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1、大学第一课
在上个世纪饿死人的那年，我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那年，整个中国大地陷入谎言造成的灾祸之中：人人吃不饱，农村里不断饿死人，全国几亿人的生存遇到了危机。这种危机弥漫在农村里，也笼罩在城里人的心头。整个社会气氛已经由大跃进的狂热，跌入到人人忧心忡忡的沮丧境地。在这种形势下，据说在周扬的建议下，北京的艺术院校在伙食上都得到特殊照顾，定量标准比一般高校都要高些，但我们学校还是有人得了浮肿病。记得我们班有一位叫邵宏大的同学，他来自东北，体格魁梧，喜欢运动，饭量大，他就得了浮肿病以后住进了病号房间。
我们这些刚刚迈进中戏大门的年轻人，相对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老百姓，应该说是一些幸运儿：除个别饭量比较大的人，我们多数人能吃饱。所有同学都住在有暖气的大楼里，我们系除了上课读书，还有观摩课，就是看戏看电影；表演系和导演系的学生有练功和排戏活动，舞台美术系的画画，在定量不足的情况下，学校几乎再没安排什么其它活动。其实粮食定量标准一般都在二十七八斤以上，基本能吃饱，而且伙食搞得相当讲究，有时包谷面发糕里还放些牛奶。我是住校生，大约每个月回郊区的家看望一次父母，有时我还能用节约的饭票给父母带两盒米饭，让已经浮肿的父亲吃半顿饱饭。
回想当年，在全国饿殍遍地的年代，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子，不仅生活上得到照顾，而且在入学以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精神上还可以在校园里做着各种各样的美梦。我们的系主任是个瘦精精老头，留着小胡子，听说是从延安鲁艺来的。在开学不久的讲话里，他说要把我们培养成中国一流戏剧专家和学者。他的话，大概给我们许多人的心里点起一把火。
就我个人而言，由于当时既天真又幼稚，从中学考入中戏以后，听了系主任的讲话，面对中戏的整个艺术氛围，自以为艺术家的康庄大道展现在我的面前，觉得前途一片光明。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发奋图强，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有作为的文艺工作者。那时，我虽然天真和幼稚，但却也知道政治是无法逃避的。要想改变自己因出身成分不好而在政治上低人一等的地位，就必须听党的话，跟党走。所以，进了大学，我在入团申请书中，表示愿意背叛我的出身，积极申请入团。当时，说假话、大话、空话，虽然已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里开始泛滥成灾，作为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农家子弟，我那颗尚未被丑恶现实污染的心灵，的确是怀着一种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无比的忠心，怀着对共产主义宗教徒般的信仰，在真诚积极地争取“进步”。这种真诚和积极，促使我愿意去学习黄继光和董存瑞，或者用现在的比喻来说，我心甘情愿像中东那些恐怖分子，愿意抱着炸弹去为当权者牺牲，以证明自己的忠诚。
然而，校园里的梦想和严酷的现实毕竟太不协调了。大概没好久，听说小胡子系主任在生活上出了问题。不过他在我的印象里，似乎人性还没有被所谓党性完全取代，在言辞里，他流露出对极左的一些愤怒和不满，这在我们的那些系领导里，还是独一无二的。后来的事实告诉我，培养学者和艺术家的说法，无非是一种他个人想当然的良好愿望而已。
大学五年，给我留的印象十分黯淡。我在自己已经出版的一本书中，曾经提到我对五年大学生活的感受，对老师的水平和他们的讲课，说了一些不敬的话。自然，在那个时代，对那些老师，是不能苛求的。那么同学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师生之间的关系又如何？
这个青春之梦，虽然美丽，也给了我钻图书馆的动力，但并不实际——既不符合自己天赋不高的实际，又不符合当时培养奴性十足的知识分子的实际。
那么，大学的现实生活又是什么样子呢？进校以后，原以为马上开始学习大学的课程，沿着成为艺术家的阶梯，开始攀登。没想到，学校当局却安排我们去密云县参加农业劳动。我本是北京郊区的农家子弟，农村里的活路，从少年时代，就已经不得不去干了。其中的艰辛繁重，只有干过的人，才能体会。说心里话，我对农村那种繁重原始的劳动，一点也不热爱，我认为那种劳动简直不是人干的。我从小发奋读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想摆脱如牛似马一般的农村劳动。
对于那段密云的劳动生活，我已经没什么清晰的印象了。只记得，在那一派荒凉的土地上，秋天的太阳穿过晨雾，懒洋洋地照射在撂荒的土地上，由于大炼钢铁，大搞水利，地上的庄稼长得很差。在地里，几乎看不到一个农民。我当时对这种情景，也没有问个为什么，因为心里想的是赶紧回校读书，早日成名成家。现在想来，可能是农民都已经饿得没有力气下地干活了。我们用双手去拔地里种的究竟是花生还是豆类，也已经记不清了。显然，我们的劳动，并没有什么意义，无非是让我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去感受一下农村死气沉沉的灾难景象罢了。
