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帮吕大夫写检查

 

 

我帮吕大夫写检查

 

潘文鸣

 

      帮吕大夫写检查，是我在文革期间的一段亲身经历。虽然事情已经过去47年，而且当年写的检查底稿也没有留存，但事情的前后经过，以及所写检查的大致内容，仍然记忆犹新。

      为了使读者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我想先从结识吕大夫写起，这样读者就会了解吕大夫是怎样一个人；然后再回顾我帮吕大夫写检查的经过。我觉得，这段经历对我们认识文化大革命是怎样一场运动，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上篇   文革中结识吕大夫

      1969年7月下旬，我妻子在孕妇例行检查中，发现身体状况异常，门诊医生要求她产前住院观察。办了住院手续，我妻子住进贵医附院的妇产科病房，管床医生就是吕筠大夫。

      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三年多，省文化局和省属文化系统各单位的领导班子虽然已经建立，但多数人都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许多单位都处于半瘫痪状态；但医院情况不同，一切都按部就班。

     妻子住进医院的第二天早晨9点多钟，只见一位中年女大夫穿着白大褂，带领几个穿同样白大褂的男女来到病房，这位中年女大夫就是管床医生吕筠大夫。吕大夫大约四十多岁，个子不高不矮，身材适中，第一印象是她有一种领导或权威的气质。进入病房以后，吕大夫先走到妻子病床对面另一个中年孕妇床边，这个孕妇是因为有心脏病，加上气喘而且经常大把大把出虚汗，医生认为她生产可能有危险，也属于产前需要特别观察和护理的孕妇。

      吕大夫检查完那位中年孕妇的情况以后，来到我妻子床边，护士向她汇报了妻子早晨的体温和血压数据，然后吕大夫指了指我妻子，对身边的实习医生讲，这个病人是初产妇，25岁，原来血压正常，怀孕以后血压升高，两腿浮肿，现在脸部也有些浮肿，预产期已经到了，如果再不能自然生产，准备给她进行剖妇产。

     说着吕大夫又要求妻子坐起来，她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拿出一个眼科经常用的眼底检查镜，开始检查妻子双眼的眼底。由于妻子脸部已经开始浮肿，双眼也有些肿胀，所以检查起来很费劲。吕大夫检查完，她向两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说，你们来看看这个病人的眼底情况。两个年轻的实习生是一男一女，两个人分别用那个眼底检查镜对妻子的双眼看了一番。吕大夫问她们情况如何？一个说好像有点异常，一个说看不出什么变化。吕大夫对两个实习生说，目前来看，眼底视网膜还没有明显地剥离，但很危险……

     接着，吕大夫转过脸来问我，你是病人的家属？我回答是。吕大夫对我说，你爱人的双眼眼底情况不太好，视网膜有剥离的危险，如果视网膜剥离，可能导致双目失明。从我们医生角度来说，初产妇生第一胎，我们主张尽量由产妇自然生产，现在预产期已到，产妇仍然没有动静，考虑你爱人的妊娠毒血症已经到了第三期，我们不能让她发展到第四期。所以，我们准备给她做手术，实施剖腹产，家属要有思想准备。最后问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你们是专家，我们家属听你们的安排。

      吕大夫认真瞅了我一眼，然后率众离开病房。

第一次见面，吕大夫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她对病人，对教学，都很认真负责，觉得她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医生。

当时全国不少地方都有武斗发生，多数人对运动已经失去兴趣，开始关心老婆孩子和柴米油盐。我向局机关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汇报了妻子的情况以后，得到允许，每天开始到妻子的病房去上班。在病房里，除了照看妻子的饮食起居外，闲下来就看看红卫兵小报，或者是油印传单，了解一下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乱象，另外就是看医书。那时，除了马列主义著作和毛选，以及鲁迅的书，再有就是医书可以看，其它书籍一律属于禁书。

按医院惯例，除节假日外，每天医生都要到病房查床。由于贵医附院是贵阳医学院学生的实习基地，所以，每天管床医生到病房查床不仅有护士陪同，往往还有年轻的实习医生跟随。因此，在妻子住院期间，上班时间，我每天都能见到吕大夫带领实习生查房。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运动，虽然对所有的技术权威进行了冲击和批斗，但吕大夫每次来查床，她仍然显得很有权威，跟随她的护士和实习生都对她毕恭毕敬。此外，吕大夫检查病房，无论是对病人和病人家属，说话都不客气，比如同一个病房的那位患心脏病的孕妇，经常不见她丈夫的身影，有一次吕大夫看见她丈夫来到病房，就严肃地对他讲，你爱人的情况比较危险，事关大人和婴儿的安危，你要经常来看看她，照顾她，你不能不负责人。那个中年男子听了脸上有些尴尬不自然，只是说单位有事。显然，吕大夫把病人的安危看得很重，她不太讲人情世故，也不怕得罪人。

