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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对伪军工作述论
作者：侯艳兴 日期：2012-10-23 15:49:14
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在日寇侵华，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形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目前，史学界在统一战线研究上更多的是注重对知识分子、海外友人、开明绅士、顽固派等力量的统战研究，而对伪军统战工作很少涉猎。诚如范德伟在其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研究30年》中总结统一战线研究存在问题时认为“中共对伪军的统战，很少或根本没有人涉足”。（1）其实，对伪军的统战是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不可或缺一部分。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提出了抗日统一战线中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毛泽东认为，顽固势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这些阶级，现在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以后还要逐渐分化。（2）毛泽东还在《论政策》一文中说：“在汉奸亲日派中间也有两面分子，我们也应该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即对亲日的是加以打击和孤立的政策，对其动摇的一面，是加以拉拢和争取的政策。”（3）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指示，阐明了对伪军统战的政策和策略，指出了对伪军统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本文旨在探讨的是新四军对对伪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新四军所在根据地比较复杂，经常处于敌、顽、我、友四方的斗争形势之下，因此，为了保存自身进行抗战，开展对伪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一、对伪军工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1938年5月，党中央在《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中，向长江局、东南局及新四军领导人指出：“必须向党的干部解释目前斗争形势与过去的根本区别，因此目前的工作方法与方式与过去有根本的不同。要他们在大胆的向外发展与积极抗战行动中，来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更多的同情者在自己的周围，同时扩大与巩固自己的力量。”（4）这一指示是党对新四军在统战工作中的总纲。
新四军所处的根据地非同于八路军之山地险要，易于隐蔽，这里大多是平原，隐藏自身存在殊多困难。因此，要保持自身的发展并壮大，必须进行对伪军的统战工作，“与狼共舞”。这是其一；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新四军存在的目的主要是进行民族反侵略战争，而单靠自身力量无法达到这一目的，因此，必须一方面采用打的策略，“从政治上去动摇敌伪军，瓦解敌伪军，减弱其战斗力”；另一方面采用拉的办法，把伪军统战到抗日队伍中来，最终目的使得“我军事上取得更大的胜利，而最后将敌人驱逐出中国去”。（5）因此，这种抗战的地理环境和自身条件决定了新四军必须采取对伪军的统战政策。那么，对伪军统战有没有可能实践呢？虽然伪军在日军的组织下，人数众多，致使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伪军统战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伪军自身并非铁板一块，存在诸多变数。这就为新四军对伪军统战提供了可能性。
首先，伪军的成分复杂，其伪化原因不一，为新四军对伪军统战提供了瓦解伪军及争取伪军的社会条件。伪军的组成，一部分是地方武装被敌收编而来，因靠近城市迫于威胁，他们自己认为可以以保卫地方名义向日军输诚；一部分是由土匪被日军收编，目的在于金钱；一部分是收集失业的粮差警察，由伪军官组成。（6）因此，这种鱼龙混杂形势造成了伪军的多元化倾向。甚至伪军中存在着“两面派”或者“三面派”。典型两面派，他们一面接受敌伪职务，担任伪区、乡、保长；一面帮助新四军工作，一般在新四军力量强大时倾向于新四军，环境恶劣时则倾向伪方。（7）正因如此，对他们进行统战工作，有其必要，亦有可能成功。就如陈毅所言：“当时，对一般亲近过日军的人们不谓之汉奸而谓之两面派，决定了争取其转变走积极抗战的道路。”（8）
其次，日军与伪军之间存在着矛盾，也为新四军对伪军统战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基于民族之间的隔阂，且日军对我国的侵略，可以说，伪军在心底里还是对日军存在着某种反感、恐惧或憎恨，而日军亦对伪军怀着顾忌、防备或戒备。譬如日军一位军官曾言：“区长以上的八分相信东洋先生，区长们七分相信东洋先生，乡长嘛一半相信东洋先生，保长以下统统的靠不住。”（9）因此，日军为了控制伪军，往往是“以家庭抵押，如一人家有一人参加伪军，其全家应该负责，如这一个人有反日行动，立即罪及家属”。这种政策必然遭到伪军的反对，成为新四军统战的推动力。
再次，伪军与伪军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有时是日军一种以华制华的一种策略。比如，苏中地区伪军与伪军之间的矛盾就很突出。伪军有“旧派”、“新派”之分，旧派就是李长江等投降部队和地方上的妥协势力，“新派”伪军则是由日汪扶持起来的力量，以日本买办和特工为主，代表人物就是“苏北地区清乡主任公署”伪主任兼伪保安司令张北生。他们是日寇“对华”新政策的坚决执行者。1943年4月，汪精卫、李士群派张北生来苏北主持“清乡”，极力排挤李长江等旧派伪军，新旧伪军之间的矛盾加深。（10）新四军苏中区党委乘机利用这种矛盾对伪军展开了统战工作。所以，伪军内部矛盾为新四军对伪军统战提供了可能性。
