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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答中评:叙利亚或成世界大战策源地

2018-04-20 00:15:4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高研院副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驻站研究员田飞龙(中评社资料图)
  中评社香港4月20日电(记者 兰忠伟)美英法联军对叙利亚发起空袭后,一时引起全球关注。17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高研院副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驻站研究员田飞龙接受中评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单方面对主权国家发动空袭,不仅违背了国际法,也违背了刑法上无罪推定的法治原则,这对于国际法的秩序和法治的一般观念和法治信仰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次危机管控中联合国机制及大国协调机制均面临结构性失败风险,叙利亚很可能成为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或是导火索,进而爆发世界大战,这是极端情形。即便局势受到一定控制,叙利亚也会为中东和平发展的长久隐患,成为“准巴尔干”式风险地带。 

  田飞龙指出,美国此次对叙利亚的打击,与特朗普中期的选举,以及特朗普在选举时对选民的承诺都有关系。一个基本逻辑就是美国用军事力量破坏了其它地区的和平发展环境,那么国际资本会为了安全考量更多地回流美国,进而刺激美国的经济更加繁荣。因此本次空袭对特朗普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考量,需要精致功利地计算,即如何用最小的风险和最小的军事投入,换取最大的国际资本回流美国,换取美国经济增长,以及选民的支持。 

  田飞龙认为要对特朗普过去商人的定性进行重新评估。他表示,特朗普不仅仅是一个商人,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及美国优先、美国至上的观念非常强,因此不能仅仅从商人的经济理性角度去理解他,还要从民族主义者的激情、情怀、理想的角度去理解他。同时,特朗普还深处接受美国建制框架规训的处境和角色,“要从这些方面去重新评估特朗普,将来应对中美关系才能把握住理性有效的前提。” 

  美国双重违宪 严重破坏法治 

  田飞龙对中评社表示,第一个方面,二战后国际格局演变至今联合国安全治理的秩序已经面临衰落无论是美国推动的制裁案还是事后俄罗斯推动的谴责案,在安理会的投票中都未能通过,等于安理会的大国协调和共识行动的机制已经归于失效不太可能在联合国的框架下继续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制度失效导致地区和平重新陷入“实力均衡”的自然状态,依赖“机遇”和“强力”来维持脆弱、短暂的表面和平。 

  田飞龙说,此次对叙利亚的空袭事件,正是以美国为主的大国列强在叙利亚问题上以单方面行动为主,包括纠集自己的盟友,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联合国框架下全球治理模式的失败。用何种模式去弥补这一漏洞,重建共识及新制度,目前尚不明朗。 

  “第二就是美方单边主义的霸权行为,在逻辑和力量展示方式上一如既往。”田飞龙指出,此次美国以“化学武器”、“人道主义干预”为基本的证据和借口对叙利亚进行打击,但是事先又没有有力的证据展现给世人,也未获得联合国授权,这就容易让我们想起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一场“莫须有”名义下的战争,当时美国也是单方面去打击一个主权国家。美国可以做假想式的打击,只要美国认为有化学武器伤害平民或构成对地区稳定的威胁,就可以进行有罪推定。这不仅违背了国际法,也违背了刑法上无罪推定的法治原则,这对于国际法的秩序和法治的一般观念和法治信仰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当代国际法秩序有赖于美国的创制及模仿遵守,但美国的单边行为却背道而驰,一次次地貌似以“自然法”(人道原则)凌驾和破坏“实证法”(主权原则),而且未遵循必要的“正当程序”。参与行动的只有美英法三国,违背国际法是肯定的,在各自国内法上也存在未经议会授权的违宪嫌疑,国内反对派及舆论有激烈的争论和质询,从而构成国际与国内层面的“双重违宪”。这种“双重违宪”也折射出美英法各自的宪制秩序的结构性危机,折射出“行政权”一权独大的结构失衡趋势。 

