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香港近期“新本土主义”论述及其影响
近两年，本土意识在香港兴起，出现了少数诉诸本土意识和香港人族群身分的新兴社会运动，在形式和内容方面有别于“占中”运动。具体表现是少数学术精英借用西方“新本土主义”概念，展开了对香港“主体性”和身份政治的文化论述，被自由化媒体渲染后成为所谓“新本土主义”论述，目前在香港社会已经形成一定影响力。但笔者调研发现：新本土主义论述在香港虽有一定影响，但主要是媒体渲染的结果，香港大众与主流精英对之反映冷漠，与泛民主派、“港独”势力不能简单等同，不宜高估其在港内的政治效应。不过，该团体以推进学术交流和“民间外交”为名义，可能与台湾地区“台独”势力、新加坡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拒中抗共”势力合流，形成所谓“华南公民社会”，产生更大的区域性政治影响。
一、“新本土主义”论述的由来
第一，“新本土主义”论述是少数民主派意见领袖假手学术的产物
香港的“新本土主义”源自美国。2005年美国种族主义运动专家、人权教育研究所（IREHR）主席昂纳德·苏士侃（Leonard Zeskind）提出了“新本土主义”新名词(New Nativism)，用以形容全球化时代以金融和信息科技为新贵的全球化经济体系，带来比工业时代更大的贫富悬殊，不但弱化了政府自主权，而且令原有立足本地的中产阶级和精英“共识政治”失去影响力，部分转型为全球化精英，与本土距离愈来越远，大部分则下流到底层，丧失尊严，失去原有的稳定功能，更出现排外情绪，这被视为“新本土主义”产生的根源。“新本土主义”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具有结构性特征的政治现象，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新本土主义”表现为一种借用“本土”历史文化资源的文化论述方式，后来往往逐渐演化为一股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甚至社会运动。
“新本土主义”的概念在香港被少数民主派学者借用，通过援引大量西方政治学、社会学经典，包括西方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社区社群主义，用以牵强附会地解释香港本土意识、构建本土认同。2013年，香港大学“学苑”（社团组织）出版《香港民族论》一书，将香港历史和集体认同牵强附会地同西方“民族认同”概念联系起来，对香港集体认同做政治化的解读。近两年，香港学界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与本土主义有关的书籍，这包括徐承恩著著《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李怡著《香港思潮：本土意识的兴起与争议》、新力量网络编著《本土论述2013-2014中国因素：本土意识与公民社会》等。2015年，陈云新著《香港城邦论II：光复本土》将“新本土主义”论述推向了沸点，陈云拥有民俗学博士学位，是香港自治运动的发起人和倡导者，这是继《香港城邦论》出版后的第二本书，该书杂糅、利用了流行的新本土主义论述词汇和理论，严重扭曲了香港历史和港人意识。
第二，“新本土主义”论述的终极目的在于构建有别于大陆的香港“主体性”，实现所谓“永续自治”
“新本土主义”现象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研究和文化论述，其真实目的在于诱发香港本土意识，构造香港本土论述，最终实现所谓“香港完全自治”的政治目的。
从发动“新本土主义”论述的少数文化精英视角，尽管其自我标榜不同於“港独”，但是却极力激发香港人的主体意识，试图通过“新本土主义”理念引领未来的社会运动。2015年8月5日，新本土主义论述的支持者、香港教育学院青年教授方志恒在《明报》发表《建构新本土民主论述》提出：新本土主义论述的短期纲领是革新保港，中期纲领是民主自治，长期纲领是永续自治。公然提出新保守主义论述要配合香港民主运动，构建香港有别于中国大陆的“主体性”，维持香港高度自治地位的正当性，最终实现超越2047年“永续自治”。甚至提出要把握所谓的“二次前途问题”，争取制定能充分体现港人主体意识的新宪法，进而通过全民投票赋予其正当性。《香港民族论》的作者香港大学“学苑”2015年2月号以“香港民族命运自决”为题封面专题发表文章, 基于他们杜撰的所谓“香港民族论”，公然抛出“香港应公投变成独立政治实体”的口号。
第三，“新本土主义”论述被香港自由派媒体利用并刻意渲染成为主流社会思潮
