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放下一切成见, 来聊聊柴静的雾霾调查

中美君说：

如何中肯、客观地分析《穹顶之下》？什么样的讨论更有益处？我们如何进行公共讨论？柴静的雾霾调查的意义是什么？
放下成见，意味着冷静客观，意味着中肯理性。我们把对《穹顶之下》的讨论分成了几个彼此关联但又相对独立的主题，为你呈现本次中美对话“众口谓”特约评论员们的激烈讨论。

一、如何中肯、客观地分析这部纪录片的不足之处？

木遥
（你木有看错！就是那个木遥！）

0. 这是划时代的好作品。

1. 以下只谈我觉得是缺点的部分，不谈优点。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2. 柴静用自己的孩子的肿瘤开篇，无疑是最具争议性的部分。柴静很注意避免直接谈论雾霾和孩子肿瘤的因果关系（我不确定她本人是否真的相信有这层因果关系），但逻辑上，如果没有这层因果关系，这个开篇就明显煽情过于说理，因而让人在第一反应的震动之后，意识到这一点反而削弱了立论的力量。

3. 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的那样，肺癌高发率恐怕和中国高吸烟率的相关性还要大于和雾霾的相关性。全片对控烟一字不提，虽然不是错误（控烟并不是主题），但是这反映了这类宣传片共同的困境：大自然的因果关系往往是多重因素交织的，而人类的思考方式更偏好简单明确的因果链条。

因此，几乎任何强调特定主题的有效宣传在学术上都有夸大一种因素掩盖另一种因素的嫌疑，因而会受到技术层面的指责。

戈尔的《难以忽视的真相》也饱受此诟病。当然，这里有度的区别，柴静并没有把本来几乎不存在的关联性硬说成是有，也不构成根本性的缺陷。

4. 片中借采访对象之口提到了河北有几十万职工事实上依赖于高污染的工厂而生活，但这一点只是浮光掠影，并未深入讨论。

事实上这是污染治理最本质的问题：如何强行落实环保法律要求，而置其背后的政治和社会风险于不顾？片子并未回答这问题，甚至连试图回答也没有，仿佛答案不言自明。但答案并非不言自明。

5. 片子后半段用英国的经验对此问题做出了简短的回应：一个产业没落了，另一个产业会兴起。人们不做矿工了，可以去做别的。

但是这话近同儿戏：在统计上新行业当然提供新就业，但新的就业员工如何可能恰巧等同于没落行业淘汰的那一群员工？它们所需要的专业训练、地理分布、资源配置都全然不同。就业率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家庭。美国汽车产业没落的同时信息产业也在兴起，但是底特律的汽车工程师并不能直接搬到硅谷去开始写代码。河北的几千万人要如何承受产业换代的冲击？

6. 这也是片子最令人诟病的地方之一：它几乎全然反映了城市中产阶级的视角和利益。对城市中产阶级而言，雾霾是一个只有缺点没有优点的敌人。但如果她去采访一个钢铁厂工人，对方也许会说：我宁可要雾霾，也不愿失业重新找工作。这个利益诉求在片中是完全被忽略的。

7. 片子对企业的态度是令人玩味的。中石化几乎完全作为反面角色出现，逻辑上的指向是放开能源领域的垄断，促进竞争和创新。在抽象意义上说，这是对的。

但中国环保问题的一个人人皆知的现实是：大企业事实上比中小企业在环保上做的好的多。中小企业由于利润微薄，监管难度高，竞争激烈，反而更倾向于破坏环境。2005年至2010年那一轮国进民退，导致大量山西中小煤矿关停并转，既促进大型国企的垄断，也事实上有利于环保。

如果要在能源领域打破垄断，如何在操作层面上既促进竞争和创新，又防止过度竞争导致的急功近利破坏环境，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片子对此未置一词。