跟我们一起参加劳动的是克莹老师，她年轻漂亮，据说是由部队文工团随丈夫转业到中戏，丈夫原为文工团团长，比她年纪大很多，调中戏任表演系主任。估计她来到中戏虽然教书不行，但政治上可靠，就安排当我们的班主任。我从她的言行举止中，已经隐隐读出因为出身成分而对我的歧视，这种歧视一直到我毕业离开中戏。
回到学校，我们度过一个沉闷的冬天。之所以沉闷，是因为全国的大饥荒，已经使任何高调都唱不起来了。大家关在校园的围墙里，除了上课、吃饭、睡觉，几乎没有什么活动。记忆中，我们学院的环境也很不理想，既没有北大和清华那样优美而广阔的校园，也没有那些名校如诗如画的风景。在十分狭窄的校园里，叮叮咚咚的钢琴声，夹杂着表演系学员的咿咿啊啊的练嗓声，使我们这些书呆子感到环境有些和读书做学问不协调。所以，当时我为了寻找安静之处静心读书，简直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钻。
第一年，因为大家来自天南地北，刚刚相识，彼此还没什么交往，也就很少闲聊。大家都没有想到，大学的生活竟是如此枯燥和乏味。
第二年春天，我们又被下放到农村，这次地点是北京的西南方向房山县。与去密云不同的是，这次除了劳动，还有协助搞好农村工作的任务。我记得我与班上的高芮森、宋绍明，以及表演系教师许忠全，四个人分在房山县一个叫北正的村里。许忠全是老师，虽然不是党员，他
起因是我为一个农村的“白脖”“鸣冤叫屈”。
所谓“白脖”，是指当过伪军或国军的人。想来，他们当年当兵时，脖子上可能围着一条白毛巾，所以人们称他们叫“白脖”。至于说我为这种人“鸣冤叫屈”，事实是，一天收工后，一个三四十岁黑瘦黑瘦的男人来到我们住的屋里，他吞吞吐吐地反映村干部的问题。具体问题记不清了，可以想象的是，他的经历既然“有问题”，那么他在那个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在农村里肯定抬不起头来，农村干部对他不仅不正眼看，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打整他，驱使他，侮辱他，专他的政。他到我们住的屋里，反映干部问题，我如果聪明一点，老练一点，而且有自知之明一点，本可以保持沉默不语，由在场的其他三位来接待处理。因为他们的年龄不仅比我大，而且政治条件也比我好。可是，我从小受文学作品影响太深，不合适宜的同情心和怜悯心总是时不时流露出来，所以，看见他们对这个不速之客很冷漠，我就接待了他，对他所反映的问题表现得很关心，似乎还追问他一些具体细节。我当时认为，既然我们有调查研究和协助搞好农村工作的任务，那么，倾听农村各类人的意见，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然而，我这毕竟是自己的主观想法，在高芮森和宋绍明看来，我则是在关键时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而且这个错误直接影响了我五年的大学生活，并且我估计，也必然影响到我的入团，甚至大学毕业分配。
那是在一个多月的农村劳动结束时，根据领导安排，每个人要写小结，总结自己在农村劳动中的心得体会，然后在小组里宣读，经大家讨论通过。
我的小结，自然写得很认真，对自己在农村一个多月的表现，作了一个自认为比较求实的总结。然而，当我念完自己的总结之后，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我竟成了批判对象。
记得，首先发言的是高芮森，他打开自己的笔记本，用十分严厉的目光扫了我一眼，说，潘文鸣同学在自己的小结里，提到自己不怕苦，不怕累，能够和农民打成一片，认为自己在一个多月的劳动实践里，收获很大。可是，我不这样看。我们此次下乡劳动锻炼，目的不是作为一个农村劳动力，帮助农民挑挑水，栽栽秧，仅仅不怕苦，不怕累就行了。可以说，我们下乡的主要目的不是来干活，而是通过农村阶级斗争实践，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增强我们的阶级斗争观念，使我们在立场、观点和阶级感情方面，得到锻炼。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潘文鸣在这次农村劳动锻炼里，根本没有什么值得他沾沾自喜的。相反，应该说，他这次暴露出来问题，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什么问题呢？就是阶级立场问题，阶级感情问题。这从他对那个“白脖”的态度和感情上，就完全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那天，那个“白脖”来反映所谓村干部问题，大家都不想理他，对他都保持着应有的阶级警惕性，对他的话，根本不感兴趣。可是你潘文鸣呢，他一进屋，你就对他客客气气，满脸笑容，好像遇到亲人。他一开口，你就拿出笔记本和笔，认真做记录。可见，你对他的意见是何等重视。这说明你是非常自觉自愿地当他的代言人！这个“白脖”是什么货色，你清楚不清楚？他很可能在战场上向我们解放军战士开枪，手上沾着我们解放军战士的鲜血。也许在他的手下，不止一个解放军战士流血牺牲……他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缴械投降，做了我们解放军的俘虏。