二、对伪军工作的主要措施
既然对伪军统战完全有可能，因此新四军各主要领导人对伪军统战非常重视，进行了周密的分析，项英、袁国平、陈毅、粟裕、邓子恢等新四军领导都在政策上予以重要指示，师旅等军事单位纷纷成立了敌工委或敌工部，制定了具体的对伪军统战措施：
1、对伪军的统战工作，宣传处于首要地位。新四军采用了多种方式展开舆论攻势。那么，新四军对伪军是怎样做宣传的呢？新四军的宣传宗旨是“注重于启发并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同时，应当使他们了解，中国的抗战是坚决的，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11）秉持这一宗旨，主要是对伪军及其家属做宣传。对伪军，主要是沿路发放、张贴宣传品，或者穿过伪军哨岗，直接发到伪军据点里去；发放宣传品的形式多样，有漫画，有文字等等；内容生动，具有真实性，可读性强；另外还有前线喊话、利用广播宣传等等。这些宣传方式都给伪军有一定的心理震撼力。（12）比如，安徽抗日根据地敌工人员杨德明，把传单和《拂晓报》散发在货车箱里，或张贴在货车上，使得伪军政人员见之胆寒，感到“四面楚歌”，如临大敌。（13）对伪属，新四军亦很重视，伪军家属工作主要是通过群众路线，争取与教育伪军家属，采用会议教育与个别访问。（14）对伪属的工作间接也是在对伪军统战。
2、当然，新四军不仅仅采用宣传手段去统战伪军。项英认为，对敌军的工作，不仅是一个宣传鼓动工作，而且在某方面说，包括着最主要的组织工作。假如敌军工作仅仅限制于宣传鼓动上面，而不依据宣传鼓动的基础去进行组织工作，那我们不能够达到瓦解敌人的目的，尤其是对伪军的争取。（15）在组织工作上，新四军也使用了多种方法来统战伪军。第一，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入伪军内部，统战伪军。这种关系包括同学关系、地缘关系、帮会关系等等。例如苏中三地委在做伪军工作时，主要是利用与李长江部队交往时的关系开展上中下层各种工作；还有派一批可靠干部打入伪军内部，用秘密委任方式订立秘密反正协定，个别发展组织。再就是派一些干部到伪军中去，采取多种方法与伪军官兵交朋友，进行民族节气教育。（16）第二，充分发挥群众路线，做好民运工作。伪军生为中国人，不脱离乡土，绝不会与中国社会隔绝，因此有良好的民运工作，通过居民关系来争取伪军反正，陈毅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经验。（17）红黑点工作是一种群众性的政治攻势，这是苏中区统战的一种方法。通过群众路线，以根据地力量为后盾，把反对敌伪暴行转变成为群众运动。它是利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思想，用做了善事记红点、做了恶事记黑点的办法。对好的伪军，用红点鼓励其一心向善；对于坏的伪军，公布其黑点数字，给以警告，以促其该过自新；对坚决扰害人民无恶不作的伪军，则设法给予镇压。（18）因此，这项工作争取好的，改造坏的、打击最坏的三位一体的办法。这种对伪军的攻心战，是在思想上对伪军统战，造成新四军对伪军争取与瓦解的最有力的基础。第三，做好俘虏工作。一方面，新四军颁布了多条不准虐待俘虏的政策；另一方面，新四军还把俘虏转化成新四军战士，让他们参加对敌抗战。这种身份的转变标志着对伪军统战的实效性。譬如，新四军在黄桥战役之前，新四军处理浮虏主要目的是传播新四军政策，动摇伪军的军心。“放”的方针，扩大了共产党新四军的政治影响。黄桥战役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敌我力量的变化和战争规模的扩大，对俘虏除军官和老弱残废者外，原则上不放，争取了3000余人，编了一个补充团，壮大了自己的部队。在俘虏教育方面，主要通过诉苦进行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和民族意识，使之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经过教育与感化，大批俘虏加入加入新四军，不少人表现英勇顽强，立功受奖，入党提干。（19）第五，制定伪军及伪组织工作人员来归保护条例，争取伪军来归。例如，淮南抗日根据地“为加强敌伪工作，使敌伪军加速瓦解起见”，制定了《敌伪军及伪组织工作人员来归保护条例》，其规定：凡参加伪和平建国军、绥靖队、反共青年团、服务队、宪兵、警察、维持会、民会及敌伪各级政府与各种军队工作者，只要愿来边区政府军队，均予以保护并代为介绍职业；来归之伪军及伪组织工作人员愿意参加抗战工作者，一律以等于原来之职位任用，携带枪炮、及其它武器者分别给奖。来归人员愿回家者发给路条保送回家，愿在边区做生意或种田者政府予以帮助，必要时可以借给资本。（20）第六，伺机进行伪军反正起义。这样例子不胜枚举。比较典型的是，在抗日战争后期，粟群化名厉仁杰，奉新四军城工部南京地下工作委员会主任徐光楚的命令，打入了汪伪军事委员会航空训练处。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控制该处警卫武装，策反伪空勤人员，并确保飞机等安全。最后，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反工作之下，汪伪中校飞行员周致和驾驶汪精卫的专用飞机“建国号”起义，飞往延安。（21）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为动员伪军起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争取了大量的伪军反正。
三、对伪军统战的成就与缺点
新四军对伪军的统战工作做得既细致又到位，取得了很大的影响，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最大的成就乃是保存自身，坚持抗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最终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具体而言，兹述如下：
