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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炳生有个表弟叫任国平,原先在部队当兵,这回也来北大荒了,而且就在三分场。汪炳生从小跟这个表弟感情很好,两人各自参军以后,多年一直保持通信联系,现在又分到一个农场,自是经常往来。任国平有老婆孩子,挤住在老职工家里,条件很困难。但这是农场的普遍现象,一时也没有办法,只能将就。后来各分场开始搞“自建公助”,两口子也起早贪黑地盖木笼房。盖到一半时,一岁大的儿子却因为麻疹而夭折了。
任国平一下就崩溃了。那时三分场已经死了27个孩子,群情激愤。领导一味投入人力搞大跃进,却不抓后勤保障。绝大多数家庭都是双职工,无力照顾弱小的孩子,只能扔在分场幼儿园,由三名大妈看管。幼儿园里污秽不堪,几十个孩子像小猪似的挤在坑上和土院里,极易发生传染病。北大荒条件确实艰苦,但这么多孩子集中死亡,却不是“天灾”能够解释得通的。
任国平当即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控诉农场领导不顾群众死活,草菅人命,找那些死了孩子的父母签联名信,然后亲自跑到牡丹江农垦局,把血书呈了上去。血书后来转到农垦部,主管领导看过大怒,认为这是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事件,目的是利用北大荒建设初期的困难,挑动转业官兵造反,从而破坏整个垦区建设。如不采取严厉行动,很可能引发大规模“兵变”。
任国平回家没两天,就被公安局逮捕。办案人员在三分场找了一间木工房,对他进行连夜审讯,逼他供出后台。任这时悲愤交加,已经有些神智不清了,审来审去,也审不出什么名堂。倒是他老婆交待了一条重要线索:他有个表哥汪炳生在新场工作,经常过来看他,有时谈论起农场一些问题,也相互应和。印象中汪对“当年开荒,当年播种,当年收获”有看法,说这样做劳民伤财。孩子死了以后,汪又过来两次,把任国平叫出去谈了好久,但丈夫那阵子不怎么讲话,也不知两人到底谈了什么。
他老婆救夫心切,见办案人员对汪炳生更感兴趣,就顺着说表弟什么都听表哥的,并把两人的通信悉数上交。在这些家信中,有一封被看上了——汪炳生在谈到两边单位进行的反右运动时,说:“我们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必须要忍耐、忍耐、再忍耐,想尽一切办法保全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几句话单拎出来,显得异常心怀叵测,好像是电影里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台词。其实汪炳生无非是开导其时正在受运动冲击的表弟,凡事想开一些,不要跟组织对着干——倘若他说“反抗、反抗、再反抗”,那才奇怪呢!
办案人员如获至宝,连招呼都不打,马上到新场抓人。当时石涛正带着汪炳生和几个队长在圆木屋开会,搞得措手不及。事后石涛到总场去要人,却被姜书记一通臭骂,说他身边潜藏着这么个危险的异己分子,自己还浑然不知。石涛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仔细一打听,此事已经惊动高层领导,更是吓出一身冷汗来,赶忙做检讨,说自己光顾着搞大跃进,丧失了革命警惕性,稀里糊涂地重用了一个右派分子。姜书记对石涛说:“你也不用大包大揽,此人心机很深,你看不穿他情有可原,只是不要替他开脱,更别扯你提拔他的事。他的任职总场还没批,做不得数,就当没发生过。”石涛是姜书记一手栽培的苗子,这种关头还是要护犊子,否则他受牵连,自己也会有麻烦。
石涛回到新场,忐忑不安了好一阵子,生怕汪炳生向办案人员吐露一些于他不利的话。毕竟两人几个月来过从甚密,自己虽然没说过什么反党言论,但非议过场里一些干部。再有就是明知没炼出铁来,却用“献铁证”诓骗领导,这事简直是“铁证如山”,说出来就没跑儿。那段时间他搞大跃进的劲头消减了许多,不再逼着我们改造白浆土了,也不搞会战了,天一擦黑就收工。我们的闲暇时间因此增加了不少,“自建公助”的木笼房也像蘑菇似地纷纷冒出来。】
2019-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