8. 更进一步，现代能源问题的解决方案强烈依赖于现代化工技术和能源技术，但城市中产阶级（也是本片的主要诉求对象）真的做好准备了么？

要节能减排，就必须推动大型化工基地的建设和核电厂的建设，以大工业取代小工业。如果舆论上没有相应的准备，人们仍旧谈化工、核能、大型水电站而色变，以「加强监管，打破垄断」把治理环境问题的策略一语带过，任何方案都是缘木求鱼。

环境保护无可避免地包含巨大的代价和成本，把这个代价和成本摊开来计算，告知公众他们未必乐意接受的事实，应当是任何关于环保问题的讨论的基本义务，而本片做的非常不够。

9. 一个城市居民理想中的世界，是身边既没有化工厂，也没有核电站，长江上没有三峡工程，郊区没有烟囱，城市里不堵车，出门有蓝天，但同时自己又能用上便宜清洁的油电水和现代工业产品的世界。这世界是不存在的，和监管是否到位，法治是否昌明并无关系。

当然，在一个事实上监管并不到位，法治并不昌明的国家里，首先要求立法、执法和行政部门的有效做为是理所应当的事，这也是本片的主要意义。但与此同时，它也必须承受把问题过度简化的指责。

10. 从本质上来说，任何有效的宣传都是某种过度简化，而分寸感极难拿捏。我并不认为柴静拿捏的完美，但这是求全责备。即使有以上这些批评，她的贡献也比所有批评她的人所做的贡献所加起来要大得多。谢谢她。

二、作品本身信息稀薄？过度煽情？如何对作品进行客观评价？

方可成
宾西法尼亚大学博士生，原南方周末记者

第一次打开这部作品的时候，只看了十分钟就关掉了，因为发现它很长、信息太稀薄，用无法证明因果关系的女儿患病故事开头，似乎又堕入了文科傻妞煽情的老路。

不过当我第二次打开它，将它看完之后，确实深感佩服。

从形式上说，它有着很好的叙事结构和节奏：视频的插入、笑点的设计，故意讲一些符合直觉的错误判断、制造一些看似矛盾的对比，用第一人称说故事、用第三人称讲道理，在哪个时间点上做简短总结和回顾，怎么前后呼应，灯光、音乐、服装等等，都是经过精心考量的。

我一开始所认为的“信息稀薄”，其实也是为了达到最大的传播效果而刻意为之的。

从内容上说，可以看出柴静及其团队为了这部作品确实投入了很多。从此前对环保议题毫无了解，到现在能够对台下观众娓娓道来这些颇为专业的内容，她的努力是值得尊敬的。她此前在北大新闻学院课堂上反复提起的一句话是：好东西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做出来的。我相信她这一次又下了很多笨功夫，甚至可能比之前在央视时的任何一部作品下的笨功夫都多。
不过，这部作品在内容上并没有称得上“卓越”的东西。就像财新常务副主编张进所说，片子内容大部分都能在财新的环境报道中找到。南方周末绿版记者汪韬在片尾的特别致谢名单中，我相信她也并没有从柴静的调查中获取太多新鲜的东西。

但是，这部作品的重点并不在信息增量，而在于传播普及（或用一个更专业的说法，“设置议程和框架”），在于促进行动。它激发的巨大关注，若能促成一场环保运动，则善莫大焉。
柴静在回答人民网记者的一个（很烂的）提问“遇到最大困难是什么”时说：“应该是自己认识的局限吧。大气污染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刚做的时候，有人说这个问题跨领域太多，不容易弄清楚。我深深感觉到了这点，担心如果说得不准确，对现实会有妨害，找了很多专家审校，但也无法保证精准，只能尽力而为。错了的地方，修正就好。不足的地方，会有更多人做得更好。”

她当然有自己的局限，她并不比环保记者专业。不过，她也很清楚自己的局限，她的态度真诚低调，有人注意到：整个片子全程没有剪进去任何现场的掌声，只有笑声。
这部几乎无法归类的作品，得益于柴静脱离体制束缚，也得益于互联网视频产业的发展。