承载着“新本土主义”论述的大量著作出版后，香港自由派媒体大肆渲染，试图以此影响港人意识和社会运动。自由派媒体利用了“新本土主义”概念的模糊性，在报道中有意将近年来香港的公民社会团体活动、泛民主派运动、民间反地产霸权甚至方兴未艾的文化保育运动等，一股脑装进“本土主义”的袋子里，尽管事实上这些社会运动和思潮的背景、诉求和潜在的政治影响并不一致，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肆意制造香港寻求本土政治认同的舆论气氛，人为捏造放大成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
陈云《香港城邦论II：光复本土》出版后，自由派媒体大肆报道其观点，并多次邀请其接受访谈，甚至将其打造成为“新本土主义”的领袖人物。在访谈中，陈云极力宣传中共文化对香港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倡香港人应摆脱中共的钳制，反对新移民，多次公然支持“反蝗”。在自由派媒体的渲染下，西方媒体也开始关注香港“新本土主义”论述，并加以和恶意传播。
二、“新本土主义”论述的影响
“新本土主义”论述以文化思潮的面貌和形式出现，裹挟着香港少数文化精英的自治诉求和民主诉求，这些诉求中多数已经超越了“一国两制”框架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宪制要求，相关书籍出版和文化活动也不排除有西方势力的支持。但是对于这一文化现象的实际政治影响，仍然需要客观全面认识来认识，不能忽视，但也不宜过高估计。
第一，“新本土主义论述”在香港并不具备广泛的民意基础
通过作者的亲身调研和走访了解，“新本土主义”目前在香港并不具备广泛的民意基础，而是仅仅局限于少数文化精英的自我陶醉。在香港的普罗大众眼中，对所谓“本土主义”十分陌生，并不清楚其来龙去脉，甚至不知所云，其影响主要局限于少数学术精英群体。
香港多数学术精英认为，过去60多年，香港处在一个不断政治化的、主体意识不断强化的过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香港特区的文化论述仅仅局限于“新本土主义”，相反，香港需要能够反映其丰富历史、复杂多样性的文化论述方式，这既包括包容香港过去百余年殖民历史的“华洋论述”，也包括回归以来“一国两制”下的“主权论述”等。在此背景下，香港学术精英群体多数十分清醒，对“新本土主义”抱持审慎态度。2015年7月出版的周永新教授《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一书中就提出，香港的身份认同问题是从第二代移民开始，在老一代移民和回归以后出生的年轻群体中，“中国”或“祖国”的历史情结并不会因为所谓“本土论述”而被抹杀。在作者对香港中央政策组前主任刘兆佳和顾问李明堃的访谈中，他们直接斥责所谓“新本土主义”学术著作充斥大量西方理论、词汇，生搬硬套，严重扭曲香港的历史和港人意识。
第二，“新本土主义”论述不等同于反对派政治团体意识形态
在香港的政治光谱中，“建制派”和“反民主派”（或“反对派”）常被作为划分政治势力的重要标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两年来香港出现的文化与社会运动中，并不是所有的团体或势力都可以被简单划入建制派和反对派的阵营。这其中，支持“本土论述”的重点人物和团体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泛民主派”或反对派势力。目前来看，提出以“本土论述”为思想基础的政治主张的学者，一般都是亲反对派的，但是反对派政治团体方面，却无法就所谓“本土论述”取得共识。2015年7月26日，“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举办所谓“饭盒会”，商讨“占中”运动后香港政治形势以及“泛民主派”定位，长达8小时的会议以大约一半时间讨论“泛民主派”对於“本土论述”的定位，却未能取得一致立场。根本的原因在于“本土论述”与现实相矛盾，“新本土主义”论述的学者多是纸上谈兵，反对派政治团体必须面对现实：香港已然回归祖国，香港经济与国家主体经济已形成不可逆转的一体化大趋势。而今，反自由行等排斥内地的激进行为已导致香港零售业的萧瑟景象，激起业界和大多数香港居民不满，反对派政治团体基于自身政治利益考虑，理性地选择与之保持距离。在反对派政治团体中，即使公认最为激进的社民连和人民力量，也采取了远离“本土论述”这类“类港独”的旗帜，主要依靠打击中央和特区政府来争取选票。
第三，“新本土主义”论述可能与东南亚“拒中抗共”力量形成合流，扩大“华南公民社会”影响
