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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势国家有没有可行的竞争方略（一） 2018-04-27 老田按：这篇文章写于2009-1010年，部分内容曾在2009年开放时代年会上宣读，经过整理后以《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及其背后的认识论基础》为题发表于《开放时代》2010年第一期；另外一部分内容以《抗美援朝战争与中国的威慑信用》为题发表于《天涯》杂志（《天涯》2011年第一期）。本文涉及到的头绪较多，较为具体地追溯二战后国际竞争与中美博弈的认识论变化。1957年毛爷爷访问莫斯科时期强调“东风压倒西风”，看世界的图示，主要是基于社会制度的分野。这个判断在1958年发生了深化--毛爷爷把美国的进攻战略“纸老虎外观”进行了剥离，认为美国的真实意图是“非进攻性的”，依据就是美国军事力量的全球配置像是“牛尾巴绑在桩上”，这属于自设局限的守势而不是进攻力量高度集中的“攻势”。这与1957年的“东风论”有着内在一致性：美帝想要依靠军事力量捞取好处的潜力不太大了。到了1970年代毛爷爷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据以做出判断的认识依据不再与社会制度分野有关，而是强调了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优先性--这是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分析依据，同时还有一条隐含线索是社会主义国家上层的修正主义状况，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外投降”问题。从东风论到三个世界理论，据以分析国家竞争的问题视野变化是根本性的，美帝也不再有追求炮舰政策的收益了，全球竞争将是经济性的不平等交换，由此第三世界的受剥削地位才上升为与中国的最高一致性。与国内政治中间修正主义状况紧密相关，竞争意志的消失和“对外投降”策略的选择，会配套宣传各种夸大美帝的绝对优势以及各种不与美帝合作就没有出路的认识方法，后来中国终于走向了鼓吹“合作双赢”的主流理论了，放弃了竞争思维以及以竞争思维思考国际竞争的方法论。在特朗普重提竞争和不兼容利益重要性的今天，回顾战后至今的国际竞争态势的演变过程，不得不承认：毛爷爷倡导的“弱势竞争方略”，依然是我们认识国际竞争并参与竞争的起点。总体上看，中国民众思考国家安全问题或者国际竞争问题，多半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在外部的激发，老田对国际关系问题的再学习过程就是1999年美国轰炸大使馆之后，这与五四运动“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问题意识激发过程，完全一致，这篇文章是老田再学习十年之后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此后基本上就转移兴趣去其他方面了。所以，自那之后就基本上没有新见解了，本文重新发出来时，只做了少量的文字调整。 以平民革命战争的经验为基础去想象世界格局和国家安全--对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再回顾 作者：老田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60周年） 在过去六十年里，中国人想象世界格局的方式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毛时代，第一代革命家仍然是掌舵人，对于世界及其格局演化的想象明显与革命年代的军事对抗经验有着延续性。现在则反过来，想象世界的方式回到五四之前--简单地抄袭西方人的看世界图示。前五四时期中国人学习西方，是希望把中国的政府组织模式和能力提高到足以在竞争世界中间自存，而后文革时代的学习西方是要瓦解中国曾经的社会团结并放弃对外竞争目标和最低利益防护，这是主流学界放弃社会责任的堕落表现。 毛泽东看待世界格局的图示中间，有多个方面的认识论来源：首先是从近代史中间提炼出来的问题意识--不能抄袭列强的社会制度模式和军事竞争方式，作为弱势博弈者必须采取不同于强势博弈者的竞争方略；其次是绝不幻想列强的“善意对待中国”，而且选择支付较高的安全成本并建立起有效的威慑信用；从革命战争年代的竞争方略中间，毛泽东在有形实力劣势条件下，重视无形实力的提升，由此主张要反对管理的常规路线，坚持最小化强制性管理手段的扁平化管理模式。朝鲜战争对于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和国际竞争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检验。 1959年赫鲁晓夫在美国的表现，激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管理层蜕变的社会学认识（修正主义代表高薪阶层），由此开始了中苏论战和国内反修（具体部署是四清和文革）；文革期间对党史梳理中间提出“路线斗争史”的中心线索，直接把管理层对扁平化管理的排斥这样一种“右翼激进主义”作为优先对待的问题；在1970年代早期中国外部安全环境改善、内部文革濒于崩溃时期，再次把统治阶级的蜕变问题作为对外竞争的关节点问题提出来，这是他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的历史背景。正是在三个世界理论中间，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程度都已经丧失了作为标准的意义，改而突出出来的是统治阶级的蜕变和弱势博弈者方略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中国作为旧殖民主义政策最大受害者的近代史经历 近代史上中国屡遭列强侵略，战争失败不仅带来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且，列强在“战争胜利”后所勒索的战争赔款数量也十分惊人，各种估计中间“数值最高者为银19.53亿两，最低者为10余亿两，被史学界广泛采用者为近13亿两。”[1] 这个数字相当于清政府16年的财政收入总和。如果对照1860年英国纺织行业的总资本数量8200万英镑（其中机器部分约5300万英镑）、全部制造业总资本数量1.56亿英镑（约6亿两白银）的数字，[2] 就能够更为具体地理解这一榨取的力度。 除了毫无补偿的“赔款”这样一种榨取方式之外，有补偿的“鸦片贸易”也是近代史上引人注目的“交易”现象，一位美国学者指出，输入中国的鸦片是“十九世纪全世界最贵重的单项商品贸易”： “在十九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结算大约盈余二千六百万元。从1828到1836年，从中国流出了三千八百万元。使国际收支逆转的正是鸦片烟，结果就资助了英国加速使印度殖民地化的大部分活动。1830年，东印度公司的总稽核宣布，每年至少有四百万镑得从印度运回英国。印度的这笔盈余的大部分首先要变成鸦片在广州卖掉，然后购买茶叶运到国内，这又为英国政府增加了三百三十万镑关锐。在经过几个世纪的贸易之后，西方终于发现中国会大量购买的东西了。”[3] 在人均收入很低的中国，大量的鸦片销售对其余工农业产品的“市场挤出效果”也很明显，这无疑压缩了其他产品的市场容量：“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为止，鸦片一直是中国进以商品中最为重要的项目，每年进口价值在3000万至4000万关两之间。此后，棉货类的进口值才超过了鸦片。”[4] 如果说短期的损失和有形的生命和财富损失还能够统计的话，列强损害中国一切建设性力量的成长，防止有抱负的那部分精英掌权，有能力灭绝一切建设性的政权和组织力量的成长过程（哪怕是国民党这种建设性远远不足的政治实体也在列强的反对之列，1913年以“五国大借款”支持北洋军阀政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无形的长期损失就难于估计了。在近代中国，无论建设现代国家的政治努力还是发展经济的努力，都与列强在中国追求的短期利益目标相反，这样，列强就始终是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建设的破坏性力量而存在。英法对于奥斯曼帝国则是惟恐其太弱不足以抵挡俄罗斯的压力，对于中国政府却惟恐其太强以至于不愿完全服从列强的意志，因此，列强相约在中国扶持最腐朽堕落的势力： “英国之所以在签订《巴尔塔里曼尼条约》和《南京条约》时对奥斯曼和中国区别对待，就是出于这一同样的‘有趣的规则’。如前所述，尽管两个条约存在相似之处，但它们在巩固英国的亚洲主宰权方面发挥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前者是要强化奥斯曼帝国的中央政府，而后者是要削弱中华帝国的中央政府。二十年后，中华帝国的中央政府已经足够虚弱，很久以来奥斯曼帝国可以为英国做的，它也可以做了。”“简言之，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中国与30年代后期的奥斯曼帝国一样，英国霸权之下的西方列强在选择中具有明显的偏好，它们宁愿与亚洲分崩离析的旧制度为伍。和它们打交道，也不愿与新生的民族主义和‘西化派’力量在一起。