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错误（22）

一百年前的今天:1922年11月13日, 上海梓园立德堂。

梓园的主人王一亭（1867年12月4日—1938年11月13日），名震，号白龙山人、梅花馆主、海云山主等，法名觉器，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市, 其父避太平天国战乱, 移居上海南汇周浦后经商，娶周浦蒋氏为妻), 出生于上海浦东三林塘其外祖母家。《王一亭七十寿辰》纪录片中有其挥毫作画的一节: 在梓园的晨光中，一亭先生旦起，洗盥餐毕，便伏案伸纸，由家中女眷旁立研墨。先生凝思片刻，濡毫泼墨，落笔似疾风骤雨，如有神助，洒脱淋漓，顷刻，《观自在大士》《虎》二图即成，观者无不叹服。望其风度，实非器宇博大者，不能为之。“大家不世出，或数百年而一遇，或数十年而一遇，在20 世纪的国画史上，王一亭就是这样一位不世出的人”。人物、山水、花鸟无所不能。而人物释道成就尤为特出，所涉上至天人仙域，下及黎民疾苦，全由慈悲心得来，涤人心目。

王一亭是“海派”绘画的巨擘，但与其他“海派”画家有所不同的是，在攀登艺术道路的过程中，他的前半生曾轰轰烈烈走过民主立宪、实业救国道路。他出生时其母难产，故长大后总念念不忘。他事母至孝，于1907年特为母亲颐养天年而购置小南门乔家路 113号“借园”(约六亩地), 营建中西式园林住宅，因园中有古梓，故易名梓园, 门额上的园名由其挚友海派书画巨擘吴昌硕题书。梓园是一处中西结合的园林住宅楼，位于中国上海市黄浦区老城厢的东南部(乔家路113号)。它有高高的砖墙围绕，内有假山、池塘，还有佛阁，主建筑为中西合璧风格。正门是汰石子门柱，双扇大铁门，上有门楼。主宅是独立式假三层住宅，砖木结构，洋松装修，建筑面积620平方米。花园内有假山、水池，后增建二层佛阁一座。在门口的两侧各有两根爱奥尼亚柱式，这是十分令人惊叹的。梓园的建筑结构在中国佛教亭阁中很少见。哥特式的窗户与希腊风格的亭柱与这座法式经典主义建筑巧妙的结合在了一起。
此园林最早的主人是康熙二十一年進士清朝書法家周金然，于清朝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 构筑，已将近350 年。 到王一亭是一位政商佛教界名人并且也是上海著名的书画家。王一亭入住后，保留了原来的青玉舫、琴台、归云岫诸胜。 庭院构造精致。全园以荷花池为中心，池中植莲，养鱼， 又有仙鹤、白鹅遨游其间。四周多奇葩异草，花木扶疏，山石嶙峋。池中筑亭，可供憩息。园东临街处建二层楼住宅。 楼上卧室，楼下分别为客厅、书房、画室，十分宽敞。庭院非常精致。正中间有一个荷花池，十几只白鹅围成一团在水中嬉戏。佛堂的前面有许多茂盛的树木，透过树木可以看到一个兰亭。从兰亭里往右看佛亭，有一只金属制作的仙鹤独立,姿态优雅线条流畅。在它的左边，是一棵据说有三百年历史的大梓树。王孟南说，一到春天，它就会开满白色美丽的花朵，非常漂亮。 梓园内有传统古式祖居，高大宽敞的立德堂, 还有荷花池以及轩舫亭台、佛阁等众多建筑；后又改造加建了一座小洋楼，可谓中西合璧。王一亭在此先后居住约30年，并经常在这里接待亲朋至友和中外友人及团体。1922年11月13日，美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途经上海做客“梓园”, 王一亭在此宴请爱因斯坦一行, 宴会在假山东侧的立德堂大厅举行。

 

             

         

         

王一亭在民主立宪、反清讨袁、投资实业、翰墨书画、赈灾行善、信佛护法，助建医院等各方面都有非常卓越的业绩，曾为社会和民众作出巨大的贡献，他这一立体、多元的丰满形象，很难作一次性全面呈现。

王一亭的外祖母粗通文墨，在他七八岁时便给讲《孝经》上的故事。由于书上插图精美，给王一亭从小以很好启蒙。一是讲孝道与热爱慈善，二是传统绘画播下艺术种子。他13岁到上海绅商李平书开设的慎余钱庄当学徒，业余在广方言馆学习外语。这一经历为他日后经商打下了基础。20岁后转到宁波镇海富商李云书的"天余沙船号", 工作出色，很快被提升为“天余号”的经理。同时兼做地产和保险业务的经纪人。1900年，日本大阪商船株式会社进入上海，34岁的王一亭以出色的经商才华，被聘为上海分社的总代理，从事海上航运业务。1907年，该社与日本另两家经营长江航运的株式会社合并，成立日清汽船株式会社，39岁的王一亭被聘任为总代理。王一亭将丰厚的佣金和平时的积蓄，投资兴办民族工商业和金融业务。他曾提出“立国之本，基于富强，富强之本，基于农工商”的主张。1906年，上海沪南商务总会成立，王一亭被推举为总理，并一直担任上海商务总会历届会董。

