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5
80年代，大家都忙于自己的事业，亲朋好友之间，一般没什么事情，也很少来往。对于徐婉丽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几乎很少打听。
忽然有一天，老于来我家，说徐婉丽出事了，问我知不知道？我问出什么事？他说，那个姓谭的和徐婉丽一起被公安局抓了！这对我和妻子简直是如晴天霹雳。
“因为什么？”我和妻子同时惊问。
“咳，说是犯了欺诈罪。”老于说。然后盯着我们问，“你们一点都不知道？高级法院大门前的宣传栏上，连他们的漫画都贴出来了。”
我当天抽时间，赶忙跑到老于说的高级法院大门前，只见宣传栏里果然有徐婉丽和那个叫谭晓弟的案情介绍。从宣传材料上来看，谭晓弟是个劳改逃跑犯，他认识徐婉丽以后，徐婉丽把自己的记者证借给他，经过涂改，谭晓弟冒充晚报记者，伙同徐婉丽，以给某单位供货的名义，进行经济诈骗活动。在案情介绍的文字旁边，还配有徐婉丽和谭晓弟的漫画。看来，如果材料不属实，法院是不会这样搞的。
站在宣传栏前，我脑子几乎成了空白。真没想到，徐婉丽竟然会出这样的事情！我不明白，徐婉丽怎么会跌这么大的跟头？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个40多岁已经两个孩子的母亲，怎么会犯如此轻率的错误？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得如此天真和幼稚？看来她这次难逃牢狱之灾了。
在回家的路上，想到徐婉丽的后半生，我不由的心情沉重起来：令人羡慕的工作失去了，在儿女面前母亲的起码尊敬没有了，老于的爱烟消云散了，出狱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保证了，作为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的光环被劳改释放犯取代了……也就是说，她的前景实在堪忧！
在她的问题上，我能做些什么呢？作为老同学，我的确无能为力，一点办法也没有。
两年多以后，我已经搬进单位分的新楼里。老于找到我的新居，说他准备去看看徐婉丽，问我们去不去？据老于讲，徐婉丽判刑三年，现在贵阳南郊的羊艾农场劳改。他已经办好了探望的手续，联系好一辆吉普车，如果我们夫妻有时间，可以一起去。
看来，老于内心深处对徐婉丽的感情是依然存在的，尽管他早已经和别的女人结婚。那是在头几年，老于见徐婉丽和那个所谓“小弟”形影不离时，一气之下，他和一个丧夫的中学女老师结了婚。徐婉丽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在我家曾经和我妻子谈笑风生地说：
“老于找了一个花果山上的……”说完两个人都会心地笑起来。
“贵阳哪有一个花果山？”我莫名其妙地问。
“老憨，” 妻子说，“是说老于找的婆娘长得像花果山上的孙猴子，这都不懂？”后来我曾经见过这位女教师，的确黑黑的，长相与徐婉丽无法相比。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早饭后，我们乘一辆半旧的吉普车，向花溪羊艾方向驶去。车上除了老于和我们夫妻外，还有老于的朋友穆经理。
启程时，天气还可以，太阳穿过阴云，似乎要出来的样子。可是走了半个多小时以后，天渐渐变得阴沉起来，太阳不再露脸。汽车走了两个小时，才到了羊艾农场。我们找到场部，那里人说星期天休息，让我们直接到管教科去办探望手续。在管教科我们办了手续，说要去六队，才能找到徐婉丽。汽车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又走了近二十分钟，才到达六队。
六队大概是女犯的住地，那里只见路旁一排平房，上百的女犯就居住在里面。这些平房有的门敞着，有的还加着锁，连一个女犯都没有。显然，她们已经出工下地，到田间干活去了。
我们将介绍信递给一位穿警服胖胖的干部，他仔细看了看正文，以及上面的公章和批字，然后说，你们等等。他走了大约十分钟左右的样子，只见一位三十左右的女管教干部，陪同徐婉丽从坡下缓缓走来。已是端午节前夕，天气开始热起来了，徐婉丽仍然穿着咖啡色的对襟薄棉衣，深色的裤子。她望见我们，仍然是一笑。爱笑，是她的习惯。然而，她这一笑，不知为什么，却令我想起托尔斯泰笔下玛丝洛娃的笑，那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美丽女人的笑，一个命运十分悲惨的女人的笑。
