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黨史：蔣介石如何發起大規模“清黨”運動

發起大規模“清黨”運動
楊奎鬆
2011年03月31日09:37 來源：人民網-文史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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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黨”運動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血腥。它開創了中國20世紀歷史上，奪取政權者用暴力，並輔之以群眾檢舉的辦法，在全國范圍殘酷地清除異己的先例。“清黨”運動的結果，是它成就了一個南京政府。


本文摘自《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楊奎鬆 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1



南京國民黨的“清黨”運動

　　1927年春天，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南京方面的國民黨人，發起過一個大規模的“清黨”運動。此一運動的展開，以“四一二”事變為標志，前后兩期，持續到9月，大部告一段落，歷時不過半年左右時間。對國民黨的“清黨”運動的次數和經過時間，在學界有不同的說法。如黃金麟即根據居正《清黨實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1928年印行）之觀點，認為“清黨”運動發生過三次，第一次為1924年6月，即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持、鄧澤如等力主彈劾共產黨，引發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通過一相關訓令了事。第二次為“西山會議派”於1925年11月所發動，結果與廣州中央形成分裂與對抗。第三次則為南京國民黨人發起的全國性的運動。見《革命與反革命——“清黨”再思考》，《新史學》第十一卷第一期，2000年3月。但此說略嫌牽強。對此，筆者同意李雲漢的說法，即張繼等彈劾共黨案、各地孫文主義學會的組織，以及西山會議的召開，包括中山艦事件，都可看作1927年“清黨”運動之醞釀與發源。見李雲漢《清黨運動的再評價》，《中國國民黨黨史論文選集》第四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4，第702頁。南京政府取得較晚的其他省區，開始也晚，結束亦遲，是為余波或尾聲。南京國民黨“清黨”運動開始時，兩湖、江西及長江以北大部分省份尚不在其控制之中，一些省份甚至基本上還沒有國民黨的黨組織。

　　“清黨”運動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血腥。它開創了中國20世紀歷史上，奪取政權者用暴力，並輔之以群眾檢舉的辦法，在全國范圍殘酷地清除異己的先例。

　　“清黨”運動的結果，是它成就了一個南京政府。沒有“清黨”的舉措，南京的國民黨人就難以獨樹異幟，自詡正統，更難以名正言順地奪取各地的黨政權力。也正是因為他們有了這樣一個政府，牢牢地掌握了所佔地區的權力，並且從此主導了國民黨乃至於中國政治以后的發展。

　　“清黨”發起之反復

　　“清黨”運動，名為清除國民黨內的共產分子，但其直接起因，卻是由於蔣介石與蘇聯顧問鮑羅廷及武漢方面國民黨左派矛盾沖突的公開化。由於鮑羅廷及其武漢方面意圖通過召開二屆三中全會的辦法取消蔣介石掌控黨權和政權的種種資本，從而迫使蔣不得不考慮奪取上海和南京，以便利用江浙和上海的資源，另起爐灶，與武漢分庭抗禮。關於蔣介石與鮑羅廷及武漢方面走向分裂之經過，可參見拙作《蔣介石從“三二”到“四一二”的心路歷程》，《史學月刊》2003年第11～12期。

　　為此，就在武漢方面決定召開二屆三中全會的1927年2月21日，蔣介石所在的南昌方面即相應召開會議。蔣介石手下陳果夫、陳立夫、溫建剛等少壯派，在蔣的默許下做出決定，一面全力奪取其軍力所及之各地的黨政權力，一面加緊准備與武漢破裂的種種條件。其中關鍵一步，就是要從法理上取得北伐軍所經過的各地的黨權和政權。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隨著這次南昌會議召開后，即相繼發生了原本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佔據優勢的江西各地國民黨部均被人搗毀的系列事件。身為共產黨員的江西省總工會執行委員、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亦於3月6日被蔣介石指揮的軍隊所槍殺。這股奪權的風潮，由江西，而安徽，而福建，而浙江，隨著蔣介石指揮的軍隊向北向東推進，迅速擴展開來。

　　但是，相對而言，蔣介石這時軍事上的進展畢竟是第一位的，因此其有限的軍隊不可能長時間駐留在佔領的地方，結果往往是其部隊前腳開拔，共產黨人和左派國民黨人后腳就推翻了親蔣的國民黨黨部。再加上蔣的這種奪權由於還不具備合法性，做法相當迂回曲折，一些部隊指揮官或政治部人員也並不十分贊同，因此，蔣介石此舉並沒有能夠有效地達到其奪權的目的，不少地方黨政權力的爭奪只是愈演愈烈而已。