令人钦佩的是，王一亭是一位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功臣。西方列强通过战争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屈辱。1906年，张謇等人在上海发起召开“国会请愿同志会”，王一亭积极参与，并被推举为由苏、浙、闽、沪等地商、学两界组成的上海预备立宪公会董事。当清政府的“立宪”骗局败露之后，在孙中山的影响下，王一亭毅然投身于反清斗争之中。他和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陈其美(蒋中正结拜兄弟) 是同乡，当陈其美到达上海时，他便参加了同盟会，亲身参加陈其美领导的光复上海的斗争。

 除了积极参加活动之外，还在经济上支持陈其美创办《民主报》、《民生报》。1909年5月，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再办《民立报》他是主要支持者。他们为同盟会在上海举行起义准备军事力量。1911年，同盟会在上海成立分会，他出任机关部财务科长。同年11月3日，上海同盟会在上海总商会宣布独立，举行著名的“上海商团起义”。王一亭随沪军都督陈其美参加攻打清军在上海最坚固的堡垒江南制造局。在危机关头，陈其美被抓，王一亭慷慨陈词：“事亟矣！进或亦死，退则必死，等死可乎？与其引颈待戳，无宁为国殉身。若事有济，则与民国前途裨益良多。” 众人遂决议再攻制造局，王一亭命长子王孟南组织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终于攻克，陈英士得救脱险。王一亭在革命生死成败的关键时刻表现出的定力与气魄可见一斑。在他的鼓动下，革命军终于攻下江南制造局，取得了上海起义的胜利。上海光复后成立军政府，王一亭先后担任交通部长和商务部长，还兼任同盟会上海分会的理财长。他先后为军政府垫付公债款40万元，还出面邀请上海各界士绅为革命军筹措军费数十万元，又经手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35万元，为了辛亥革命和上海的光复，他倾其所有。袁世凯窃国，二次革命失败，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流亡日本，袁随即下令通缉王一亭。后王一亭移居租界，深居简出，避过劫难。

从此王一亭诵经作画事佛，但他仍热心公益事业，捐资兴办孤儿院、病残院、资助普善山庄、同仁辅之堂等，成为一名慈善家。在佛教团体中颇有影响。先后担任上海总商会协理、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华商电汽公司董事、中华银行董事、湖州电灯公司董事长、中国佛教协会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佛教书局董事长、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等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立即放弃日清汽船株式会社的丰厚佣金，并与之断绝关系。1932年组织义卖，将所得款项接济东北抗日义勇军。1938年日军占领上海后，意欲拉他入伪政权，他誓不为敌效力，为了表明爱国家。爱民族的心迹，他毅然携家潜离上海，准备经香港至内地。后因感染疾病滞留香港。1938年10月，得知日本攻占广州，他失声痛哭，病情因此加重。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又不愿客死香港，定要叶落归根，叮嘱他儿子将他送回上海。这样，遂于11月9日搭船返沪。11月13日凌晨病故寓所。于13日病故于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觉园寓所，享年72岁。追悼会在上海湖社召开，上海各界人士1800余人为王一亭送行。蒋介石题送挽联：“当飘摇风雨之中弥征劲节，待整顿乾坤而后重吊斯人”。王一亭的遗体被安葬在上海虹桥公墓，时后蒋介石亲笔为他题了“清标亮节”的石碑，以表彰王一亭晚节可风。后由他的晚辈将王一亭的遗骸迁葬于原籍吴兴郊外的白龙山。 