徐婉丽逐渐走近了，发现她比没入狱前要黑了许多，脸上和眼角的皱纹已经很明显了，蓬松的头发夹杂着不少白发。但精神状态还不错，一直是笑吟吟的。
穿警服的女管教干部为我们打开会议室的门，拉开室内绿色窗帘，指了指桌子上的保温瓶，说吃水自己倒，然后便走出去了。
徐婉丽坐在沙发上，很兴奋，也很高兴。她向我们介绍劳改队的生活，说这里的女犯主要劳动是采茶，每人每年的任务是两千斤，只要好好干，多数都能完成任务。
“你也跟着采茶？”老于问她。
“我身体不好，考虑我是报社来的，又是大学生，就照顾我干些轻松的工作，比如抄抄写写，填个表格什么的……这里女犯人对我都不错，有些什么活，她们都帮我干……”徐婉丽说得很轻松，显然这里的日子她已经习惯了。
“这里的女犯人是不是像电视剧《枯草青青》里那样？”我问。
徐婉丽笑了：“大家看的时候都说，茶叶！茶叶！”
贵州人把假货一律称作“茶叶”。她说，这里的女犯人差不多天天吵架，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得出口。只是不能动手打架，谁打架就关谁的禁闭，还要扣奖金。奖金虽然不多，几块钱，可是一扣，就恼火了：连肥皂、牙膏都没钱买。另外，谁要是打架，谁要是不听话，管教干部动手就打，经常打得她们鬼哭狼嚎……所以，表现犯人生活的电视剧《枯草青青》太假，这里劳改犯边看边笑，说这些文人吃饱了没事干，净胡编……
“徐婉丽，再有三个月，你的刑期就满了，回去准备干什么？”老于关心地问。
“我认为自己是受骗上当，我是冤枉的，我想继续申诉。”
“那么你自己就没有责任？全是姓谭的问题？”老于有些气。
“算了。”穆经理说，“车到山前必有路，也没有过不去的河。搞文学的人，经历一番坎坷，有时并不一定是坏事。你说张贤亮，他不经历那么多年的劳改生活，他能写出那些表现劳改生活的作品？对不对？”他环视了大家一眼，然后注视着徐婉丽，接着说，“徐婉丽同志注意身体，心放宽些，何去何从，出去以后再想办法。”
穆经理是哈尔滨军工电子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在广播电视厅器材公司当经理，我们乘的丰田双排坐小车，就是他们公司的。显然，他这一番话，说得非常得体，也很有水平，大家听了都觉得很对，尤其对徐婉丽的安慰，也恰到好处。
临走，徐婉丽一一和大家握手，我见她刚才脸上的笑意已经消失，变得有些伤感，在我们与她分手后，走了几步，我又回头和她招手，见她呆呆地站在那里，用手在抹眼泪……
6
徐婉丽刑满从劳改农场出来以后，曾经来过我家。她让我陪她去找晚报社长李世同。李社长原是一个区进修学校的教师，因为他在报上发表几篇文艺评论文章，这几篇文章都是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此人又是党员，就被提拔到报社当领导。我和他主要是在文艺评论工作者的聚会上，彼此见过面，点过头，握过手，彼此相互读过对方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但彼此并没什么交情。
“李社长，”在一个小巷里，我们找到他家，我说，“这是我的老同学徐婉丽，她的情况可能你清楚。她是一失足，跌了跟斗，出了问题。根据党的政策，能不能给她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就是说，让她复职，在报社接着干？”
李社长认真听完我的话，态度很谦和地说：
“徐婉丽同志的问题，是我来报社之前出的。由于这件事在报社引起很大震动，在社会上影响也比较大，所以我多少也知道一点。根据我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徐婉丽同志必须获得甄别平反以后，才能考虑复职的问题。”他的这些话，自然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报社是共产党的要害部门，对这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政审向来是很严格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一个劳改释放犯，是无论如何也进不了这个衙门的。除非是过去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并且获得了平反。
