这样介绍的：“在改革开放后有观点认为，刘文彩在当地事实上发展了西康地区经济，并为西康的初等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且经常接济穷人，当地人称他刘大善人。西康省在刘文彩发达的时期受到了大额捐助，是西康至今为止发展最快的时期，做的贡献最大。但反对者认为，刘文彩在统治川南地区期间利用权力为刘文辉聚敛财产，向百姓征收大量苛捐杂税，利用垄断行业牟利。同时，他也受到利用“禁烟”名义贩卖鸦片等毒品的指控。”

     另外，刘文彩的家中从来就没有设什么‘水牢’‘地牢’‘行刑室’，泥塑“收租院”也是虚构出来的，所以，这些都是为了宣扬阶级仇恨，采用歪曲和捏造等手段来炮制的。因此，在毛泽东去世以后，笔名笑蜀的评论家陈敏经过走访调查，于1999年出版了《刘文彩真相》一书，既介绍了刘文彩在宜宾搜刮民脂民膏大肆敛财的经历，也写出了他对家乡安仁经济和教育的贡献。另外，刘文彩的后代也不断指出地主庄园陈列馆中许多捏造的事实，于是，四川有关部门先后撤出“刑具室”和“行刑室”，把“水牢”改为“鸦片烟室”，把“地主庄园陈列馆”改为“刘氏庄园博物馆”，并承认收租院展现的故事纯属虚构。

      但在一党专政的社会里，恢复历史真相的脚步不可能一路畅通，笑蜀出版的《刘文彩真相》，以及他同年出版的名为《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两本著作被禁止发行，同时还让他丢掉了武汉一所大学马列课的教职。

        以上史料，供读者参考。

                                                                                            2017/9/14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