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一个女演员的追求与幻灭
七十年代，我因公出差到吴玲所在的县城，住在地区招待所里。（吴玲情况见《理想和信念的破灭》第10节）
一天晚饭后，我到吴玲家去办什么事情，在我与吴玲闲谈时，一个年轻姑娘走进来，只见这个姑娘非常年轻，大概刚刚二十岁出头，剪短发，脖子上围一条红围巾，苗条的身材，一双大眼睛，长得非常漂亮。心想，在这个穷乡僻壤，还有这么出色的女孩？大概是剧团的吧？果然，姑娘是京剧团的演员，来给吴玲送戏票。姑娘走了之后，吴玲说，她名叫曹文静，经常来她家玩。她还进一步介绍说，这个姑娘上进心很强，没事喜欢看书。在县城里，不少干部子弟追她，她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不像剧团里其他姑娘那样，除了演戏，就是谈恋爱。
那天晚上，小曹给吴玲两张票，吴玲的丈夫在乡下写剧本，她就约我和她一道去看演出。在舞台上，演的是一台现代京戏，小曹虽然演的是配角，但她扮相好，那姿容气质堪称楚楚动人，给人印象深刻。
后来，吴玲断断续续向我介绍了小曹的经历。她说，小曹从小喜欢唱歌，报考剧团时，团领导看中她的身材好，嗓子好，没用请客送礼就录取了。到了剧团，文化大革命中也没什么正规演出，无非是唱唱语录歌，配合形势排点小节目。平日剧团里，大家无所事事。结了婚的忙于小家庭的柴米油盐，生儿育女带娃娃。而小曹这些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小伙子，就有些无聊，除了谈恋爱，打扑克、逛街，几乎也找不到什么可做的。对这种日子，小曹慢慢有些厌倦。好在她喜欢读书，无论是毛选也好，能找到的文学作品也好，或是样版戏剧本也好，她都喜欢阅读。
粉碎四人帮以后，小曹曾经报考过四川音乐学院。迢迢千里，她只身跑到成都，望着西南最大的音乐学府，不禁浮想联翩。经过专家的严格考查，她过了初试和复试两道关，然而却没能冲过最后一道关，被淘汰下来。这大概是她人生路上遭遇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对一个年轻漂亮和自尊心很强的女孩来说，这个打击足以让她心灰意懒，甚至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打不起精神来。
就在小曹陷入高考失败的痛苦时，有个高大魁梧的年青人开始向她献殷勤。据吴玲讲，这个人外貌并不咋样，样子像《水浒》里的蒋门神。这个人还没正式工作，是个“农工”。但他的殷勤很投曹文静的心。这些小殷勤是，如烙张饼给小曹送去，恰巧小曹此时肚子饿；拿两条劳保肥皂送给小曹，恰巧小曹的洗衣粉刚刚用完；找朋友从医院开两瓶鱼肝油给小曹，恰巧小曹熬夜看书，眼睛有点发干……于是，小曹莫名其妙地爱上了这个其貌不扬的“蒋门神”。
“看吧，结婚后小曹准遭蒋门神欺负！”一个知道“蒋门神”根底的演员讲。
果然，结婚没几天，为了一句话，“蒋门神”就动手打小曹，接着，隔三岔五，小曹便经常遭这个男人的拳打脚踢。有次，这个坏蛋动手把小曹的牙打落一颗，小曹的心碎了，也彻底冷了，她毅然搬出了新房，与这个男人分居，并着手办离婚手续。
在当时，在那个穷地方，结婚容易，离婚可就难啦。首先是舆论的压力：
“刚结婚不到两个月，就闹离婚，这不是把婚姻当儿戏吗？”
“戏子在舞台上演戏，下来也演戏，为啥不考虑好就结婚？”
总之，种种责难，各种闲言碎语，弄得小曹陷入更大的痛苦之中。更倒楣的是，那个“蒋门神”不同意离。小曹找领导，找法院，一次又一次的哭诉自己的不幸，最终以放弃结婚时所购置的全部家当为代价，才终于摆脱了那个坏男人的魔掌，重新获得了自由。
高考的失败，再加上婚姻的失败，使小曹像霜打的秧苗一样，再也抬不起头来。就在办离婚手续时，她又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不得不去医院做人流。吴玲说，小曹当时可真够可怜的，人就像脱了一层了皮，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在痛苦与不幸中，小曹不知偷偷流了多少眼泪。但她没有向命运屈服。她调出了京剧团，到政府机关去当打字员。白天打字，晚上看书，看报，写日记。她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到复习中学教材，读书看报上。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她的学业，仅凭小学文化水平的底子，一点一滴地去啃中学教材，其艰难是可以想象的。
不过，苍天不负苦心人。经过坚持不懈的自学，以及找一切机会
进了干训班，小曹是最年轻，又是最漂亮的一名女学员。星期天假日，她曾经来我家看望我，我看她精神焕发，喜气洋洋，很是为她高兴。我知道，她刚刚摆脱了厄运，刚刚从几百公里之外的穷乡僻壤走到省城，进入全省著名高校的她，兴奋激动之情，是可以想象的。她说，她决心刻苦学习，踏踏实实地工作，清清白白地做人。因此，她对老师和同学都是彬彬有礼，时时处处保持着谦虚谨慎的姿态。正所谓外柔内刚，不卑不亢。另外，她深知，在共产党领导一切和主宰一切的社会里，要活出个人样来，不入党是万万不行的。所以，一进干训班，她便向组织递了入党申请书，决心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两年学习期间，她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从打扫教室的卫生，到擦玻璃窗，从组织班上的文艺活动，到自己作词、作曲，亲自登台演唱，真是表现突出，给老师和同学的印象非常好。因此，在毕业前，她入了党，而且是唯一被推荐留校的学员。