     时间一长，听护士和病人家属说，吕大夫业务水平在妇产科数一数二，文革前是妇产科和儿科两个科的党支部书记，很厉害，好多人都怕她，现在她还是单身一人。造反派起来夺权以后，尽管她不再担任妇儿科的党支部书记，但作为妇产科主治大夫，她仍然忠于职守，对工作认真负责。

     有一次，吕大夫见我读《农村医生手册》，对我笑了笑说，当丈夫和当爸爸，看看有好处。接着又问我，你是学的什么专业？我说，戏剧文学。

她说，原来是搞文艺工作的。

我说，我刚毕业，还没有开始工作，就参加文化大革命，而且学的那一套都成了封资修了，以后都不知道干什么好……

     吕大夫说，你这么年轻，肯定有前途。那口气，也像一个领导人在鼓励手下的干部。

     吕大夫见妻子预产期已过，仍然迟迟不生产，而且脸部浮肿已经十分严重，双眼成了两条缝。她说已经发生脑水肿，视网膜也将剥离，随时有可能发生癫痫，情况很危险，要立即实行破腹产，迅速介绍妊娠。

       然而，就在吕大夫决定给妻子实施剖腹产时，突然遇到了停电，手术无法按时进行。文革期间，贵阳市停电经常发生，但每次停电都提前通知，而这次停电却没有提前通知，不知道是不是与“729事件”有关？

      所谓“729事件”，是指1969年7月29日贵阳市紫灵庵附近发生的一场武斗流血事件。紫灵庵就在我住的省文化局机关的西边一百多米的地方，属于贵阳市内的中心地带。当时贵阳地区有两大派，一个是支持省革委李再含主任的所谓“红色政权”的“支红派”，另一个是对李再含政权持批评态度的“411派”。两派的对立由来已久，而且两派背后各有部队支持，斗争形式也由贴大字报，游行示威，冲击会议，逐渐发展到武斗。

      7月下旬，当时妻子已经住院观察，晚上我从医院回家，夜里躺在床上，就常常听到窗外紫灵庵方向有枪声，让人开始有些提心吊胆，并且担心会不会发生动乱和内战？

听说411派占领了紫灵庵的黑大楼，兵团指挥部要设在那里，“支红派”要拔出这个据点。在7月29日那天，“支红派”的汽车厂工人把汽车改装成土坦克，对黑大楼发动进攻，真枪实弹，有人受伤，有人送命。听说一个411派十六七岁的高中女生，在宣传车上进行现场广播，被黑大楼对面高级法院楼里“支红派”的狙击手开枪射中头部，当场死亡；冲进黑大楼的“支红派”战士，也有伤亡，听说一个支红派战士冲进黑大楼以后，被打伤躺在一楼长椅上，满身是血，还在扭动……这就是我所知道的“729事件”。

      妻子病重住院，我已经没有心思去关心发生在身边的武斗。由于停电，妻子无法立即做手术，我整日坐卧不宁，感到焦虑不安，直等了将近四五天以后的8月15日，在深夜12点以后，终于医院来电，各个病房一片光明！

      几分钟后，护士立即来病房通知我，说马上要给妻子做手术，要我们做准备。那晚妻子已经入睡，我赶忙把她从熟睡中唤醒，她告诉我，她正在做梦……

妻子被从病房推走时，吕大夫走进病房，问我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我说，大人孩子都要保。吕大夫没有理我，匆匆离去。显然手术有风险，在忐忑不安中我想，刚结婚一年，就遇到这样的生死攸关的事，现在妻子和孩子的性命就在吕大夫的手上了……

      大约将近两个小时以后，医院的护工把妻子推回病房，由护工和护士把妻子抬上床，并把她的输液瓶挂在木架上。这时妻子还在昏迷之中，她脸上已经没有血色，变得蜡黄，样子仿佛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但护士告诉我，手术顺利，大人和孩子都安全。又说，由于产妇身体虚弱，不能照看婴儿，由婴儿室的护士代为照看。护士的一番话，使我提着的心，终于放下来！

       妻子手术后，大概在医院又住了一个星期，伤口缝线拆掉以后，母婴身体状况基本正常，我们才从医院回到家中。由于妻子是患妊娠毒血症情况下采取剖腹手术，产后身体不仅十分虚弱，而且发现她双眼畏光，同侧偏盲。就是说，她只能看见左边的东西，双眼右侧的视野全部丧失。在身体虚弱和视野缺损的情况下，吕大夫说，她已经不宜给新生婴儿喂奶，儿子需要人工喂养。

      当时文革期间，牛奶、白糖、鸡蛋、鸡鸭鱼肉……几乎样样凭票供应，物资供应十分紧张。我只身一人来到贵阳，几乎没有什么亲朋好友，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为了妻子和孩子健康地活下去，我必须日夜奔波和操劳，所经历的磨难，在这里不再细述。