与西方的理性化相反，英国与中国的战争，以及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与非西方世界的政府和民族的战争，其目的都不是为了尊重对方主权、建立互惠的商业交往环境，相反，它要强加给中国和非西方世界的是政治上的附庸关系，这与各国平等和国家主权的西方理念格格不入。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与衰微的旧制度为伍显然比与民族主义和‘西化派’力量在一起更为安全。”[5] 列强要在另外一个国家遂行扩张与榨取的目标，这远非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只能在考虑了被侵略者的反抗能力，计算了侵略者所愿意付出的侵略成本数量之后，才能完整地理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问题。保罗·巴兰在比较了印度和日本在殖民化时期的差别待遇之后指出：因为日本地狭民贫，没有多少可供列强榨取的经济资源，也不能提供产品销售市场，所以，列强也就相应降低其愿意承担的“侵略成本”数量，这是日本轻易挣脱殖民化链条的关键；而印度则由于其富足而受到英帝国系统而长期的掠夺。[6] 如果拿中国与印度相比，可榨取的经济剩余数量就更为可观，中国1820年GDP数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所以列强“经营中国”的意愿格外强烈，投入的“侵略成本”就格外高，在这里可以看到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以及后来的日本侵略战争的动力所在。国防经济学中间区别了普通的经济行为和冲突行为的分析工具之不同： “交易理论和冲突理论构成了经济学分析的两个平等的分支。第一个分主建立在合同和相互获益的基础上，第二个分支建立在争夺不对称优势的基础之上。”共同获益于争夺不对称优势显然是不同的，但两者之间还有三个共同点：“在决策者层次上最大化必须遵从资源约束；在总量层次上均衡决定是平衡和综合这些独立的私人决策；在生产的一般过程中资源投入转化为期望产品。”“冲突理论引用交战和斗争的技术，在此过程中，投入由双方的斗争性努力构成，而产生的‘产出’则是以资源和收入的最后配置形式。”[7] 因此，侵略的成功，还要联系反侵略的无效，才能完整地理解这一特殊的“产出”。晚清政权的无能使其难于凝聚国民的意志和力量，无法筹措足够的反抗成本去对抗列强，这就更加改善了列强侵略中国的效果-费用比率，鼓励了列强付出更大的侵略努力，来改造中国政治经济体系来满足其榨取目标。可资榨取的经济剩余数量很大，同时却没有足够的反抗能力，这种近代史困境被鲁迅用一个通俗的比喻解释得淋漓尽致：“倘是狮子，自夸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8] 19世纪中期，欧洲国家在瓜分非洲问题上达成了稳定协议，英国在印度获得了近乎垄断的地位，但是，列强在中国只能寻求不稳定的势力范围，这种“不稳定性”占有状态助长了短期化行为--列强并不把中国作为一个长期的可持续剥削的目标，而热衷于在短期内尽可能实现最大的利益榨取，英国对中国和印度的差别待遇就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英国在印度种植鸦片但禁止在印度销售，要全部贩卖到中国来卖。英国在印度的行为，显然意味着把印度作为一项“长期资产”而加以经营利用，对中国的榨取行为，则明显不作长期打算。所以，仅仅概括列强在世界各地扩张中间的“常规模式”，尚不足以理解中国在近代史上的遭遇。 正是列强这种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使得“冲突性”的分析工具更为有效，毛泽东的“帝国主义概念”，利益“不兼容程度”也是最高的，其内涵与列强对中国的“短期榨取”目标相一致，这就使得“阶级矛盾对抗性”的分析工具更为有效，这就足以支持 “零和性质”的“矛盾冲突分析”。又由于在列强侵略中国一百多年中间，中国遭遇到数量惊人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损失的数量客观上界定了人们愿意接受的为避免损失而支付的成本数量，较高的风险总是会提高支付高额“保险费”的意愿。从中国近代史遭遇的损害看，必然会在中国产生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国防和安全成本支付意愿，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安全和发展战略”就是此种意愿的具体化。从列强与中国的交往经验中间，毛泽东还从中提炼出一个“先生打学生”的基本结论：简单跟随西方的制度是不可能在博弈中间获胜的，换言之，按照列强的制度模式去支付安全成本是不合算的，这就需要在列强已有政治经济制度模式之外去寻找博弈方法，毛泽东这种另类思考后来得到国共军事竞争经验的强化。这是毛泽东与过去和今天主流学界的思考路径之间出现了根本性的分叉。 在自主安全成本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由于中国国土和人口的巨大规模，在采用有效的动员模式之后，有能力支付的巨大的安全成本而无须仰赖外人的善意和恩赐。与此相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却不够大，以中国经验外推时容易忽略这个关键的区别，相当多的小国是没有能力自外于国际市场而求得经济发展的，也不能筹集足够对抗大国干预的成本。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形成的低成本政权经验，未能在第三世界国家推广（实际上在中国也未能长期坚持下来，文革后被刻意放弃），而市场化和科层化这两种“正规化的方式”在穷困经济体中间的效果是很有限的，这就妨碍不发达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有效动员，结果出现一种结构性的缺陷为列强所趁，在战后建立起新殖民主义的经济秩序，这也导致三个世界理论中间所隐含的趋势预测过度乐观，后来也没有实现。 二、朝鲜战争中间中美看世界图示中的范式冲突——安全成本支付意愿与威慑信用的确立 对于外部帝国主义自愿放弃侵略政策，毛泽东基本上不持幻想，认为其肯定要依仗经济技术优势追求不正当利益的，所以，在提到“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时，毛泽东说：“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9] 既然有了压迫和剥削，就必然地引导矛盾对抗的另一方出场，一方的侵略投入越大，对生命财产的损害越大，就必然带来反抗意愿的上升，从而，受压迫民众愿意投入反侵略战争的心理成本就越高。愿意为极端野蛮的帝国主义侵略而支付更高的反抗成本，这个认识超越了党派和政治立场的分野，秋瑾就曾经有这样的诗句“拼将十万头颅血，需把乾坤力挽回。”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经验的总结就更为具体，他说：“中国得到的教训是这样：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反抗。帝国主义，不管是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或其他帝国主义，都是可以打倒的。国内反动派，如蒋介石，不管多么强大，也都是可以打倒的。”[10] 抄袭列强的组织模式和社会制度，还不足以应付其侵略，那么就进行制度和组织上创新：“哪里有压迫，不革命就不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样。”[11] 既然对帝国主义不持有任何“道义幻想”并指望其自动改过，显然，制止侵略的关键就完全依托于反侵略力量的集结和使用，这只有等到反侵略力量足够强大，最终使得帝国主义政策得不偿失的时候，侵略政策才会终止。这就提出了反侵略战争的成功条件，他1965年对斯诺说：“中国这个地方，美国军队来可以，不来也可以。来了没有什么很大的搞头，我们不会让美国军队得到好处。因为这点，也许他们就不来了。”[12] 为了让美军来了没有很大的搞头，战争准备的设想还必须贯彻到经济建设的方针中间去，在1965年的一次谈话中间，他说：“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他立足于打，是为了争取不打。[13]这种思路其实就是国际关系的“威慑”思路，按照学者们的总结，假定现代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在选择战争之前，先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而威慑就是让对手相信，他为采取某种行动而付出的代价或者所冒的风险大于收益。基辛格认为，威慑需要实力、使用实力的意志，以及潜在进攻者对这两个方面的评估等三方面的结合，而且，威慑是所有这些因素的乘积，而不是它们的和。如果任何一个因素是零，威慑就会失效。[14] 中国安全态势的短期目标是要求建立起有效的“威慑信用”，而长期目标的达成则需要整个世界力量对比的根本转换和平衡--特别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力量平衡。对于一个长期受到侵略战争威胁的国度而言，达成短期安全目标的关键在于建立起自身的“威慑信用”--这对于侵略者而言，则意味着要让其在战争和冲突现实中间领略到：侵略中国的成本远高于可预期的收益。用规范的国防经济学语言表述就是：“为了震慑对手，报复的有效性和将要诉诸武力的可信度这二者都是必需的。”