留校后，她分到学校党委宣传部。从一名偏远山区的小演员、打字员，到省城著名高校党委宣传部的干部，对小曹来说，这虽说不上是一步登天，但终究是离开了那个贫穷落后的小县城，离开了那个让她厌烦和苦恼的环境，来到她梦寐以求的大城市，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除了那段不幸的婚姻给她心灵蒙上了一块阴影之外，展望未来，前途仍然充满希望，毕竟她还年轻啊。
进了宣传部，小曹依然保持勤勤恳恳和踏踏实实的作风，希望把自己的工作搞好，让领导满意。然而，过了一段时间，部长的秘书悄悄对小曹讲，部长这个人可不怎么样，你要多个心眼才好……
开始，她并没有把这话放在心上。但慢慢她发现，部长对她的关心，有点过分。譬如，有次中文系的一位教授通知小曹去省文联参加一个会。小曹开会回来以后，这位部长就对她说，这个教授名声不好，不要和他多接近。小曹心想，
又有一次，小曹写了篇论文，请中文系黎老师给指导一下，部长知道了以后，又讲：“这个姓黎的专爱和女学生打交道，作风不好。任何正派人都不愿和他来往。”
小曹说，我听了很气，莫非我是个不正派的人才和他来往？他这话也讲得太过分，太伤人了！我本想顶他两句，想到自己的命运前途都掌握在他手中，只好忍气吞声……。
部长还说：“你时刻不要忘记自己是个党的宣传干部，是个共产党员！”
党的宣传干部和共产党员又如何？莫非共产党员和党的宣传干部就高人一等，就不能和一般大学老师来往？向他们学习？我实在弄不明白他的意思……
有一天，一个干训班同学来看我，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在办公室里，他向我谈起毕业后的工作安排，他说他的分配不合理，他拒绝去报到，反正工资奖金照样拿。等这位同学走了之后，部长就背后批评人家，说：
“哼，这样的人还介绍别人入党，自己像不像个党员的样子？党的组织观念跑到哪儿去了？”弄得小曹灰溜溜的，像被泼了一盆冷水。本来老同学见面，有啥说啥，发发牢骚又有什么呢？真没想到部长竟是这样左，这样不通情理，我看他根本不像一个大学里的宣传部长，简直像个农村干部！
还有一次，宣传部的一位同事说，小曹，你既然在文艺团体呆过，对文艺工作比较熟悉，我觉得你去抓学校的文工团还比较适合。我说，我哪行？搞文艺要有一定的才能，要有一定的个性，而且我也太年轻了……
这话传到部长的耳朵里，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又教训我一顿。他说：
“小曹啊，文艺工作也是党的工作。假如一个共产党员去干文艺工作，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党性。什么‘才能’啊，‘个性’啊，这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该追求的东西。实质上，这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宣扬的那套货色。”
接着，他又给我开个书单，让我好好去读。什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呀，胡乔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论问题》等。
我听了小曹对他的顶头上司的描述，曾经问小曹，你们部长是部队下来的吧？她说，不是。他原来是个知青，据他自己讲，他在农村受了不少苦，在下边当过小学教师。由于他比较会拉关系，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时候，他得到一个名额。在大学里学经济，毕业以后，他有了个大学生的牌子，人也长得不错，嘴巴又会讲，在县份上算是条件好的了。可是他却找了一个长相很差的女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姑娘的妈是个什么处长，有实权。他就是凭着这个裙带关系调到大学，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你别看他一个工农兵大学生，没什么真才实学，可是提起一些老师，他总是说这个也不行，那个也差劲。在他眼里，这些大学老师好像都不如他。
小曹还告诉我，部长平日爱摆出一付首长的架子。他曾经板着面孔对大家讲，你们谁不愿意在我这里干，都可以写报告，我保证签字。我们宣传部有个
学潮时期，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讲：
“小曹，现在给你个任务：到学生宿舍去了解一下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回来向我汇报。”
我说，平日我很少到学生宿舍去，现在突然闯进去，学生不欢迎怎么办？他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正是党考验每个共产党员的时候。你这么年青，在运动中表现好点，对你的前途影响很大…… ”
我听了，虽然觉得味道不对，想到自己是个宣传干部，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也应该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就硬着头皮，壮起胆子，去敲学生宿舍的门。