首先，新四军对伪军的统战，扩大了在群众中的影响，保存并巩固了自身力量。新四军对伪军的统战，深刻的教育了群众，使得他们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才是最凶恶的敌人，也使他们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以及与中共结成统一战线的军队才能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同时，新四军由于对伪军统战，使得自身得到巩固，从敌占区获得了必要的军需物资，同时保护、营救、隐蔽了一批新四军首长。
由于新四军处于被敌人包围之中，要想求得生存，必须补充必要的物资。而新四军的敌工人员是利用统战机会，获取物资的个中好手。譬如，1944年，安徽抗日根据地敌工人员段落夫利用芜湖维持会会长兼商界巨头汪子东和日本总力社驻芜湖分社高级顾问楠木谈判成功。新四军用大米、黄豆换取了西药、布匹、食盐、车床等继续的民用物资，后来，汪子东又用机枪、迫击炮、子弹、电讯器材等军用物资换取鸦片（新四军的鸦片是历次战斗中从敌伪顽那里缴获的）（22）用于医治病痛。通过特殊贸易，从经济上粉碎了敌人的封锁。
除此以外，由于新四军流动性非常大，而铁道沿线被敌伪所控制。新四军加强了对他们的统战。使得伪军在新四军过铁道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进而新四军顺利地进行了迁移，甚至保护了新四军首长的安全。比如皖东有个铁道游击队，其队长为阮官清，他利用各种关系对伪军统战。他组建了铁路工委，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护送来往过路的领导。几年来，阮大队曾护送罗炳辉、谭震林、徐海东、曾三、黄岩，魏文伯、谭光廷等领导同志过铁路。其中记忆最深的是罗炳辉、谭震林等领导。（23）除此之外，由于新四军的敌伪工作做得较为成功，在1941年2月进行的为期3个月的反摩擦斗争中，淮北新四军及时粉碎了国民党特工人员策动敌伪军合击我军的阴谋，使我军免遭敌伪军的夹击。（24）
其次，新四军对伪军的统战，不仅加强了与伪军的联系，加速了伪军的反正，而且瓦解了日军对新四军的“清乡”、“扫荡”。江南新四军由于统战工作做得好，还可以在伪军里召开纪念朱君务等四烈士牺牲一周年的追悼会。在此次追悼会上，报告四位烈士在1940年敌人大扫荡中顽强战斗以及被俘后遭敌人严刑逼降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报告。当时，群情激愤，“打到日本帝国主义”、“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此起彼落。各连队代表纷纷发言，向大会保证要以烈士为榜样，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贡献一切。这次大会实际上是一次思想动员大会，是一次思想统战的大会，为以后伪军各连队开赴浙东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25）而且，每当日军要来“清乡”、“扫荡”时，伪军早已报情报透露给了新四军。（26）使得新四军对日反击早有准备。
另外，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尤其是抗战要结束之时，大批大批的伪军反正归来，日本投降后，“南京伪军最精锐之警卫第三师，在其师长钟剑魂率领下，于8月13日率领所部3000余人，分别在江苏江北六和与江南之句容向我新四军自动反正，全体人员进入我新四军罗炳辉师之防区。”（27）据不完全统计，到1945年5月，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共反正伪军114597人，1945年6月到10月11日又有伪军69005人反正。（28）另据统计，8年抗战中，新四军共争取反正伪军54000余人，占歼灭伪军总数的15.4%。其中，1944年1月至1945年8月，华中各地争取伪军反正人数为2.2万余人。（29）
新四军取得成就是主要的，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与错误。一种是左倾错误，例如在执行俘虏政策时，仍然部分地存在“各地搜俘虏腰包、剥衣、拖鞋、搜钱、搜表、搜笔现象”、“对伪军人员各地尚有不问材料、不顾影响，根据某一点错误一杀了事”的现象；（30）一种是右倾错误，比如“某些负责伪军工作的干部，往往丧失政治立场，可能他们主观上认为在做争取伪军的工作，而客观上却以伪军的利益为利益，深恐得罪伪军，不惜对之迁就屈服”。（31）当然，由于对伪军的统战是一项全新的战时任务，毕竟是第一次实践，因此在执行过程中缺点在所难免。况且，随着统战经验的增长，新四军领导及时指出了错误，并且迅速改正了错误。
注释：
（1）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于2009年10月11-13日在湖南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三十年来中国现代史研究述评学术研讨会”。该文是作者的会议提交论文。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4-749页。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4页。
（4）范征夫：《苏南敌后的统战工作》，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8页。
（5）《敌伪军、伪组织工作人员来归保护办法》，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淮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92页。
（6）《茅山一年》，陈毅：《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79-80页。
（7）范征夫：《苏南敌后的统战工作》，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8页。