我的一个期待是：这部属于互联网的作品，能够将互联网的本质特征——动态、开放参与、不断更新容纳进来。它不是一部封闭的、已完成的作品，而应邀请整个社会参与进来，不仅仅是修正片子中的错误，更应一起共商良策，乃至促进参与式民主。
顺便说一句，有人从人民网和环球时报微博挺柴静就判断这部作品是与官方合谋，甚至是一场所谓“国家公关”，这样的阴谋论是在蔑视媒体人（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主体性。

田禾
现居纽约的化学生物学研究生，“我不切大脑！”

看了大家精彩的讨论，我也来补充几句。

1. 《穹顶之下》不是学术研讨，不是政策分析，它的主要功用在于设置公共议程（agenda setting）。Charles Tilly 写过一本书《为什么》（感谢译者李钧鹏），这本书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了人如何为社会现象寻找理由。Tilly 将理由分为四种：惯例、准则、故事、专业表述。其中故事的作用在于为普通受众提供了简化版的因果表述，而专业表述的使用应当限制在特定的群体内。《穹顶之下》如果过分地借助专业表述，恐怕才是做错了选择题。

2. 为了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柴静团队需要保证故事主线的清晰、完整、流畅，而且要诉诸观众的感性而不是理性，这是无数传播学的研究证明了的道理。把《穹顶之下》当学术论文来审视的人根本就是搞错了语境。

《穹顶之下》能把医疗健康、政府监管、产业转型、城市化、能源安全、公民行动这么多的议题组织成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难能可贵，而且我们也能看到柴静为平衡不同视角作出了一定的努力，比如她提及河北钢铁行业牵涉到的就业问题，环保部门不作为与法律没有充分赋权有关等等。

当然对这么复杂的一个问题，怎么努力都可以不够。这个视频的受众是受过一定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因此也正如木遥所说，最大的局限性是仅仅反映了城市中产阶级的视角和诉求。

但以中国内部不同阶层的巨大差异，恐怕也没有办法在一百分钟内充分代表不同阶层的诉求。如果要求一个视频面面俱到，最后会比韩剧更加冗长，倒掉所有人的胃口。

至于说《穹顶之下》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够缜密，可柴静也没有宣称她的解决方案就是最优解，她只是要传递“雾霾问题有解”这个信息。以中国国情之复杂，内部博弈之激烈，对担心柴静一人足以误导国家政策的人，我想说：您多虑了。

3. 柴静团队的叙事策略让我一本关于人类与癌症抗争的书《众病之王》。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重大的社会问题需要专业人士、慈善家、NGO、媒体等不同背景的人携手合作。专业知识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媒体和社会活动家的作用在于调动社会资源，后者的作用不是锦上添花，而是绝对必要的。

我相信二十年后如果有一本书回顾中国治理雾霾的历史，一定会《穹顶之下》的意义给出公允的评价。

4. 很多自诩“理性”的批判其实非常不理性。诛心之论是最不”理客中“的一种论调。此外还有些批评，比如方舟子说“吸烟的危害比雾霾还大，为什么不探讨吸烟”云云。

方舟子经常跳出来代表理科生鄙视文科生，那他应该知道大部分学术论文都是这么写的：先定义一个问题A，再分析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别人可以争论A是伪命题，也可以说A不是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雾霾显然不是伪命题，也不是无关痛痒的问题），但不能指责说为什么只去讨论A，没有去讨论B, C, D...这根本不是严肃的批评。如果是写学术论文，只须一句话即可回应这类批评: it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is study（超出了此研究的探讨范围）.

