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在中国的兴起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如今，这个聚焦于社会信息沟通和媒体生态演变的知识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个体量十分庞大的学科。它所培养的人才源源不断地涌向新闻、广告、公共关系、宣传管理等众多关涉“意识形态”的行业，不但持续地影响着社会大众的观念和行为，也不断塑造着知识分子的文化共识。因此，反思主流传播学的理念渊源、价值定位和知识体系就都有了重要的政治意义。
与社会科学的其他门类相似，中国的传播学也起源于那个痴迷于知识现代化的年代。“新时期”的观念巨变在大众传播领域的反响尤其强烈。用“科学性”来代替“政治性”是当时中国学人告别“旧时代”的一个重要进步口号，而源自美国的现代传播理论用“信息传播过程”代替“意识形态斗争”，用“受众”代替“群众”，用实验和调查的方法代替批判性的理论辩论，正全面迎合了这种“要科学、不要政治”的决绝心态。
然而，急促的观念革命往往以反思能力的下降为代价，欣欣向荣的传播学研究忘了“科学”的内涵中不但有实验、分析和积累，还有超越事实碎片的历史结构探索；也忘了“政治”的本意不只是显白的意识形态教条，更有隐蔽而狡黠的权力支配。这些现代化过程中的思想损耗让知识分子们忽视了科学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政治功能，在热切追求学术自主性的道路上，反而常常被胁迫性的学术框架所捕获。
好在随着近年来冷战史研究的兴盛，出现了越来越多对战后美国社会科学国家工程性质的揭示，让我们不仅弥补了传播理论史的空白，更深化了对信息传播之内涵的理解。美利坚大学传播学院的教授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就一直致力于这个领域的探索，并贡献了诸多宝贵的历史叙述。他的专著《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就是关于传播学诞生背景的一部经典文献。
△ 《胁迫之术》一书已由王维佳、刘扬、李杰琼三位学者翻译，并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
正如《胁迫之术》一书的副标题所指，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和传播学科的构建离不开冷战时期国家心理战工程的资助和引导。作者通过对大量档案材料的研究为我们展示了二战后几十年间，为了满足冷战的需要，美国军方、情报机构、政府部门、重要的基金会组织等如何推动传播学者们从事说服技巧、民意测量、刑讯审问、政治与军事动员、意识形态宣传等课题的研究。这些以宣传和胁迫为目的的研究项目不但在传播学“奠基人”的选拔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帮助确立了学科的核心问题与主导范式。
辛普森所列举的众多史实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美国国家机器对学术研究的强大支配能力。在1945年到1960年间，国防部、美国情报署、中央情报局等联邦机构为美国所有大规模传播研究项目提供了绝大部分资助。那些早期传播研究中鼎鼎大名的研究基地，如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全国舆论研究中心等都受益于总额数亿美金的国家经费。很多研究机构每年预算的90%以上都来自军方和政府的委托项目。这些政府资助的传播研究，是单靠私人领域的财力所不可能完成的，更不用说政府还可以调用大批军队的人力来充当研究实验的对象。可以说，离开以“赢心洗脑”为目标的心理战工程，传播研究将完全是另一番面貌。
国家经费源源不断地供给特定应用型研究项目的过程，就是传播学的“奠基人”被选择和指认的过程。在辛普森的著作中，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霍夫兰（Carl Hovland）、施拉姆（Wilbur Schramm）等众多顶尖学者纷纷以服务于“帝国统治技术”的工具性角色出场，并将研究精力全面投入到冷战的政治宣传事业中。如何提高酷刑折磨的效果、怎样使用群体操控技术、哪种宣传技巧可以更好地配合隐蔽战、核威慑将产生什么样的心理反应……这些胁迫性的知识探索构成了主流传播研究的关键问题。然而，这却并不妨碍传播学科的带头人们在学术圈中展现独立、客观、科学、进步的面貌。在核心学术刊物和重要的学术会议上，他们只需要把心理战项目的研究报告裁剪打磨成科学研究论文，就可以树立一座座传播研究的里程碑。众多跌破人道准则的洗脑技术摇身一变就成为社会心理学原理在传播学中的理论应用。正是这些研究成果，不但塑造了美国传播学的主流方向，而且成为日后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现代化的标杆。