王一亭的书画艺术对后世影响深远

王一亭称得上是一位全能画家。人物、花鸟、山水俱佳，尤长于佛像。他勤研梁楷、老莲、八大山人，将任伯年的清新飘逸和吴昌硕的沉雄凝重，融入自己的画作中，千锤百炼，融会贯通，终成自家面目。他的作品外表粗疏而内蕴浑厚，构思布局新颖别致，奔放处见工整，精微处有气魄。既具太岳之雄，又不失匡庐美秀；有河出潼关之势，又不乏江流曲折之姿。气能震惊四筵，韵以闲适独座。他的画风影响后人，开启来者。潘天寿津津乐道于他的结构布局；张大千得益于他的泼墨画法；丰子恺则在他简练、准确的线条勾勒，浓淡有致的水墨渲染中找到了灵感；王个喉更是耳濡目染，获益匪浅。无可否认，在中国近代艺术史上，王一亭确实是海上艺坛一位巨擘。正如张大千在《王一亭先生书画集•序》中所言：“古今妙作，从于心者也。外境炫心，心感于物而动，两相神会，蕴为意象。于是发之笔墨，纵情挥洒，化为新境，斯乃锻炼操守而呈之艺术创作也。” 王震的艺术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近现代国画大师潘天寿、傅抱石都曾师法，并从王震的艺术作品中得到重要启示。王一亭虽然从风格上来讲属于传统文人画家，但由于他的影响力和独特的绘画风格，也受到了国内画坛乃至国外藏家的推崇，对许多后辈的画家有着深远的影响。王一亭的画坛地位非常之尊，自民初以来，饮誉沪上三十年不衰。可以说，王一亭是20 世纪初海上画坛，乃至中国近代美术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位绘画大家。吴兴之地，自古便是名家荟萃，而王一亭注定也会为上海这片土地再添一份辉煌。

受外祖母影响，王一亭自幼酷爱绘画，他六岁上私塾，七岁得益于外祖母教授《孝经》，被二十四孝图所吸引，于是开始了绘画之路。十二三岁时，画名已传遍周浦镇，被视为少年奇才。 由于出色的天分，被上海巨富李微庄（1873-1913）赏识，将他介绍到恒泰钱庄做职员并资助他学习国画，还拜了著名画家徐小仓为师。有一天，著名“海派”领袖画家任伯年在一家装裱店中看到了王一亭的画作，顿时大为赏识，经过多方打听，最终找到王一亭并收他为徒，从此，任伯年的教诲影响了王一亭四十年。也正是因为王一亭的画作，得到了宁波镇海富商李云书（1867年—1928年）的好感与赏识，到其家开办的沙船公司任职, 王在工作中勤恳踏实，被提拔为“天余沙船号”号的经理。从此由于王一亭出色的商业才能, 开始在上海商界成为了后起之秀。1900年，日本大阪商船会社在上海成立分社，老板李云书推荐34岁的王一亭为分社的中方经理, 凭借多年在上海基层的工作经验，王一亭早已熟悉各种政商关系，通过灵活的经营手法，接到了很多大宗的商品货运的订单，使得大阪商船会社在中国的业务迅速扩张，仅用了五年，便成为长江流域仅次于英商太古公司的第二大航运公司。庞大的中国市场使得日本决定扩大在中国的业务，于是便将长江流域的各个子公司进行合并，成立了日清汽船株式会社,  依然让王一亭出任日本日清轮船公司中方经理，每年的雇佣金达到万元甚至是十几万。而此时的王一亭仅仅只有39岁。当时的中国市场大多被外商占据，使得大多数民族工商业已无立锥之地。而王一亭这样认为：“立国之本，基于富强，富强之本，基于农工商。”因此便把自己的佣金收入大量投资到民族工商业中。先是和张謇发起创办了上海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并担任经理；之后又和周廷弼等人创办信成商业储蓄银行，成为中国第一家民办银行，并担任董事。王一亭的商业活动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被人称之为“海上闻人”。随着王一亭在上海商界地位的不断提高，受到清政府的关注，1906年清政府决定“预备立宪”，之后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王一亭被推为董事。初入政坛的王一亭对涉及民族的大事不敢有一丝懈怠，但是随着“预备立宪”谎言的揭穿，王一亭大怒，并转变政见从立宪派转向革命派，并在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他出生的年代正是“海派” 艺术的全盛时期。他自幼喜爱绘画，遇到名家之作便进行临摹，从中学到不少绘画技法。16岁经人介绍，拜任伯年的学生徐小仓为师，后又入任伯年门下。成年后的王一亭虽然主要精力花在经商和从政方面，但他总是每天坚持二三小时作画，甚至在办公室里放置画案，一有空就展纸挥毫。其绘画风格可分为两个不同时期：早期，他与社会的接触较多，绘画注重写生，作品清朗秀逸，活泼生动；后期，他闭门信佛，集中心思绘画，境从心生，画风粗放凝重，浑穆庄严。他绘画题材很广，在花鸟、山水、人物等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在当时的上海艺坛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王一亭在艺术上的造诣深厚。他在退出政界后，深居简出，学画事佛，经常与吴昌硕切磋画艺，亦师亦友，过从甚密。受吴影响，画风从工笔细趋向阔笔写意，画仍保持写实特色。他用笔酣畅雄健，构图讲究诗、书、画三位一体，作品气势磅礴，设色鲜艳，为人写照，即便寥寥数笔，亦形神兼备。吴昌硕在《白龙山人小传》中称他“书法醇穆雄健皓类平原，画则山水花木，郁有奇气，更善作佛像，信笔庄严，即呈和蔼之状。”至今江南各大寺院尚存不少碑刻佛像出自王的手笔。 50岁后王一亭与吴昌硕，并誉为“海上双壁”。吴昌硕逝世之后，王一亭便成为“海派”画坛的盟主。为了纪念这位画坛宗师，王创办了上海昌明艺术专科学校，自任校长，培养绘画艺术人才。他对青年画家也关爱备至，曾于1931年率领张大千、钱瘦铁、王个簃、郑曼青等访问日本，向日本画界大力宣传这些青年画家的艺术成就。他还积极探索吸收其他艺术的表现手法，如晚年他还采用油画的技法创作《达摩像》，中西结合的表现手法，产生面目一新的艺术效果。他曾与吴昌硕、齐白石并称为"中国二十世纪写意画三大巨匠"，不仅享誉国内，且名扬海外，尤以日本为盛,其绘画作品在日本被大量收藏,在日本影响很大，曾多次应邀东渡赴日本举办画展, 其个人绘画作品深受日本民众的喜爱与推崇，被认为有“浑厚”气势，人称其为“王菩萨”, 在日本广受欢迎, 故其作品于日本也有着相当数量的传入与留存。还受到天皇的接见。在日本天皇叔父接见时，王当场挥毫赠画。首相伊藤博文和王一亭成了挚友，并邀请他为自己画像。抗战前王一亭每年销日本作品可得数万元，大多用于国内慈善事业，因此王也是上海有名的慈善家。日本政商界人士来中国如果见不到王一亭，求不到一张画便觉得白来中国一趟。据1979 年72 期香港《大成》杂志载，当时日本人到上海“总以能见到王一亭为荣。见到王一亭如果求不到王一亭的画，那有如进入宝山空手而回，无以炫耀亲友。”1985年，王一亭的墓迁至苏州洞庭东山时，日本友人为之立纪念碑，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亲自题写“恩义永远不忘记”。声誉之高，可见一斑。