（8）《茅山一年》，陈毅：《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9）胡新苗：《浙东抗日根据地上层统战工作》，宁波市新四军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统战与政权建设》第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0页。
（10）《敌军工作及其策略运用问题》，粟裕军事文集编辑组编：《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179页。
（11）林植夫：《论对敌宣传》，马洪武等编辑：《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页。
（12）《四个武装宣传队的工作》，《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2辑，政治工作专辑，出版社不详，1985年版，第91-92页。
(13) 郑淮舟：《泗五灵凤县敌伪军工作》，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安徽抗日根据地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
(14) 苏中区党委城工部：《伪属工作》，中共江苏省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中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00-404页。
(15) 项英：《在江南敌工会议上的讲话》，项英军事文选编辑委员会：《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654页。
(16) 叶飞：《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261页。
(17) 《茅山一年》，陈毅：《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79-80页。
(18) 苏中区党委城工部：《红黑点工作》，中共江苏省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中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92-399页。
(19) 钟期光著：《钟期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17页。
(20)《敌伪军、伪组织工作人员来归保护办法》，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淮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页。
(21) 栗群：《汪精卫座机“建国号”起义经过》，上海市委统战部编：《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183页。
(22) 杨刚：《记段洛夫同志在敌伪工作上的业绩》，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抗日战争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0页。
(23)《战斗在皖东地区的铁道游击队》,《皖东晨刊》，2009年1月7日。
(24) 王子光：《淮北敌伪军工作片段》，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淮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25) 朱人侠：《亿党的浦东伪军工作》，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慈溪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浙东抗日烽火》，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
(26) 孟邦杰：《争取王道、燕寿才两部大股伪军工作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饶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组：《广饶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出版社不详，1987年版，第136页。
(27)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研究室：《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汪伪政权史研究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页。
(28)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抗日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附件：战绩统计。
(29) 陈信琼：《新四军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铁军精神研究——新四军成立70周年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页。
(30) 刘慈恺：《加紧开展对敌伪、敌区工作》，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2辑，政治工作专辑》，1985，第91-92页。
(31) 《敌军工作及其策略运用问题》，粟裕军事文集编辑组编：《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75-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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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艳兴 日期：2012-10-23 15:49:14