仅仅展现资金的来源和研究成果的产出还不足以对心理战工程建立完整认识。与“文化冷战”中的其他领域一样，国家对社会科学界的培植并不是依靠从公职人员到学者的官方沟通，而是凭借一套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来完成。这一策略不仅增强了心理战工程的隐秘性，而且更有利于在学术圈中建立紧密的人际互动和共同体意识，从而降低权力的执行成本。
根据辛普森对相关材料的整理，美国大众传播研究所获得的大部分经费，实际上受到一小群精英人物的直接控制或重要影响。这群人自二战以来秉持精英立场，持有共同的反共意识和冷战热忱，他们通过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委员会及人事任命，将主流学界和美国的军事、情报机构关联在一起，成为“政－学两界联系的秘密接触点”。其中，国防部的人力资源委员会和卡内基集团、福特基金会等主要的基金组织是当时大型传播研究项目经费的二手资金来源。这些组织一方面紧密地配合美国政府进行研究资金的配置和分发，一方面着力在学术圈中培育核心力量。经他们提拔的学术圈领袖则乐于控制学科领域中的各种关键权力，例如学术发表机会，学者晋升和教职分配的决策权等等。由此，“这些研究项目排挤掉了竞争对手，对当今主流传播研究范式的大获全胜贡献良多”。
值得注意的是，外部权力对学科的规制还不仅仅体现在引导、资助等正向手段上。在冷战高潮时期，警察制度、同行压力和学院政治联袂配合，“积极地压制那些站在反对立场上的传播学观念，特别是那些他们视为具有颠覆性的批判思想”。当年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很多批判传播学者都曾经历过这段艰辛岁月，恰如作者所言“对传播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非正统分析可能会招致职业共同体的学术驱逐，联邦调查局的恶意审查，媒体的攻击，甚至是暴力袭击”。
由此可见，主流传播观念的形成，并非线性进化的结果，它离不开这段外部权力对多样性思想进行选择和压制的历史。这一点，恐怕正是那些长期将美国传播学研究历史当成正统的科学学术史、思想史来研读的学者们的盲点。
知识的积累与演进是现代性进行自我确证的关键依据。与此紧密相关，知识分子对真理的真诚追求、科学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都早已成为现代学术事业的道德准则。作为一种自我约束的科学精神，这些专业伦理有着令人崇敬的品质，并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做出了很多卓越贡献。然而，《胁迫之术》中众多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当人们片面强调现代知识的自主性和普遍性，以至于对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因素视而不见的时候，这些崇高的伦理却可能沦为矫饰霸权的意识形态，走向“学术自由”的反面。
当然，建构学科正统性和学术独立性的神话本身就是权力规制的内在需要。如果缺少了正统性和独立性的认定，不仅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学者不会轻易将这些心理战成果奉为真经，恐怕美国主流传播学界内部也会面临严重的道德合法性危机。那么当时传播学科的领军人物是如何将“冷战斗士”和“进步学人”的双重面目缝合在一起的呢？
要完成这个任务，所需的不仅是体制的提拔和学术包装的技巧，更重要的是一套自我确证的观念装置，是那种处于文明秩序制高点的迷之自信，那种宗教热忱一般的普世责任感，那种带领人类社会由蒙昧走向现代的自诩进步意识。要理解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精英的行为动机，这套观念装置可能比国家资助所塑造的表面风光和单纯而抽象的“爱国热情”更为重要。它是主流传播学者为自己学术事业创造合法性的德性源泉。
美国很多冷战政策的研究成果虽然为我们展示了重要的历史事实，但是对于上述意识形态因素的挖掘还显得比较薄弱，多数也不太涉及这些政策与重要国际历史背景的关联。《胁迫之术》一书更多聚焦在心理战与传播研究之间的关系上，大量的证据材料帮助我们廓清了传播学兴起的具体情境。然而要想真正理解这些关系和情境，并不能停留在人道主义的层面上进行指责和质问，还须对这套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形成的历史和政治逻辑有更多深入的理解。