“看来，李社长是不愿意帮忙。”从李世同家里出来，走在路上，徐婉丽沮丧地说。她不明白，任何在这个位子上的人，都会是这样回答的。除非是有靠山和背景的人物。为了安慰她，我只能说：
“人一旦当了官，说话自然要谨慎，自然要讲原则。”
回到家里，我和妻子问她，黎树魁和她的两个孩子情况如何？她说，黎树魁肯定是幸灾乐祸，他不仅自己没到农场来看我，连两个孩子他也没让他们来。那么两个孩子呢？她说，小婷在读书，庆大不好好读，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显然，徐婉丽和我一样，在贵州并没什么背景，要把案子的性质翻过来，那是很难很难的。案子的性质不能改变，她的工作也就无法落实。
自从我陪她去找过晚报社长以后，她就再没有来过我家。最初，我以为她知道我没什么门路，自然不会来找我。可是时间一长，她几乎没了消息。有时我想，她究竟住在哪里？生活费怎么解决？是否去看望过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和黎树魁既然没办离婚手续，他们是否能破镜重圆？……所有这些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萦绕。然而，大家都在忙忙碌碌，都有自己的老婆孩子，一般没什么事情，彼此也就很少走动。
一两年后，我听人说，徐婉丽回山东老家了。她回山东老家，莫非在那里凭亲朋好友的关系能找到什么工作？可是，有一天，我在公交车上，透过车窗的玻璃，看见马路旁有个五十岁左右的妇女，样子好像是徐婉丽。汽车很快一掠而过，我无法断定那个女人就是徐婉丽，但她的个头，她的身型，她的发型，却非常非常像她。假若真的是她，她为什么不再来我家？莫非我说错了什么话，伤了她的自尊心？或者我的神态、口气流露出对她的歧视？
总之，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偶尔碰到老于，他也不再提徐婉丽，仿佛她已经从贵阳真的消失了。就在我退休以后，一天我院一位教授问我：
“你还记得陆晓梅吗？她头几天来我家，还问到你。她说，你有个同学叫什么丽？”
“徐婉丽吧？”
“对，徐婉丽。陆晓梅说她很可怜，和一个老者在一起，那个老者每个月只给她五十块钱，儿女也不管她……”看来，徐婉丽并没有离开贵阳，她依然生活在这个城市，只是她不愿意让人们知道她落魄的景况……
那么黎树魁的情况又如何呢？
八十年代中期，我曾经出差去赤天化，特意找到这个大型国有企业的工会办公室，实际上这个办公室也是黎树魁的卧室，很宽敞，但十分简陋。他见到我很高兴，谈笑风生，可是只字不提徐婉丽。他说，他的工作很有意思，他虽然经常接触一些性格活泼的女性，可是他在男女关系方面要求自己很严，作风方面过硬。又说，他已经过惯了单身生活，“一个人，快活得很！”他笑眯眯地说。
我想，也许他真的喜欢单身生活？然而，另外一种情况也是存在的，即人们常常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心中的烦恼，并且千方百计地用假笑来掩饰自己心中的愁苦。黎树魁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我弄不清楚。不过，他床底下摆满了的空酒瓶子，却使我想起“抽刀断水水还流，以酒浇愁愁更愁”的诗句。我提醒他：烟和酒可不要过量呵。另外，碰到合适的，找一个半路夫妻，好有个伴。他说：
“没有老婆照样过；没有烟和酒不行。”根据我的体验，一个中年男子过独身生活是谈不上快活的，正像一个年轻守寡的女人，那日子肯定是不好过的。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人必须按人生规律生活，才能健康幸福。
九十年代中期，一天我有事去一家电脑公司，看到有一位顾客在买电脑外部设备，闲谈中，知道他是从赤天化来的，我说：
“向你打听一个人，他叫黎树魁，在赤天化搞工会工作。”
“哦，是他呵，快了，没几天了。”
“什么没几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在医院，快死了。”对方说的很平淡。
“他是什么病？”我心跳好像加快了，急着问。
“什么病？听说是酒精中毒，肝硬化……”
这就是说，黎树魁的人生路已经走到尽头。掐指推算，黎树魁当时大概不满六十岁，应该说走得早了些。
想起徐婉丽和黎树魁的婚姻，我不免感慨伤感。看来，一桩不幸的婚姻，对双方无疑都是一场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