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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高密县农民对抗人民公社 2015-01-12 10:41:58
“高密东北乡”的“社”外人 (作者 大于）
在莫言大哥管谟贤的《莫言小说中的人和事》有一段写到“高密东北乡”的“社”外人——“单干户”，内容如下——
在莫言的长篇新作《生死疲劳》中写了一个至死都不肯加入农业社的单干户蓝脸。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家乡原河崖人民公社，确有2户不肯加入公社的单干户。一户在陈家屋子村，一户在窝铺村。
这两家的成分并不高，不是贫农，也是下中农。他们不但坚决不肯加入初级社和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了，他们还在单干，其倔强的劲头实在罕见。其中陈家屋子那一户，在动员加入初级社时，因不堪村干部的催逼，竟铤而走险地不断上访，他吃准了一条：中央的政策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据说官司打到省里，省里给了他一个书面答复，认定他不入社不犯法。他把省里的答复镶在镜框里，挂在墙上。从此有了尚方宝剑，放心大胆地单干起来。
单干，对他们来说可能粮食打得多一些，一九六0年可能少挨一点饿。但承受的压力，尤其是政治压力是很大的。记得每当看到窝铺的那个单干户赶着牲口，扛着农具，从胶河河堤上向我们村子东面走去干活时，连我们小孩子都像看出土文物一样看他们。事实上，整个社会都把他们打入了另册，把他们当成了另类。这当中，最倒霉的莫过于他们的子女，不但入党、入团、当兵没有他们的份，走到哪都受歧视。记得窝铺村那家的孩子在高密二中念书，校长就曾经在大会上讲话，要他回家动员父母入社。公社化后，有一段时间，每个学生的口粮都由所在公社往学校里统一调拨，这个学生当然无从调拨，只好自己每周2次回家背干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学生不久就退学了。
当时，公社的生产队里干活是大呼隆，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一起，到了目的地先吸袋“地头烟”，然后上午休息2次，下午休息2次，休息时，男男女女，打打闹闹，说说笑笑，干活时，东拉西扯，嘴也不闲着，不知不觉就是一天。晚上到队里记工，又是轰轰烈烈，连吵带骂，有人唱歌，有人打闹。而那单干户干活，全家几口人，当然是死气沉沉，碰到大人不高兴，少不了挨骂。所以，生产队对青年一代有极大的吸引力，可惜这一点在《生死疲劳》里没有体现。因此，等到这两家单干户的老一辈去世了，其子女都加入了人民公社，时间大概是在“文革”前。要是活到了“文革”，恐怕批斗是少挨不了的。
在接受记者访问时也说到这个事——
记者：在《生死疲劳》里的主人公，莫言说这是有原形的，这个原形是来自于您父亲还是什么？
莫言大哥：不是，我写过一篇文章，莫言的小说里的人和事。我们公社里过去叫河野(音)公社。公社里起码有两三户是贫下中农，坚决不参加人民公社。一个卧铺村(音)
，我当时在高密二中读初中，参加人民公社以后，我们那时候虽然把户口转学校了，但是有一阶段是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各个公社把自己公社所有学生的粮食调拨到二
中学校里入伙，这个同学他不参加人民公社，他爹坚决不参加，越是成分好越不参加，因为共产党拿他没办法。
我们校长没办法在会上点名，你回家动员你爹加入人民公社，走社会主义康生大道，别走独木桥，不然的话你的饭解决不了。没办法他退学了，这是一个例子。我们
那时候小，但是每一次看着他用一个农村的旧拖车，赶着一头小毛驴，赶着一头牛，到我们村东头走十几里路到那儿种地，我们感觉像出土文物一样，感到非常奇怪，这
还单干呢。他的子女入党、入干，提干都没事，到参军也没事。
再一个很典型的，莫言的夫人，她也是贫下中农，坚决不入社，当时我们党的口号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她就为这个事上访，上访到省人民政府，省政府给她一
个书面的答复，你不入社不违法。她就拿着这个贴在墙上，干部动员我入社你就自己看，她就不入社。后来到老一辈死掉了，子女才入社，那时候干活很热闹，很轻松，
你单干户干活，非常沉闷。
虽然管谟贤说的与写的有些小差别，如前面写的“陈家屋子那一户”的事迹，原来就是莫言夫人家里的故事，或者说就是莫言岳父岳母的故事。在这里，又要感谢莫言的哥哥管谟贤，因为这些故事在不经意中，用事实肯定了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忽略了的问题，就是中央“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政策是一直有效的。只要“吃准了一条”，你不入社，不参加集体，谁也奈何不了。既然“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是一直有效的，那么小岗村“坐牢杀头”按血手印是不是就太夸张了？