   田飞龙续指,第三个方面,叙利亚成为美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重构的交叉之地,争夺异常激烈。俄罗斯在叙利亚投入了大量的军事力量,有了鲜明的立场,而美国也有支持的反对派以及相关利益者,包括要支持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建。所以叙利亚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火药桶,涉及到美俄之间持续冲突的可能性。在美俄的直接冲突面前,中国更像“孤立主义时代”的美国,但无论是“一带一路”的战略利益,还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国伦理责任,中国都无法独善其身。而且叙利亚问题不是孤立的,是与中美的全球性权力竞争与博弈相关的,是庞大棋局的一个角落。 

  叙利亚很可能成为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或是导火索 

田飞龙分析,此次危机管控中的联合国机制与大国协调机制均面临结构性失败的风险,叙利亚很可能成为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或是导火索,扩大冲突就可能爆发世界大战。即便局势受到一定控制,叙利亚也会为中东和平发展埋下长久的隐患,牵连各方,不时发生冲突对抗。而且由于大国势力均衡争夺,叙利亚只能是一个竞技平台与代理人角斗场,无法自主命运。在大国列强的冲突竞争中,普通国家的主权必然是残缺的,和平也是他者给定的。 

  他表示,此次美英法既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也没有得到本国议会的授权,而是在双重违宪的条件下由行政首脑发动的单方面冲击行为。 

  “现在英国和美国的议会都在质疑政府单方面的行动,没有获得议会的授权。所以此次美英法的行动固然有利于维护它们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包括美俄势力范围的争夺,但是本身在法律和程序上都是违法的,即违反国际法和本国宪法,而且破坏了关于法治的一般原理。”田飞龙对中评社说。 

   未来一段时间,中东地区的冲突是否会加剧?美俄之间的关系是否又会继续恶化?田飞龙认为,中东的局势必然会加剧不安,这其中还包含以色列因素。“有些比较权威的分析认为,以色列在推动美英法的空袭方面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是非常突兀及孤立的政治存在,几十年一直谋求巩固自己的安全秩序和环境,甚至要在中东地区树立自己的主导权。以色列虽是地理上与地缘上的小国,但犹太人势力强大,有一颗非常高傲的心灵,对美国政治秩序的塑造与影响力极大,对世界金融与传媒的控制力极强。因其宗教与政治原因,以色列无法与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和平相处,试图谋求一种独霸式的绝对安全。” 

  田飞龙说,中东地区历来是由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国家主导的一个区域,所以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不断产生。此次叙利亚的空袭也有以色列的影响因素,再加上伊斯兰国问题、库尔德问题、土耳其问题、伊拉克和伊朗的问题,使得中东地区具备了一战前巴尔干半岛即世界大战火药桶的基本要素。这就要考验利益关联各方的行动,如果稍有不谨慎,就有可能点燃火药桶,演变为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由萨拉热窝事件触发的,所以本次叙利亚的导弹空袭会否成为新的萨拉热窝事件,尤其在联合国机制失效的情况下,大国应该负起维护和平的基本责任,而不是任意地去发动战争,让人权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遇到重大损害。”田飞龙说。 

  田飞龙亦指出,中东有“巴尔干化”的趋势和性质,大国要负责任地防止这种巴尔干化,防止局部冲突成为新的萨拉热窝事件。 

  中评社:在和平年代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高吗? 

  田飞龙:应该说不能排除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但是形式和度会受到一定的制约,原因就是现在是一个核武器相互平衡的时代,核大国直接掌握着相互决定性毁灭对方的能力,因此不会达到使用核武器的层次,但是可能还是要在常规武器范围内出现战争。即便在常规武器范围内,由于美俄都是军事强国,所以战争规模和影响都是难以预料的。双方都有些害怕真的打起来,但如果把控不当,也就退无可退了,世界历史常有这样的悲剧。 

   中评社:您觉得美国发动此次空袭,还有哪些意图? 