跑了几个宿舍，我发现平日不太关心政治的女大学生，对北京和各地的学生示威游行，以及反腐败、反官僚，要求民主的话题也议论纷纷。我从她们的议论中，觉得她们完全是出于爱国之心。
回来之后，我把在女大学生宿舍听到的谈话，都如实向部长作了汇报。他边听边拿小本记，还刨根问底地追问是哪个年级，哪个系，说话的学生叫什么名字……
我说，在场我不能问这些，他们信任我，才在我面前讲这些。如果我一记他们的名字，他们马上会把我轰出宿舍。
他说，你策略一点嘛，通过适当的方式方法。你没看电影里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活动在敌人的心脏里，工作得多么机智，勇敢……
我马上说，这些大学生又不是敌人！
他听了立刻板起面孔，教训我：“我这是个比喻，你没必要反驳我！再者说，她们不是敌人，但是可以被敌人所利用。”
他看我很不高兴的样子，接着又用稍微缓和一点的语气说：“你还太年轻，太天真，太幼稚，对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还缺乏认识。你这么年青，就入了党，到党的要害部门工作，应该好好接受党的考验！现在党交给你的任务，就是再艰巨，再困难，你都不应该打退堂鼓……”
我只好又到学生宿舍去。部长则马上把我汇报给他的情况再去向校党委书记汇报。路上我想，这难道不是让我干特务工作吗？对这场学生运动，我有自己的看法。他部长想往上爬，把我当工具用，我应该多个心眼。想来想去，我决定采取应付的态度。我在学生宿舍楼转来转去，见学生们在议论，我就在旁边听一听，然后回去就把道听途说的东西，再加上点报纸上的新闻，向部长汇报一番。
他问我到宿舍去没有，我说，学生一见我进门，就哑口无言，不再讨论了。
部长听了，看样子脸色不太好看，对我的工作很不满意。我心想，管不了那么多了——觉悟不高就不高，反正我也当不了官！
六四事件以后，他显得特别高兴。在宣传部，他说：
“我们搞宣传的，这次该受重视了！以前只重视业务干部，不重视政工干部，这次吃了大亏！现在痛定思痛，该用我们政工干部的时候了！一手软，一手硬的状况必须彻底改变，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应该永远放在首位……”
部长组织大家学习邓小平的讲话，学习中央文件精神，学习报刊社论，然后又布置我写一篇学习心得。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敢不听，只好找些报刊杂志文章仔细阅读，然后东拼西凑，弄出一篇来交差。他看了之后，说：
“好！让他们看看，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觉悟如何？自觉地紧跟党中央的伟大战略的布署，坚决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小曹，把你的名字签上，我叫院报的编辑看看，争取及时发出来。”
我说，就算咱们集体写的文章吧，没必要属我个人的名字。我心想，这不是我真心实意要写的东西，是你部长交给我的任务。对学潮我有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过两年学生运动平反了，我岂不是又犯了个大错误？！我不想让人骂我是个政治上的小爬虫！
小曹讲到这里沉默了，一双大眼睛里充满了忧伤。她怎么也不明白，在一个高等学校里，怎么会有部长这号人呢？她原来想像中的大学，是知识的殿堂，专家学者云集的地方。可在这里呆了一两年之后，她的梦想被现实粉碎了，她真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之路该如何走下去。 她说：“我只想找个适合的男人，建立一个家庭，混日子算了。”
附：八月底的另一次谈话
八月底，我因公到小曹他们学校去办事。顺路去看望小曹。在宣传部里，我见到了这位心仪已久的部长。只见他四十岁左右，身材匀称，皮肤白细，一副女性的眉眼。他似乎正在批评一个年青人。
“你看我们部长，他正在训人。”小曹走出办公室，对我讲。
“为什么事情呢？”
“晓得他，反正一点小事，他也上纲上线。在他手下工作，真是活不出来……”
在郁郁葱葱的林荫道上，小曹又向我讲起最近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头些日子全校召开处以上干部大会，总结学习邓小平讲话精神。扩音器有点毛病——双声道喇叭，只有一个声道有声音。这本来是电工安的，与我无关。可是部长却怪我，而且上纲上线。他说：
“这是个政治事故！”
我想，莫非这是我的责任？我又没摸没碰，何必吓唬我？看他那样子，好像我就是搞破坏的阶级敌人！
讲到这里，小曹又不讲话了。过了好一会儿，她说：
“原来认识我的人，都以为我终于跳出了那个贫穷落后的小县城，来到省会的著名大学里工作，是‘有出息’，是‘熬出了头’，是‘前途无量’。岂不知，还没过几天舒心日子，又落到这样一个人的手下。我每天无非是守电话，采购扫把，擦桌子扫地，打开水，为部长搜集材料，写总结，填各种表格……干这些倒没什么，关键是受气，心情不舒畅，有时我夜里左想右想，我真想提前退休，只要有个男人能养活我，我宁可退休去当家庭妇女，去带孩子做饭……说着，她抹了一把眼泪……
我很同情她的遭遇，可是我却帮不上她的任何忙。我只能说，实在不行，换个环境吧，到学校别的部门去干些其它工作。业余时间继续坚持自学。毕竟你还年青啊，往前看吧。
然而，这些空泛的安慰对她有用吗？
（1989年7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