现在一说到人民公社，有些人就把它说得很恐怖，好像都是强迫农民加入的，不入社就会坐牢杀头。管谟贤讲的这些证明了不是这么一回事，干部来做工作甚至催逼是难免的，但是只要你自己坚决，谁拿你也没办法。实际上，当年农民对共产党和集体是很相信的，绝大多数农户入社都是自觉自愿高高兴兴，非常积极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全国基本上实行公社化不但是很迅速的，而且也是很顺利的。
再就是这些故事说明了公社化管理和集体生产对农民来说还是有竞争力吸引力的。如果真像小岗村理论说的单干那样有威力，集体越搞越贫困，那么这些单干户干了那么多年，岂不是早就富起来了？如果早就富起来了，莫言如实把他夫人家坚持单干发家致富的故事写出来，岂不是比小岗村的血手印会更有说服力。不过，按管谟贤说这个事的口气，估计他们坚持单干了几十年也没有干出什么名堂来。否则，等到这两家单干户的老一辈去世了，他们的子女也不会加入了人民公社了，说明他们认为还是入了人民公社好。
据说莫言在获奖时，诺奖组委会说，全世界很多大学生会读他的作品，请他推荐一部。莫言推荐了那年在瑞典的出版的《生死疲劳》。莫言说，这本书的创作是基于现实生活的，“我六七岁的时候，在我们学校旁边就有这样一个农民，他以个人的力量与公社化这个农民运动相对抗，一直坚持到最后。历史证明了他是正确的。这样一个人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却显得非常极端和另类，被很多人打骂，他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甚至跟自己的儿子、女儿都分道扬镳，但他依然没有屈服。我走上文学道路之后，觉得这个人物迟早会进入我的小说，所以这本小说写得非常快”。
大于在网上找到他这个《生死疲劳》，看了几段就感到那种水平的文字实在看不下去，也不想浪费时间去看了。但是，大于认为，莫言说那个单干户“他以个人的力量与公社化这个农民运动相对抗，一直坚持到最后。历史证明了他是正确的”是说不通的。第一，莫言写的这个单干户的“单干”，与小岗村打“擦边球”的“大包干”，不管实际上是怎么干的，至少在定义上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莫言的“正确”过不了中央政策这一关。第一，莫言写的这个坚持与公社化这个农民运动相对抗的单干户“正确不正确”，还要通过他是不是靠“单干”富起来了的实践来检验。事实上，全国坚持与公社化这个农民运动相对抗的单干户还有一些，有的甚至坚持到“大包干”时代。但是，至少大于是没有看到过一则有谁靠“单干”了几十年富起来了的报道。倒是靠“集体”富起来了的例子举不胜举，而且富得让“单干”们分外眼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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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东北乡”的“社”外人 (作者 大于）
在莫言大哥管谟贤的《莫言小说中的人和事》有一段写到“高密东北乡”的“社”外人——“单干户”，内容如下——
在莫言的长篇新作《生死疲劳》中写了一个至死都不肯加入农业社的单干户蓝脸。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家乡原河崖人民公社，确有2户不肯加入公社的单干户。一户在陈家屋子村，一户在窝铺村。
这两家的成分并不高，不是贫农，也是下中农。他们不但坚决不肯加入初级社和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了，他们还在单干，其倔强的劲头实在罕见。其中陈家屋子那一户，在动员加入初级社时，因不堪村干部的催逼，竟铤而走险地不断上访，他吃准了一条：中央的政策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据说官司打到省里，省里给了他一个书面答复，认定他不入社不犯法。他把省里的答复镶在镜框里，挂在墙上。从此有了尚方宝剑，放心大胆地单干起来。
单干，对他们来说可能粮食打得多一些，一九六0年可能少挨一点饿。但承受的压力，尤其是政治压力是很大的。记得每当看到窝铺的那个单干户赶着牲口，扛着农具，从胶河河堤上向我们村子东面走去干活时，连我们小孩子都像看出土文物一样看他们。事实上，整个社会都把他们打入了另册，把他们当成了另类。这当中，最倒霉的莫过于他们的子女，不但入党、入团、当兵没有他们的份，走到哪都受歧视。记得窝铺村那家的孩子在高密二中念书，校长就曾经在大会上讲话，要他回家动员父母入社。公社化后，有一段时间，每个学生的口粮都由所在公社往学校里统一调拨，这个学生当然无从调拨，只好自己每周2次回家背干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学生不久就退学了。
当时，公社的生产队里干活是大呼隆，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一起，到了目的地先吸袋“地头烟”，然后上午休息2次，下午休息2次，休息时，男男女女，打打闹闹，说说笑笑，干活时，东拉西扯，嘴也不闲着，不知不觉就是一天。晚上到队里记工，又是轰轰烈烈，连吵带骂，有人唱歌，有人打闹。而那单干户干活，全家几口人，当然是死气沉沉，碰到大人不高兴，少不了挨骂。所以，生产队对青年一代有极大的吸引力，可惜这一点在《生死疲劳》里没有体现。因此，等到这两家单干户的老一辈去世了，其子女都加入了人民公社，时间大概是在“文革”前。要是活到了“文革”，恐怕批斗是少挨不了的。