[15] 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谢林把博弈论应用于分析战略威慑，非常重视威慑的信用，得出的结论是：“威慑涉及武力的潜在使用，而非实际使用；威慑是为了警告并说服潜在敌人，只有避免某些举动才能维护其自身利益。”“一个成功的威胁就是不需要付诸实施的威胁；……大多数威胁的最大成本是不得不实施威胁。”[16] 在中国正式派遣志愿军入朝之前，周总理曾经通过公开和秘密渠道两次警告美国不要过三八线，但未能生效。第一次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于九月三十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7]第二次则是十月三日凌晨周恩来透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对美国当局提出强烈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18] 这两次威慑都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剩下来的唯一选择就是把“威胁”付诸实施，这个成本当然就很高了。 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是中国所追求的短期目标；而一个更为公正和平等的世界格局（“环球同此凉热”），则是长期目标。这两个目标的实现，都需要资源的投入，作为毛泽东“斗争哲学”思想的一个部分，他是从不回避安全成本--也就是说从不幻想“搭便车”以把安全成本转嫁给别国。这个思路如果结合近代史经验来理解，就很容易看到侵略造成的巨大损害极大地提高了支付安全成本的意愿，同时，共产党的组织经验又使得易于确立追求有形实力劣势条件下的战争胜利，有了支付安全成本的意愿，有了劣势博弈者的制胜方略，才有那种有形实力劣势条件下还要选择不利时机的出击战略。 在某种意义上，国家的战略意图和竞争意志是不可能欺骗对手的，一个国家愿意付出的安全成本数字，就是基辛格所说的“使用实力的意志”，这可以视为竞争意志强弱的合理标示，绝对不能是零。这似乎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看法，而各民主党派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四日联合发表的联合宣言中间，也预设了这个判断--只有在支付了足够的安全成本之后才会有制止侵略的可能：“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如果想要得到和平，就必须用积极行动来抵抗暴行，制止侵略。只有抵抗，才有可能使帝国主义者获得教训，才有可能按照人民的意志公正地解决朝鲜及其他地区的独立和解放的问题。”[19] 在三年抗美援朝战争中间，付出了伤亡36万余人、开支战费62亿元、消耗物资560万吨的代价。而美国则在侵朝战争中付出了近40万人员伤亡（连同其他国家和南朝鲜军队共伤亡109万人）、830余亿美元战费开支和7300万吨物资消耗的巨大代价，最终却不得不罢手求和，与朝中方面签订停战协定。这无疑是出乎美国的意料的。对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美国前总统胡佛曾沮丧他说：“联合国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足以击退中国人。”[20] 任何一个国家要建立起有效的威慑信用，只有在接受了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军事力量的检验之后才能够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 在与美国交手以及后来的谈判过程中间，毛泽东总结出这样的经验：“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21] 民间谚语说“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在毛泽东看来，如果没有抵抗成本的支出，没有对于侵略者的有效打击，就不可能终止侵略者的侵略意愿。支付完抗美援朝战争的抵抗成本之后，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彭德怀在总结朝鲜战争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时，正是这么说的：“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22] 这是一种成功地建立起“威慑信用”之后志得意满的说辞。 毛泽东在与同乡周世钊的谈话中间，曾经用很通俗的民间谚语表述了谢林用博弈论叙述的那个思想--“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还有一句民间谚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用以转喻国家竞争关系也很贴切，如果能够解决那个最大的“贼”、打回最有力的一拳，显然威慑信用的效果就就越好。由于美国军事力量为世界最强，中国打败美军所建立起来的威慑信用，就对全球任何国家都适用，就中国要建立起有效的威慑信用的目标而言，选定美国作对手其效果最为理想。 以毛泽东建立威慑信用的“大算盘”而言，与战术上的合理介入有着完全不同的估价，美国军官查尔斯·威洛比则说：“大部分中共军队都没有与一个主要的军事强国进行实际战斗的有效经验。此外，他们的训练也象原来的北朝鲜军队一样，由于缺乏统一的装备和弹药供应保障而大受阻碍。”而且在朝鲜“进行干预的黄金时机看来早已过去，如果计划采取这一行动，很难设想，会把它推迟至北朝鲜军队的残部气数已尽的时候。”[23] 从战术角度看，这个美国军官的分析不无道理。但是如果从“以战止战”的战略方向看，就未必如此，中国志愿军从鸭绿江边上开始出击，并把拥有优势装备的美军赶回三八线，这样一场较量所建立的“威慑信用”要比在最合适的介入时机下的战争，有效程度要高许多。而且，在停战谈判中间，毛泽东从不企图“见好就收”，而是要等待美军的全部海空优势都有机会发挥，肯于坐下来谈和平的那个最后时刻。不贪小便宜，是因为对战争目标的追求不一样，毛泽东想要通过一场艰苦的战争来证明：“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24] 对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后来做了一个潜在收益评估：“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只有从威慑信用的长期效果看，才能说“抗美援朝战争用的钱也不十分多。打了这几年，用了还不到一年的工商业税。”[25] 威慑信用的有效性与自信心提升是一致的，后来针对美国扩大侵越战争的事实，外交部长陈毅竟然发表谈话说：“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26] 美国长期宣称战略重点放置在欧洲，但是却把大量的军事力量投放在中国周边国家打了两场局部战争，这个事实本身是有理论意义的：美国决策者能够看到有形实力但是盲视无形实力。在毛泽东看来，通过无形实力的巨大提升有可能抵消有形实力不足的劣势，认定“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而在美国那种更为正规的看世界图示中间，以“铁”为主要原料的军事装备和技术--有形实力--则是决定一切的，所以，美国在柏林郊外遇到苏联的坦克集群时，能够恰当地约束自己避免热战爆发--这是美国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实力，也是美国人按照自己的经验不会出现重大误判的场合，所以，双方的威慑信用都能够为对方所理解和接受，从而避免了最终把威慑付诸实施的高成本。 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周边，美国看不到依据有形实力标准的可接受的有效威慑，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国内爆发麦卡锡运动--要在美国内部找出“丢失中国”的内奸（东欧也“丢失”了但并没有激起相应的麦卡锡运动），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为一种有根有据的利益损益计算依据--美国有那么多先进武器足以改变中国内战的力量对比却没有输送给蒋介石，麦卡锡虽然一个孤立的个人，但是他代表了在美国决策层中间一个通行的力量对比判断标准；这个判断标准在苏联的有形实力面前就没有出过错，对于东欧的“沦陷”美国只有绝望，不得不接受了东欧国家脱出可榨取“国家利益”的范围。麦卡锡运动之间对“丢失中国”所损失的“国家利益”，则持一种不甘心的态度，这种不甘心态度是以有形实力上的绝对差距为依据的。美国在面对亚洲的前工业化国家则拥有庞大的自信心，再加上可能的潜在利益损益的估算，所以轻于作出在朝鲜和越南扩大军事力量投放的决策，结果两次遭遇失败，一些研究文献把美军在朝鲜的失败归结为某个或者某几个美国政治人物的疏忽（比如那个著名的说法：在错误的时间地点与错误对手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这是片面的结论，在美国政治决策人物头脑里强行输入毛泽东的“无形实力”标准之前，美国必然会依据有形实力现实而反复选择战争决策的，美国后来再次高调投入越南战争就验证了这一点。