“新本土主义”论述在香港本地的实际政治效应虽然有限，但主要倡导者和幕后支持者可能选择其他方式，在更大区域范围内寻求政治影响。2015年春，由20多位青年学者合著的《香港革新论》面世，公然提出要为“后政改”香港制订“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续自治”的“香港自治路线图”。他们所谓的“革新保港”，不仅欲扩大香港本地的“拒中抗共”力量，而且欲推进“民间外交”，建立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华南公民社会”，为香港争取国际社会支持，而开展所谓民间外交和建立华南公民社会的基础，恰恰是基于各国和地区“新本土主义”论述。这意味着，香港的“新本土主义”势力可能会与台湾地区、东南亚等国家“拒中抗共”力量合流，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制造更深层次危机，同时不排斥同“台独”势力合流，在国际领域制造意识形态。
三、几点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针对“新本土主义”论述的特点以及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不宜高估“新本土主义”论述在港内的实际政治影响
对香港“新本土主义”论述不妨不予置评。可以从学术角度对其严重扭曲历史事实的学术研究进行驳斥，但不宜高估其实际影响和预期政治效应。这种论调更多的是一批香港知识精英的自我陶醉，不仅在民间没有市场，而且在反民主派那里也没有得到一致认同；其进一步演变为反对派意识形态或引发相关领域社会运动的可能性不大。在这一点上，它与中国台湾地区当年绿营依靠本土主义崛起的政治逻辑，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目前阶段不宜从官方角度其加以过多评论或批评。“新本土主义”显然不是直接攻击“一国两制”的“长矛”，但主要还是香港自由派媒体的“鱼钩”，这股势力的幻想本来就局限于少数人群，而且以学术研究的面貌出现，如果中央和国内媒体对其大肆批评，反而会被利用，被恶意描述为中央打击港人所谓的“主体意识”。反对派虽然不接纳“本土论述”，但是如果“本土论述”遭到打压和攻击，则可能被反对派所利用。
第二，需重新审视香港治理中的文化意识形态问题
“新本土主义”论述在香港的传播，从一个侧面说明香港社会和政治图谱的纷乱和处理香港问题的复杂性。香港处在英国殖民的一百五十余年时间里，处在一种“华洋杂居”的格局，在文化意识领域形成了香港独特的“华洋论述”，然而回归前后，中英之间，分别进行论述。英国人只是努力去让香港人相信，殖民史是一段奇迹发生史：英国给香港带来了法治、自由和先进的城市建设。而中国为了安稳人心，平稳过渡，也对殖民地的过去讳莫如深，只会选择性地以“游子归乡”的悲喜剧式民族主义故事来述说“回归”。英方殖民史论述意在以前期治理绩效给回归后的“一国两制”背负上历史包袱，并将发展民主和维持高效治理这对极难处理的矛盾抛给中国，但是中国的“游子归乡”式的民族主义文化论述由于自然导出“去殖化”政策含义，等于全盘否定了香港的过去。在某种意义上，“新本土主义”在香港的产生发展，说明目前两种主流的历史文化“论述”均没有完整地囊括香港现实与民心；如果说“新本土主义”论述在香港还有市场，说明在香港问题上还需要一种更加富有包容性的、能够反映香港丰富历史和现实复杂性的文化论述方式。
事实上，历史形成的“华洋论述”有其历史合理性与独特性，包含着对香港几代难民与二战后新出生香港人艰苦卓越的精神的肯定。能否建构一种针对香港发展的新的历史文化论述方式，既包容“华洋论述”的合理成分，又能够体现“一国两制”下香港新精神，是一项亟需启动的文化工程，可以考虑通过陆、港两地史学界的合作来完成。
第三、从外围着手，关注香港“新本土主义”势力传播，避免形成所谓“华南公民社会”造成国际影响
世界范围内看，后殖民地时期极易产生本土主义思潮，“新本土主义”中包含的反对全球化、反资本霸权的诉求，极为贴近底层社会的心声，因此容易被一些政治势力所利用。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东南亚地区在过去数十年中经历了金融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急剧扩张，造成较为严重的社会分化，这原本是一种全球性的结构性现象，但是却这为包括“台独”、“藏独”在内的游走在南亚、东南亚各国的“拒中抗共”力量找到了开展国际公民社会运动、进行底层社会动员的思想资源。不排除香港“新本土主义”思潮和相关势力可能被国际政治势力利用的可能，基于此，可以从外围着手，通报我驻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使领馆机构新闻处以及台湾地区办事处，使其保持对香港“新本土主义”相关图书出版、社团组织等活动的密切关注，防止形成更大范围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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