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比较:关于中国人一盘散沙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中国人一盘散沙”，今天的很多中国人似乎对此也非常认同。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精神层面、和客观的社会结构层面分开来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清晰地发现问题的本质及其产生的根源。同时，为了更容易看清问题，我们拿与中国在历史文化上比较接近的日本作为对比。例如、有的人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人一盘散沙的根源。对此我并不认同，只要对比日本就能够很容易地看清这个问题。因为儒家思想同样是日本的基础思想，是江户幕府时期的官方思想。甚至连被认为是地道日本原创的武士道思想，也是源于儒家的“德目”。武士道理论的祖师山鹿素行最初就是林罗山下面一个朱子学派。这说明了儒家思想并没有将日本变得一盘散沙，而是相反。事实上来自中国的儒家思想极大地提高了日本人的社会性和组织性。
首先我们简单地讨论一下精神层面。我并不认为中国人在精神层面上真的是一盘散沙，如果是的话，中华文明恐怕将难以延续数千年而仍旧屹立于东方。我们知道唐人街遍布于世界各地，这大概是因为这些身处海外的中国人，即使生活在异国他乡，也仍然希望保持自己的民族性。据《日本史》记载，在日本的江户幕府时期，也有不少日本商人在东南亚生活，但自从江户幕府实行了严格的锁国政策，这些海外日本人断绝了与本国的联系以后，就慢慢被东南亚当地人同化而消失了。这一事实说明的是日本人在精神层面上绝对不比中国人团结，其民族自豪感也要弱的多。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来自于历史和文化，来自于悠久而博大的文化和汉唐盛世。中国人的确有地域意识，但同时也具有强烈的中华文明意识和民族意识。在精神层面上认为中国人一盘散沙是不客观的。
不过，孙中山先生说的不错，中国人的确是一盘散沙。但是，这是在客观的社会结构层面。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的结尾总论部分指出“中国社会早已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所以在这个社会里的一切力量都平铺散漫，很难得运用。因其是平铺的，散漫的，因此也无组织，不凝固”。同时又指出“既说是一盘散沙，就证明其非封建”。
那么，是谁使得中国社会变得一盘散沙呢？他们又是运用了什么样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呢？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希望巩固中央集权的皇帝们。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通过科举制度从根本上削弱了地方政府。自秦汉实现了国家统一以来，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制度破灭，封建诸侯国的君主们走下了历史舞台。皇帝们的最大政治课题便是如何破除地方封建势力、削弱地方政府，如何更有效地实现中央集权，以防止产生内部竞争者。隋唐实行的科举制度，以个人文化水平作为评价标准，这有效地削弱了地方的豪门大户和封建势力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有效的加强了中央集权。经过历朝历代皇帝们的不断努力，中国社会最终变成了一个平铺的、散漫的社会。地方的统治机构也不断的被削弱，地方在无力对抗中央的同时，也无力抵御外侮，因为地方的统治机构没有能力有效地动员和调动民众。这一恶果在北宋和明朝首都沦陷以后表现地特别明显，中国历史上的两个全国性少数民族政权的出现，也都是在科举制得到广泛运用以后，我们不能无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开始进入中央集权制社会，在此之前，是一个军阀割据的封建社会。推动明治维新的势力以西部的萨摩和长洲两藩为中心，并在此后控制把持了军部。同时期的清王朝，由于没有强有力的地方统治机构和封建势力，即使清政府对外屡战屡败，不断丧权辱国，却仍然可以苟延残喘。萨摩、长洲两藩在日本明治维新中的作用证明了地方封建势力在拯救民族危亡时期的关键作用。其实，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对封建制度的正面作用已经早有评价。《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顾炎武希望武装排满，但是他感觉社会没有可以凭借的力量。他曾经到过山西的一个裴姓村庄，村里人的祖先做过唐朝的几任宰相，直到明末仍然是几百几千家聚族而居。顾炎武看到这样的村庄，认为社会要封建才有力量。外敌来了，纵使中央政府垮台，社会还有力量可以起来反抗。