5. 关于柴静以女儿生病一事开头的争议。对娴于思辨的人来说，这种做法会让他们怀疑视频的逻辑性。但是对大部分的受众，柴静女儿的背影无疑会加强视频“共情”的力量而增强传播的效果。

柴静作为资深媒体人，当然会知道这个手法会变成一个噱头。但我宁可相信柴静确实在自述心曲。这个视频前后耗时一年，难道柴静会不乐意留在家里照料生病的女儿吗，非要飞来飞去？

柴静不可能预料到这一年来的高层政治动向，说她政治投机也太阴谋论了。我相信支持她完成这个视频的一个重要动力是为了自己孩子的未来。写个学术专著还可以题辞说“献给XXX”，何况这个视频是柴静自费拍摄，没花中国纳税人一分钱，她要给自己孩子送份礼物，不可以吗？

丛妍
哥大新闻学硕士

做纪录片的朋友曾经告诉我，如今，如果你作为电影人和你拍摄的题材没有什么瓜葛，是很难打动观看者的。比如刚刚拿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CITIZENFOUR，斯诺登手握NSA的机密信息主动找到导演Laura Poitras和记者Glen Greenwald，他在香港躲避风头、申请避难期间，Poitras 和Greenwald 既是记录者又是参与者，最终成就了这部影片。

《穹顶之下》中穿插了很多早年柴静《新闻调查》时期报道环保题材的采访片段，那时的她是记者。但现在，她是和雾霾有“私人恩怨”的母亲。完成了从“记者”到“当事人”的转变，她和那些在街上抗议PX的抗议者站在了同样的出发点上，发声也更有力了。

刘冉
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博士生

看完了，很了不起。当然仍有很多问题和可能改进的空间，但我希望看到的批评能够更加善意和专业。

目前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在无法更加锋利地直指问题核心的情况下，是否有避重就轻、为体制增砖添瓦和贩卖虚假希望的嫌疑；其二，是否在科学性上不够严谨，特别是以个人经历来暗示因果性是否有失专业。

对于第一点，基本上已经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再多争论恐怕也无法让双方互相认可。我个人觉得目前的状态看得出是在多方妥协之后尽可能保留了锋芒的结果，我并不认为这种妥协是一种恶；在短时间内无法颠覆整个体制的情况下，对一个媒体人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办法。
对于第二点，在科学性上来说也许不是百分之百严谨，但并没有像某些批评者声称的那样漏洞百出；最多有一点点暗示因果性，但并没有扭曲事实，也强调了“怀疑”“推测”“相关”等词，甚至在严谨性上并不比《难以忽视的真相》差。

二者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都是要在传播效果和科学严谨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从媒体界朋友透露的制作过程来看，他们的确一直在探索这个平衡点。最后的选择必然无法让不同教育背景和知识体系的人同时满意，但哪怕不严谨之处也并不至于造成误导和散布错误信息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它让无数人真正系统地认识到了已存在多年的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剖析了此前大众并不知晓的成因和制度问题。在崔永元这个逗比瞎搞一气之后，我们还是很需要一部这样的作品来重新将新闻纪录片的科学素养捡回来的。
总体来说，我非常佩服柴静的努力，也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作品。最后，对于影片的批评，决不应该夹杂对她的人身攻击。

董连赛
环境健康硕士在读，前环保NGO从业者

1. 科学水平上来说我认为是过得去的。

看到有些人提出一些科学事实上的质疑，比如洗煤水的污染问题，比如气和油产业能不能代替媒产业等等。
我倒是愿意替柴静辩解一下，科学家在很多时候头疼的问题还包括了自己研究的领域没有人关注。

柴静的这个纪录片从各种维度介绍了雾霾这个问题。PM2.5的源头谈到了燃油，燃煤，餐饮。时间跨度上找到了北京10年前的报道，横向对比上谈到了历史上两个著名的类似案例即伦敦和洛杉矶，Stakeholders 找到了环保部的立法人员，执法人员，石化产业的领军人物，企业主，环境风险的受害者，以及从事一线研究的科学家。整个纪录片用朴实的语言，在一个时长100分钟主要面向公众（而不是从业者）的纪录片里，能讲到这么全面，我认为在科学上对应的深度和准确度要求太高对柴静团队来说是不公平的。

2. 这部作品避重就轻了吗？

首先，关于柴静团队的纪录片可以这么顺利发布，我的判断是肯定柴静先得到了体制内部相关人员的示意，才进行的实际拍摄和制作。再加上人民和环球的声援，更印证了这一点。所以柴静的声音应该也就是体制想发出的声音。