反过来，正是依据无形实力标准，在美国大量派兵进入越南之前，毛泽东已经于1965年年初就提前预言了美军必然失败。 中国的威慑信用的建设成绩，最终需要美国决策层认识到这一点：在有形实力标准之外还有无形实力标准起作用。中国的威慑信用最终是要在美国决策层那里兑现的，借用基辛格的说法就是要美国决策层认为“中国人的无形实力标准具有可信性”，这对于低成本维护世界和平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项。有且只有，美国这个极其傲慢的黑帮老大领会了无形实力的作用之后，低成本建设起来的威慑信用才会有效。中国与朝鲜、越南人民在两场局部战争中间所付出的牺牲，确实开创了国际关系和世界和平方面的新局面--强迫美国统治阶级接受他们曾经无论如何都不会承认的无形实力标准。从全球竞争中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看，威慑信用的有效性，还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列强政府决策人部分地把握到无形实力的作用，这才会在他们的认知和评估中间部分破除对有形实力迷信。 在毛泽东看来，依据过去一百多年被侵略的历史，中国人民所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为此，解决国家安全愿意支付的成本上限很高。再加上共产党革命年代积累起来的提升“无形实力”的竞争方略，在国际竞争中间一样有效，这就使得中国无需仰赖外国的“善意”而确立起独立自主的安全战略，无论这个外国是苏联还是美国都是一样。1959年毛泽东为此拒绝赫鲁晓夫的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合作建议，1973年为此批评周总理未能识破基辛格的安全合作“善意”。这就与那些一心想要对外转嫁国家安全成本的精明人形成鲜明的相比，独立自主安全战略意味着傻帽--在能够占便宜的时候也拒绝占便宜。实际上，无论是苏联的“便宜”还是美国的“便宜”都不是那么好“占”的，斯大林在二战之前就曾经牺牲邻国建设自己的“东方战线”，而赫鲁晓夫就走得更远了，根据刘晓回忆1955年赫鲁晓夫就曾经游说阿登纳对付中国： 在阿登纳1955年访苏时，赫鲁晓夫在花园与阿登纳散步时，突然地向阿登纳谈到“赤色中国”，把中国说成是对苏的最大的问题。赫说，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是很困难的，因此我请求你帮助我，你帮助我对付“赤色中国”吧。赫还犹豫地补充说，还要对付美国人。这个要求帮助的请求，在阿登纳逗留莫斯科期问，赫鲁晓夫曾向阿登纳提过3次之多。从这一插曲，说明赫鲁晓夫执政后不久，就开始想改变苏对全球的战略方针。[27] 既然没有了转嫁安全成本的短期的聪明策略，那么，实质上的利害关系一致或者不一致就成为最主要的判断标准了。在毛泽东想象的世界格局中间，美帝被假定为一个以炮舰政策为依托的剥削者，很注重其与旧殖民主义相同的一面，而相对忽视其依托市场优势进行和平剥削的一面，未能较好地注意到美帝和英法的区别。这种认识与美帝二战后继续在中国周边执行战争政策、同时在拉美实施则实施和平剥削的手段有关，美国向中国展示的更像是一个死不改悔 的炮舰政策热爱者。过度关注美国与旧殖民主义相似的方面，显然也是与共产党人丰富的战争经验和娴熟的军事竞争眼光有关。美国教授施拉姆多少看到了这一点：“中国领导人通过他们自身经验的三棱镜来看待整个世界的倾向，已经走向极端。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欧洲人各自以其自己的方式，用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环境中形成的概念来理解和误解亚洲的世纪。”[28] 库恩的“范式革命”概念已经被用得很滥了，在国际关系领域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认识中间，对于估量形势和力量的方式完全“不可通约”的情况确实是非常普遍的。毛泽东按照自己的经验来看待冲突的利益和力量对比转变，在内外竞争中间作为弱势博弈者的一方，他很重视有形实力之外的无形实力方面，并把这个方面上升到压倒一切的地位上；反过来，美国人则格外强调有形实力的对比关系，在朝鲜停战谈判中间甚至提出“海空优势补偿”要求。其实，这种按照自己的经验和认识框架来估量形势，并以自己的看法否定别人的看法，这中间的区别由来已久，常常是矛盾和冲突升级的重大原因。谢伟思记录了中国内战时期，那些美国科班出身的高级将官在评定军事竞争力量时的心态和逻辑： 回想起来，看来很明显，魏德迈等人都受到正规的美国军事思想的制约。他们不可能正确评价象中国共产党军队那样高度不正规的人民游击部队的力量。谢伟思的报告坚定地强调中共的政治力量，强调共产党人的社会、经济政策所具有的那种政治力量的基础，强调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密切关系。魏德迈并不信服。对他来说，美国那时正在越过喜马拉雅山脉驼峰向国民党军队倾注的成千上万吨的供给，无疑才是军事力量的更重要的决定因素。因而他无视谢伟思和其他人的报告：“我觉得更有资格对军事战术和技术的运用作出判断。因此，当我的政治顾问提出一种军事性质的建议时，我特别不受他们的影响。”[29] 三、弱势博弈者的竞争方略与统治阶级的关系--作为一个分析方法的“反修”视野 冯友兰看到了军事战略与矛盾分析之间的表里关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矛盾论》这两篇文章，前者发表于1936年12月，后者发表于1937年8月。就发表时间说，前者早于后者八个月，但不能说《矛盾论》中那两个要点只是毛泽东在这八个月中才发现的；只能说毛泽东在1936年前后的几年之间，就已形成这一套思想。他先用军事学的形式把它发表出来，那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后来又用哲学的形式发表出来，那就是《矛盾论》；这两篇文章互相发明、互为表里。”[30] 冯友兰这个看法很准确，毛泽东自己曾经告诉斯诺，《矛盾论》就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31]而写出来的。 在矛盾论中间，选用了一对新的分析范畴--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这一对范畴马恩列斯都没有用过，这一对范畴之提出，不是要在方法论世界观维度别处心裁标新立异，而是毛泽东从革命阵线的军事力量对比和竞争实力不同的现实中间提炼出来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中国革命战争期间就意味着拥有力量优势的统治阶级一方（在国际上意味着拥有经济技术优势的帝国主义列强），而次要方面则对应着力量劣势的革命阵营（在国际上则意味着第三世界）。在1964年毛泽东曾经总结过自己的“土哲学”，并批评了那些书本哲学家的不足：“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想出路，才去寻找思想武器。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甚至，毛还以自己的“土哲学”为依据，重新提出一个理解马克思的独特角度：“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斗争。马克思他们看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说资本家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要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从这个观点开始，才有马克思主义。”[32]这样，毛泽东就把革命战争期间的军事竞争与和平年代的阶层利益博弈，都纳入到同一个冲突分析框架之内了。 按照矛盾的两个方面理论，主要方面起着主导作用，也就是说强势博弈者决定博弈的性质和方式，而次要方面没有主导作用，对于威慑信用建设而言，是否有效是要依照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认识来界定的，在朝鲜和越南美国的侵略意图遭遇到失败，在付出侵略成本之后没有取得相应的收益，带来一种新的利益预期：即便是以有形实力绝对优势的美军对付武器落后的共产党游击队也是没有希望的，因此，美国在受到两次教训之后才勉强接受了有形实力不见得绝对有效的教训。反过来，国内有人认为“三和一少”可以降低冲突烈度，是错误地赋予次要方面以主导作用，误以为弱势博弈者决定博弈的方式和烈度，这是以熟人相处的常识代替无情的竞争；在毛泽东看来，次要方面只能选择性地应对，“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的公式，表述的是次要方面不放弃博弈的唯一应对方式。所以，“斗争求团结”过程中间所付出的成本，在毛泽东看来是无法避免的，在那些主张“三和一少”的聪明人看来，是可以避免的。 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相对关系，可以与国际关系中间新现实主义学派的基本看法相对照：“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中基本的持续起作用的要素是国际体系结构。结构有两大组成部分：即作为国际体系的根本组织原则的无政府状态原则和国家之间的能力分布状况。在这种体系中，各个单位本质上相同，没有差别（如追求权势、利益）。