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10月30日《腾飞中国》，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1951年6月，薛攀皋从大学生物学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能进入统筹并且领导全国科研的机构，而且还是从事管理，这让他出乎意料。几十年后，薛攀皋回忆当初，他说作为一个初出大学校门的青年，我进中国科学院时，如同刘姥姥进入大观园不知所措。此时中科院才建院两年，因为没有管理经验而不知所措，不只是薛攀皋的个人困境，而是整个中科院管理层的写照。
早年中科院在科研管理机构的设计上是频繁变动，直到1956年才形成相对稳定的体系。众所周知，第一任院长是郭沫若，他不是自然科学家，科学院却主要是研究自然科学。严格来说郭沫若是外行，领导作用也有限，实际的领导者其实是副院长们。当时由于缺乏科研管理干部，只得抽调一批优秀的科学家来从事科研管理，例如竺可桢、吴有训等等，然而真正的决策权属于中共中科院党组。
1952年底，张稼夫到中科院担任党组书记副院长，他吸取苏联经验，一方面，由行政领导负责行政，另一方面，另设学术秘书处，由学部负责领导学术，也就是让内行领导内行。可是事情两年后，中科院领导层的思想已经转变为“外行能够领导内行”，“党必须绝对领导科学”。其中虽然也有短暂的反对声，但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了批判，之后学部便形同虚设了。
所幸的是从1956年到1967年主管科学院的“外行”是张劲夫。据老人叙述，科学院有影响的领导第一个要数张劲夫，11年里，他的管理有口皆碑，他不怕别人看不起自己，反而更能组织科学家发挥作用，而且在特殊年代里，张劲夫还勇于保护科学家，在反右运动中，他向毛泽东建言科学家国宝，要求特殊政策，这种逆流进言的勇气连毛泽东都颇为吃惊。反右中，中科院因此只有几个人做检查，没有划出一个右派，但是当文革的厉风刮起、其势汹涌，再也无可阻挡。
截至1968年底，中科院北京的171名高级科学人员中，就有131位被列为打倒对象，当第二任院长方毅于1977年来主持中科院工作的时候，正是拨乱反正的时期，学部得以重建。第三任的院长卢嘉锡是化学家，赴任到会的第一句讲话就是我们这些人是寿命与过渡之际，就是从行政领导为主，向学术领导为主过渡。
大斧 2013-11-06 毛泽东之所以发起“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毛泽东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改造知识分子身上和社会主义格格不融的的落后的思想，彻底让知识分子融入无产阶级中，彻底扫清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我认识就有两个右派：
何善堉， 数学所最早的研究主任，被划为右派；
郑哲敏， 力学所，内控右派;
毛泽东适合打仗，不适合做别的。
更进一步地教导整个社会，认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并建立与之相互适应的机构。
从1950年代起，他就开始这样做了。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当中，比较突出的有四种：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毛泽东很重视斗争，因为他认为唯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且他还认为，社会主义不是稳定的社会形态，而是很不稳定的社会形态，所以必须经常加以强化，否则就会退化。
毛泽东是个平等主义者，主张一切平等，如机会均等。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所有社会成员的面貌，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标准都应该是基本一样的。不管在外貌上、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应该完全一样。这也是他喜欢共产社会的原因之一。他认为，如果能正确地激发和领导人民群众，他们就能创造出任何业绩和奇迹。他对个人主义极其反感，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
毛泽东很反感旧中国的知识阶层和读书人，讨厌他们的迂腐和轻视一般老百姓。相反的，他赞美农民的淳朴。他认为，农民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污染。他想通过低薪制和超低的待遇，让那些农民出身的士兵进城后依然保持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被腐败所侵蚀。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又开始担忧起中国年轻人的道德，因为他们不曾经受过战争的洗礼。他还告诉多位来访的外国客人，他特别担心很多老革命的子女变得自私和娇生惯养。由于以上的原因，毛泽东偏爱没有阶级的社会制度。
在工业方面，他希望工人能够参与工厂的管理和经营，并在制定生产目标和引进新的生产技术方面，有很重要的发言权。
在农业方面，他希望所有的农业活动都能采取集体经营的方式。
在公共卫生方面，他希望派出很多受过专业医疗训练的医生前往农村地区服务，同时希望一些受过次级培训的医疗保健工作者，也就是“赤脚医生”长期在农村地区进行服务。
在教育方面，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他希望入学考试不要太过严苛，课程设制要注重实用。
在文学与艺术方面，他希望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表达方式宣传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缩小城市与农村地区的文化与物质差距，并且消除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工农大众的力量已经发挥出来了，社会主义建设所遇到的阻力来自知识分子的思想落后，他要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解决。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知识分子的主要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既然可以一样的为新旧社会服务，就是可以团结的力量。知识分子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也有一些人到工厂农村去，结果是有的有收获，有的就没有收获。这中间有一个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问题。”
毛泽东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改造知识分子身上和社会主义格格不融的的落后的思想，彻底让知识分子融入无产阶级中，彻底扫清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广大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一目的也合了发动文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