     不过，在照顾产妇和婴儿的紧张日子里，想到我们能够遇到像吕筠这样有经验，有技术，又负责人的产科大夫，也是我们夫妻的幸运。试想，那天半夜来电，吕大夫如果不是为妻子和孩子的安危考虑，她完全可以到第二天上班以后，再从从容容给妻子进行手术，但她考虑到妻子的病情危险，所以，半夜也要上手术台。

     吕大夫这种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不免使我想起作家周而复在一本小书中对白求恩大夫的描写，白求恩在前线救治伤病员时，他不顾个人安危，把每个伤病员都看成自己的孩子一样，那种忘我的工作态度和人道主义精神，十分令人感动和难忘！

 

下篇   吕大夫的检查应该如何写

      妻子出院以后，我一直对吕大夫心存感激，但却一直没有时间去看望她，更没有想到向她送些礼品，表示感谢。

     不过，机会终于来了。

     那是第二年初春，一天我去贵医附院旁边的菜场买菜，恰好碰到吕大夫。我向她打招呼，她见到我，首先问我妻子和孩子的情况，我说还好，多亏吕大夫的及时抢救。吕大夫听了以后，说母子平安就好。然后她犹豫一下，试着问，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我问什么事情？她想了想说，既然你刚才讲你家就住在附近，晚上我去你家再详谈。我把她带到我们家住的农资公司宿舍一楼大门口，指了指我们住的具体房间，然后分手。

     晚上吕大夫按约来到我家，她先看了看妻子和孩子，脸上露出欣慰的神情。因为这对母子毕竟是她深更半夜在手术台上，通过争分夺秒的紧张工作，把她（他）们从险境中抢救过来。

     吕大夫坐下以后，脸上马上又出现一种忧伤的神情，她从包里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支准备吸，但又放回去。我问是不是没带打火机？她说，屋里有婴儿，算了，回家再吸。一般女医生很少有吸烟的，没想到吕大夫会吸烟。

     妻子给她倒了一杯水，吕大夫开始讲自己的事情。她说，文革初期，北京来的红卫兵和医学院的红卫兵联合起来，到附院来揪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附院领导和各科室负责人，几乎都被揪出来进行批斗。我是妇产科和儿科的党支部书记，自然也无法幸免。由于平日我对科室医护人员要求比较严格，得罪了一些人，有些人给我贴了大字报，结果那些红卫兵看了大字报，又听信了一些人的造谣污蔑，在批斗中拳打脚踢，侮辱人格，我想不通，就选择了自杀。不过，很快被人发现，抢救过来以后，虽然恢复了我的业务工作，但党籍却一直没有恢复。

     去年底，工宣队和军代表进驻附院以后，要恢复党组织正常活动，要求我在党支部会上就自杀行为做一个检查，可是我做了两次检查，都没有通过。想到你是学文科的，想听听你关于如何做检查的意见。

     我听了吕大夫的讲述以后，说您是我妻子和儿子的救命恩人，我一直心里想，应该如何感谢您才好？今天您把自己经历的不幸告诉我，这是对我的信任，我自然应该努力为你做些事情。

    吕大夫说，“救命恩人”谈不上，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职责。只要母子健康，对我们当医生的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

     我说，我不是党员，对党章和有关党的知识缺乏了解，不知我的意见对你是否有帮助？我问她，你两次检查通不过，究竟党支部对你的检查有什么意见？

     吕大夫说，归纳起来就是认识不深刻：一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认识不深刻；二是对自己的自杀行为认识不深刻；还有就是对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仍然有抵触情绪。

     吕大夫这样一讲，我心里就有底了。因为从文革开始，我无论是个人，还是在117战斗队里，对毛主席那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都下了不少功夫，三年多来，已经基本熟悉和掌握。因此，我几乎毫不费力地就把自己的想法理清楚。

     我首先说，对您在运动初期的遭遇，从我内心来说，非常同情。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红卫兵搞“红色恐怖”的种种行为，都是违背中央历来有关的指示精神的。另外，在批斗中，所有上纲上线的不实之词，所有造谣污蔑，所有侮辱人格的做法，也应该说是错误的。因为在毛主席的著作中，对党内斗争，一再强调要实事求是，反对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其次是，一个人当他（她）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受到野蛮的打骂和人格侮辱时，在彻底绝望的情况下，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有“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外国人也有“不自由，毋宁死”的说法。所以，古今中外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志士仁人都把个人尊严，把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看得比生命都重要。这些人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和理想，在特定情况下选择了自杀，这是一种非常悲壮的举动，不仅应该同情，而且还值得尊重！