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在日寇侵华，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形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目前，史学界在统一战线研究上更多的是注重对知识分子、海外友人、开明绅士、顽固派等力量的统战研究，而对伪军统战工作很少涉猎。诚如范德伟在其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研究30年》中总结统一战线研究存在问题时认为“中共对伪军的统战，很少或根本没有人涉足”。（1）其实，对伪军的统战是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不可或缺一部分。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提出了抗日统一战线中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毛泽东认为，顽固势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这些阶级，现在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以后还要逐渐分化。（2）毛泽东还在《论政策》一文中说：“在汉奸亲日派中间也有两面分子，我们也应该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即对亲日的是加以打击和孤立的政策，对其动摇的一面，是加以拉拢和争取的政策。”（3）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指示，阐明了对伪军统战的政策和策略，指出了对伪军统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本文旨在探讨的是新四军对对伪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新四军所在根据地比较复杂，经常处于敌、顽、我、友四方的斗争形势之下，因此，为了保存自身进行抗战，开展对伪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一、对伪军工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1938年5月，党中央在《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中，向长江局、东南局及新四军领导人指出：“必须向党的干部解释目前斗争形势与过去的根本区别，因此目前的工作方法与方式与过去有根本的不同。要他们在大胆的向外发展与积极抗战行动中，来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更多的同情者在自己的周围，同时扩大与巩固自己的力量。”（4）这一指示是党对新四军在统战工作中的总纲。
新四军所处的根据地非同于八路军之山地险要，易于隐蔽，这里大多是平原，隐藏自身存在殊多困难。因此，要保持自身的发展并壮大，必须进行对伪军的统战工作，“与狼共舞”。这是其一；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新四军存在的目的主要是进行民族反侵略战争，而单靠自身力量无法达到这一目的，因此，必须一方面采用打的策略，“从政治上去动摇敌伪军，瓦解敌伪军，减弱其战斗力”；另一方面采用拉的办法，把伪军统战到抗日队伍中来，最终目的使得“我军事上取得更大的胜利，而最后将敌人驱逐出中国去”。（5）因此，这种抗战的地理环境和自身条件决定了新四军必须采取对伪军的统战政策。那么，对伪军统战有没有可能实践呢？虽然伪军在日军的组织下，人数众多，致使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伪军统战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伪军自身并非铁板一块，存在诸多变数。这就为新四军对伪军统战提供了可能性。
首先，伪军的成分复杂，其伪化原因不一，为新四军对伪军统战提供了瓦解伪军及争取伪军的社会条件。伪军的组成，一部分是地方武装被敌收编而来，因靠近城市迫于威胁，他们自己认为可以以保卫地方名义向日军输诚；一部分是由土匪被日军收编，目的在于金钱；一部分是收集失业的粮差警察，由伪军官组成。（6）因此，这种鱼龙混杂形势造成了伪军的多元化倾向。甚至伪军中存在着“两面派”或者“三面派”。典型两面派，他们一面接受敌伪职务，担任伪区、乡、保长；一面帮助新四军工作，一般在新四军力量强大时倾向于新四军，环境恶劣时则倾向伪方。（7）正因如此，对他们进行统战工作，有其必要，亦有可能成功。就如陈毅所言：“当时，对一般亲近过日军的人们不谓之汉奸而谓之两面派，决定了争取其转变走积极抗战的道路。”（8）
其次，日军与伪军之间存在着矛盾，也为新四军对伪军统战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基于民族之间的隔阂，且日军对我国的侵略，可以说，伪军在心底里还是对日军存在着某种反感、恐惧或憎恨，而日军亦对伪军怀着顾忌、防备或戒备。譬如日军一位军官曾言：“区长以上的八分相信东洋先生，区长们七分相信东洋先生，乡长嘛一半相信东洋先生，保长以下统统的靠不住。”（9）因此，日军为了控制伪军，往往是“以家庭抵押，如一人家有一人参加伪军，其全家应该负责，如这一个人有反日行动，立即罪及家属”。这种政策必然遭到伪军的反对，成为新四军统战的推动力。
再次，伪军与伪军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有时是日军一种以华制华的一种策略。比如，苏中地区伪军与伪军之间的矛盾就很突出。伪军有“旧派”、“新派”之分，旧派就是李长江等投降部队和地方上的妥协势力，“新派”伪军则是由日汪扶持起来的力量，以日本买办和特工为主，代表人物就是“苏北地区清乡主任公署”伪主任兼伪保安司令张北生。他们是日寇“对华”新政策的坚决执行者。1943年4月，汪精卫、李士群派张北生来苏北主持“清乡”，极力排挤李长江等旧派伪军，新旧伪军之间的矛盾加深。（10）新四军苏中区党委乘机利用这种矛盾对伪军展开了统战工作。所以，伪军内部矛盾为新四军对伪军统战提供了可能性。