　　隨著北伐戰爭的進展，從中央到地方，國民黨人的內訌愈演愈烈，許多原本就對國共關系現狀極端不滿的老資格的國民黨員，都倍感焦慮，坐臥不安。對於他們來說，武漢國民黨人的態度倒在其次，共產黨人全面控制國民黨的危險更是迫在眉睫。時任國民黨中央青年部長的邵元沖這時的日記，清楚地記述了他們一輩國民黨人，以及蔣介石手下的軍官們，這時因焦慮、激憤以至於暗中串聯，急於推動蔣介石對共產黨人採取斷然行動的情形：

　　2月18日，訪蔣夢麟談，對杭州收復事已全証實，惟對於此后浙局整理辦法殊難有望，而內部之不一致尤為可慮，殊不知所屆也。

　　2月26日，訪夢麟一談，對於干部及各地之紛糾多所討論，頗以為慮。余以歷史上之關系，詎宜坐視。不日擬赴浙及贛中相機規誡，以盡微責，至於能悟與否，則聽之而已。

　　2月27日，午前訪（吳）稚暉、（鈕）惕生等談。稚暉對於兩黨間之轇輵及（張）溥泉之態度，有所討論。……明日擬赴杭一行，與敬之有所接洽。

　　3月4日，九時至杭州，寓西湖飯店。午后訪何敬之，兼晤蔣伯誠、王達天、顧祝同、魯詠庵、潘宜之等……對於黨務問題，敬之等意須（蔣）介石能拿出主張，一切始有辦法，且謂介屢次游移，且事后每由他人受過，故現在不敢十分自己表示主張雲雲。

　　3月5日，午前訪敬之，再以各方情形與之切談，並望其對介石有所建議。

　　3月6~10日，在省垣與軍界當軸及黨務同志磋商此后救濟之辦法，同人等皆切望有一具體之步驟計劃，並望余有所主張，余遂為草訂一進行計劃大綱，預備於南京收復后，即由軍界同志請介石來寧商決大計，以期根本整理黨務，軍界同志以半年來之努力奮斗，其結果不過為造成共產黨擾亂地方之基礎，故多激昂唏噓，此問題不解決恐軍心解體矣。

　　3月11日，白健生自嘉興返省垣與敬之會商總攻擊計劃，予亦以各方情形及此后抵滬后之措施有所陳述，健生亦以為然。《邵元沖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306～310頁。

　　由上不難看出，從南昌陳果夫、溫建剛，到上海邵元沖、蔣夢麟、吳稚暉、鈕永建（惕生），到杭州何應欽（敬之）、蔣伯誠、王俊（達天）、顧祝同、潘宜之及白崇禧（健生），即從蔣之親信，到國民黨元老級人物，一直到蔣手下的高級將領，這時都把矛頭指向共產黨，摩拳擦掌，隻等蔣一聲令下了。

　　3月6日，即在邵元沖前往杭州串聯何應欽、白崇禧等高級將領之際，受命組建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的吳稚暉，與同被授為政治委員會委員的鈕永建、楊銓與共產黨領袖陳獨秀、羅亦農約在鈕永建辦公室見面，試圖商談整理上海黨務問題。結果，雙方意見頗難一致，陳獨秀並有不出20年中國即將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的說法。吳轉而找到同為監察委員的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氣沖沖地轉述了陳獨秀的說法，結果“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蔡孑民也狠憤憤不平。”轉見《清黨運動之概論》，上海中山書店，1927年6月，第30頁。鑒於一屆一中全會有“監察委員一人亦可行使監察職權”，“有二人以上到會即得開會”的規定，《第一屆第一次中央全會關於監察委員會之決議案》，1924年1月，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第65頁。12名正式監察委員中，已有7人可以斷定立場，故吳等顯然有意再開監察委員會會議來彈劾共產黨了。12名監察委員中，這時可以確定立場的除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外，還有陳果夫、張靜江、古應芬、鄧澤如，合共7人。8名候補監察委員當中，已知可以站在反對武漢一方的，也有黃紹竑、李宗仁、李福林3人。國民黨二大選舉的中央監察委員名單可見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第377頁。

　　在這種情況下，一切的一切，都要看蔣介石的最后決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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