在接受记者访问时也说到这个事——
记者：在《生死疲劳》里的主人公，莫言说这是有原形的，这个原形是来自于您父亲还是什么？
莫言大哥：不是，我写过一篇文章，莫言的小说里的人和事。我们公社里过去叫河野(音)公社。公社里起码有两三户是贫下中农，坚决不参加人民公社。一个卧铺村(音)
，我当时在高密二中读初中，参加人民公社以后，我们那时候虽然把户口转学校了，但是有一阶段是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各个公社把自己公社所有学生的粮食调拨到二
中学校里入伙，这个同学他不参加人民公社，他爹坚决不参加，越是成分好越不参加，因为共产党拿他没办法。
我们校长没办法在会上点名，你回家动员你爹加入人民公社，走社会主义康生大道，别走独木桥，不然的话你的饭解决不了。没办法他退学了，这是一个例子。我们
那时候小，但是每一次看着他用一个农村的旧拖车，赶着一头小毛驴，赶着一头牛，到我们村东头走十几里路到那儿种地，我们感觉像出土文物一样，感到非常奇怪，这
还单干呢。他的子女入党、入干，提干都没事，到参军也没事。
再一个很典型的，莫言的夫人，她也是贫下中农，坚决不入社，当时我们党的口号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她就为这个事上访，上访到省人民政府，省政府给她一
个书面的答复，你不入社不违法。她就拿着这个贴在墙上，干部动员我入社你就自己看，她就不入社。后来到老一辈死掉了，子女才入社，那时候干活很热闹，很轻松，
你单干户干活，非常沉闷。
虽然管谟贤说的与写的有些小差别，如前面写的“陈家屋子那一户”的事迹，原来就是莫言夫人家里的故事，或者说就是莫言岳父岳母的故事。在这里，又要感谢莫言的哥哥管谟贤，因为这些故事在不经意中，用事实肯定了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忽略了的问题，就是中央“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政策是一直有效的。只要“吃准了一条”，你不入社，不参加集体，谁也奈何不了。既然“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是一直有效的，那么小岗村“坐牢杀头”按血手印是不是就太夸张了？
现在一说到人民公社，有些人就把它说得很恐怖，好像都是强迫农民加入的，不入社就会坐牢杀头。管谟贤讲的这些证明了不是这么一回事，干部来做工作甚至催逼是难免的，但是只要你自己坚决，谁拿你也没办法。实际上，当年农民对共产党和集体是很相信的，绝大多数农户入社都是自觉自愿高高兴兴，非常积极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全国基本上实行公社化不但是很迅速的，而且也是很顺利的。
再就是这些故事说明了公社化管理和集体生产对农民来说还是有竞争力吸引力的。如果真像小岗村理论说的单干那样有威力，集体越搞越贫困，那么这些单干户干了那么多年，岂不是早就富起来了？如果早就富起来了，莫言如实把他夫人家坚持单干发家致富的故事写出来，岂不是比小岗村的血手印会更有说服力。不过，按管谟贤说这个事的口气，估计他们坚持单干了几十年也没有干出什么名堂来。否则，等到这两家单干户的老一辈去世了，他们的子女也不会加入了人民公社了，说明他们认为还是入了人民公社好。
据说莫言在获奖时，诺奖组委会说，全世界很多大学生会读他的作品，请他推荐一部。莫言推荐了那年在瑞典的出版的《生死疲劳》。莫言说，这本书的创作是基于现实生活的，“我六七岁的时候，在我们学校旁边就有这样一个农民，他以个人的力量与公社化这个农民运动相对抗，一直坚持到最后。历史证明了他是正确的。这样一个人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却显得非常极端和另类，被很多人打骂，他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甚至跟自己的儿子、女儿都分道扬镳，但他依然没有屈服。我走上文学道路之后，觉得这个人物迟早会进入我的小说，所以这本小说写得非常快”。
大于在网上找到他这个《生死疲劳》，看了几段就感到那种水平的文字实在看不下去，也不想浪费时间去看了。但是，大于认为，莫言说那个单干户“他以个人的力量与公社化这个农民运动相对抗，一直坚持到最后。历史证明了他是正确的”是说不通的。第一，莫言写的这个单干户的“单干”，与小岗村打“擦边球”的“大包干”，不管实际上是怎么干的，至少在定义上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莫言的“正确”过不了中央政策这一关。第一，莫言写的这个坚持与公社化这个农民运动相对抗的单干户“正确不正确”，还要通过他是不是靠“单干”富起来了的实践来检验。事实上，全国坚持与公社化这个农民运动相对抗的单干户还有一些，有的甚至坚持到“大包干”时代。但是，至少大于是没有看到过一则有谁靠“单干”了几十年富起来了的报道。倒是靠“集体”富起来了的例子举不胜举，而且富得让“单干”们分外眼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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