因此，国家行为从根本上不取决于内部属性而取决于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位置（沃尔兹语），或者说国家本质上是位置性的（格里科语）。”[33] 与毛泽东的分析方法相比，在相对位置的认识上有一致性，但是，各个单位本质上相同则有疑问，因为各个国家的实力强弱不同，追求利益的边界和方式就不一样，这其中有攻有守，有主有从，而且弱势博弈者必须要追求不同的力量运用方式和内部力量整合方式。 毛泽东强调弱国可以战胜强国的侵略，前提是弱国要能够在无形实力方面取得超越强国的成绩，这是劣势竞争方略的关键。在今天中国的主流学界中间，简单抄袭强国的看世界图示及其竞争方略成为一个根本性短腿，学术的所谓“与世界一流水平接轨”变成了一种主流学者的“脑残”状态，秦亚青对此有一个明晰的总结：中国主流学术界中间“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仍然占据最大比重，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仍然没有形成体系。”“原创性理论的缺失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明显问题。”[34] 但更为关键的是：缺乏最起码的竞争问题意识及其对于有形实力对比的依赖性关系的认识。 毛在军事战略战术上提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因为矛盾的不同方面之力量不同，为此这就需要采取不同的竞争方略，弱势竞争者必须有不同于强势竞争者的博弈对策。借助克莱因国力方程，可以较为明晰地揭示毛所主张的竞争方略中间所隐含的结论和预设，克莱因国力方程表示如下： 国力=（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意图+国家意志） 其中“基本实体”包括领土和人口，“经济能力”包括GNP和产业结构，“军事能力”包括战略打击能力和常规军事力量。克莱因认为“战略意图”的最高值是1，多数国家的的战略意图是自卫和保护性的，评分居中为0.5分，战略目标十分明确，历史久远，则大于0.5分，战略目标模糊或者摇摆不定，则低于0.5分。克莱因把“战略意志”定义为“国家可以动员其内部力量有效地实现战略目标的素质”，最高值也是1分，其中民族凝聚力约占33%，政府首脑的领导水平和效率的高低约占34%，人民大众对国家战略与国家利益的关心程度约占33%。[35] 在克莱因国力方程中间，第一个括号里面的三项涉及人力物力资源等经济和技术要素，这构成竞争力量中间的有形实力部分，第二个括号里面的两项实质上是力量运用的程度，这构成竞争的无形实力。这样，总的竞争实力等于有形实力与无形实力之乘积。按照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战略意图和国家意志的说法过于抽象，也有静止和缺乏变化的不足，可以稍加改造之后，归结为“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两个方面。而作为有形实力不足的弱势竞争者，制胜的关键就在于能够把有形实力提升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要取决于无形实力的系数关系，这个公式就可以改写为： 竞争力量＝（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竞争意志＋组织程度） 对于提升无形实力，毛泽东有一个简洁的说法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毛泽东始终不认为弱势竞争者一开始就应该选择投降或者出局，而是有着胜利的希望，关键就还有无形实力优提升的文章可以做：“有人说，武器是第一，人是第二。我们反过来说，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武器同机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长而已。”[36]这个看法延续了《论持久战》中间的认识：“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 在中国革命年代，共产党领导的平民革命始终是力量弱势一方，要以“小米加步枪”战胜“飞机加坦克”装备的敌人，就不能不在无形实力方面设法，这就限定了竞争方略的选择：弱势博弈者必须在组织和管理方式上胜过对手，有形实力不足要以更高的无形力量（更高昂的竞争意志和更高的组织水平）的优势来弥补。最终目的当然是要实现有形实力和无形实力的乘积大于国民党军，这才是共产党战胜强敌的关键所在。而有形实力劣势一方要选择特殊的、不同于强者的别种竞争方略，者是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后来想象世界格局的经验维度。 竞争意志的磨砺和提升，与强势博弈者采取不正义的剥削和压迫措施紧密相关，这是无形实力提升的第一个重要方面，被毛泽东看作一种必须的“精神条件”，而这个精神条件也是强势博弈者给预备好的：“一百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我们。所以，坏事有个教育作用，有个借鉴作用。”[37] “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38] 毛泽东曾经不无遗憾地指出：“我看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外力的压迫是不会觉悟的。”[39] 1963年他回答索马里总理舍马克“如果人民不觉悟怎么办”的问题时说：“那没有办法，毫无办法，只有等待人民觉醒，起来斗争。中国等了一百多年，大陆才解放，台湾也许要等几十年。全世界统统解放还要等更长时间。”[40] 帝国主义列强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除了决定战争还是和平这样的对抗方式之外，还是锤炼弱国民众竞争意志的“反面教员”，没有帝修反从外部施加的剥削和压迫所激起的高昂反抗能量，就无法预备好革命的“精神条件”。此外，革命党人在这些方面虽然不是完全消极的，但是所能够做得事情也不多，起到的效果也只能是次要的、低于反面教员的教学效果。共产党经常在革命队伍内部也经常进行“诉苦”教育，借以砥砺其成员的“阶级觉悟”或者“竞争意志”，毛泽东后来批评苏东国家土改中间的恩赐观点，因为这白白损失了提升反面教员所预备的精神条件的潜在空间：“（土地）政府没收，然后由政府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是一种恩赐的观点，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右倾观点。我们的办法和他们不同。我们是依靠贫农，使贫农和下中农联合起来，向地主阶级夺取土地。具体做法是：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团结核心，进行诉苦，组织阶级队伍，开展阶级斗争。在整个过程中，党起引导的作用，反对包办代替。在解放战争中，我们对大批俘虏兵的改造，也采取诉苦的办法。这种办法，我们现在一直还在采取，发展为回忆对比。”[41] 如果说竞争意志的激励还好理解的话，对于那些拘泥于统治阶级常规管理经验的人来说，毛所主张的提升组织程度的方式就相当费解了。毛泽东一边强调增加组织纪律性的目标，一边反对强化自上而下的管理手段，无论是物质刺激还是各种上级对下级的压服方式，都在他毕生反对之列，他始终牢记根据地时代的经验：“实行供给制的人员，第二次国内战争多的时候有几十万人，少的时候也有几万，抗战时期从一百多万增加到几百万，一直到解放后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42] 看来，毛泽东心目中间始终存在着一个这样的不等式：压服和收买对被管理者所实现的激励效果远远低于依靠激发被管理者自觉和参与所能达到的高度。这个思想在共产党政权建设和军队内部的管理中间都有很集中的体现。 美国学者贝文·亚历山大研究朝鲜战争的专著中间，讲述了美国军队管理上的“管道”策略--这是形容美国政治人物把士兵象通过管道输送自来水那样输送到作战连队中间去，贝文指出这在空军和海军中间较为成功，管道这一概念深刻地表述了美国统治阶级的工业优势思维、不可救药的对装备技术的迷信及其对人本身的绝对忽视。贝文还比较了朝鲜和苏联的等级制组织，然后特地谈到中国军队破除等级制的组织方式，他观察到连队内部三种管理实践对士兵合作精神和战斗意志的深刻影响，部分地把握到毛泽东所强调的三大法宝“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管理绩效是怎么来的： “中国军队有一点极不寻常，就是它没有明显的单独军官建制。不过其‘干部’或领导小组却很坚强，而且每级都有领导集体，完全可以起到军官建制的作用。……为保持部队的游击队传统和共产主义的平等原则（明显只有中国军队是这样，其他共产党军队则不然），官兵一律着同样服装。”“亚历山大·L·乔治根据其对中国战俘的调查，对在朝人民解放军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中国人极力阻止军事上的等级制度。其所以这样，不仅是要从战士中提拔干部，而且是为激发广大士兵的积极性，使他们参与讨论、解决并处理日常问题。这种做法，结合其他措施，可使普通士兵充分了解战术形势以及部队作战计划等方面的情况。这样就可使广大士兵在重大战斗行动中发挥主动性，增强责任感。而这却使联合国军的审讯人员感到困惑，他们无法相信这些不识字的士兵，怎么会掌握那么多的确切情况。”“与国民党军队相比，人民解放军的进步是废除了对士兵的打骂，决不容许对士兵有任何歧视、专横或虐待行为。