二、对伪军工作的主要措施
既然对伪军统战完全有可能，因此新四军各主要领导人对伪军统战非常重视，进行了周密的分析，项英、袁国平、陈毅、粟裕、邓子恢等新四军领导都在政策上予以重要指示，师旅等军事单位纷纷成立了敌工委或敌工部，制定了具体的对伪军统战措施：
1、对伪军的统战工作，宣传处于首要地位。新四军采用了多种方式展开舆论攻势。那么，新四军对伪军是怎样做宣传的呢？新四军的宣传宗旨是“注重于启发并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同时，应当使他们了解，中国的抗战是坚决的，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11）秉持这一宗旨，主要是对伪军及其家属做宣传。对伪军，主要是沿路发放、张贴宣传品，或者穿过伪军哨岗，直接发到伪军据点里去；发放宣传品的形式多样，有漫画，有文字等等；内容生动，具有真实性，可读性强；另外还有前线喊话、利用广播宣传等等。这些宣传方式都给伪军有一定的心理震撼力。（12）比如，安徽抗日根据地敌工人员杨德明，把传单和《拂晓报》散发在货车箱里，或张贴在货车上，使得伪军政人员见之胆寒，感到“四面楚歌”，如临大敌。（13）对伪属，新四军亦很重视，伪军家属工作主要是通过群众路线，争取与教育伪军家属，采用会议教育与个别访问。（14）对伪属的工作间接也是在对伪军统战。
2、当然，新四军不仅仅采用宣传手段去统战伪军。项英认为，对敌军的工作，不仅是一个宣传鼓动工作，而且在某方面说，包括着最主要的组织工作。假如敌军工作仅仅限制于宣传鼓动上面，而不依据宣传鼓动的基础去进行组织工作，那我们不能够达到瓦解敌人的目的，尤其是对伪军的争取。（15）在组织工作上，新四军也使用了多种方法来统战伪军。第一，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入伪军内部，统战伪军。这种关系包括同学关系、地缘关系、帮会关系等等。例如苏中三地委在做伪军工作时，主要是利用与李长江部队交往时的关系开展上中下层各种工作；还有派一批可靠干部打入伪军内部，用秘密委任方式订立秘密反正协定，个别发展组织。再就是派一些干部到伪军中去，采取多种方法与伪军官兵交朋友，进行民族节气教育。（16）第二，充分发挥群众路线，做好民运工作。伪军生为中国人，不脱离乡土，绝不会与中国社会隔绝，因此有良好的民运工作，通过居民关系来争取伪军反正，陈毅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经验。（17）红黑点工作是一种群众性的政治攻势，这是苏中区统战的一种方法。通过群众路线，以根据地力量为后盾，把反对敌伪暴行转变成为群众运动。它是利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思想，用做了善事记红点、做了恶事记黑点的办法。对好的伪军，用红点鼓励其一心向善；对于坏的伪军，公布其黑点数字，给以警告，以促其该过自新；对坚决扰害人民无恶不作的伪军，则设法给予镇压。（18）因此，这项工作争取好的，改造坏的、打击最坏的三位一体的办法。这种对伪军的攻心战，是在思想上对伪军统战，造成新四军对伪军争取与瓦解的最有力的基础。第三，做好俘虏工作。一方面，新四军颁布了多条不准虐待俘虏的政策；另一方面，新四军还把俘虏转化成新四军战士，让他们参加对敌抗战。这种身份的转变标志着对伪军统战的实效性。譬如，新四军在黄桥战役之前，新四军处理浮虏主要目的是传播新四军政策，动摇伪军的军心。“放”的方针，扩大了共产党新四军的政治影响。黄桥战役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敌我力量的变化和战争规模的扩大，对俘虏除军官和老弱残废者外，原则上不放，争取了3000余人，编了一个补充团，壮大了自己的部队。在俘虏教育方面，主要通过诉苦进行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和民族意识，使之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经过教育与感化，大批俘虏加入加入新四军，不少人表现英勇顽强，立功受奖，入党提干。（19）第五，制定伪军及伪组织工作人员来归保护条例，争取伪军来归。例如，淮南抗日根据地“为加强敌伪工作，使敌伪军加速瓦解起见”，制定了《敌伪军及伪组织工作人员来归保护条例》，其规定：凡参加伪和平建国军、绥靖队、反共青年团、服务队、宪兵、警察、维持会、民会及敌伪各级政府与各种军队工作者，只要愿来边区政府军队，均予以保护并代为介绍职业；来归之伪军及伪组织工作人员愿意参加抗战工作者，一律以等于原来之职位任用，携带枪炮、及其它武器者分别给奖。来归人员愿回家者发给路条保送回家，愿在边区做生意或种田者政府予以帮助，必要时可以借给资本。（20）第六，伺机进行伪军反正起义。这样例子不胜枚举。比较典型的是，在抗日战争后期，粟群化名厉仁杰，奉新四军城工部南京地下工作委员会主任徐光楚的命令，打入了汪伪军事委员会航空训练处。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控制该处警卫武装，策反伪空勤人员，并确保飞机等安全。最后，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反工作之下，汪伪中校飞行员周致和驾驶汪精卫的专用飞机“建国号”起义，飞往延安。（21）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为动员伪军起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争取了大量的伪军反正。
三、对伪军统战的成就与缺点
新四军对伪军的统战工作做得既细致又到位，取得了很大的影响，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最大的成就乃是保存自身，坚持抗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最终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具体而言，兹述如下：