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解放军没有杀他，给他留一条生路，已经算是宽大为怀。党的政策你应该清楚，对于地富反坏右，包括“白脖”这种有历史旧帐的人，是只准他们老老实实，不准他们乱说乱动。也就是说，这些人是改造对象，是专政对象。如果对这些人有慈悲之心，恻隐之心，那么对党不就是离心离德吗？对人民不就是一种犯罪吗？所以，通过这次农村实践，说明你潘文鸣在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方面，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相当严重！这一点，你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别人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不犯错误，唯独你潘文鸣要出问题？其实问题的发生并不偶然。因为你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一直没有和家庭划清界限，也可以说，一直没有背叛自己的出身，把立脚点站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潘文鸣现在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你应该明白：所有大学都是党领导的大学，要培养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具体到我们系，要培养的是党的文艺工作者。这些文艺工作者，应该按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首先解决自己的立脚点问题，也就是，你究竟是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剥削阶级一边？到农村以后，是站在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一边，还是站在地富反坏右和那个“白脖”一边？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一切文艺工作者，都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由于你的立脚点没有站过来，所以你的感情也必然存在问题，就是说，你究竟是爱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还是爱那些专政对象？具体到农村里，你是对广大贫下中农和党的农村干部有感情，和他们同心同德？还是对地富反坏右和那个白脖更有感情，对他们更关心？我看你潘文鸣不是属于前者，而是属于后者。所以，潘文鸣同学在这次农村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值得你好好认识和好好思考。同时，你在农村的表演，也给我们敲起了警钟，那就是毛主席最近指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暂时先谈这些，看其他人还有什么？
高芮森瞅了其余两个人一眼，收起他的笔记本，点上一只香烟，开始非常优雅地抽起来。
显然，对我来说，他的发言如同一闷棍，一下子把我打晕了！我只觉得屋里陷入一片寂静之中，我自己仿佛沉入冰冷的深水之中，脑子是一片空白和麻木。事后我想，对于宋绍明和许忠全老师来说，高芮森的发言，可能也有点出乎意料。因为估计他们也和我一样，没想到高芮森平日不多言，不多语，除了抽烟，就是沉思，而在这个关键时刻，竟然能够如此不失时机的抓住潘文鸣这个靶子，稳准狠地击中他的要害，这是多么高超的斗争艺术！
受到高芮森发言的启发，沉默了一两分钟以后，宋绍明开始发言。他说，我很同意刚才老高对潘文鸣同学的分析，潘文鸣下来以后，干活还可以，可是和大家的关系就有些不正常，我觉得他有点和大家格格不入——既不和大家交流思想，又不愿意向别人请教，有时间总是一个人爬在床上写，你究竟写什么呢？思想没改造好，你写出来的东西，能够是革命的吗？肯定是大毒草。听说你在高中没入团，在进大学以后想积极争取。看你现在的表现，能够入团吗？说老实话，像你目前的表现，在57年，肯定是右派！共青团是党的助手，是党的后备军，如果你参加进来，我们共青团的队伍的纯洁性能够保持吗？
显然，宋绍明并没有像高芮森那样认真做准备，他无非是按照高芮森的调子，把我打翻在地，他再踏上两脚！许忠全面对这场思想斗争，可能有点困惑和不解。困惑的是，这些戏剧文学系的学生怎么这样厉害？怎么分析能力这么强？生活中这么一点小事，就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分析批判？不解的是为什么自己就看不出来潘文鸣的问题？在他的眼里，潘文鸣不过仅仅是性格有些内向，不太合群而已。所以他说，今天我听了高芮森和宋绍明两个同学的发言，也很受教育。平日我们只是在口头上讲阶级斗争，讲改造思想，一到实际生活中，就不知到怎样具体改造，这次通过潘文鸣同学的实际例子，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课。