在伙食方面，官兵一致，不得搞特殊化。军官要使用文明语言称呼士兵，取缔极端的军事礼仪形式。官兵间提倡同志友爱，采取精心制定的评模表功制度，对好人好事及作战勇敢者进行表彰奖励，对不良行为及战斗表现欠佳者开展集体批评，以此来加强纪律、改善作风。”[43] 毛泽东所主张的组织程度提升，意味着超越“管理的常规路线”局限，超越把上级对下级的强制和监督作为唯一努力方向的局限，强调底层自身的觉悟和组织能力，这就走出传统的“科层化管理”的常规思路，实行扁平化管理--管理者在经济利益上降低到接近于被管理者的水平（通过供给制来实施），管理权力的垄断程度下降，参与性增强，实现了权力分配的相对均衡（这被毛泽东称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扁平化管理内在地要求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相对平均化，意味着对精英阶层实行相对剥夺--这当然不可能在不受精英阶层反对的情况下顺利实现。江西根据地时代就为此进行过非常激烈的思想斗争，1929年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在中国给共产党内部，是在经历过最惨重的失败之后，那种“激进”的管理革命成果才最后被多数官员认识和接受的--这是延安整风运动取得成绩的关键--从而极大地提高了革命力量的组织程度。1956年毛泽东对米高扬说：“我们党在它的成长过程中，在革命发展的曲折道路上，不仅要对付强大、狡猾而凶恶的中外敌人（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与反动派），在极其艰苦条件下进行斗争，而且还要与党内各种机会主义者、投机分子、愚昧无知作斗争，不断端正我们前进的方向。因而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双倍的努力和代价。”“‘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最严重、最根本的错误是打击、排挤正确领导，否定、抛弃从实际出发制定出来的正确路线，使革命一而再、再而三地蒙受损失，最后不得不丢开了革命根据地，跑了二万五千里。敌人教育了我们党员中的顽固分子。挫折和损失才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符合实际的话，对革命有益的话，过去他们是听不进去的。”[44]这就说明，在文 革之前毛泽东早已有着“正确路线”不能自然过滤出来、只是在巨大的巨大的失败之后才得以确立的不满，这就直接预示了文 革期间的“路线斗争史”范式。 战争是对组织和管理效果的最严格检验，毛泽东的主张不符合多数干部的愿望，但是被蒋介石和日本侵略军的有形实力优势，逼迫共产党必须提升自身的无形实力因而就必须逼迫这些人采取毛泽东所主张的扁平化管理模式，以此而论，毛泽东是被蒋介石和日本人在外部选择并送上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没有如何在有形实力对比确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升无形实力的有效方略，共产党和红军（后来是八路军）就不能生存和发展，更谈不上克敌制胜了。《孙子兵法》中间的“上下同欲者胜”，就是冷兵器时代无形实力起决定作用的完整表述，但要把这个思路落实到实际中间来，需要克服管理层中间有着不低的反抗能量。这是毛泽东总结中共党史得出来的一个认识，他后来把这个经验认识到处引申，最终是应用到分析全球格局的强势博弈者和弱势博弈者的对抗中间来了。 相对于美国的经济技术优势这样的有形实力对比，中国作为弱势博弈者必须在内部完成保证“上下同欲”的利益权力分配的扁平化过程，这样才能提升组织程度和无形实力，这一主张在不同的时期纳入不同的概念中间。江西根据地时期批评过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延安整风时期要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反对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建国后经常批评“三风五气”（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官气、阔气、娇气、骄气和暮气），1955年提出“反右倾反保守”并预备作为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思想，1957年又把批评纳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范畴主张“说服反对压服”，1958年从反面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1960年批判“马钢宪法”提倡“鞍钢宪法”，四清和文革期间就直接以“反对修正主义”的语言来说话了--目的都不外是造就管理扁平化的舆论基础，抑制精英阶层的反抗能量，在较少的压服手段下提升组织程度，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以不同于强势博弈者的组织模式积聚起最大的对外竞争力量：这与战争年代的经验完全一致--通过最大限度地实现内部团结和觉悟提升从而在无形实力而非有形实力方面提升自己。这种竞争方略并着眼于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军事竞争实力提升，而着眼于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的提升，其中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是在国内通过拉平阶级鸿沟的政策以最小化内部对立所消耗的防御能量。 对于毛泽东作为革命者和建设者的一致性，日本学者近藤康邦说：“毛泽东对外对抗侵略，对内突破束缚（‘冲决罗网’），发挥人民自己的力量，把国家独立和革命结合起来。他这一根本思想是一贯的，其核心是‘人民、矛盾、大同’，是从外部对帝国主义的‘绝对批判’。”“在革命时期，他把‘人民’理想主义和‘实际’现实主义紧密结合起来，在建设时期，他的根本态度没有变，在军事、外交领域相当成功地把两者结合起来，但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却出现了背离，陷入了困境，便倾注力量于再结合。”[45]近藤还认为到197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包围圈被打破了，近代中国的“救亡”课题到这个时候才得以解决。[46]近藤所观察到的对帝国主义的“绝对批判”，在中国近代史与列强的交往经验中间能够找到充分依据。 1963年毛泽东回顾近代史时说：“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47]在说完这一段话之后，毛泽东总结了近代史的经验教训，他并不简单地指责列强侵略的不道德，而是归结为“政治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两个内部原因。在这个简单的追述和总结中间，毛泽东确立了他分析世界格局的两个关键逻辑：一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是必然的，二是反侵略的力量依托在于内部的力量集结与运用。 按照毛泽东的分析，中国有资格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按照近代史经验独立承担起巨大的安全成本也仍然是“合算”的，从中国的规模、人口和共产党的低成本组织经验出发，中国可以在有形实力的劣势下遏制列强的侵略意愿。因此，独立外交战略原本无须考虑外部列强的政策背景，这是在援朝援越战争之后得到了验证的经验。反过来，中国潜在的巨大力量无法凝聚起来，实现自身的安全目标，则是传统政治经济制度的落伍，后来抄袭西方制度所实现的进步仍然在相对列强居于劣势，而共产党人的组织经验则是有效的。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党史被重新理解为“路线斗争史”，这意味着有效组织中国人力物力资源的扁平化管理，存在着始终一贯的反对力量，文 革是试图以群众组织及其舆论力量进行反制的一场试验，现在实验面临崩溃。因此，中国的对外竞争问题，经过逻辑的转换和简化之后，现在变成了一个“共产党向传统统治阶级回归的趋势”难于遏制的判断。 从近代全球历史经验看，“走狗”式的统治阶级，常常作为后发国度统治阶级的共同特性而表现出来，并与发达地区的统治阶级有较多的共同利益。“美国没有办法在各国建立自己的统治，必须依靠各国的协助者，这就是它的同盟军，也就是各国最反动的一小部分人。”[48]这在历史上有多次经典表现，德国的容克地主拥护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反对李斯特保护幼稚工业的主张；美国奴隶主希望以无边界的市场与英国的工业体系相联系，反对工业化的北方的保护主张。 在全球竞争格局逐渐，除了关注列强在全球格局中间的作用之外，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走狗”也是全球竞争中间的关键因素，它们妨碍以最合理的方式去集结民众的力量，极端情况下还是选择民族投降政策的推手。越是到了晚年，毛泽东越是关注国内统治阶级的蜕变状况，同时倾向于低估“帝国主义政策”的效力和作为，这种“对内抬高统治阶级的决定作用”“对外贬低帝国主义政策的效力”的对照性思路，是其超越社会制度来想象世界格局演化的着眼点。