首先，新四军对伪军的统战，扩大了在群众中的影响，保存并巩固了自身力量。新四军对伪军的统战，深刻的教育了群众，使得他们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才是最凶恶的敌人，也使他们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以及与中共结成统一战线的军队才能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同时，新四军由于对伪军统战，使得自身得到巩固，从敌占区获得了必要的军需物资，同时保护、营救、隐蔽了一批新四军首长。
由于新四军处于被敌人包围之中，要想求得生存，必须补充必要的物资。而新四军的敌工人员是利用统战机会，获取物资的个中好手。譬如，1944年，安徽抗日根据地敌工人员段落夫利用芜湖维持会会长兼商界巨头汪子东和日本总力社驻芜湖分社高级顾问楠木谈判成功。新四军用大米、黄豆换取了西药、布匹、食盐、车床等继续的民用物资，后来，汪子东又用机枪、迫击炮、子弹、电讯器材等军用物资换取鸦片（新四军的鸦片是历次战斗中从敌伪顽那里缴获的）（22）用于医治病痛。通过特殊贸易，从经济上粉碎了敌人的封锁。
除此以外，由于新四军流动性非常大，而铁道沿线被敌伪所控制。新四军加强了对他们的统战。使得伪军在新四军过铁道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进而新四军顺利地进行了迁移，甚至保护了新四军首长的安全。比如皖东有个铁道游击队，其队长为阮官清，他利用各种关系对伪军统战。他组建了铁路工委，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护送来往过路的领导。几年来，阮大队曾护送罗炳辉、谭震林、徐海东、曾三、黄岩，魏文伯、谭光廷等领导同志过铁路。其中记忆最深的是罗炳辉、谭震林等领导。（23）除此之外，由于新四军的敌伪工作做得较为成功，在1941年2月进行的为期3个月的反摩擦斗争中，淮北新四军及时粉碎了国民党特工人员策动敌伪军合击我军的阴谋，使我军免遭敌伪军的夹击。（24）
其次，新四军对伪军的统战，不仅加强了与伪军的联系，加速了伪军的反正，而且瓦解了日军对新四军的“清乡”、“扫荡”。江南新四军由于统战工作做得好，还可以在伪军里召开纪念朱君务等四烈士牺牲一周年的追悼会。在此次追悼会上，报告四位烈士在1940年敌人大扫荡中顽强战斗以及被俘后遭敌人严刑逼降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报告。当时，群情激愤，“打到日本帝国主义”、“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此起彼落。各连队代表纷纷发言，向大会保证要以烈士为榜样，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贡献一切。这次大会实际上是一次思想动员大会，是一次思想统战的大会，为以后伪军各连队开赴浙东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25）而且，每当日军要来“清乡”、“扫荡”时，伪军早已报情报透露给了新四军。（26）使得新四军对日反击早有准备。
另外，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尤其是抗战要结束之时，大批大批的伪军反正归来，日本投降后，“南京伪军最精锐之警卫第三师，在其师长钟剑魂率领下，于8月13日率领所部3000余人，分别在江苏江北六和与江南之句容向我新四军自动反正，全体人员进入我新四军罗炳辉师之防区。”（27）据不完全统计，到1945年5月，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共反正伪军114597人，1945年6月到10月11日又有伪军69005人反正。（28）另据统计，8年抗战中，新四军共争取反正伪军54000余人，占歼灭伪军总数的15.4%。其中，1944年1月至1945年8月，华中各地争取伪军反正人数为2.2万余人。（29）
新四军取得成就是主要的，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与错误。一种是左倾错误，例如在执行俘虏政策时，仍然部分地存在“各地搜俘虏腰包、剥衣、拖鞋、搜钱、搜表、搜笔现象”、“对伪军人员各地尚有不问材料、不顾影响，根据某一点错误一杀了事”的现象；（30）一种是右倾错误，比如“某些负责伪军工作的干部，往往丧失政治立场，可能他们主观上认为在做争取伪军的工作，而客观上却以伪军的利益为利益，深恐得罪伪军，不惜对之迁就屈服”。（31）当然，由于对伪军的统战是一项全新的战时任务，毕竟是第一次实践，因此在执行过程中缺点在所难免。况且，随着统战经验的增长，新四军领导及时指出了错误，并且迅速改正了错误。
注释：
（1）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于2009年10月11-13日在湖南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三十年来中国现代史研究述评学术研讨会”。该文是作者的会议提交论文。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4-749页。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4页。
（4）范征夫：《苏南敌后的统战工作》，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8页。
（5）《敌伪军、伪组织工作人员来归保护办法》，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淮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92页。
（6）《茅山一年》，陈毅：《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79-80页。
（7）范征夫：《苏南敌后的统战工作》，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8页。
