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老田：观察文革诸问题的两个对照视野：政治眼光与行政眼光

小 中 大引用 推荐 编辑 只看 复制    老田：观察文革诸问题的两个对照视野：政治眼光与行政眼光   观察文革诸问题的两个对照视野：政治眼光与行政眼光  　　 老田 　　 　　九月初在清华的一个会议上，聆听海内外很多专家回顾讨论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问题，强烈地感受不同的观察视野的差异。  　　 　　从政治眼光出发，看问题首先要追问有哪几股力量出场以及各自有什么需要和表现，影响那几股力量进行这样或者那样表现的因子又是什么，相互之间的博弈过程如何以及形成均衡的可能性。而从行政眼光出发，就很容易追问“谁叫你这么干的？”这个事儿对还是不对？尤其是喜欢追问：不对的责任者是谁？行政眼光本身，很容易不自觉地把自己拔高到检察官和法官的坐席上，去俯视观察对象的对与错，减省各种必不可少的材料搜集和推论过程就直接进入结论。 　　 　　对照毛时代的叙述模式，政治眼光意味着首先要扩大观察视野，纳入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内容。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间专门谈到，分析新中国的政治史，路线斗争意味着破除当权派的中立假设，追问组织内部各级代理人的个人利益和偏好及其对于命令和信息的扭曲，而阶级斗争视野则要追问是否存在根本性背离多数人利益的特殊利益和要求，同时还要审视当权派权益扩张方向与管理职能要求相对立的官场机会主义普遍性话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从研究视野中间消失，实际上意味着自觉地把政治眼光从研究中间驱逐出去，官方提倡把行政眼光升级为唯一的观察历史和政治的方式。 　　 　　权力要在大范围里起作用，离不开组织和制度这两根拐杖。对于制度的看法，西方经济学界靠右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一个分支叫做新制度经济学，这个经济学领域中间，对于制度的主流看法是把制度看作是“博弈均衡”或者“子博弈精炼均衡”，还很重视制度的“自我执行能力”。通俗地说，在涉及到重大利益冲突的领域，一切设计的制度都不好使，需要通过利益冲突双方的长期博弈并形成共识之后，才会有制度的自我执行能力，或者说等到自愿遵循制度的人数要足够多之后，强制执行制度的成本才会降低到一个可以承受的水平，这个时候新制度才具备运作条件，一句话，没有长期的博弈过程就没有均衡和制度。诺斯就很重视推动新制度的第一行动集团和阻滞成本问题，新制度肯定会有“将来的受益者”起来推动，但也是反对力量起作用他们的行动会构成阻滞成本。这种对于制度的看法，显然是一种政治眼光而非行政眼光，而在行政眼光里，制度就是政策和设计，就是领导人的意愿和讲话。毛泽东曾经批评过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思路，但是同时又表示同情其部分合理性——作为政协成员，一个人总应该有个说话的讲台和机会，这是在否定行政眼光的同时支持政治眼光。新制度经济学的观察眼光中间，倒是保留了一点政治眼光，抛弃了狭隘的行政化眼光，关注各种活生生的社会力量的博弈过程，肯定群体力量的动态博弈对于制度形成的作用。 　　 　　一、曼海姆如何区分政治与行政  　　 　　这一次听到老余谈到，他在编辑韩先生文革回忆录书稿时，有一个感受：“在书稿中评说文革教训时，无数次归结于法律、法治问题，反省造反派没有法治观念，批评老干部还有毛泽东没有法治观念，好像大家都有了法治观念，文革就可以顺利进行，好像文革的所有问题都是源于法治观念不强。”看起来，从研究型专家到历史亲历者，都很容易忽视政治眼光同时不自觉地引入行政眼光。 　　 　　 韩先生的观点，是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出了根本性的偏差，他评议文革的出发点或者说方法论，实际上是德国学者卡尔·曼海姆所说的“所有官僚思想的根本倾向是把一切政治问题变成行政问题。”“每一种官僚都依据他对自己立场的独特强调，倾向于把自己的经验普遍化，而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行政领域和有条不紊地运作的秩序领域都只代表整个政治现实的一个部分。官僚思想并不否认建立政治科学的可能性，但把它与行政科学等同起来。这样，非理性的因素被忽视了，然而，当这些因素依然迫使自已处在显著位置时，它们又被当成‘国家的例行公事’来对待。”（曼海姆著 黎明等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19-120页）曼海姆区分政治与行政的标准是：行政是国家和社会事务中间较为稳定的部分，人们对此已经有了充分认识并且积累的处理经验，这种情况下的事务处置可以称之为行政——把管理职权授予专业官员并按照既定的规则处置社会事务。但是，人们业已掌控或者能够娴熟处理的问题，仅仅只是国家和社会事务中间的一部分，还有大量事务处在不稳定或者不确定状态之中，人们对此的认识很少，并且事务演进过程中间往往还有相互冲突的力量相互作用，尚未进入尘埃落定的状态，因此，这个领域的事务不是行政手段可以处置的，而是处于政治领域之中。 　　 　　