王一亭 与 吴昌硕

推介吴昌硕第一人   走近真实丰满的王一亭

1936年，一篇署名千秋的文章介绍王一亭说：“王师貌慈祥，低眉如弥陀。曾自题甲子小影，有句云：常作低眉无我相，不教昂首向人前。”该文谈到王一亭与吴昌硕的关系，说王一亭与“吴缶老交最厚，当吴微时，济以财物不稍吝，古称管、鲍，今见王、吴，先后辉映，堪相匹云”。“管鲍之交”是说管仲与鲍叔牙有厚谊，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以“管、鲍”比“王、吴”，可谓海上美誉。王一亭以晚生之礼待吴昌硕，既给吴以生活上的支持，又大力推介其画艺（尤多播传于日本），吴则在艺术上对王勉力提携，画界多见“王画吴题”，即一例也。吴昌硕赠诗王一亭曰：“天惊地怪生一亭，笔铸生铁墨寒雨。”吴昌硕与王一亭交往了近20 年(两人相差23岁又83天)，他在1922 年所撰《白龙山人传》中对王一亭评价到：“书画用笔雄厚，醇茂之处更寓虚灵，天池、复堂不是过也。每至兴时，下笔瑟瑟有声，若惊风之扫落叶，转瞬即成，作巨幛尤能见其磅礴气概。”在这里吴昌硕拿天池（徐渭）、复堂（李鱓）与王震作比，
 
王震早年师法任伯年，无论是其花鸟画还是人物画，从技法到构图都深受任伯年的影响，30 多岁就已掌握了任伯年的绘画技巧，为其后来的艺术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1912年吴昌硕移居上海，王震对其艺术极为崇拜，二人成了好朋友。王震50 岁之后作品风格深受吴昌硕影响，尤其大写意花鸟画“直从书法演画法”，笔力浑厚，苍劲简朴，追求古意，有金石之风，同时二人合作作品亦多有呈现，常常是王画吴题，或是共同描绘。更有甚者，就是王震为吴昌硕“代笔”，比如吴昌硕的人物画和山水画，当时日本人欲购买吴昌硕这一体裁作品，而吴昌硕不擅长的画，就请王震代而为之，画好之后再由吴昌硕题款,当时二人这类作品是有相当创作数量的。
 