阴谋论的讨论我觉得到这一步就可以停止了，因为无论是否有阴谋，这部纪录片是真诚的制作，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是基于现实的。自然之友的公益诉讼，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污染地图，以及12396热线，在我看来是公众参与解决空气污染最直接、有效以及现实可行的几种途径了。我仍然坚持这是一部由体制示意（或曰默许）带给公众的纪录片，而基于“政府VS 企业”之外的第三方监督也确实要落在公众的手里。

3. 柴静的纪录片的take home message是什么？

我真的很喜欢环境监察大队的那句“百分之百会去”。勿以善小而不为——一个举报电话也许连让空气质量指数（AQI）下降0.01的功效都没有，但仍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期望别人在体制内部做扭转乾坤的大事呢？

4. 体制怎么了？

谈两个观点，当作抛砖引玉了吧。

之前工作的时候了解过我国环保部门的职能归属。地方的环保厅按理说是应该遵循国家环保部的要求完成环境监察等任务，但实际上地方环保机构仍然要向地方政府述职，因此就会出现要么是省级环保厅与地方政府班子利益一致而不作为，要么是环保部门因忌惮地方政府而只有监没有管。柴静谈到了这一点，但是没有多谈。

在列举了一堆用过0次的法案之后，柴静还谈到了洛杉矶的环境执法部门如何开罚单等例子来说明美国的环境监管更严格。

但这里有一个明确的区别：美国的环保部EPA 是一个权力非常大的机构，有独立的监管和执法能力，在美国也是一个很受重视的政府部门。而相比之下中国的环保部较年轻，从一出生就不受欢迎，而在早期经济发展为优先目标时，环保部的权利只能说非常有限。其在体制内部的重要性也是直到近年来才有所提高。

第二个要说的是利益绑架体制的事。石化行业的利润大家都是知道的，从柴静纪录片中提升油品时伴随而出的在价格问题上扯皮，石化行业与体制的博弈能力也可见一斑。
因此如果民众不能充分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很有可能高层没有“民意”这一张牌来与利益团体抗衡。而不幸的是，纵观历史上几个里程碑式的法案，都是在环境灾难已经发生之后才出台的，因为灾难之后的应对性法案都背负着道义的责任而一般不会受到企业的阻挠。因此，在大规模的肺癌到来之前，我不知道体制打算撼动石化行业的决心到底有多少。

沙漠游客
现居美国南部，正在翻越一座座博士山...

很多观众认为柴静将她女儿的肿瘤和雾霾联系起来的做法不科学，但我觉得这种批评本身就不公平。

这让我想起一个美国侵权法的教科书案例 Stubbs v. City of Rochester，就发生在纽约州的环保悲剧。因为市政府的疏失，罗切斯特的下水道被污染，原告 Stubbs 在水被污染期间得了热病，起诉政府索赔。但他在第一次庭审输了，因为他没办法证明水污染是他得热病的“事实上的原因”。所谓“事实上的原因”就是引发事件的特殊原因，没有这个原因事情就不会发生。
可环保问题没有办法建立起这种强因果关系。本案中的原告在事发期间没有离开过该市，该水道是他们区唯一的水源，排除了他喝非本地水的一切可能；原告所在区有大量热病案例，所住的小区多达58人得了热病；原告提供证据证明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居住环境；甚至请了证人去喝那个被污染的水，然后那人马上就得了热病......可这些证据从当时法律的角度来看远远不够。同样的，柴静的女儿得了肿瘤，原因可能千千万万，雾霾仅仅是其中一种，甚至可能还不是关联最紧密的那一种。

但我们就任由事态发展吗？就任由受害者失去救济途径吗？看似理中客的“抠逻辑”模糊了问题的本质，并让我对某些群体缺少共情能力非常无语。

如果柴静有弱点，那么她唯一的弱点是数量。在这场对雾霾的控诉中她形单影只，是一场“私人恩怨”。

而Stubbs却得到了小区58名患者中48人联名加入诉讼，才成功的通过不懈的上诉最后说服了包括纽约最高院作出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本案最初发生1910年，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有理由在法律上输掉对抗雾霾的战争吗？也许当更多家长站在柴静身后的时候，就是批评者闭嘴的那天，就是对抗雾霾胜利的那天。