曼海姆还谈到，官僚保守主义者如何看待革命，“官僚把革命看成是在一个其各方面有序的系统内的不幸事件，而不是社会赖以生存、保存和发展的基本的社会力量的活生生的表现。那种司法的、行政的心智，只能构成封闭的、静态的思想体系，它总是面临着自相矛盾的任务：不得不把产生于活动着的力量之间的非系统化的相互作用的新规则并入它的体系之中，似乎这些新规则只是原有体系的进一步详细阐述。”（同上书，第120页） 　　 　　结合曼海姆的看法，把政治问题当作行政问题来处置，就相当于要强硬地把政治问题提前行政化，刘少奇等人的反干扰，就是这样一种处置方式：通过镇压反对意见及其力量来恢复行政化的条件。韩先生的观点是法律和法治，这是另外一个行政化的设计方向，可能意味着每一个政治的参与方都能够恰好遵循不损害他方的天定律例（肯定是天定而不是人定的），这样，政治领域就能够象行政领域一样：参与各方彬彬有礼地按照天定律例来进行。准确地说，文革诸事务是政治而不是行政，这首先是反文革阵营的各个参与方，不愿意遵循革命就像请客吃饭、绘画绣花那样进行，率先采取强制手段处置实际存在的不同政见，反干扰、抓游鱼，把对立面和批评意见用强硬手段在短期内彻底瓦解掉，这就取消了问题的政治性了。反文革阵营的作为，并不是因为没有法律和政策在先，而是因为根据法律和政策无法有效地处置对立面的意见和力量。 　　 　　对于提前的行政化，硬性删去政治化内容的“反干扰”做法，1966年8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有几段插话对此进行过评论：“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人家起来了，又来镇压。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人家提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听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为什么不能反？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二、文革诸问题的政治博弈特点  　　 　　因为还没有看到北航文革的全部回忆录，所以，讨论文革是政治而非行政的话题，就从韩参与撰写的清华文革为例来展开。  　　 　　据《清华蒯大富》一书记载，1966年6月份，“九日晚到十日晨，一夜之间，从前顽固的保皇先生们都突然‘哗变’纷纷起义，‘我们受骗了’的大合唱登台表演了，各系打狗队十、十一日纷纷出去，很多狗被打得落花流水，夹尾而逃。”（蒯大富大字报《工作组往哪里去？》） 　　 　　在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623报告之后，叶林在工作组进行传达，然后工作组就取消25日辩论改为层层讨论，结果是“清华的师生一下就全过去了。所以当时的清华又是‘我们上当了！’”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清华那群高素质的干部、教师和学生群体，竟然两次集体受骗上当，这是怎样一种非凡的经验和惊人的感受？  　　 　　以文革初期为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典型的政治事务，而资反路线之所以存在，首先是存在着这样两群人，一群是坏干部——这些人只顾自身的政治利益而不顾事实诸如叶林为首的工作组，二是群众中间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只顾媚上，清华文革初期两次出来说“我们上当了”的人群，就是资反路线的“群众”基础。这两群人所践行的标准——为了向上爬而敢于践踏一切规则的劲头——显然不是法律问题，老田把坏干部+假积极组成的同盟称之为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坏干部不是不懂政策和法律，但是利益所在就导致法律靠边，马屁精也不是完全不明事理，但是为了利益可以把这个视而不见，更为可怕的是：政治机会主义同盟中间的两群人，在做坑人利己的坏事之时，还往往要假以大义——例如说我们“反干扰”是为了捍卫共产党的领导，打击反革命和右派。  　　 　　以清华工作组安排的“反蒋”“反蒯”运动为例，一个月之内大批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  　　 　　两次出来合唱“我们受骗了”“我们上当了”，难道这么多的人真的是缺乏做出正确判断的政策知识和准确信息吗？这个关键的事实折射出：积极分子的投机性大于普通群众，党团员的投机性大于积极分子，干部的投机性大于党团员，高级干部投机性大于低级干部，这种情况的存在，肯定不是法律和法治的问题。照理说，应该是投机性较高的高端人群受到了更多的政策和法律训练，更少违背政策和法律的行为，更能够尊重别人合法权益而不是恣意侵犯并作为政治投机的手段。李雪峰所说的清华有着“一万对七百”的优势，这个占据优势方面的一万人，难道是因为法律普及方面出了问题？亦或者缺乏相关的政策和法律限制吗？