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言
我思故我写
孰是孰非
1961年我被派到乐山白马公社参加农村工作组。组里总共八个人，奉上级指令，春节期间所有农村工作组人员都不能返程回家，要留在农村与民同乐。实际上，春节都是家庭团圆，各家各户自己家人一起过，工作组人员不便在老乡家过年，只好齐聚公社。而公社干部们也都回自己家过年去了。只有我们组的人自己团年了。
在工作组团年座谈会上，那时物资供应紧张，工作组过年有特供，我记得有甜酥饼等等。大家做游戏，我被击鼓传花罚讲一个故事。我一时也实在想不出什么故事，就讲了一个家乡流传了千百年的关于一个穷秀才过年写春联的故事。。。说一个穷秀才穷到了潦倒的地步，要过年了，家家户户贴春联迎接新春，置办过年货物。秀才什么也没有，于是他提笔在一方纸上写了“年老“两个字贴在门上（解释一下，没办法打这两个字，一个是倒着的年字，一个是老字差最后一笔划）。很多人来看都不认识，后来一个长者忽然悟到了，说“奥，年到了，老子没一点”。我还进一步给大家说明，这是古时候，旧社会。现在不同了，我们在这里还给供应了物品和年货（当时物质供应紧张，给工作组是特供，我记得有酥饼等）。
不曾想到，文革期间，学校教研室的一位教师揭发我，说我以古讽今，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攻击社会主义。这位先生忘了我当时的解释，并且是古时候，旧社会。但那时有口难辩，我就这样被划成了未公布的“四类”（ 一类是要依靠的骨干积极分子，二类是基本可以依靠的，三类是有错误的，四类是敌我矛盾，是要打倒的对象）。后来我知道了揭发我的人，他是我当时看中还特别培养的人。我很信任他，却没有想到他反而会如此不了解我。我也没有怨恨他。文革结束后我还见过一面，他在五通桥东风电机厂工作，当了一个小官。
流放青神
1962年底，快要过元旦了，因为领导们的团结问题，把我不明不白的调去青神县，从大县，居中心地位的县，调到一个偏僻小县，当时连公路都不通。我心中想着这不就是“流放”吗！乐山县委说欢送我们几个调离的人，请我们吃饭，我拒绝了。后来又开汽车到家来找我，我躲走了。
去青神，我一家人坐一条木船沿岷江逆流而上。到达当天就通知去开会，第三天就分配我下乡去工作，根本无法安顿一起刚到这个陌生地的一家老小。
这不免让人联想到京剧“起解”中，苏三唱的“洪桐县里没好人”。老差哥问她，苏三说你是好人。我就遇上了一位不大不小的顶头上司，他就是山西人，可是他不是老差哥。在他的“照应”下，我没有轻松畅怀过一天！不知什么原因，他对我一开始就没有好脸色，感觉还有恨，不信任我却要我去干困难的工作，说因为我有能力。想方设法折腾我，收拾我。他的老婆在我部门办公室工作，我没说过一个“不”字。文革初期，他无耻地捏造诬蔑我的黑材料，想把我一棒子打死。我知道后向地委工作团总团长张有宗(当时地委副书记)反映他的阴谋，虽然后来未公开把我打成反革命，却被一直打入冷宫，背负着不清不白莫须有的污点，忍辱负重照样工作，提职提薪都没有资格。就这样把我从青年拖到老年。若干年过去了，最后结论了，宣布我是清白的，可是我也快到离休年龄了。
文化大革命，下放农场劳动
1966年开始，毛泽东发动了又一场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场大革命中，党政部门被冲击，各个机关单位职能部门瘫痪、停顿，人员集中学习。相继军队支左(支持左派)，县级由武装部接管党政机关。武装部政委成了“四个第一”，县委第一书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县军官会主任，县武装部党委第一书记，党、政、军一切大权在握，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这是武装部的专职，可是促生产他们不懂，也不知道怎么抓怎么促。于是成立了一个生产指挥部，抽调地方干部来做。我被派去抓农业生产，又跑农村各地。后来有毛泽东发表“5 .7”指示，我又属于要下放劳动锻炼的干部对象。