有老派的意识形态工作者批评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不科学，依据就是其没有体现社会制度的分野，也不体现政治、经济和地理的分野。[49]自由派学者李慎之也认为毛把美苏列为第一世界，欧洲日本列为第二世界的分析方法，模糊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界限。在制度分野模糊之后，被毛泽东格外突出出来的是第三世界统治阶级的“变修趋势”，以及作为这种趋势而表现的“阶级投降行为”和“民族投降行为”，在三个世界的分析中间，现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及其造成的第三世界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占据分析的重心，同时第三世界国共产党回归统治阶级的惯性所带来的对外投降的巨大威胁，也成为头号大问题。 如果就后发国家统治阶级对外表现排列一个连续的光谱的话，显然，在世界历史中间违背本国长远利益的统治阶级早有先例：先有德国容克地主阶级和美国南方奴隶主阶级。在中国近代史上，慈禧太后和蒋政权“镇压国内反抗先于抵御外侮”的选择，则处在这一光谱的极端上。到了1959年在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戴维营会谈之后，毛泽东再次识别出一种新的统治阶级背叛方式，并给出一个社会学解释--修正主义代表高薪阶层。因此，走狗光谱中间新增加了一个品种，老式“走狗”是蒋介石式的，而新走狗则是赫鲁晓夫式的。两种走狗在全球竞争中间的表现，包括他们内在的看世界图示，都是可以类比的。蒋介石时代抄袭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在与强者竞争中间无法实现无形实力的优势，所以只能产生“奴才思想”：“照国民党蒋介石看来，中国什么都不行，工业不行，农业不行，武器装备也不行，要打败日本，就非依靠外国，特别是非依靠美英帝国主义不可。这是十足的奴才思想。”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反对人民战争，根本上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群众，害怕美帝国主义，害怕战争，害怕革命。他们和所有机会主义者一样，眼睛里根本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不相信革命人民是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50]这种被称为“修正主义”的世界观蜕变过程，其影响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因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蜕化的共产党必然无法坚持弱势竞争者的有效竞争方略（用文革时期的词汇就叫“背叛毛主席革命路线”），二是蜕变本身就会导致国内严重的阶级分化和矛盾的对抗性发展导致统治阶级回归到“对外投降”的老路上去。 在国内的政策争论中间，那些不能完成科恩所说的“世界观革命”的人，就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按照周总理的概括，这些人是不可能看到并利用人民力量的：“人民群众，这正是一切帝国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不可能了解或者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力量。我国有极为广大的人力，而作为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创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的要素，是最宝贵的‘资本’。当然，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积极性，这个极其伟大的创造的力量，如前所说，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发挥出来的。但是，就在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如果不注意用适当的方法去调动它，仍然不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因而仍然不可能达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51]根据周总理的说法，结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能否充分动员广大群众中间的“资本”，在实践之先就已经存在着认识上的“不可通约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者都是看不到的、同时也是用不上的这一“极其伟大的创造力量”，这实际上毛泽东后来划定的界限：存在着“帝修反”和真正共产党人的世界观的不兼容，存在着管理的常规路线和革命路线的相互排斥。他1965年用幽默的语调向斯诺描述两种看问题方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不赞成我，包括蒋介石不赞成我。他不赞成我，我也不赞成他。这就要发生争论，有时要写文章，有时要动武。”[52] 其实，毛泽东把共产党领导层作为矛盾冲突分析的焦点来进行分析，并不突然，而是与其早期思想有很强的连续性，弱势竞争者的制胜方略直接来自井冈山根据地年代。革命之必然胜利，在毛泽东看来是多数农民群众没有出路，因此社会底层蕴含着高昂的政治反抗能量，而江西根据地时期的“干部群众化”的管理革命路线，就是最适合引导这一股高昂的政治反抗能量的凝聚的；反过来，建国后官员群体中间强烈的排斥革命路线回归常规路线的愿望，无疑是存在于精英阶层中间的另一种政治反抗能量，几乎全部的路线斗争史都被集中于如何克服社会上层新生的政治反抗能量。这种状况不是毛泽东第一次观察到的，不同阶级的人对于制度和利益的满意标准不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革命感的普遍而主要的原因……（是）渴望平等，其时，人们认为他们与胜过他们的其他人是相同；或渴望不平等和优越，其时，他们想到自己不是强于而是同于或劣于自己的下属，然而却自认为是优越的……于是，在寡头统治的国家，民众在他们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思想指引下起来革命，因为正如我以前所说，他们是相同的人，却没有相同的份额；而在民主政体的国家，达官显贵起来反叛，因为他们不是相同的人，却只有相同的份额。”[53]按照布劳的观点：“左翼反抗是最下等的社会阶层所经验的对严重剥夺的一种反应，而右翼造反是由社会地位受到威胁的中等阶层所经验的对严重的相对剥夺的反应。”[54]所以，把认识上的分析与真实社会结构的分化结合起来看待，给范式冲突嫁接一个相应的社会基础，毛泽东正是这么看问题的。 在文 革期间，他把共产党党内政见分歧总结为“十次路线斗争”，这样共产党人的弱势竞争者方略就被再解释为“在支付了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成本之后才得到维护的”，结果是把共产党蜕变的趋势向前追溯到战争年代并持久化了；1968年他还曾经以阶级斗争来阐释路线斗争的对抗性，[55]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间毛的立场有所软化和后退，把共产党官员群体疏远“革命路线”的表现与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进行类比。 陈晋在研究毛泽东诗词时，得到一个认识，毛泽东反修思想确立的关键转变发生在1959年，因有感于赫鲁晓夫“涂脂抹粉送上门被人家一巴掌打出来”的“民族投降”行为，为此写了三首《读报诗》，而“《读报诗》开启的国际题材和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思考，却无疑在他的诗词创作中沉淀和延续下来，并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日益恶化和表面化，随着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逐渐走向错误，越来越深刻地构成其晚年作品的基调，越来越明显地浓缩为一个重要主题，这就是‘防修反修’、‘继续革命’。”[56]毛泽东的“反修命题”最初是在全球竞争格局的观察和分析中间得出来的，并在对照中国革命的竞争方略和经验之后得到深化，修正主义倾向于采取传统统治阶级的管理模式以捍卫自身的政治权力和利益，代表的是高薪阶层与大多数群众的巨大社会鸿沟，这是制造阶级鸿沟和矛盾的方法，不利于整合内部力量与强势竞争者博弈。 在晚年毛泽东的心目中间，即便是从全球竞争的视角出发，也是反修重于反帝，内忧先于外患，提出问题和解决方案都是从“内因”着手。借用老蒋攘外安内的两分法，毛泽东此时看来，攘外的问题现在不太严重，告一段落；而安内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蒋介石安内是要镇压民众的反抗，毛泽东的安内则反过来是要解决精英阶层“背叛革命路线”的问题。