政治或者法律制度要能够起作用并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就清华的经验而言，有一个初始条件必须达到：政治投机行为不再成为追逐政治利益的主要方式，这又有一个等价命题：在日常的政治生活领域内部就需要有制约政治投机的足够力量，而不是等到事后的或者外在的力量来干预和制约。  　　 　　蒯大富对于对立面的批判，其正义性就在于：要在政治生活时刻发生的日常领域，建立起批判性的制约力量，老田个人认为毛主席支持造反派以及文革的正义性，不是因为蒯大富在政策和法律水平方面超过坏干部和假积极群体，而是因为蒯大富所代表的批判性力量，虽然还很不成熟，但确实是民间成长起来的、针对了公有制社会政治异化的关键领域、且有可能最后引导出合理政治生活的建设性力量的唯一来源。 　　 　　而蒯大富后来看待问题和处理对立面的方式，也抄袭了典型的行政方式。从蒯大富自身的遭遇和所见所闻来说，坏干部+假积极所组成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都毫无值得肯定之处，因此，得出“反托”的看法并采取相应的手段，从行政视野里去看问题，都没有大的错误。但是，就政治眼光而言，这一件事恰恰错在这个地方，反托及其后的一系列针对性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都对准了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两群人，结果是很清楚的，把对立面塑造得无比强大、最后强大到自己的阵营根本无法应对，哪怕采取极端的武斗手段也未能摧毁对方，最后是军宣队和工宣队这种以维护最低限度秩序的“利维坦”角色出场，清华文革才最后收场的。以行政视野看待和处理政治问题，其结果就是如此。 　　 　　蒯大富并没有与武汉的大学生造反派约定，采取一致认识和行动，但是，对曾经有过保守派经历的异己派别的看法，却异常相似，湖北大学的造反派学生是这么看待不同中间派别的：“保守派，他们是保守组织中的基本群众，他们和人民的矛盾是内部矛盾。但必须指出，作为他们在保守组织中所组成的势力是反动势力。他们的保守不但取决于思想上的受蒙蔽，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这些人经济上与走资派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往往受走资派的小恩小惠，政治上往往是走资派的红人，思想上极端的奴隶主义。不过这些人是能觉悟也是可以争取的。”这些人被造反派称为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即便这些人后来参加了造反派，但他们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保守派觉悟之后从反动势力中进化而来的，他们由于一度受蒙蔽，加之本身的地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恨不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动往往不可理解，称之曰‘过火’，武汉曾一度流行的‘同意思想兵的观点，不同意思想兵的作法’，便是这些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写照。这就是红三司出现的历史必然。应该说，红三司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势力，人们称之为‘康老三’。在斗争最关键的时刻，是不允许小资产阶级革命势力——保守派；或者向左转，靠近革命势力——即革命造反派。这就是三司革联的出现和红三司垮台的根本原因。”（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从这个认识出发，只要是稍微偏一下，就很容易得出斯大林那个著名的观点：中间派是最危险的。 　　 　　从坏的结果掉过头去看，解决这些问题就要真正做到团结大多数，这就需要走出行政视野，把政治机会主义同盟中间两群“坏人”（坏干部和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的“坏”先放在一边，真正做到以理服人，争取这两群人中间的大多数，然后才有可能组建强大的新政治同盟，并且在新政治同盟中间逐步地扫除旧的政治投机行为以及与投机相关的利益分配方式。说到底，团结大多数，组织新生力量去催生新生事物，这些文革中间的词汇，恰好是认识和处理政治领域事务的关键词。等到新的同盟很强大了，新的认识很稳固并且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了，这个时候，蒯大富想要进行的反托事业，才算具备了初始条件。不过这样的新同盟的成长和壮大过程，新的认识形成并得到多数人同意的教育过程，肯定需要一个极端漫长的过程，并且如果没有现实的教育，多数人的认识肯定是无法顺利转过来的。所以，毛主席说文革不是一两次三四次就能够完成的，认识的循环和政治同盟乃至新的政治规则的奠定，不可能是设计出来的——少数人设计出来之后多数人遵循就行。  　　 　　三、在头头与群众之间：投机还是不投机  　　 　　我记得1968年毛主席接见五大学生领袖的时候，韩曾经为缺席的蒯大富辩护，说他搞武斗也是迫不得已，这个说法很符合事实，假如本派的很多成员就是要求以极端手段伸张自身的意志，这个时候如果简单地迎头反对，肯定会被快速淘汰并失去影响力。