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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圣山（续）
和野兔展开了一场智慧的较量。从布下套子，到逮住它们，并不简单。虽然套子下在它们经常出没的路径上，但野兔对人的踪迹、气味、声响均十分警觉。相对于虎豹豺狼，野兔是弱小者，可弱小者也有谋生存和自我保护的本能与技巧。警觉，对它们来说是居第一位的吧。我还是初中时在祖母老家的大山里跟大人一起玩过下套子，那个年龄，看热闹的时候居多，如今当真动起手来，不那么顺利。常常蹓了好几天，一无所获，有时连套子也找不到——那是野兔带着套子挣脱逃走了。后来我变得聪明些，尽量在下套地方不留下一点痕迹，如脚印、尿迹什么的，慢慢的，就有了收获。
但在诱捕野兔时，经常会有冲动，像原先在狼群中那样，直接追杀它们。我渴望再享原始的快感，直接把锋利的犬牙刺进它们脉搏跃动的皮肉，让喷溢的鲜血合着腾腾的热气充满齿颊。有一次，正巧有只野兔出现在前头的灌木丛里。我尝试着飞扑上去，但让它跑了。不行，腿脚还是不灵便。因此我只得暂时满足于解开脖子被套索勒紧，已僵硬冰冷的野兔尸体带回去。即使这样，蔡妮也笑话我“狼性大发”，虽然我替她节省下了鸡蛋，不必再拿到猎户那里去换野味。
可以自夸的是，我成功地劝说蔡妮放弃了吃素。我通过笔谈告诉她，肉食是人的生命力的第一保障，虽说也应当结合素食。认为肉食杀生有罪过，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难道素食就未曾杀害植物的生命？要是严格遵循不杀生的原则，人就应当自尽。我向她解释，在谋生存的范围内，杀生不是罪过。只要不是虐杀，不是滥杀，上天是允许的。上天创造万物，就是为了给人提供一个合适的生存环境，只要不去破坏这个环境，享用万物是应该的。我的雄辩，使得蔡妮种种说法，诸如鸡蛋可以吃因为没害死母鸡（她忘了一个个鸡蛋里正是一个个小生命）、野猪可以猎杀吃肉因为它祸害庄稼还会伤人（其实野兔也会祸害庄稼的）等，均不攻自破。再说原先她也不是素食主义者，出狱后为赎罪，才戒的肉食。从此她也喝起了野兔肉汤，并赞扬我做得比她好。其实也没什么绝招，不过添加了一些野葱、石蒜和野生的茴香、花椒而已。不知是恢复肉食还是持续在服汤药，蔡妮的脸色明显红润了。由于威胁过她的阴影随岁月流逝越来越淡去，她的心情也变得平静开朗，有时还会独自低声哼哼流行歌曲。
笔谈锻炼了我写作的技巧。蔡妮和我交流时很有耐心，始终静静等待着，我得以从容在纸上写出想说的一切，这样便越写越顺畅，头脑运转也越来越流利。
这段时间脑子里转得最多的，还是在老沐和他朋友那里受到启发的东西。公平点讲，或许不该否认我们的时代也有建设，不是盖了不少新房子、新大楼吗？但遗憾就在中国文化精神的缺席。建国初期照抄的是苏联的火柴盒模式，一律方方正正，住宅、商店和厂房、监狱都没丝毫区别。改革开放后又一窝风模仿西方后工业时代已抛弃的摩天大楼，钢筋水泥加玻璃砖构成的楼宇遮天蔽日，任何一个大中城市的中心区或商业区都是差不多的风景。与此同时又匆匆忙忙破旧立新。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苏州的水榭阁、广州的骑马楼……都拆了，多少有特色的民居都毁在掘土机下，让位于整齐划一的新型小区。即使有一天突然惊醒过来，准备打量一下民居建筑中的历史文化精神，也因为它们早已荡然无存，变得不再有可能。
想到这里，心头仿佛有闪电一亮，顿时明白了父亲为何以生命的代价来保护我家的故宅。那所古宅，同样是精神的寄寓体，至少是明代建筑艺术的精神，扩大了讲，即是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古宅拆了，精神就没了。如果有人对着一片废墟，或空芜的荒滩，大谈什么文化精神，那肯定是胡言乱语的虚构，最低程度也是赝品。看来父亲也是把文化精神看得比生命还贵重的人，我仿佛头一次真正认识他老人家，敬意不禁油然而生。
思想上点滴积累的收获，使我开始对大山里的隐居者刮目相看。仙娲掌在心目里，逐渐呈现出藏龙卧虎之地的胜景。藏身其中的那些翻过筋斗的人，虽说按通常标准，要算不可接触的贱民（我也同样），但因人生的独特经历与体验，其实他们对人生有更深刻的洞悉。他们可算是藏在深山人不识的怪杰高士。倍感痛苦的是，在他们面前，我还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