  田飞龙:我觉得从美国此次的空袭,以及后续的表态来看,也是在比较谨慎地拿捏分寸,既向盟友和国际社会显示说打就打的决心和力量,同时又防止矛盾冲突升级令自己深陷中东。美国还有其它方面的利益要考虑,比如贸易战,或者打台湾牌限制中国,美国不希望在中东陷得太深,但是又不希望没有存在感。所以美国也怕打大战,让中国趁势将台湾收回。美国也有全球多个战略基本盘相互平衡的压力,多点牵制,并不能真正地一意孤行。 

  另外,美国这一次对叙利亚的打击,与特朗普中期的选举,以及特朗普在选举时对选民的制造业复兴、增加就业、美国经济繁荣的承诺都有关系。一个基本逻辑就是美国用军事力量破坏了其它地方的和平发展环境,那么国际资本会为了安全考量更多地回流美国,这样反而会刺激美国的经济繁荣。因此对特朗普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考量,即如何用最小的风险和最小的军事投入,换取最大的国际资本回流美国,换取美国经济增长,以及选民的支持。 

  当然,美国在全球战略中,重心依然在亚太和中国,在中东地区美国需要继续存在,并且有以色列这样的盟友。但是还有一个变量就是俄罗斯,事实上俄罗斯已经连续地受到美国的羞辱,俄罗斯是否会继续忍气吞声,还是会以某种方式去反击,这也不是特朗普完全能够搞定的。北极熊的基本性格是,可以坚忍待机,匍匐忍让,一旦反弹则必然给出致命一击,抓伤根本。所以国际政治上的你来我往,都会有一些意外事件的发生,需要继续观察。 

  中评社:过去我们常常以商人特性定性特朗普,很多人甚至认为他是“老疯子”,现在是否要对特朗普的定性做一个调整和转变吗?我们又需要怎么去评价当下的中美关系呢? 

  田飞龙:中国对特朗普有长期的误判,因为他是商人出身,就想当然认为他会和商人一样有灵活理性的思考。我认为从特朗普早期做生意的艺术,以及他参加电视访谈时谈对贸易战和美国政治、世界秩序的理解,就能看出特朗普不仅仅是一个商人,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及美国优先、美国至上的观念非常强,所以不能仅仅从商人的经济理性角度去理解他,还要从民族主义者的激情、情怀、理想的角度去理解他。 

特朗普说的“美国梦”和“再次复兴”都不是商人的思考,这是他内心中真实的想法。,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中方必须要将特朗普视为民族主义者对待,看做是一个对国家利益顽固坚持和扩大的政治家,从而修正原来对他比较单调的商人定性,别以为只要和他做生意就能够搞定。特朗普的双重性格,商人和民族主义者,我们都需要去辨识和更加全面地把握。 

   另外,特朗普也深处美国建制化的环境中,受到内部持续的规训压力。特朗普在美国建制集团内部逐步被规训,逐步加深政治学习与利益交换,尤其选举之后也需要对既得利益集团进行妥协和接受各种建制性的“潜规则”与通行文化规范。美国在全球有复杂多变的利益格局,要承诺保护多方利益,也深陷多方利益之中,不能够简单率性地说撤就撤,比如中东,比如TPP,比如气候协定等。这样我们就不难判断特朗普不是完全任性的行为,也是受到美国建制框架既得利益集团的规训和妥协,达到了一个动态平衡点。所以从美国的利益集团的结构和角度去理解特朗普,他既有个人身上民族主义者的性格,又有接受美国建制框架规训的处境和角色,要从这些方面去重新评估特朗普,将来应对中美关系才会获得理性有效的前提。 

  总之,在全球博弈棋局上,叙利亚危机与贸易战正好构成美国对中俄同时出手加以遏制的“双幕剧”。正因如此,美国也需要面对自身实力下降以及更主要的“恐中”情结的现实,不可能在叙利亚战场投入太多,否则可能重演一战、二战之欧洲衰落而美国决胜的历史,只是决胜者要换成中国。所以,美国一定会继续玩在中俄之间的平衡木游戏,但其重心肯定在亚太和中国,所以叙利亚导弹袭击硝烟未尽,化武疑云未消,而针对中兴通讯的供应链绝杀已然启动,贸易战再度升级。“新时代”是一个“大时代”,一个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并轨推进的“新轴心时代”。贸易战是这一大时代秩序形成中无可回避的“分娩之痛”,却也是“新生之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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