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站在群众的前头，加以正确的引导，让多数人逐步地形成正确的认识并自觉地疏远错误的认识，后一个选择其实就是毛泽东那个强硬的说法（把老虎打死）的合理内涵。不过，选择前一个是容易的，支持武斗并以此作为头领服务于本派群众利益的表现形式是很划算的，选择后一个是很困难的而且往往还有失败的危险还可能伤害到自身的头领地位。 　　 　　西方的选举政客大多数也是这么选择的，每到美国大选年份美国的政客们都要出来代表美国人民利益反对邪恶中国或者中共，激起敌意并采取简单地攻击对方的方式来进行情绪上的满足和代表。台湾的选举战中间，政客的言行和表演及其处理与选民的关系的方式，与蒯大富在原理和逻辑上完全一致，哪怕投机不利于团结不利于稳定和发展，但是，只要有利于争取选票那就干吧，更为可怕的是，凡是不选择这么干的人，肯定会被轻易淘汰出局，因此，各种挑拨和离间的计谋，上百年来都成为选举战中间标准的发言方式，既不会后退一步，也肯定不会前进一步。政治领袖或者头领，在与支持者群众的交流互动中间，最容易选择各种低成本赢得支持的投机策略，选举政治中间的表现最为明显。这个现象老田称之为“投机互锁”——群众中间的极端主张最易得到风头主义的表现来显示，而头头在确立与群众的互动关系时最容易做的选择就以自己的投机去赞成群众中间的投机，在群众中间的投机风头主义和头头的投机跟随之间，双方都不会简单放弃，而投机的气氛会在头头和群众的互动中间得到逐步地加强。以头领减少其投机性来看，文革的进步还是明显的，造反派头领的进步及其处理与本派成员和外派关系的方式，十年期间都有着显著的进步。 　　 　　政治头领选择以投机的方式来处理自己与本派成员的关系，不仅民主条件下的政客都是这么干的，这个选择其实也就是1966年夏天之后蒯大富的一贯选择：从1966年年底的反托到1968年夏天的武斗——都是就本派成员的现有认识水平出发进行最低限度的投机表态，而不是从长远利益和切合实际的需要出发去加以引导。进行正确引导确实要冒政治利益受损的风险，如果为了正确引导不惜克服困难甚至丧失头领地位也在所不惜，这其实就是毛泽东用各种方式强调的五不怕精神、斗私批修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够解放自己的内涵针对性所在，进行正确的选择需要与投机收益的诱惑划清界限，为此必须要冒风险。 　　 　　解除投机互锁的最低要求是头头首先要有“担当”——为了实现正确的引导不惜冒风险和承受个人利益损失。不仅仅毛泽东这么说过，岳飞也说过“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孔夫子也说过“临财勿苟得临乱勿苟免”，一切有经验的政治人物，都知道作为权力代理人必须承担风险的重要性，随时随地要以自身的最大化利益和最小风险来进行选择的人，在任何时代都不是合格的政治人物。而清华的工作组、坏干部和马屁精式积极分子群体，恰好就是把自身的利害关系作为唯一的行动圭臬，这属于政治上“零担当”的群体。 　　 　　1967年在谢富治的亲自干预之下，蒯大富等代表团派与对立派的四派头领在签署了524协议，预备双方以九比四的比例，选出革委会的组成人员。结果，这个协议刚刚签署来不及实施，四派的两个签字人就在本派内部被迅速边缘化，四派中的激进头领通过“五三〇分裂”迅速确立起自身新的头领地位。签署协议的两个头领被逆向淘汰出局，其实是每一个政治场域中间都常见的现象，这意味着：那些真正负责任的头领，想要通过做工作把本派成员引导到正确轨道上的人，往往有很大可能被投机分子以简单的投机手段边缘化，这种逆向选择的风险切实存在，有可能反过来鼓励那些有预见性的头领选择投机：既然结局不可能好到哪里去了，那还不如我先来投机一把算了，就算是最后必定要陷入泥坑，那最后也是我而不是别人领着大伙下泥坑。这个选择在成熟的革命家中间，也是经常有的，不是有一种说法——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吗？清华四派头头中间，利用群众中间的风头主义的投机思想状态，对造反派头头进行逆向选择的机制，其实就是投机互锁的一种重要表现。而团派和四派群众之间的风头主义竞争言论和相互攻讦，则是投机互锁的另外一种重要动力机制。 　　 　　从文革的经验看，要解决造反派批评锋芒所指的外部投机者及其所依附的投机政治规则问题，首先还必须要解决内部的投机者问题——解除投机互锁，只有解决了两个方面的问题，才有一线希望出现光明的未来。这个事儿做起来难度到底有多大，却是不好评估，至少一两代人是做不完的。  　　 　　四、当权派与造反派相互威胁的“策略处境”及其形成过程  　　 　　文革在每个单位都分成两派，群众组织中间两派的相互对立和缺乏建设互信的管道，最后发展成为互为政治上的威胁力量。在派性政治博弈中间，美国对外战略中间的那种“单边安全”战略就格外有市场——削弱对方的力量才是建设自身安全的出路。从单边安全战略出发，对立派力量的增强就是对己方的威胁上升，为此，需要不顾一切地削弱对方：把对方说成是反革命或者没有任何合法性和正当性，就是派性论战中间的主要努力方向，在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的谈判时期，对方名额增加或者支持对方的干部进入革委会，都被视为对己方的威胁，因此，开动宣传机器妖魔化对方的头头或者干部代表，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策略。