三个人的批判，虽然有主有从，有重有轻，有深有浅，但调子却基本一致，那就是都把我的行为当作阶级斗争来看待。这对我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但我只能默默忍受。在那个年代，人们为了保自己，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必须循规蹈矩，谁也不能特立独行。我现在已经忘记自己是如何从房山县回到学院，又是如何度过以后那段沮丧痛苦的日子。
这件事，之所以在我的记忆中十分深刻，是因为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虽然也因为出身和贫穷，受到过不少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但这些歧视和不公正待遇都是隐蔽和不公开的，有时是无形的，比如组织的不信任，以致长期把我拒之团组织门外。但从表面来看，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57年初中毕业时，因品学兼优而获得金质奖章，被保送进北京101中——北京很有名的重点中学，这所中学在57年以前曾经是高干子弟学校。这就是说，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因品学兼优，在同学
可是没想到，进了大学，当我已经从一个少年变成成年人以后，却遇到了这种一点也不留情面的批判！在小组会上，高芮森等人公开抓住我的出身问题，抓住我的根本构不成错误的言行，上纲上线，对我的自尊心和人格进行公开鞭打和侮辱！所以，在当时，我的脸发烫，心发紧，内心的委屈和屈辱，是别人难以体会的。通过这次批判，我内心深处那种本来就因出身不好而产生的压抑和自卑，就更加深刻了。从此我为自己的出身不好而感到的不幸，为自己的前途而产生的忧虑，也就是说，思想包袱更沉重了。
当然，那时我对这次批判会的认识也相当肤浅，认为高芮森和宋绍明对我疾声厉色的批判，无非是针对我沉默寡言下掩盖着的不愿屈服的性格有些反感；或者说，他们无非是因为不喜欢我的性格，借机会欺侮人，用这种思想斗争的方式，对我整治一下，修理一下，让我在他们面前低下头来。那时，我还认识不到，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在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里，以及在四年多以前的57年“反右派”斗争中，这种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已经是家常便饭，并且形成了一种传统。正是这种传统的恶性发展，才有了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丧失人性的种种丑恶表演。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又进一步认识到，在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社会里，掌权者为了维护他的家长式统治，就必须千方百计摧毁所有带自由倾向的个性——让青年学生丧失任何独立观察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让他们不要保留任何独立人格。于是，在阶级斗争的旗帜下，让文学青年丧失人性中的同情心、怜悯心，让他们由人异化为非人，即用兽性来取代人性，变成一个在人与人之间充满仇恨的法西斯分子。这一点，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人们就认识得更加清楚。
不过，需要提一下的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在80年代，我与高芮森和宋绍明都见过面，他们和当年在学校时截然不同，与两个人相见时，彼此都是亲切的笑容，友好的眼神，经历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大家仿佛在战场上滚过来的战友一样，彼此握手问候，充满真情。我想，这是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使大家都认识到过去那种大搞阶级斗争的做法有点滑稽和可笑？因而用这种心照不宣的方式来否定过去？如果真是如此，是否可以说这就从正面告诉我们，阶级斗争使人异化为兽，而取消了阶级斗争，则可以使人性复归？
附记：
1、据大学同学的来信中称，我们当年到北京房山县的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清理大跃进中的所谓“一平二调”，以及协助农村干部解散食堂。他信中写道：“始作俑者本是党自身，当工作队去宣布退赔与解散食堂时，淳朴的农民则以欢呼来感激党的英明。”
2、1965年，学校为了照顾高芮森和女朋友的恋爱关系，把他毕业分配到大西北某省。80年代调回中戏任教。宋绍明分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80年代曾经为王震写传记，沿着王震走过的地方进行采访。不知他撰写的书是否已经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