吴昌硕（1844年9月12日-1927年11月29日 浙江省湖州安吉县人）是中国近代书画、篆刻的一代宗师，曾对海派艺术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1882年携眷属定居苏州到1912年移居上海这三十年，是其书画艺术逐渐形成个人风格的关键阶段(这段时间内除了1887年至1895年吴昌硕曾居于上海外，其余大部分时间居住在苏州)。吴昌硕选择苏州作为他的栖身之地，正是看重了这里的人文艺术环境。1895年王一亭在苏州怡园画集时初见吴昌硕。吴王相识于1909年3月成立的豫园书画善会，这是海派书画家第一个真正的慈善组织，由海派书画名家钱慧安、杨逸、高邕、王一亭、蒲华、张善孖等人发起。当时的吴昌硕虽然住在苏州，但他时常往来上海，亦参与了发起筹备。因而在豫园中的得月楼会所晤面相识，但这仅是一般社交场所的点头之交而已。1910年3月6日下午，中国书画研究会在上海小花园商余雅集举办上海书画出品会，作为第一批会友的吴昌硕不仅有书画作品展出，而且参加了当日活动。王一亭时任书画研究会的董事，尽管当时的总董是汪渊若，总理是李平书，协理是哈少甫，但实际负责运作的是王一亭。吴昌硕书画篆刻深厚的功力和独特的风格使当时审展的王一亭十分敬佩赏识。遂于当日的活动中与吴昌硕颇多交谈，了解了吴的人生经历和从艺简况。吴王的订交是在辛亥年，即1911年秋天，吴昌硕1921年为王一亭所写的传记 《白龙山人传》：“余于辛亥秋，橐笔至沪，书画交获一吴兴王君，名震号一亭别字白龙山人，为人豪迈，相互接谈，若和风之拂几席者。其书画用笔雄厚，醇茂之处，更寓虚灵，天池，复堂不是过也。” 将王一亭与徐渭比较。1911年秋，吴昌硕和王一亭真正互相认识于海上题襟馆。两人开始交往，常在一起叙乡情，谈艺术。作为知心朋友，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提携，在沪上书画界共同奠定“海上双璧”的地位。吴昌硕晚年常与王一亭共同挥毫作画，多数情况是王一亭绘画，吴昌硕题款，“王画吴题”成为当时海上画坛一道独特风景。 吴王的深交便始于1911年的辛亥秋及1912年5月吴昌硕正式定居上海之后，即“久久过从”。而海派书画流派纷呈、佳作迭出、大师云集、精英荟萃的兴盛局面，就是以1912年为起始的。

自1912年移居上海，吴昌硕的沪上生涯十五年，但在这短短十五年间，吴昌硕声名鹊起，并最终登上海上画坛领袖的位置。1913年，吴昌硕被公推为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1915年，吴昌硕继任海上题襟馆书画会会长；1922、1926年，吴昌硕连续于日本大阪挙个人画展......寓沪后以“昌硕”二字行世的他，可以说才真正成为了“吴昌硕”，并由此完成从艺术名家向海派艺坛旗帜性人物的嬗变。而这一切，与王一亭的大力推介密不可分。

1912 年，年近70 岁的吴昌硕在王一亭的倾心劝邀下离开了苏州，正式定居上海, 搬入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直到1927年去世)。当时海上画坛任伯年、吴滔、虚谷、蒲华相继去世，王一亭成为海派中坚。吴昌硕出现后，王一亭仰慕不已，但是初至上海的吴昌硕作品并未迅速得到认可，书画销售并不畅市场反应一度欠佳, 当时的吴昌硕名气并没有传播开来，如果吴昌硕的画卖不出去，王一亭还会自己收购, 悄悄地将其作品买下, 以安抚老人。王一亭为了帮吴，时常买其字画。据吴家所藏账簿，王一亭的订件最多。除了生活上的悉心关照，王一亭还凭借他在上海政商界广泛的人际关系，不断向人介绍吴昌硕的书画金石艺术(诗书画印)，为吴氏艺术开拓市场，王一亭不遗余力地在商界、政界、金融界极力地推崇吴昌硕，推荐其为海上画派的盟主，并且甘为辅佐吴昌硕，使晚年的吴昌硕名声大振，使吴昌硕很快赢得了上海各界的认可甚至尊崇，书画润格也不断攀升。寓沪十五年间，仅以堂匾为例，吴氏相同尺幅的作品增幅达15倍之多，横直幅增幅也有6倍。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王一亭为海上画派引进了一位艺术界领袖。尤为可贵的是，王一亭因与日本公司关系密切,利用其在日本的影响力,还向日本商界、书画界、新闻界，甚至政界友人白石六三郎、竹内栖凤、小室翠云、德富苏峰、伊藤博文等推介吴昌硕及其艺术,为吴昌硕的作品在日本打开销路。也是经由王一亭的介绍，吴昌硕逐渐成为日本政商要员接待贵宾之所"六三园”的常客，不仅得以在“六三园”办展（这是“六三园"第一次举办中国书画家的展览），且4次赴日本长崎、大阪展览，逐步成为最受日本人欢迎和敬仰的中国艺术家之一。也使得吴昌硕的名气跨过大海，走向日本。 一时间仰慕者纷至沓来，要求购买吴昌硕的画。为海上画派树立起了一位艺术界领袖，也为近代画坛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王一亭作为当时海派书画界的大腕，并没有唯我独尊，他极力推举吴昌硕，足见其大气的胸襟，也才会历练出惊世的笔墨，真正是画品人格自然出。在艺术上，可以说是王一亭的发现和推动成就了吴昌硕海上盟主的地位。