策略处境的形成，是派别竞争过程中间，增强各派别内部投机互锁的重要机制。 　　 　　在文革期间形成的策略处境中间，最重要的表现是当权派和造反派的对立，我们追溯一下这个对立的来由和冲突的性质，能够看到问题的根源所在。我们以外交部为例，在1966年文革初期十五天白色恐怖期间，陈毅指导下派出15个工作组，去外事口单位和院校指挥运动，主要的方式是有当权派和多数派（后来演变为保守派）联手把很多人打成右派或者反革命，这是文革整个政治博弈的起点，当权派及其打手们一方对另一方造成致命的政治危险。陈伯达后来在中央开会时，当面批评陈毅说他支持的张彦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工作组，陈毅表示接受批评还为此做过检讨。 　　 　　1966年6月，在外交部内部姬鹏飞开会动员号召大家写大字报，结果44个青年人仅仅因为把贴出的众多大字报归纳整理出一张大字报，马屁精式的高官刘新权说这些人是想要推翻领导，陈毅和姬鹏飞等人就特别听得进这样的话，就被外交部当权派联手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当做重点打击对象，死整几个月，这是第二个形成造反派对策略处境有着切肤之痛的体会。 　　 　　1966年年底周总理明确表示支持外交部造反派成立组织，结果外交部成立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之后，很短时间就发展到1700多人（全部约2200多人），占外交部的绝大多数。此后，在周总理的捏合之下，陈毅勉强认错并于1967年1月24日做了“亮相检讨”，造反派也同意原谅陈毅的前期错误，大家预备实现三结合了，周总理同时安排在外交部的夺权试点内容是夺取运动的领导权和业务监督权为此建立部司两级监督小组（周同时在广播局指导夺权试点，同时夺取运动领导权和业务领导权）。今天回顾外交部十年文革进程，周总理亲自出面捏合陈毅为代表的当权派与造反派，双方成立革委会，这是唯一一次有可能走出策略处境的机会。 　　 　　结果，这个唯一的机会不几天就被陈毅浪费了。陈毅就反口说自己的检讨是被逼的（这是说周总理逼迫他作检讨，除周之外没有其他人做过他的说服工作），他本人没有什么错误，还破口大骂造反派说他们是野心家（2月12日）。陈毅的反悔，使得外交部的“三结合”连表面文章都维持不住了，造反派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于4月16日召开勤务组会议讨论，以15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打倒陈毅”的口号。此后，造反派砸掉了保守派的办公室，甚至逼得人数很少的保守派在外交部站不住脚，搬出外交部。 　　 　　在外交部当权派和造反派的对立中间，双方逐步地共同塑造了一种相互威胁的策略环境。第一步是外交部当权派对于44人大字报的粗暴镇压过程，造反派不仅积累了不满，而且有了官老爷完全无法相信的证据；造反派成立组织并得到总理的支持，还发展为外交部的大多数，尚能够接受总理的调处，在陈毅检讨之后还表示拥护他，不料陈毅不到两周时间就变卦了；到了4月中旬造反派勤务组以绝对多数票通过“打到陈毅”口号之后，双方严重对立和互不兼容的态势业已形成。此后，再也没有能够实现矛盾缓和，更不用说和平共处了。不仅仅是蒯大富如此，就算是很多老革命家难道就高明了吗？ 　　 　　把当权派和造反派互为最大威胁的背景突出出来，再去回顾陈毅在处理与外交部造反派群众的关系上面的系列讲话和措施，基本上是朝着激化双方矛盾和对立方向使劲的。如果仅仅从很多陈毅的讲话内容看，确实不愧高于蒯大富，毕竟是有多年从业阅历的人士，他说的很多话也不算坏话，例如说反右运动得罪了很多人，文革的后遗症还要大；例如不要搞逐步升级，什么缺点都说成是路线错误；例如说发动群众批评干部，是我党健康的表现。这些都说的很好，问题在于：陈毅以这种教师爷的姿态说话的时候，他考虑到了听众的感受和心理了吗？说到底，外交部以陈毅为首的当权派自身已经成为造反派眼里的最大威胁力量，而且经过几轮政治博弈之后，可以信赖陈毅的证据逐步消失，要形成新的互信，陈毅必须以自身的言行去接受对立派的苛刻考察，这个时期还抱住高高在上的老爷姿态不放，在那里指手画脚，这到底是要解决矛盾还是要激化矛盾？ 　　 　　到了1966年之后，除了文革小组诸公之外，绝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业已丧失了真正与群众进行交流和对话的能力，造反派和当权派的对立随着运动深入，步步加深，到底是当权派的责任多一点还是造反派责任多一点？从外交部造反派和当权派的博弈过程看，应该算是标准的动态博弈过程：先是当权派表演一番，造反派进行策略性的跟进；结果周总理的捏合，陈毅检讨了错误，造反派也表示谅解；结果陈毅反悔，造反派定性陈毅是不可相信的人而必须打倒。在双方的博弈中间，当权派是首先施加各种威胁对方策略的主动进攻方，造反派的策略是被动跟进性质的；在周总理进行调处的时候，造反派表示足够的和解诚意，但是陈毅没有起码的诚意。 　　 　　说到底，派性的对立和冲突，起点是你是否兼容对立面的合法政治权利和利益，不兼容对立面的合法政治权益，这是所有派性政治的起点和展开逻辑。到底是当权派的派性大还是造反派的派性大？