三、什么样的讨论更有益处？我们如何进行公共讨论？

刘修远
前公共政策研究生，现待业闲散人员

个人觉得关于“穹顶之下”有益的讨论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传播学方面。希望有高手总结一下这次传播方面的启示，为以后的担当行动提供更多的经验和教益。

二、雾霾治理方面，即由此片继续探讨治理的方案和可行性。

个人觉得，这个片子是个“造时势”的片子，不是个“论英雄”的事情。如果能见雾霾、不见柴静可能是最好的讨论方式，也能让片子的正面作用传播的更大一些。

社会进步需要链条的不同环节齐心参与，有环境专家，也有传播推动者，不同行业侧重不同。个人能力终归有限没法面面俱到，如果能摆脱“上游指责下游逻辑不完美，下游指责上游实际不作为”的情况，齐心协力将更有助于社会重大问题的改善。

此外，想起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从“公众舆论”到“公众监督“这一渠道的缺失，会不会部分助长了网民对推动社会进步行动的负面评价？——缺少了一个”舆论倒逼政府实质性改善”的路径，由于路径不清而逐渐犬儒，由犬儒而再逐步迈入嘲讽。似乎也可以是一个有趣的观察。

王浙鑫
金融民工，现居北京

看完许多人对柴静纪录片的批评，发现他们之所以抱有浓重的敌意，是出于对于“绝对正义”概念的坚持。

正如之前大家讨论过的，这部纪录片的出台，必然是与体制相博弈、妥协的结果。而批评人士希望纪录片是真正“第三方”的，不仅要完全独立制作，如果能被相关部分围追堵截，还更能凸显出“正义性”，柴静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

因此，部分批评者出于对于体制彻底的不信任，认为合作乃是与虎谋皮，因此从根本上对该片的动机（将责任推给普通人）和导向（暗示环保部门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进行否定。

也有人对于妥协过程的非公开性抱有疑虑，因为他们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哪些原则被保留下来，哪些被删减了，而观众们处于一个被“操纵”的位置上，这是让人非常不安的。

这样的不安并非全无道理。人们当然会不满于纪录片不敢触及庞大的政治商业污染巨头而只能去欺负小商贩的结论。的确无数的小善举未必能汇聚成大善行，如果纪录片倡导的方案无法改进这个郁结的恶圈，那么每个人的努力可能起到的作用比自己期望的更小。

但反对的人们的问题在于，他们难以看到自己心中“绝对正义”实现的困难性。不与相关利益者进行妥协，第一可能无法取得足够数据资料，导致纪录片腹死胎中。第二也必然让纪录片在发布路上困难重重。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没有妥协，也许就不存在这部影片，反对派的讨论声音也会因此消失。

而摆在柴静面前的选择很少：如果以体制内的身份出现，无疑会受到更多约束，更加言不由衷；而以对抗者的身份，则不会有“出现”的机会，雾霾话题的影响力也就无从谈起。

柴静与体制博弈、妥协的过程是个黑箱，大众看不见这个黑箱，所以不信任和怀疑是自然的。这种怀疑与会督促以后其他的“柴静们”保有更多的原则。

绝对的正义虽不可欲，相对正义却是可求的。专业人士仍然可以指出纪录片的分析内容是否真实可靠，纪录片在传播学上的价值也让反对者对体制的诘问更多地浮上了水面。

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沉默和行动之间，还是行动——哪怕是束缚了手脚的行动，更给人以希望。

王韬
康奈尔大学研究生，网名清木远

大致看完了，几点感受。

1.我觉得柴静压根没把它当成严格意义上的新闻作品，她在演讲中把自己称为“曾经的记者”，这体现出自我身份的转变。这次更像是一次超越记者身份的公益传播，或许这个角色更适合她。她情感本可以更浓烈一些，个人色彩也可以更重，但事实上她做得还不错。所以针对她新闻专业主义的批评起点就错了。