     吕大夫听了，笑了笑说，如果我按你说的这样做检查，恐怕更过不了关……

     我说，的确，我刚才讲的，是我内心的真实想法。但这些想法现在被批判为是资产阶级人性论，是和阶级性和党性对立的。因此，我们必须按党的要求，从阶级性和党性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对不对？

     吕大夫说，我是一个党员，自然应该用党性原则来要求。

     我说，既然这样，那么你的检查是不是按这个思路来写？

     第一点，先谈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按中央文件和报刊社论的提法，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反修和防修，是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大革命的目的是砸烂旧世界，在中国建立一个新世界。因此，我们必须坚决支持，坚决拥护，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投身到这场大革命的洪流之中……总之，我们在检查中，首先要把中央文件和报纸社论中的这些论述，在检查中体现出来。这样，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才算正确和深刻。

      第二点，中央文件和报刊社论中还告诉我们，这场革命运动又是一个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因为无产阶级大革命要彻底摧毁一切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斗私批修，都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因此，在这场大革命中，我们每个人都要检查自己的世界观中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具体到您吕大夫来说，比如在政治上，有没有一种优越感？有没有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有没有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等等。在工作中，是否有主观武断和自以为是？有没有听不进不同意见？是不是对科室同志要求过严，有时缺乏尊重？等等。总之，把自己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问题，都归结为毛泽东思想没有学好，都说成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都说成是组织上入党，而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入党的表现，这就是要触及灵魂。

     第三点，对自杀行为的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那么，对于每个共产党员来说，都是一场考验和锻炼。所谓考验，一方面是指选择走什么道路——究竟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刘邓的反？还是站在保皇派的立场，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假如在运动中受到红卫兵的冲击，是努力经受革命烈火的考验，还是对运动有抵触情绪？就您的情况来看，虽然不是畏罪自杀，而是对红卫兵的批斗想不通，一气之下，寻了短见。作为共产党员来说，这是经不起群众斗争烈火的考验，党性不纯的表现，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爱面子在作怪；同时，这也是一种对不起毛主席的教导，对不起党的培养，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的一种表现。

     综合以上所述，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学习，认真读毛主席的书，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你看，按这个模式来写检查，是否可以？

      吕大夫听了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说终究是学文科的，你的分析我觉得还妥当，我回去就按你这个思路来写。说完，吕大夫说，影响你们休息了，然后离开我家。

     大概是两三天以后，吕大夫又来敲门。坐下以后说，小潘，我熬了两个夜晚，写出来的东西，自己感到很不满意。看来，我拿手术刀还行，拿笔杆写东西，恐怕无法和你相比。所以，我想请你抽时间，帮我写个草稿，然后我根据你的稿子，再用自己的话誊写一遍，你看这样行不行？

      这段时间恰好我们单位在军代表主持下，正在组建新的领导班子，我们一般人都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所以，我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吕大夫的请求，花了三四天时间，给吕大夫写出一个检查草稿，亲自找到吕大夫住的宿舍，交到她的手中。吕大夫要给我泡茶和削水果，我借口家里有事，便告辞离开。

      离开吕大夫家，心里不免想，吕大夫住的宿舍，室内布置十分简陋，完全像一个不善料理家务的男人的住所。另外，吕大夫看样子已经四十多岁，为什么还单身一人？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多数女人是把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看得很重；而有些女人，就像吕大夫，她们头脑聪明，有能力有水平，在事业上出类拔萃，因而她们往往把自己的事业看得更重，这种女人在人生路上遇不到自己满意的男人，她们宁可选择独身。吕大夫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假如是这样，那么，党籍恢复不恢复，对她来说，的确事关重大。

     大概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一个晚上，吕大夫提着两斤白糖和两袋奶粉来到我家，脸上带着轻松的喜色，她告诉我，检查在支部会上讨论通过了，党籍恢复了。所以，特来向我表示感谢！

     我说，祝贺你重新获得自己的政治生命。另外，对她送来的礼物，我说你的身体看来营养也差，奶粉和白糖你拿回去自己用吧，我心领了。她说，这些都是产妇家属送来的，我自己够用。

     我说，谢谢你! 心想，当时物资那么紧张，吕大夫的奶粉和白糖，的确是雪中送炭！

     吕大夫走了以后，我们再没有互相来往和联系，听说她的妇儿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也很快恢复了。

     现在想来，吕大夫在文革初期，是受害者，在一个正常社会，三年后，应该给她赔礼道歉和恢复名誉。但是，当权者却让她继续就自己的不幸遭遇做检查，这应该说是对她的极大不公道。但在文革中，一切是非黑白都已经颠倒和混淆，到什么地方去寻公道？另外，我帮吕大夫起草写的那份检查，也应该说是一篇骗人的鬼话，但当时唯有这些骗人的鬼话，才能蒙混过关，躲过一场又一场劫难，说来不是令人感到荒唐和可悲吗？

2017/6/27 改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