遥想当年吴昌硕时常在上海、苏州之间奔走鬻艺，缶翁之所以迟迟不能在上海定居，就是担心这海上华都开销甚大，立足较难。1911 年夏天，69 岁的吴昌硕从苏州来到上海。刚开始，他的作品乏人问津，他白天蜗居在浦东赖义渡镇的陋室里画画刻印，晚上坐小舢板到浦西，与各界社会贤达周旋，以求广开门路。1912 年，由王一亭介绍，吴昌硕迁居吉庆里的一栋石库门，房子三上三下，房东与王一亭为姻亲，对吴昌硕可以进行多方面的照顾。古稀之年的吴昌硕，总算寻得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他在大门两旁贴上对联：“君子悠乐，贤人孔安”。而正是王一亭以敏锐的艺术眼光，认定凭吴昌硕书画印诗四绝的艺术才能，不仅能在海上艺苑开创一番大事业，而且凭吴昌硕的社会资历和从艺声望，他也能担当书画界的领袖。于是他多次劝说、反复邀请缶翁到上海定居，并给予了老人以生活上的关照及经济上的帮助。

王一亭早年学画得徐小仓指点，后师从任伯年，继承任派风格，他早期的人物画，无论从题材、人物造形、用笔，画面构图上，都有任伯年绘画的特点，其早年所作人物与任伯年酷似。1911 年秋天开始王一亭与吴昌硕成为密友，受缶老磅礴浑厚气势之启，渐入格局开张，意蕴雄健，醇厚酣畅之境。中年以后的王一亭和缶翁是亦师亦友的关系。1912年年近70岁的吴昌硕正式定居上海后，王一亭与吴昌硕过从笃甚，情同手足，经常在一起研究书画。王仰慕其金石气入画，耳濡目染，画风逐渐相近。王一亭的很多画都有吴昌硕的题跋，“王画吴题”风行一时。以至于吴昌硕后期所作山水人物，多半出自王一亭代笔。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吴昌硕对王一亭艺术的肯定。王一亭后期书画创作深受吴昌硕金石风格影响，书法苍劲雄浑，画风趋向阔笔写意。用笔酣畅雄健，气势磅礴，设色浓艳，但仍保持其自身的写实特色。 晚年的王一亭的人物画逐渐脱离模仿任伯年的影子，同时兼具了任、吴二者之长，形成了他独特的人物画风格。王一亭将任伯年的清新写实和吴昌硕的沉雄浑朴融入自己的人物画中，千锤百炼，融会贯通，终成自家面目。王一亭最擅长的还是人物和佛像，吴昌硕的人物画不多，而王一亭擅长人物画，尤其是以佛教故事人物为主。很多吴昌硕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由王一亭来代笔, 五十岁之后是王一亭人物画创作的高峰, 他的一些人物画外表疏率而内蕴浑厚大气，画面的构思布局新颖别致，在奔放处见工整，于精微处显气魄。王一亭多为吴氏人物画代笔，固有“王画吴题”之说，彼时的“王画吴题“一时有“海上双璧”之美誉。民国初，海上画坛中王一亭的名气一度与吴昌硕比肩。王一亭是成就吴昌硕“后海派"领袖及至一代宗师地位延续至今的重要推手。在大力推介吴派艺术的同时，王一亭也在吴氏指导下画艺大进，自出机杼，其佛教人物画超尘绝俗，求者接踵。二人携手结盟，形成的“金石”画风主盟海上画坛，其影响力至今不衰。两人和齐白石后来被称为"中国二十世纪写意画三大巨匠"。王除了问艺于吴门外，还礼贤下士，甘为辅佐，帮助并力推吴昌硕为海派书画界盟主 ，成为海上画派无可争议的艺术界领袖。

