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10月30日《腾飞中国》，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1951年6月，薛攀皋从大学生物学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能进入统筹并且领导全国科研的机构，而且还是从事管理，这让他出乎意料。几十年后，薛攀皋回忆当初，他说作为一个初出大学校门的青年，我进中国科学院时，如同刘姥姥进入大观园不知所措。此时中科院才建院两年，因为没有管理经验而不知所措，不只是薛攀皋的个人困境，而是整个中科院管理层的写照。

早年中科院在科研管理机构的设计上是频繁变动，直到1956年才形成相对稳定的体系。众所周知，第一任院长是郭沫若，他不是自然科学家，科学院却主要是研究自然科学。严格来说郭沫若是外行，领导作用也有限，实际的领导者其实是副院长们。当时由于缺乏科研管理干部，只得抽调一批优秀的科学家来从事科研管理，例如竺可桢、吴有训等等，然而真正的决策权属于中共中科院党组。

1952年底，张稼夫到中科院担任党组书记副院长，他吸取苏联经验，一方面，由行政领导负责行政，另一方面，另设学术秘书处，由学部负责领导学术，也就是让内行领导内行。可是事情两年后，中科院领导层的思想已经转变为“外行能够领导内行”，“党必须绝对领导科学”。其中虽然也有短暂的反对声，但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了批判，之后学部便形同虚设了。

所幸的是从1956年到1967年主管科学院的“外行”是张劲夫。据老人叙述，科学院有影响的领导第一个要数张劲夫，11年里，他的管理有口皆碑，他不怕别人看不起自己，反而更能组织科学家发挥作用，而且在特殊年代里，张劲夫还勇于保护科学家，在反右运动中，他向毛泽东建言科学家国宝，要求特殊政策，这种逆流进言的勇气连毛泽东都颇为吃惊。反右中，中科院因此只有几个人做检查，没有划出一个右派，但是当文革的厉风刮起、其势汹涌，再也无可阻挡。

截至1968年底，中科院北京的171名高级科学人员中，就有131位被列为打倒对象，当第二任院长方毅于1977年来主持中科院工作的时候，正是拨乱反正的时期，学部得以重建。第三任的院长卢嘉锡是化学家，赴任到会的第一句讲话就是我们这些人是寿命与过渡之际，就是从行政领导为主，向学术领导为主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