封建式的地方政权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地方统治集团的个体之间有牢固的纽带、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具有更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而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员，他们所组成的地方统治机构，相互之间并无牢固纽带，是一种纯粹的工作关系。而且官僚个人之间具有相互竞争的关系，即使是所谓派系，其组成也是不稳定的和动态的。加上皇帝们有意的削弱地方权限，增加地方政府的层数，地方政府更是不断地被器官化了。脱离了国家这个身体，地方政府这个器官是不能独立存活的，更谈何反抗。当然不能反抗中央，也没有能力反抗外敌入侵。
一个国家的制度、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对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格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把一个国家比喻为一个人，中国就是一个文人，日本就是一个武人。因为中国从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而日本一直是一个军阀割据的封建社会。自隋唐实行科举开始，到了晚唐时期，门第就已经消亡殆尽了，这一制度固然有益于消灭地方封建势力，巩固中央集权，防止内乱发生，维护社会安定。但是其对中国国民性格的形成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他人，崇拜权力。读书的文人被社会所模仿崇拜，慢慢地社会也就逐渐文人化了。所以到了今天那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仍然为人们所接受。所以日本可以搞军国主义，中国就搞不了。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中下级军官、甚至军校的学生们都纷纷组党结社，试图吞并朝鲜、对外扩张，试图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改造国家和社会。这些年轻军人通过暗杀等暴力手段从肉体上消灭反对者和不合作者、制造恐怖气氛。军人们最终把日本引向了一条全面军国主义的道路。这是因为长期统治日本的本来就是军人，武人执政在日本有着天然的合法性，并被社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中国一千多年的文人统治和对军人的刻意压制，已经彻底消灭了武人执政在社会伦理上的合法性，而文人掌握权力被中国社会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在中国发起五四运动的是大学生。说的夸张一点：“在中国，穿着军装拍标准像的领袖，是注定要失败的”。中国人缺乏应有和必要的侵略性，正是中国人整体文人化的结果。军人的特征是强烈的等级性和侵略性、以及对纪律的绝对服从，军人的天职是服从，这一点在日本国民的身上体现的十分充分，而这正是日本人长期处于世袭军人的统治之下，社会对个人的评价方式与中国不同的必然结果。而文人的特点与军人恰恰相反，表现为是松散无纪律、缺乏服从意识、自我而傲慢、无拘无束、缺乏必要的侵略性，而且个性强烈又文人相轻，但是也有理想化、宽容博爱的一面。现在中国的许多问题、种种现象，在国民性这一本质原因上都能找到相同的病根，比如中国男足的一半病根就在于此。
在此我并不想否定科举制的时代进步性，这个制度使得更多的人有了平等获得权力的机会，社会变得更加文明进步。西方的文官制度也是起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其实，如果天下太平、社会安定，人们不被生存的恐惧所困扰，是没有刻意地“团结”到一起的现实需求的。但问题是这个制度出现的过早，科举制对于冷兵器的野蛮时代来说过于文明进步。同时，这个过早出现的制度，对我们这个民族产生了怎样的决定性影响，也是我们应该有所认识和理解的。
最后，我想围绕主题简单地谈谈日本的公司。既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同样实现了中央集权，废除了军阀封建制度。那么，是不是说现在的日本人在社会结构上同样变得平铺而散漫了呢？对此问题，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日本的公司。日本的公司（尤其是大企业）有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新卒采用（新毕业生采用，哪怕毕业了仅仅一年也不考虑录用为正式员工，全世界只有日本和韩国采用这种制度）。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在公司内部有效地建立了稳定的等级秩序，而新卒采用则保证了公司的所有新成员都从底层做起，这样可以有效的把新成员融入到已经形成的等级秩序之中。加上日本人从幼儿园开始接受的集体（服从）意识教育和训练，日本的毕业生可以迅速融入这种前后辈、上下级之间等级森严的组织之中。可以说，明治维新之前的那种以等级秩序和小团体意识为特征的封建集团，已经投影和映射到了现在的日本公司之中，特别是那些传统色彩比较鲜明的日本大会社。这可能部分因为社会惯性，部分因为社会精英的有意设计。
补充：日军数量在1930年为25万人，到了1937年发动侵华战争时大约65万人，1938年大约205万人。如此急速的征兵居然不影响日本军队的战斗力。这部分原因就在于日本国民在等级制度下，受到了军人般的服从训练。
陈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