文革受到具体单位内部的派性对立能量的驱使，蹒跚前行的过程，特别值得反思和深入追问，可以肯定的是：基于派性视野下的不兼容对立面合法权益的动力，不是所谓的法制或者民主制度能够消解的。 　　 　　在外交部的当权派和造反派业已形成互不兼容的策略处境前提下，实际上只剩下两种破局方式：要么是支持造反派到底把陈毅为首的当权派彻底边缘化——这是“向左破局”，要么是放弃对造反派的支持那么陈姬乔等人就获得了自由行动的空间彻底干掉造反派——这是“向右破局”，至少看不到第三个可能性。王力和戚本禹支持外交部造反派的讲话，不存在任何错误，毛泽东和周恩来不支持他们，实际上否定的是“向左破局”选项，剩下的就是当权派主导下的“向右破局”过程。毛主席和周总理否定了向左破局选项之后，此后的外交部文革运动，就是陈毅及其贴心手下的“表演时间”了。 　　 　　正是体现了陈毅等人强烈的单方面向右破局的意志和愿望，外交部1967年10月开始了“批极左、抓坏人”运动。1968年春天外交部出现91人大字报，题目就是《揭露敌人战而胜之》，这个大字报虽然受到周总理的严厉批判说是“老保翻天”，但外交部老爷镇压群众的意志并不因此稍懈，1968年夏天进驻军宣堆之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随后就开始了军宣队、老干部和保守派练手镇压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这个运动成就卓著，到1971年外交部打出了1600多人的五一六分子，基本上达到了把造反派当做反革命一扫而光的目标。我们今天知道，外交部延续数年的系列抓坏人和反革命运动的成绩，就是外交部老爷们主导的文革向右破局的最终结果，是陈毅所代表的外交部老爷们展示自身政治智慧和能力的成绩单，陈毅虽然后来离开了外交部，但是他的主要副手和同路人姬鹏飞和乔冠华都始终在场参与并指导运动进程，他们在相互博弈的政治现实中间如何走出策略处境所设计的唯一选项就是这个。 　　 　　从外交部的文革经验看，对于相互威胁的策略处境形成过程及其固化，陈毅为代表的当权派要负主要责任。在策略处境固化之后，只剩下一个单方面破局的选项，毛主席和周总理否定了向左破局，陈毅后来也离开了外交部，他的手下们选择了把向右破局进行到底，在短期内反文革派好像赢了，但长期后果又怎么样呢？不过，如果没有造反派方面的深入反思，外交部的老爷们就肯定要一赢到底了，而造反派的反思也一定要达到超越单方向破局的高度，否则自己的委屈就白受了。看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一书，反思的高度不够，似乎痛感毛主席和周总理没有支持向左破局，这样的境界还不足以对镇压造反派的法西斯老爷们及其打手给出强有力的批判，真正有力的批判需要走出单方向破局的狭隘眼光，要站到比对手更高的位置上去看问题。 　　 　　四、经验主义和“饱和”带来的行政化眼光  　　 　　韩先生信奉法治解决问题，可能有一点经验主义的根底，因为北航在文革期间迅速实现了大联合与三结合，较为快速地实现了稳定，没有出现派性的恶性膨胀。从这个基础出发，可能会轻易地看待一些难于解决的结构性问题，把那些问题看得过于简单，我不是解决了吗？你要是做到了这一点那一点，不就没有问题了吗？老田个人倾向于认为，北航能够联合起来，确实有一些好的经验，也确实突破了一些现实存在的障碍，经验值得总结，但是，如果认定这些经验就能够解决所有地方的所有问题，那恐怕也是说大了，如果韩与蒯易地而处，也不见得就能够把清华完全领导到北航的路子上来，韩在清华能够争取到“罗文李饶”的有限度支持或者不拼命反对吗？我知道韩曾经试图要捏合四派和团派，四派人士是个什么态度，他应该有着深刻的记忆。这种事后的历史假设当然不成立，但是，从反面提出一个高难度的问题，可能有助于促进思考的全面性。 　　 　　还有一点，造反派中间对于民主和法制的迷信和追捧，其实在1974年就出现了，广州李一哲的大字报题目不就是《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吗？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个强烈的呼唤是与当权派对造反派的累次镇压的高成本记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造反带来的多轮镇压，已经感到受不了了，想要设计一种没有成本或者低成本的政治参与渠道和方式。这种思路在造反派中间形成明显的政治认识分化：能够承受较高成本的人士还坚持从前的认识，对高成本早已厌恶和痛恨的人士也早就打算放弃一切去寻找新的出路了。不过在造反派群体中间，承担高成本的人士也不是多数，按照杨道远的估计：政治上很坚定的人在造反派的骨干中间看有没有百分之十？毛主席也是这么说的：左派历来是少数。 　　 　　有个法国学者阿兰·巴迪欧用“忠诚”和“饱和”两个词汇来分析这种政治态度和认识的转变过程，通俗地说，所谓忠诚就是一个人愿意为他所赞同的正义事业奉献出多少无收益的投入数量（或者说：愿意承受的最高成本），而饱和就是那样一种状态：已经付出了最大投入还没有收益因此预备随时改弦更张了。显然，《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深切的感受，因为备受“林彪体系”的多轮镇压或者迫害，个人所付出的代价早已经超过愿意接受的最高成本，因此，对于原先认定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路径，也不再认真了，按照巴迪欧的看法：就是饱和了。