（8）《茅山一年》，陈毅：《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9）胡新苗：《浙东抗日根据地上层统战工作》，宁波市新四军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统战与政权建设》第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0页。
（10）《敌军工作及其策略运用问题》，粟裕军事文集编辑组编：《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179页。
（11）林植夫：《论对敌宣传》，马洪武等编辑：《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页。
（12）《四个武装宣传队的工作》，《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2辑，政治工作专辑，出版社不详，1985年版，第91-92页。
(13) 郑淮舟：《泗五灵凤县敌伪军工作》，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安徽抗日根据地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
(14) 苏中区党委城工部：《伪属工作》，中共江苏省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中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00-404页。
(15) 项英：《在江南敌工会议上的讲话》，项英军事文选编辑委员会：《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654页。
(16) 叶飞：《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261页。
(17) 《茅山一年》，陈毅：《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79-80页。
(18) 苏中区党委城工部：《红黑点工作》，中共江苏省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中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92-399页。
(19) 钟期光著：《钟期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17页。
(20)《敌伪军、伪组织工作人员来归保护办法》，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淮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页。
(21) 栗群：《汪精卫座机“建国号”起义经过》，上海市委统战部编：《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183页。
(22) 杨刚：《记段洛夫同志在敌伪工作上的业绩》，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抗日战争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0页。
(23)《战斗在皖东地区的铁道游击队》,《皖东晨刊》，2009年1月7日。
(24) 王子光：《淮北敌伪军工作片段》，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淮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25) 朱人侠：《亿党的浦东伪军工作》，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慈溪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浙东抗日烽火》，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
(26) 孟邦杰：《争取王道、燕寿才两部大股伪军工作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饶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组：《广饶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出版社不详，1987年版，第136页。
(27)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研究室：《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汪伪政权史研究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页。
(28)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抗日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附件：战绩统计。
(29) 陈信琼：《新四军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铁军精神研究——新四军成立70周年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页。
(30) 刘慈恺：《加紧开展对敌伪、敌区工作》，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2辑，政治工作专辑》，1985，第91-92页。
(31) 《敌军工作及其策略运用问题》，粟裕军事文集编辑组编：《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75-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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