县级机关各部门的干部很大部分都要下放劳动，以军事化编制，我和一部分县级机关干部成了一个连，下放到农场德云寺苗圃劳动锻炼，由我担任连长。德云寺在瑞丰乡民江西岸的山里。据县志记载，是宋朝诗人苏东坡读书的地方。我们住庙宇，育苗木，挖地，挑粪，干山里的活。因为住在山上，一下子来住这么多人，饮水严重不足。为了解决饮水问题，我们寻找各种解决办法。最后在10多米的山野峭壁上发现有浸水。于是请来石工，在悬崖上开出一条小沟引水入寺。石工是站在用竹子编的框里，用绳子从拴在山中的树上吊到下面的悬崖上开凿水沟的。完工验收时，谁也不敢像石工那样吊在竹筐里下到悬空的山崖中去验收，谁都怕摔死啊。我是连长，没办法只好自己上。我的妻子也和我一起下放在此，当时真的为我捏了一把汗，心也悬着空中。我是四个孩子的父亲，还有老母亲啊。万一出了事故怎么办！！
住在庙宇山上，要靠双肩，把一挑一挑的粪挑到各山间的小块地里去施肥。一挑粪有80到100斤，还要爬坡上坎，从这坐山挑到那坐山，是非常艰苦的强体力活。我是连长，要咬牙带领男同志们干。我们脱光上衣，光着膀子，汗流浃背，一天又一天。今天回想起来，这样一群机关干部，不叫他们干自己擅长的工作，而去做这种根本很难胜任的体力劳动，这种“锻炼”实在痛苦，荒唐。就这样，我们干了好几年。
在苗圃农场劳动，生活是艰苦的，体力劳动不小，可是局外人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当地的农民也不知情，以为我们是在这里来享受，来抢占他们土地。大队支部书记莫文贤还带领着一些农民，气势汹汹的到我们的住地，要来捅我们这些下放干部的“马蜂窝”，要来造我们的反。我干了多年的农村工作，态度诚恳地向他们解释和说明情况，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混乱。最后这位大队党支部书记一改来时的怒气，愧疚地支吾其词，带着一帮人离开了。以后和当地村民也再没发生过这样的事了。
一九七二年，我从农村返城，被安排到青神县中学主持工作。我被任命为代理革委会主任, 相当于校长，不过那时候校长一职已经取消。以前担任宣传部长时，和学校初中部和高中部的大部分教师都有过交往，基本都认识。来到学校，能和生龙活虎的青年学生在一起，和有知识有文化的老师们在一起，真是让我有些兴奋。我全身心的投入到学校的工作中，还带学生们下乡支农，和学生们在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劳动。虽然很忙碌，有很多事务要组织安排管理，但累着并快乐着，聊以心慰。
之后又受命到农机厂，农机局，财贸办，农贸办以及公交部负责工作，最后又调县委统战部任部长，任县政协副主席。这样，风风雨雨三十余年后，算是回复到了我1957年的职务。
一笼鸡都叫了
我没年没月地在乡下工作，不许回家回城里，职务形同虚设。参加了这个中心工作紧接着参加那个中心工作，这个运动紧接着那个运动。不开会不准返回城里。就这样我没办法照顾家庭。可我四个孩子都争气，他们的学习成绩在学校里一直个个优秀。大女儿高中毕业当知青下放农村两年，二女儿高中毕业也当知青下乡了。女孩子去农村插队，哪个家长不担心，心不是悬着的呢！迷雾笼罩，前途模糊。“四人帮”粉碎了，中国走上了健康的道路，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大女儿考取了大学。在大女儿的领头激励下，二女儿也成为了78级成都科技大学的大学生。该校当时是直属高等教育部管的节。接着大儿子考上南航，小儿子考上合肥工业大学，是二机部管的重点院校。一个小县城一对不走运的父母，孩子们通通都考上了大学，在县里轰动了，人们说我们家四个孩子全都考上大学是“一笼鸡都叫了”。
暮年回乐山
我的四个儿女相继大学毕业，分配到成都等地工作。我夫妇也年老了，在青神无依靠，请调回乐山。1985年终于获准调回乐山，分配到一个在一些人眼里无权无势无钱的单位。我知足了，年老了，快退休了，有单位接受我呢就不错了。这个单位是由财政拨款，工资照发，单位不会撤销的。就这样我一直待到离休。因为我是市政协委员，还延长到届满后才离休。