我们可以将冷战社会科学的兴起看成是有数百年统治经验的帝国主义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所做出的一种回应。帝国体系的危机是二战之后老牌殖民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源于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朝鲜战争的失利、古巴革命的成功和众多新兴国家脱离殖民体系等政治事件，更主要来自西方文明等级秩序这个全球治理法则背后的“道统”所面临的质疑。从联合国人权宣言到经济领域、信息传播领域等一系列的“新秩序”倡议；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发展替代方案在西方阵营内外的兴起到“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所代表的独立自主意识，一个焕发着勃勃文化生机，同时又给不平等秩序的维护者带来严重威胁的新世界呼之欲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那些被小施莱辛格称为“至关重要核心”（TheVital Center）的美国文化政治精英们承担的不仅是“国家”的使命，而是所谓“文明”的使命。他们一方面要在暗中施行强力手段挫败世界范围内的激进运动；另一方面又要重塑对第三世界的文化领导权和全球文明等级秩序。而历史已经证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为了在伊朗、埃及、朝鲜、菲律宾、危地马拉和越南等众多地区遏制民主革命力量的崛起，国家冷战机器对各种颠覆手段和“统治技术”的需求不断扩张。相比于大规模的军事入侵，心理战不但代价低廉，能够有效减少战争伤亡带来的国内舆论压力，而且其执行过程的隐蔽性和怀柔性也代替了老式殖民帝国的嚣张蛮横，能够避免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斗争的进一步激进化。心理战工程及其资助下的众多传播学项目聚焦于说服效果、军队士气、态度改变、刑讯审问等“胁迫技术”的研究正是对这种需求的回应和满足。
与此相伴随，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传播研究在“发展”和“现代化”领域引人注目的成果又为重塑西方世界的道路自信和文化感召力奠定了基础。冷战社会科学所推行的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理念在政治内涵上并不是二十世纪的创造发明，而是古老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和帝国主义文明等级论的延续和改良。这些观念在不平等秩序遭遇危机时以现代科学的面貌重新登场，与各种革命理论奋力抗争，并在之后的历史中取得了显著的优势。正如辛普森所指出，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的《传统社会的消逝》被认为是发展传播学的奠基之作，是一部保持政治中立的科学性著作。然而，事实上，勒纳著作的构想、写作和推广却是服务于美国在中东地区开展高级宣传项目的特定目标。
就这样，美国社会科学家把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和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前者是后者实现的必要手段，而后者又给前者创造了不可或缺的道德合法性。离开这种认知一致性的构造，我们就无法理解冷战时期的传播学者如何能心安理得地从事“胁迫之术”的研究，并将其当成一项科学进步事业来看待。
回到这段冷战的历史背景中，我们更能体会，当“科学是无国界的，科学家是有祖国的！”这句名言从一位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口中说出，它所表达的真实政治含义是什么。与披着主权国家外衣，行使维护“帝国文明秩序”强权的“军事-科技”机器刚好相反，这里的“祖国”恰是对一种反霸权集体意识的召唤，是追求平等的知识分子们对精神家园的渴望，更是建立一种新型世界秩序的根据地。“科学家有祖国”不是对民族身份和国家主权归属的静态承认，而是对胁迫性学术秩序的告别与否定！
当这个意义上的“祖国”退化为“国家利益”、“国际一流”、“国际高水平”等被挖空了政治含义的概念空壳；当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的研究问题和研究范式唯欧美主流学术圈马首是瞻；当各种冷战社会科学核心刊物上的文章发表数量成为认定学术成果质量的最高标准，也就意味着那种对知识自主性的不懈追求令人遗憾地中断了。如今，压制与反抗的年代终究远去，全球学术政治的等级体系得以重建，并在后危机时代掩盖了曾经的狰狞面目，展现着它一定程度上的温和与包容。然而，冷战的庞大制度遗产和意识形态遗产并不会因此而消弭，帝国使命的代际传承也终不会让传播研究的发展走上一个脱离历史情境的普遍化之路。能否在学科体制和学术风格上创造出真正具有反思性和自主性的共同体，这不仅是中国传播研究者的使命，也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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