2.专业技术层面的讨论和动机和价值层面的评价是两码事，在一端的人会强调事情的价值意义，只要愿望是善意的就值得尊敬，唤起情感共鸣要更重要；而在另一端的人，则觉得煽情没用，动机善意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复杂问题靠感情解决不了。我个人是前者，但不觉得两种观点一定要彼此说服。真正可悲的是在两端讨论之外的诛心之论甚至人身攻击。

3. 一个人在参与公众讨论时，是把自己的身份放在前面，先画个圈子，分个你我，还是放下成见，就事论事，体现了格局。人们习惯性地选择前一种做法，学者嘲笑记者不专业，活动家嘲笑理论家纸上谈兵。

目前的公共讨论，类似的戾气太重。我觉得社会角色有分工，要是真为了说事儿，都为了一个良善的目标，就可以坐下来好好说话。

4. 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些私心，所以拷问别人良心的事儿，意义不大。

四、《穹顶之下》的意义何在？

宿亮
通讯社驻外记者

第一，同一行业，柴静前辈新闻产品的质量、特别是制作新闻的态度的确很赞。我相信不少同行看完后不管是否有商榷之处，都希望通过类似的途径干活。

第二，我的疑问是：中国是否已经形成了一个环保利益集团，无论是环保部门、环保概念企业、NGO，还是媒体，这一环保利益集团的影响力有多大，在中国政府体制下，这样的利益集团有没有力量改变现状？

王亚秋
网民Araby，资深下流社会人士

关于那些人生攻击柴静的人：haters gonna hate, 各个国家都有，没办法。

我本着为了争论而争论的精神，说一个dissenting opinion 吧：

我上个月去听讲座，《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 Larry Diamond 有点懊恼地说：“不要总琢磨着美国能怎么改变世界，现实就这样，美国对他国的民主转型基本没影响。”

因为柴静的视频引起的一次中产的网络大讨论、一次中产的环保意识大提升、一次中产的灵魂大觉醒，但是在给定的政治环境下，我感觉其实对改变当下的困境意义都不大（当然，在长远来说是有意义的，比如促进公共意识、公民意识等）。

不说柴的视频真的能激发多少人去实践她倡导的行为，就算真的去实践了，我们又会再一次直面残酷的现实，比如举报污染企业，是否更多的是导致了企业要多向环保局进贡了呢？当我们普通老百姓一次又一次，独自或者一起，去寻求自救的方式的时候，常常会被迎面而来的制度现实打得个落花流水。

当然，我不是提倡现实意义不大的事情就不应该去做了，尽自己所能，做一个正直的人、说诚实的话，在这点上，柴静比她的hater们加起来都高不知道多少倍。我所不赞同的是那种“你光明，中国就不黑暗”的幻觉，和由网络议题的火热度而感到的 false sense of empowerment (虚假的赋权感)。

洪浩
宾州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生

1）印象里，雾霾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已经好几年了。科普文章很热门，网友调侃天天见，空气净化器卖的很火。但柴静纪录片掀起的大规模讨论，还是第一次见到。纪录片本身的质量，柴静积累的人脉与公共形象，新生女儿得癌症之令人同情，都是原因。但柴静片子的传播效应，关键还在于官方的许可甚至推广（当然这可以讨论）。

我觉得亚秋所说的“去除幻觉”很有道理。今天允许讨论雾霾了，要利用好这个机会，尽可能争取权益。但也不要指望这样的传播模式能轻易被模仿。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但并非是你想要妥协，就能妥协。

2）想促进集体行动，除了要让更多人知道“该做点什么不可了”，还要让他们同时知道，“别人也知道该做点什么不可了“。公共讨论的规模和深度，与集体行动间是非线性的关系。柴静纪录片确如许多人说的，在环保运动上有里程碑的意义。

编辑：张潇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