因此，老田有一个看法，造反派对于政治认识的分化，是沿着自愿成本线来呈现的，杨道远看起来象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社派（愿意接受无限成本），如鲁礼安可能就是一个愿意承担三分钱成本的走社派。 　　 　　五、不能够低估政治问题的解决难度  　　 　　前些时看到郭松民批评造反派不足的文章，该文可能是以那些低成本走社派为对象发议论的，如果简单地扩展为对全部造反派进行评论的话，那就肯定是大有偏颇了，首先指责大多数肯定就是不对的，其次，是低估了解决文革诸难题的难度和障碍，一句话，没有看到文革诸问题其实是政治问题而不是行政问题。 　　 　　政治问题的解决，不是设计制度或者领头人进行明智选择就能够解决的，而是一个艰难困苦的创造过程：要创造新的力量、新的组织形态和认识，要根本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内在动力，实际上就是要创造新的人。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前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的“结构化”看法，人们的行为都要受到既有社会结构的影响和制约，同时又以自己的行动来创新旧有的结构，结构和人是一种共同成长和演化的长期辩证过程。韩的看法对照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韩只承认结构的合理性，至少是漠视了人们行为的创新空间及其对结构革新的合理作用，当然，韩这个看法可能是有鉴于文革各方的投机性和派性表现来说的，但是，过分关注消极面的结果，显然产生了终结政治并过分地回归行政眼光。 　　 　　1967年2月3日和5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这个地方，毛泽东两次会见外宾时，都强调说：“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毛泽东年谱》第六卷） 　　 　　为什么党内或者官场内部的政治蜕化变质问题，一定要引入外部的“非专业人士”来参与，这从结构化的视野去回顾共产党政权的蜕变趋势，才能够理解毛主席曾经对外宾的抱怨：具有最高行政地位的毛泽东，反而很多事情管不了，需要红卫兵来就管住了。在旧有结构的庇护之下，新的结构向着蜕化而不是健康的方向发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彭真为了死保邓小平的牌友吴晗，竟然以发布中央文件的方式“要有计划地制造一场混战”。彭真死保吴晗，只是一个典型案例，毛泽东所说党阀和学阀的结合，意味着很大程度上不冲破旧的结构及其以权力和话语权相结合的维护力量，结构化的方向只能是蜕化，为了寻找可能的好的结构化方向，这才需要缺乏专业知识和必要信息的外行的干预，才能够激发结构化过程走向健康方向。 　　 　　不仅如此，旧有的结构会自动地走向蜕化方向，更为严重的是，很多大权在握的老爷们根本就没有反思和问题意识，觉得一切都好。没有外部非专业人士的冲击，甚至无法给僵化的头脑输入必要的“问题意识”，所以毛泽东说：“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卷】 　　 　　根据毛泽东的经验，引入非专业的群众运动，对于掌握权力和话语权的精英群体来说，一是破除其旧有结构的自我复制和退化趋势，二是给官场人士输入必要的问题意识。当然，对群众运动的“非专业性”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一点需要预先了解并做出必要的限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三句话是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上说的，针对的非专业人士参与政治过程及其批评意见，需要他们提供的政治压力帮助实现有利的结构化方向，但是，却不能够以行政眼光去较真——群众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不过，对于最愿意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那些人来说，群众参政的问题乃是一个假问题，他们有一个天然的解决方案：把管理权对群众的开放的程序重新封闭起来就完了，让工人农民成为纯粹的劳动工具。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邓小平在1975年就说过：文革的两派都错了（据《谭启龙回忆录》）。造反派对于走资派的批判，对邓小平为代表的老爷们来说自然不对，但是，保守派一贯反对造反派批判走资派为什么也错了呢？因为，“白虎堂”原本就是机密重地，泥腿子闯进来就是一种原罪，不管你是从左边门进来的还是右边门进来的。所以，只有对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泥腿子参政的问题才是一个真问题，必须通过实践的逐步上升去解决这个真问题。