此外，身为海派艺术重要的赞助人和市场推手，王一亭一生中担任过超过20个书画团体的主要成员或发起人，他所参与、赞助、或应邀挂名的美术学校、社团、展览、出版更数不胜数，头衔不下数十个。凭借其卓越画艺与影响力，吴昌硕去逝之后，“海派巨擎"王一亭成为上海画坛的公认领袖。 王一亭对海派书画艺术的整体发展，特别是对艺术领军人物的树立起了关键作用。王一亭是上海这座大都市培育出的既有艺术天赋又有商业意识，既有创作能力又有经济头脑，既有审美追求又有社会责任的英才。王一亭对吴昌硕金石书画的推广，对海派书画影力的扩大，海派书画家在慈善赈灾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等，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任伯年于1895年去世后，吴昌硕于1912年定居上海前，海派书画群体中公认的大家已不少谢世，如吴伯滔于1895年、虚谷于1896年、吴大澄于1902年、蒲华、钱慧安于1911年都归道山，王一亭成为中坚人物。正是在这种新旧交替的时期，王一亭以他睿智的目光认识到这种现象如不及时解决或弥补，将会影响海派书画的整体性发展及提升。1912年，王一亭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创办之初出任校董，出资相助，并亲自授课。后又协助创办上海昌明艺术专科学校并出任校长，培育青年英才，弘扬海派艺术。王一亭又是一位促进对外艺术交流的使者，曾多次组织中日书画家互访及办展，影响巨大。1914年，王一亭为吴昌硕在上海六三园举办了生平第一次个展。六三园是当时日本政要和商界接待贵宾的宴庆地。吴派艺术始为日本各界所推崇。

经商与中国画创作似乎是两种思维，故能于二者兼而穷极者史上非王震莫属。他是商界骄子，又是画界精英，对艺术的无限热爱与乐善好施的秉性，使其于商界获得的巨大财富不计得失、源源不断地投入到了艺术活动中，极大地推动海派艺术的传播与发展，如此商业巨子，如此艺术奇才, 于时代而言，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王震大利，其艺不朽。王一亭是晚清民国时期上海这片特殊的土壤造就的英才。他集商界、政界、艺术界的资源于一身，在独特的艺术风格之上树立起自己画家、儒商、民主先驱的伟大形象。他的一生千秋垂范。

P.S. 王一亭的幼子王季眉(王传焘)，才气过人，其画豪宕而空灵，色酣墨饱，雄健古拙，吴昌硕对他评价很高。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筹备成立中国画院，有人推荐王季眉(王传焘)为画院画师，但因当时的政治氛围，未获批准？

1922年11月13日，美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途经上海，做客“梓园”。爱因斯坦在乘船前往日本进行学术交流(到神户庆应义塾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讲学)的途中，航轮中途在上海停靠，顺道前来上海。爱因斯坦并于当日刚得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拒绝了接待方事先安排的在上海参观旅游行程，希望更多了解上海风土人情，尤其是中国建筑、文化艺术等，于是就开始了特殊的海派文化一日游。他游览了小世界、豫园、城隍庙，观看了新剧。当晚又来到王一亭私邸“梓园”做客。

1922年11月13日上午十点四十分船抵汇山码头。十二时三十分登岸去一品香午膳。饭后爱因斯坦提议要到中国人真正居住的地方上海城里去看看。 当晚去了“富有的中国画家”王一亭家，晚上六点半到达，参加精致的晚宴, 受到盛情款待。 陪客有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大公报经理曹谷冰，总编张季鸾，北京大学教授张君谋，浙江政法学校教务长应时夫妇 及其女儿应慧德，同济大学校长德国人斐司德（M. O. Pflster）夫妇，日本改造社代表稻垣夫妇，大阪每 日新闻社村田先生等。宴前，爱翁夫妇观赏了梓园的园林景致，以及王一亭画室的金石书画。 宴间于右任致欢迎辞，爱因斯坦答辞，张君谋以德语再致辞。

当晚六点半，爱因斯坦夫妇一行来到沪上著名书画家王一亭府邸梓园。梓园位于南市老城区东部（今乔家路113号），高高的砖墙围绕，内有假山、池塘，还有佛阁，主建筑为中西合璧风格。王一亭引领爱因斯坦一行参观了梓园各室，并向客人展示了珍藏的金石书画等文物。在灯火通明的走廊上，挂着一些王一亭的画作。爱因斯坦注意到一幅王一亭自画像，认为是“非常漂亮、笔力遒劲的自画像”。宴会在假山东侧的立德堂大厅举行。王一亭请了新北门大街（即障川路）时新照相馆摄影师拍摄合影照。众人合影后进入厅堂。分两桌围坐。大家用德语、法语、汉语、日语交谈。应时和稻垣作翻译。受王一亭之邀，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应时和夫人章肃负责招待。女儿应蕙德聪慧伶俐，仅11岁就会德、法两国语言。爱因斯坦夫妇下车，应蕙德上前献了一束花。应蕙德说着一口流利的德语，爱因斯坦感到新奇而高兴。《民国日报》当天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梓园和爱因斯坦的拜访:“由于王一亭寓所可算中国家庭的典型，他作为画家当然藏有历代名画和自己创作字画的精品。由他来接待爱因斯坦，正是为了‘藉便博士观中国家宅情形，并赏览中国美术品’。”