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文革所发动群众的后果现在不仅陷入僵局而且出现萎缩状态，以群众的组织力量制约统治阶级的文革试验业已出现全面溃败的征兆，精英阶层变修的风险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现实起来，所以他预言中国对外竞争意志和力量的下降，将主要取决于精英阶层的蜕变趋势，这才是三个世界理论提出的大背景。 一个统治阶级除了其所能掌握的经济技术力量之外，国内阶级之间的矛盾对抗性，还潜在地决定了统治者的竞争意志和能力。中国内部人均资源的极度不足，显然成为一个社会矛盾对抗程度的“放大器”--它扩大了社会阶级之间的鸿沟和相互之间的利益不兼容性程度。中国近代相对国际地位的下降以及人均收入的下降，都是非常显著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1952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要低于1820年的水平。中国在世界GDP（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3降到了l/20，实际人均收入从世界平均水平降到了平均水平的1/4。”[57]按照约翰·罗默的看法：少数人占有社会财富的份额越大，他们行为的“负外部性”也就越大。[58]而在贫穷的中国，这种负外部性也会被格外放大，加深阶级鸿沟和对抗，这两者又成为中国旧统治阶级行为模式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统治阶级为捍卫自身的优势地位，倾向与列强结成同盟来共同压榨被统治阶级，这是中国近代史中间最为突出的经验，慈禧太后下诏说“宁与友邦勿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蒋介石说“亡于日本人，我还有亡国奴可当”，就很集中地体现了统治阶级与多数民众利益不一致的程度。毛泽东曾经从近代史经验中间总结出“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著名命题，用以描述慈禧太后、蒋政权与国外统治阶级和国内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性质，1970年代张春桥还曾经把这个结论同等地应用到邓小平身上，这当然未必完全准确。 在看世界的方法论方面，经过国内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毛泽东牢固地确立了对公有制社会精英阶层的负面评价，而且认定是他们而不是国外统治者将率先起而损害工农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群体，这个判断与国际的反霸反帝需要的竞争方略要求内在地一致起来了。毛泽东由此抛弃社会制度标准（这不是抛弃了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以及制度分析），而是更加激进化了--把内部的统治阶级与外部的帝国主义进行逻辑一致的看待。精英阶层仅仅在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制度和政府代表，实际上有着只代表高薪阶层的强烈意愿，他在批评苏联变修的过程中间做出内部判断：损害民众的利益的首先是国内的统治阶级，这就实质上把反修置于反帝之先，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他所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在该理论中间，受剥削和压迫的人民有着穿越国界的一致利益和立场，这也是毛泽东1960年代开始大量会见亚非拉国家民间代表团所作谈话中间反复重复的主题。这是把损害多数人利益的精英阶层和必然选择对外投降的统治阶级，从外部到内部做了统一处理之后才出现的。 中国以无形实力标准在朝鲜和越南终结美国的侵略目标，这对于世界格局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在总结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国际地位变化时，瑞士学者卡普尔看到了一种反差：“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崛起是迅速的、史无前例的。所谓‘迅速’，意指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已在国际体系中心战略平衡中成为一个重要角色，且为世界所公认。所谓‘史无前例’意指中国是获得这种地位的唯一发展中国家。”[59]1970年代初期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所取得的进步，显然成为毛泽东贬低帝国主义政策效力的现实依据，助长了毛泽东把内部矛盾突出出来那种思维模式转换。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间，1970年代早期的美国侵略政策失败，意味着“外因”作为条件的分量在空前下降。 第三世界国家统治阶级的表现，在全球竞争中间之所以具有决定性意义，关键就在于他们倾向于放弃弱势竞争者的有效方略，由此也必然在帝国主义的实力优势下软化甚或放弃竞争意志。体现在国际竞争中间，就出现两种不同的同盟者选择标准：“我们依靠人民，他们是维持那些反动统治者。现在杜勒斯就干这一套，他就专扶什么‘蒋委员长’、李承晚、吴庭艳这类人。”[60]这一类人当然不可能选择与帝国主义政策相对抗的政策，而是合格的代理人。 毛在全球竞争逻辑中间，回避军备竞赛的有形实力方面，关注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的提升来应对不对称的有形实力差距。但扁平化管理的实施，最终会在公有制社会里造成“缩小三大差别”的效果，这就直接损害到精英阶层的权力和利益份额，造成一种“上下拉平”的社会结构景观，这给精英阶层留下了很压抑很黑暗的深刻记忆。按照毛泽东的说法，美国为集结对外竞争的力量需要“进攻美国人民”的话，显然，毛式竞争方略为有效地提升竞争意愿和组织程度这样的无形实力项目，则以进攻“精英阶层”为长期策略。著名的自由派代表人物对此表达了他的极端不满：“增殖的财富理应为全体人类所共享，但是整个二十世纪的经验却证明了，要维持社会收人分配比较平均，只有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其结果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极权专制。”[61]这种看法和思维在精英阶层中间，有很高的代表性，当然也是毛时代“反修大业”失败后的强烈反弹。但在中国新的统治阶级再形成过程中间，对于扁平化的彻底清算和妖魔化，则是最有成就的新意识形态建设路径：只有彻底批倒了旧的才能为新的开路--这完全符合毛泽东所说的“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对于自由派人士偏好的以美国制度实践为代表的“人类主流文明”，1965年毛泽东预先留下了“不同政见”：“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62]这仍然没有脱离“弱势博弈者需要不同于强势博弈者的竞争方略”那个基本认识逻辑，不过是上升到了根本制度层面，有了近三十年学习主流文明的实践，就有条件对不同政见进行对照检验。（未完待续） [1] 相瑞花：试析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载《青海师大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2] C·H·范斯坦：大不列颠的资本形成，载《剑桥欧洲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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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晋：《“突围”心路――毛泽东晚年诗词辨析》，载《党的文献》2003年第3期 [57] （英）麦迪森著 伍晓鹰等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36页 [58] 转引自崔之元：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中国现实，载崔之元网页 [59] 哈里什·卡普尔著 彭致斌译《觉醒中的巨人--一个外国人看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外交政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前言》 [60] 毛泽东：观察国际形势的若干观点，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载《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42页 [61] 李慎之：海阔天空扯乱谈--世纪之交的瞻前顾后，载张贻编《李慎之文集》（非正式出版物），第253页 [62] 马社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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