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纲，在这个主张背后，群众或者劳动者的政治角色或者政治上的权利义务被突出出来并且具有不可剥夺性质；邓小平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建设过程的生产活动中间，群众或者劳动者的劳动工具角色被绝对强调。共产党高层的不同政见主要在于：劳动者的政治角色如何看待？文革说是要“认真搞好斗批改”，而“改”字中间最重要的政治实践是“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共产党高层中间一直有人想要叫“大老粗滚回车间劳动去”，但是，最想说这个话的人们，自己也不过是些文盲和半文盲，其中有一个人特别善于搞政治，所以，他没有直接说大老粗应该滚，而是说我们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是目的地和政策效果是一样的。1985年中组部下发文件，不再从基层的工农兵中间培养和提拔干部了，改而从大中专毕业生中间选拔，此后管理事务意味着真正与“被管理者”无关了。 　　 　　毛泽东所说的走资派或者党内资产阶级，是与他在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下赋予被管理者政治角色相对应的，这些在公有制社会活动的作为资产阶级，并不是具体地占用土地或者资本的地主富农资本家那样一群人，而是一股活生生的社会力量，这股力量因其在公有制社会中间的优越地位，寻求占用资本的人格化群体那样的永久性优势地位，为此，这股力量能够引导并且再造出他们需要的一切，在不改变公有制的情况下，就已经能够确立自己的优势并且制造出其他人的劣势。从基层的政治生活经验看，坏干部与假积极两相结合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就是公有制社会政治退化方向的主导力量。而与坏干部这一群人相互配合行动的人，就是姚文元等人在政论文章中间反复提到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严重的人”——通俗地说就是为了向上爬能够蔑视一切规则的人。法律或者政策，乃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学习，对于这一群人及其合作者来说，都不过是空话。 　　 　　从世界历史演进历程看，一个新的制度确立，并诞生出一大批新的社会关系的自觉承担者，把大多数民众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都引导到新的轨道上来，不仅需要通过复辟和反复辟的漫长曲折，还需要认真的建设和引导，前后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象文革那样的群众性运动，在很短时间内就近乎激发全民的政治热情，产生了大数目的深度参与者和思考者，这有可能缩短新共识的形成时间，迅速提出大多数人都愿意参与思考的真问题，这看起来有利于新制度的建设，所以，毛主席把老百姓平时在家里说闲话到争论政治问题的变化视为正面的现象。（“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同时，也是因为短时期内激发的深度参与者过多，真正能够起到引导作用的领导力量不足，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或者投机性恐怕也难于避免，一句话，这是政治问题而不是行政问题。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毛泽东说对陈毅要一批二保，在728接见结束之后又返回来要官员们不要反过来去整蒯大富，实际上这意味着不管是陈毅还是蒯大富，要终结本人所在阵营的机会主义行为是超越他们能力和眼界范围的，毛主席这种态度是政治家的态度和眼光，在大多数政治主题尚未形成解决问题能力的早期，还不是追究责任的合适时候。换句话说，学徒期的问题是大多数人普遍犯错误，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进行教育和提高，而不是处分和指责。过早的指责，意味着终止学徒期，这相当于终结政治回归行政。 　　 　　但即便是这样，恐怕也不能够认定，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比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更容易，文革期间的文章就经常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私有制代表封建主义旧的私有制都花了漫长时间，而社会主义是要在根本上消灭私有制并且不承认任何特权，其制度建设的难度更大，需要克服的障碍也更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日初稿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修订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