P.S. 王一亭招待爱因斯坦的立德堂毁于战火，室内的书画文物、佛阁内的佛像均被洗劫一空？？？

            

当之无愧地享有“民国慈善第一人”的美誉

王一亭是一名著名书画家、实业家、社会活动家与虔诚的佛教界名士, 更是一位杰出的慈善家 。他创办工厂、船厂、银行，影响广大, 却以普济众生为己任,在上海历次的慈善活动中捐资无数。此外, 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组织慈善团体, 开展济贫、职业教育工作。他50岁后信佛益笃，每日焚香礼佛，菇素持斋。他曾发起举办华洋义赈会、孤儿院、残疾院、中国救济妇孺会、同仁辅元堂、普善山庄、浙绍医院等多处慈善机构。尤其是在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之时，他捐出了大量物资，而他所做的一切, 为他在日本赢得了“王菩萨“的美名。他作为一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了解社会现实和民众疾苦。为此，他不辞辛劳、不计得失，全身心地投入，成为上海最著名的慈善家和慈善界领袖人物。先后参与策划、创办了上海孤儿院、中国救济妇孺总会、上海慈善团、上海游民习勤所、上复善堂等十多个上海最有影响的慈善组织，并担任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救灾准备金保委会委员长、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上海国际救济会等社团的要职。王一亭与高凤池创办的上海龙华孤儿院在当时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反响。由宋庆龄担任院母，社会名流张君康先生担任院长。可以这样讲，这个时期是中国近代慈善史上最为兴盛的时期。慈南在《纪白龙山人王一亭》一文中写道：“先生开会，常若人定，恒一言不发，然遇取决之际，事有不能决者，一言立解，凡上海慈善事业，无不有先生名，盖无先生之名在董事列，若不足以号召也者。各慈善经费恒不裕，其所办事业则又力求其大，因之收支常不敷，转以求先生，先生能有以纾其急。先生常谓‘办慈善事业，不愁无经费，如办得好，人自会送款子来’。有时至无可筹措际，先生常出其所作书画，集巨款，而以嘉惠公益慈善事业。”王一亭是一位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慈善家。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他与朱葆三等人在《申报》上刊登《救济日本大灾召集会议通告》，及时垫募白米，面粉及药品、木炭等生活急需品，急速运往日本，为最早抵达的外国救援船，并向日本灾区寄赠一座梵钟。1983年，王一亭墓迁于吴县洞庭东山杨湾，日中友协会长宇都宫德马题词“恩义永远不忘记”，感念当年救济之恩。

1923年9月1日上午11时58分, 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8.2级地震。以东京地区为中心发生的关东大地震引发火灾，罹难人数大约14万2千8百人，200多万人无家可归，倒塌建筑物大约为12万8,266栋。财产损失非常严重。该次地震对东京和横滨2个日本巨大城市都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受灾范围广及整个关东地区。东京、横浜半成焦土，灾民遍地，部分旅日中国商人、学生同遭劫难。地震后又大面积失火, 东京烧失面积约38.3平方公里, 横滨烧失面积约9.5平方公里。整个震区的财产损失达300亿美元。特别悲惨的是东京下町区, 约4万人逃到陆军被服厂广场避难, 因地处下风, 不久广场就被猛烈的大火包国, 3.8万人被活活烧死。悲剧发生之后, 有一位中国人挺身而出, 以中华民族博大、宽容的胸怀, 捐物资, 捐字画, 济生者, 悼亡灵, 进行全面、无私的赈灾。他就是王一亭。 地震发生时，王一亭次子王传熊 (叔贤, 1893 年生）正在日本大阪考察，灾情发生后紧急致电王一亭，王一亭听到消息后立马联系上海救济部门。于大地震次日的9月2日，王一亭等人即发起成立了“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广泛开展活动，行动力迅速。以募捐款项多方面购买物资，组织购入日本灾区最急需的白米面粉以及木炭、药品等生活品。几天之后，他们便迅速购买了大批的大米、面粉、药品、衣被等物品; 并在王一亭的组织下，代表上海工商界租赁招商局轮船“新铭号”运送首批救灾物资赴日赈济。9月8日，“新铭轮”从上海启航， 于9月12日抵达日本神户港，计有义援金18万5000元、白米10000担、面粉20000包，以及食物药品衣被等各种生活急需品支援物资，亲自送到日本灾区去进行救灾。“新铭”号所载物品是第一批抵达日本的国际救灾物资。随后运往灾区，分发给受灾的日本民众。第一批物资抵运日本后，王一亭继续筹备，更多的赈灾物资又从上海发出。以王一亭先生为中心的慈善基金会，在10月23日及25日更多的救济物资分两次继续寄发。先后共派出三批物资，给受灾的日本人民送去了希望。因此被日本人民称为“王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